我应友人沃尔特·哈特赖特先生的要求写以下各章。在这些章节里，我将描写某些与费尔利小姐切身利害有关的事件，那是在哈特赖特先生离开利默里奇庄园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发生的。
这里我无需声明，本人是否赞同发表一些很特殊的家庭私事，而我的叙述又构成了那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特赖特先生本人承担了这项责任，而且，从有待此后继续交代的一些情况中可以看出，如果他本人愿意的话，他确实具有充分的权力这样做。向读者叙述事情经过时，他采取的办法是：要用最真实和生动的语言来描写，并且要顺着事情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依次由那些直接的当事人来叙述。正是出于这种安排的需要，所以我在这里以叙事人的身份出现。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来坎伯兰的那段时期里，我不但在场，而且亲自参与了他在费尔利先生庄园里小住时发生的那件重要的事。因此，我有责任为那一系列事添补一些新的环节，并且就从哈特赖特先生暂时辍笔的那个地方把那一系列事件接着叙述下去。
我于十一月二日星期五到达利默里奇庄园。
我那次去的目的，是要在费尔利先生府上恭候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光临。如果爵士来后可以商定他和费尔利小姐的婚期，我就要将必需的指示带往伦敦，订立婚后女方的财产契约。
星期五那天我没能见到费尔利先生。多年来他一直是，或者自以为是病魔缠身，那天他又感不适，不能接见我。在他的家人中，我首先见到的是哈尔科姆小姐。她在门口迎接我，还把我介绍给已经在利默里奇庄园待了一个时期的哈特赖特先生。
后来，直到那天晚餐时刻，我才见到费尔利小姐。她气色不大好，我看了为她很难过，她是一位亲切可爱的姑娘，像她高贵的母亲生前那样对周围的人都那么殷勤和蔼，但是，谈到面貌，她却像她父亲。费尔利太太是黑头发黑眼睛，我一看见她大女儿哈尔科姆小姐就想起了她。那天晚上费尔利小姐为我们演奏了钢琴，但是我觉得她弹得没有往常好。我们只打了三盘惠斯特，那样玩牌简直对不起那种高尚的牌戏。我和哈特赖特先生初见面时，他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但是不久我就发现，他在社交方面也不乏他的同龄人所具有的缺点。有三件事是现代青年人不在行的。他们不会喝酒，他们不会打惠斯特，他们不会招待小姐。哈特赖特先生在这几方面也不例外。但是，在其他方面，即便是初交不久，我也认为他是一位谦虚谨慎、具有绅士风度的年轻人。
星期五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里我不再谈那天引起我注意的更为严重的事，即：费尔利小姐如何收到了匿名信，我获悉这件事后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我如何相信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会立刻作出一切必要的说明，等等。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已经在前面详细交代了。
星期六，我还没下楼用早餐，哈特赖特先生已经走了。费尔利小姐整天没出房门，哈尔科姆小姐也显得无精打采。这家人已经不像菲利普·费尔利先生和夫人在世时的光景了。上午我独自散了一会儿步，重访了三十多年前我为了处理这家的事务而待在利默里奇庄园时初次看到的一些地方。它们也都景物全非了。
下午两点，费尔利先生传话，说他精神恢复了一些，可以见我了。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以来，他倒没有变样。他的谈话仍和往常一样：老是提到他本人和他的病痛、他那些珍贵无比的钱币、那些精美绝伦的镂版画。只要我一提到那次去他家办理的事，他就闭起眼睛，说我“打搅了”他。我三番五次地提到那件事，执意地要打搅他。我从他口中所能知道的是：他认为他侄女的婚事已成定局，她父亲已经答应，她本人也答应了，这是一门很美满的亲事，他只期望能早些办完婚礼中的那些琐事。至于财产契约，那我只需和他侄女商量，然后充分了解一下他的家事，把一切细节安排妥当；作为监护人，他对这件事只需到了适当的时候说一句“可以”就行了——不用说，他对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的。现在我不是看到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病得这样可怜吗？难道，我以为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人家去折磨他吗？不可能啊。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再去折磨他呢？
如果我对这家人的底细还了解得不够清楚，没考虑到费尔利先生是一个独身汉，他只是在生前享受利默里奇庄园的财产权，那么，作为监护人，他这种异乎寻常的漠不关心态度也许会使我感到有些诧异。然而，由于已经了解以上的一切，所以，这次会见他后，我既不感到惊奇，也不感到失望。费尔利先生这种态度是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有关他的事情谈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
星期日，不论在室内还是户外，我都感到很沉闷。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律师给我的复信寄到了，信上说他已经收到那封匿名信的抄本和我附上的说明。下午费尔利小姐和我们在一起，她面色苍白，精神委靡，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我和她谈了几句话，试着委婉地提到珀西瓦尔爵士。她听了也不说什么。我谈到别的事，她都乐意接口，但就是不提这方面的事。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她有了悔婚之意呢——像一些小姐们那样事后反悔，然而已经为时过晚。
星期一，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到了。
讲到仪表和风度，我觉得他十分招人喜欢。他比我原先想象的要显得更老一些，他前额上边的头发已经脱落，脸显得有些憔悴，起了皱纹，但是他那灵活的举动和饱满的精神仍像年轻人一样。他会见哈尔科姆小姐的时候，态度诚恳动人，毫无做作姿态，而经过介绍，和我会见时，他也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以我们两人一见如故。他到达的时候，费尔利小姐没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后来，过了大约十分钟，她走进了屋子。珀西瓦尔爵士站起来，落落大方地和她行了见面礼。他注意到小姐的气色变得更加难看，就明显地露出关心的神情，在温柔体贴中那样透出敬重。口气和态度又是那样谦虚柔顺，处处可以看出他是受过高尚的教养，并且是明白事理的。我觉得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费尔利小姐当着他的面仍旧举动拘束，很不自在，后来一有机会就抽身走了。对于她这样接待来客和突然离开众人，珀西瓦尔爵士并未加以注意。她在那里的时候，他从不很冒失地注视她，她走了以后，他也绝口不向哈尔科姆小姐提起这事，以免使她感到为难。我在利默里奇庄园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但这一次，还有好几次，在应酬和礼数上，他都从来没有不够检点的地方。
费尔利小姐一离开屋子，珀西瓦尔爵士还没等我们为了谈匿名信一事而感到为难，便自动地提到了这件事。他从汉普郡出发，途中曾经在伦敦停留，访问了他的律师，看到我寄去的文件，所以，一到了坎伯兰，他就要尽快和最详细地把这件事向我们解释清楚。我听他这样说时，就把留下来准备让他亲自过目的那封原信交给他。他向我道了谢，认为不必再去看那信，说他已经看过它的抄本，尽可以把原信留给我们。
紧接下去的那一席话，正像我早已预料到的，他说得既简单明了又令人满意。他告诉我们，凯瑟里克太太曾经多年忠心耿耿为他的家族和他本人服务，因此他多少负有照顾她的责任。凯瑟里克太太有两件不幸的事，一是出嫁后遭到丈夫遗弃，二是只生了一个女儿，而那女儿从小就神经不健全。虽然她婚后搬到汉普郡离珀西瓦尔爵士的庄园很远的地方去住，但是他仍旧设法与她保持联系，因为他不但顾念她过去的辛劳，更佩服她在逆境中表现的耐心与勇气，因此倍加同情这个可怜的妇人。一年年过去，她那不幸的女儿的精神病越来越严重，最后非进行适当的医疗不可了。凯瑟里克太太本人也看出了这种必要，然而她又抱有一般要体面的人的那种成见，不愿像孤苦无依的人那样把她的孩子送进公立疯人院。珀西瓦尔爵士尊重这种带有偏见的想法，有如他尊重任何阶层的人认为独立是最有骨气的想法。于是，为了决意报答凯瑟里克太太早年服侍他和他家人的情意，情愿支付她女儿进一所可靠的私立疯人院所需的费用。后来，做母亲的表示歉意，他本人也感到难堪，原来这个不幸的女孩子发觉禁闭她的事也有他这位见义勇为的人参与，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和猜疑。而由于那种仇恨和猜疑——在疯人院里她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然就导致她逃走后写那封匿名信。如果哈尔科姆小姐或者吉尔摩先生回忆了信里的内容，不能同意以上的解释，或者还要掌握更多有关疯人院的资料（如，他所提到的那所疯人院的地址，以及为病人开入院证明的那两位医生的姓名住址等），那他可以答复任何问题，解释任何疑点。他已经尽了他本人对那个不幸的年轻女人应尽的责任，已经嘱咐他的律师，要不惜一切费用把她找到，再送她去就医，现在他更要以同样坦白和爽直的方式，尽他本人对费尔利小姐和她家族应尽的责任。
我第一个答复他的话。我明白自己应做的事。法律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可以驳斥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形式作出的声明。如果听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本人的解释，我在职务上需要向他进行控诉，我当然可以这样做。然而，我的责任并不限于这方面，我的职责纯属司法性质。我必须分析我们刚听到的解释，同时考虑到提供解释的这位绅士的声望，然后作出公平的判断：从珀西瓦尔爵士说明的情况看来，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吗？我个人认为他的行为显然是正当的，因此我声明：在我看来，他的解释确是令人满意的。
哈尔科姆小姐不放心地朝我望了一眼，也说了几句大意与此相同的话，但是她显出一些迟疑的神情，而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应当有这种表示。我不能肯定珀西瓦尔爵士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猜想他是注意到了，因为，虽然现在已经可以丢开这个问题，但是他却特意重新提起了它。
“如果有关这件不愉快的事我只需要向吉尔摩先生解释清楚，”他说，“那我就认为再没有必要去提它了。我可以希望，作为一位绅士，吉尔摩先生是会相信我的，而既然他已经相信了我，那我们俩也就可以结束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了。但是，对一位女士来说，我所处的地位又有所不同。虽然我对其他的人都不需要，但对她却需要提供证明来证实我的话。您本人不会向我索取证明，哈尔科姆小姐，所以我有责任要向您，更要向费尔利小姐提供证明。我是否可以请您立刻写封信给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母亲，凯瑟里克太太，让她证明我刚才向您所作的解释可是真实的吗？”
我看到哈尔科姆小姐脸红了，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珀西瓦尔爵士的建议，尽管措词十分委婉，但她听得出来，正和我听得出来一样，是针对一两分钟前她无意中流露出的迟疑神情而提出的。
“我希望，珀西瓦尔爵士，您总不会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不信任您吧，”她抢着说。
“当然不会，哈尔科姆小姐。我之所以这样建议，只是为了要表示对您的重视。您能不能原谅我固执，如果我十分坚持？”
他一面说一面走近书桌，拉过了一张椅子，打开了文具盒。
“为了照顾我，我请您写这封信，”他说。“它只要费您几分钟时间。您只要向凯瑟里克太太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送她女儿进疯人院的事，她是否知道，是否得到她的同意？第二：我那样参与这件事，她是否应当为此对我表示感谢？对这件不愉快的事，吉尔摩先生已经安心，您已经安心——现在，请写了这封信，也好让我安心。”
“我本来是不愿意写的，珀西瓦尔爵士，但既然您这样要求，那我只好遵命了。”
哈尔科姆小姐说完了这句话，站起身来，向书桌走过去。珀西瓦尔爵士谢了她，递给她一枝笔，然后走到火炉跟前。费尔利小姐的意大利种小猎犬正趴在毯子上。珀西瓦尔爵士伸出手去，亲切地唤那条狗。
“过来，尼娜，”他说，“咱们是老相识，对吗？”
这小畜生也像一般备受宠爱的小狗那样，又胆怯又凶狠，这时突然抬起头来向他望了望，躲开了他伸出的手，哀鸣了几声，哆嗦了一下，就藏到一张沙发底下去了。一条狗怎样接待他本来是一桩小事，未必会使他感到不快，然而我注意到，他竟很突然地走到窗口去了。也许他的脾气有时容易激动。即使如此，我也能谅解他。我有时也容易激动啊。
哈尔科姆小姐写那封信没花很长时间。信一写好，她就从书桌跟前站起来，把展开着的信递给珀西瓦尔爵士。他向她鞠了一躬，接过了信，也不去看内容，立即把它叠起来封好，写上姓名住址，一声不响地递还给她。我从未见过有谁曾将一件事做得比这更为大方得体。
“您一定要我寄出这封信吗，珀西瓦尔爵士？”哈尔科姆小姐问。
“我请您把它寄出去，”他回答，“现在，既然已经把信写好封好了，那就请允许我最后再提一两个信里讲的那个不幸的女人的问题。我看过吉尔摩先生寄给我律师的通知，描写了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了写匿名信的人。但是，还有几件事通知中没提到。安妮·凯瑟里克会见了费尔利小姐吗？”
“当然没有会见，”
“她会见了您吗？”
“没有会见。”
“那么，只有一位哈特赖特先生偶然在这里附近的墓地里遇到了她，此外她没有会见府上的任何人吗？”
“没有会见任何人。”
“我想哈特赖特先生是利默里奇庄园聘请的一位图画教师吧？他是水彩画学会会员吗？”
“我想是的，”哈尔科姆小姐回答。
他沉默了一下，好像是在考虑最后的一句回答，然后接下去说：“安妮·凯瑟里克来到这一带，您知道她住在哪里吗？”
“知道。住在荒原上一个叫托德家角的农庄上。”
“一定要找到这个可怜的女人，这是我们大家对她应负的责任，”珀西瓦尔爵士继续说，“她可能在托德家角说过一些什么话，我们可以根据那些线索找到她。我一有空就要到那儿去打听。暂时我还没有机会和费尔利小姐谈这件不愉快的事，可否请您，哈尔科姆小姐，劳驾把必要的细节向她说明，当然，那要等您收到了这封信的答复以后。”
哈尔科姆小姐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向她道了谢，然后很和气地点了点头，向我们告辞，准备回到他自己屋子里去。他刚开门，那凶狠的猎狗就从沙发底下伸出它的尖嘴，向他又是叫又是做出要咬的样子。
“瞧，整整忙了一个上午，哈尔科姆小姐，”刚剩下我们两人时我就说。“这件叫人烦心的事总算顺利地结束了。”
“是呀，”她回答说，“一点不错。我很高兴您不必再为这件事费心了。”
“我不必再费心！不用说，手里有了这封信，您也可以放心了吧？”
“是呀，这还能不放心吗？我知道那种事是不可能的，”她接下去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像是在对我说话，“可是，我甚至希望沃尔特·哈特赖特在这儿再待一阵，解释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在场，可以听到人家怎样要求我写这封信。”
我听到最后这几句话，感到有些惊讶——也许还有些恼火。
“有关那封信的事，哈特赖特先生确实出了很大的力，”我说，“总的说来，我应当承认他对这件事处理得非常细致小心。但是，我完全不明白，如果他在这里，珀西瓦尔的解释对你我思想上所起的作用又怎样会受到他的影响。”
“我这只是在想象罢了，”她神思恍惚地说，“这件事不必再去谈了，吉尔摩先生。您的经验应当是，而且实际上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指导。”
我根本不喜欢她这样明显地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我。如果说这话的是费尔利先生，那我不会感到惊奇。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意志坚决、头脑清晰的哈尔科姆小姐竟然也会闪烁其词，避免发表自己的意见。
“如果您觉得还有什么疑点，”我说，“为什么不马上说给我听呢？老实告诉我：您有什么怀疑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根据吗？”
“根本没有。”
“您认为，在他的解释里有什么难以相信，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吗？”
“他已经向我提供了事实的证明，我怎么还能这样说呢？谈到为他作证，吉尔摩先生，能有比那个女人的母亲提出的证明更为可靠的吗？”
“再没有更为可靠的了。如果答复您调查的回信令人满意，我本人也看不出，珀西瓦尔爵士的朋友还能要求他再提出什么证明。”
“那么咱们就把这封信发了吧，”她说时站起身，准备走出去，“在没收到复信之前，咱们就别再提这件事了。刚才我那样迟疑，您根本不必介意。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我近来为劳娜的事过于焦虑了——我们哪怕是最坚强的人，吉尔摩先生，焦虑的时候也会心神不定啊。”
她突然离开了我；说最后几句话时，她那一向坚定的口气变得吞吞吐吐了。瞧她生性这样灵敏刚强而又热情，现在，一般庸俗肤浅的人当中，千万个里也挑不出一个像她这样的妇女啊。她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在她长大成人的岁月中，在不止一次重大的家庭事件中，我见她都经受得起考验；由于长期以来的经验，所以在上述的情况下我才会注意到她所表现的那种迟疑神情，如果换了另一个妇女，我就肯定不会介意了。我原来认为根本不必对这件事抱有疑虑，更不必为它感到不安，然而她现在却使我开始怀有疑虑，感到有些不安了。年轻的时候，我会因为自己这样莫名其妙地心烦意乱而恼恨和责怪自己。现在，上了岁数了，懂得更多了，所以我抱着超然物外的态度走出去，要在散步中淡忘了这件事。
晚餐时，我们大家又聚在一起了。
珀西瓦尔爵士兴致极好，我几乎认不出，他就是今天早晨见面时在从容文雅、通情达理的举止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人。只有从他对待费尔利小姐的一举一动中，我可以不时地、一再地觉察出他早先的一些神态。费尔利小姐只要看他一眼，或者对他说一句话，他那响亮笑声就静止了，他那娓娓动听的谈话就中断了，这时候他不去注意餐桌上的其他人，而是立刻注意着她了。他虽然不公开地逗她谈话，但是一有机会就要引着她在无意中说出一句什么，然后，并不像卤莽坦率的人那样想到了什么就向她直说，而是要等到最适当的时候才把要说的话向她说出。我感到奇怪的是，费尔利小姐好像觉察出他是在献殷勤，但并不为他的殷勤所动。他朝她看望或者对她说话时，她常常显得那么慌乱，始终不对他表示好感。地位、家财、高尚的教养、轩昂的仪表、绅士的敬意、爱人的深情：他带着这一切前来拜倒在她足下，然而，至少从外表上看来，他只是枉费了心机。
第二天，星期二，珀西瓦尔爵士（由一名仆人领路）一早就去托德家角。据我后来了解，他并未打听出任何消息。回来后，他会见了费尔利先生，下午和哈尔科姆小姐一起骑马出去。此外没有其他值得叙述的事。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度过。珀西瓦尔爵士仍旧是那样，费尔利小姐也仍旧是那样。
星期三发生了一件事，邮件来了，凯瑟里克太太的复信到了。我把它抄录了一份，现在仍保存着，不妨公布于此。信里写的是：女士：尊函敬悉，承探询我女安妮入院受医疗监护一事我是否知晓并经我同意，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协助办理此事，我是否感谢其一番盛情。现专函奉复，我对以上问题的答复俱系肯定的。
简·安妮·凯瑟里克谨启
信写得简短、明确、扼要；妇女写这样的信，在格式上很像是一封商业信，但内容清楚，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解释是一份最好不过的证明。我的看法是这样，而哈尔科姆小姐的看法，除了有几点小小的保留意见外，也是这样。珀西瓦尔爵士见到这封信，好像并未对那简短明确的措词感到奇怪。他告诉我们，凯瑟里克太太为人沉默寡言，思路清晰，是一个性子爽直、遇事讲求实际的妇女，她写出的信和她说出的话一样，都是那么简短明确。
现在既然已经收到复信，下一步必需办的事就是让费尔利小姐知道珀西瓦尔爵士所作的解释。哈尔科姆小姐承担了这项任务，她已经离开屋子去看她妹妹，但突然又回来了，当时我正靠在一张安乐椅里看报，她在我身边坐下了。珀西瓦尔爵士刚到马房里去看马，房里只有我们两人。
“大概，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经认真地做了吧？”她说时手里折弄着凯瑟里克太太的信。
“如果我们是珀西瓦尔爵士的朋友，都了解和信任他，那么，我们岂但已经做了一切，而且已经做了多于一切需要的，”我回答，对她又表现出顾虑重重的神情感到有点烦恼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仇人，怀疑他——”
“这可是绝对没有的事，”她打断了我的话，“我们都是珀西瓦尔爵士的朋友，再说，如果考虑到他的宽宏大量理应受到尊敬，那我还应当是珀西瓦尔爵士的崇拜者哩。您知道，他昨天会见了费尔利先生，后来和我一起出去了。”
“是呀。我看见你们一起骑马出去了。”
“我们骑马出去，先谈到安妮·凯瑟里克的事，再谈到哈特赖特先生怎样在很离奇古怪的情况下遇到了她。但是，我们很快就丢开了这件事，接着珀西瓦尔爵士就用极其豁达的口气谈到他和劳娜的婚约。他说，他注意到劳娜的情绪不好，在没听到其他的解释之前，他猜想这次对他的态度改变是那件事引起的。但是，万一这种改变具有其他更为严重的原因，那么他就要请费尔利先生或者我不要勉强她改变自己的意思。如果是那种情形，那他只要求她最后回忆一下：他们俩的亲事是在什么情况下议定的，从他求婚起直到现在这段时期里他在各方面的表现如何。如果考虑了这两点以后，她确实要他打消和她府上攀亲的妄想——并且亲口向他说明这一切——那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作出自我牺牲，完全可以让她解除婚约。”
“没有人能说得比这更完全了，哈尔科姆小姐。根据我的经验，很少人在他的情况下会说得这样周到。”
她听完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带着一副痛苦和为难的奇怪神情看了看我。
“我不怪罪任何人，也不怀疑任何事，”她突然说，“但是，我不能够，也不情愿承担劝说劳娜勉强迁就这门亲事的责任。”
“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就是要求您不要这样做嘛，”我感到诧异了，“他要求您不要去勉强她改变自己的意思。”
“如果让我把他这些话转达给劳娜，那他就是在间接地迫使我勉强她改变自己的意思。”
“这怎么可能呢？”
“想一想您所知道的劳娜是个什么样的人吧，吉尔摩先生。如果我叫她回忆她的亲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定的，那我一下子就触动了她两种最强烈的感情：她怎样爱慕和怀念她父亲，她怎样重视恪守信用。您知道，她是从不悔约的；您知道，给她订这门亲事的时候，她父亲刚染重病，他在病榻上满怀希望，高兴地谈到她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亲事。”
应当说，她对这件事的看法使我感到有些惊奇。
“您这话的意思总不会指的是，”我说，“珀西瓦尔爵士昨天向您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估计到您刚才提到的后果吧？”
还没等到开口，她那爽直和大胆的表情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如果我疑心到一个人那样卑鄙，您以为我还会和他在一起待上一分钟吗？”她气冲冲地问。
我喜欢她那样毫不虚伪地向我发火。干我这一行的，看到很多的是心里怀恨的人，看到很少的才是当面发火的人。
“如果那样的话，”我说，“恕我向您引用一句我们的法律成语：您这是‘不依据判例判决’呀。不论结果如何，珀西瓦尔爵士总有权利指望：令妹要求退婚之前，她应当从每一个适当的角度仔细考虑她的婚约。如果是那封倒霉的信使得她对他发生了误解，那么您应当立刻告诉她，就说，在我们看来，事实已经证明他是清白的。除此以外，她对他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呢？她有什么理由可以改变初衷，和两年多以前她实际上就已经许配了的丈夫解除婚约呢？”
“根据常识，用法律的眼光看问题，吉尔摩先生，那也许是毫无理由的。如果她仍旧有顾虑，如果我仍旧有顾虑，您尽可以把我们的奇怪举动都看作是任性胡闹好了，就让我们尽量忍受委屈，背上这个罪名吧。”
这几句话一说完，她突然站起来走了。如果你向一位聪明的妇女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而她却闪烁其词地回避，这百分之九十九说明了她是隐藏着一件什么心事。我又去看报纸，同时非常怀疑哈尔科姆小姐和费尔利小姐两人有一件不能让珀西瓦尔爵士和我知道的秘密。我认为这情形对我们两人是不利的，尤其对珀西瓦尔爵士是不利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又见到哈尔科姆小姐，她说话的那种口气和态度终于证实了我所怀疑的事，说得更正确些，证实了我所相信的事。她用几句简短和隐晦得叫人听了怀疑的话告诉我她和她妹妹谈话的结果。从她的话中可以知道，她向费尔利小姐说明那封信的时候，费尔利小姐只是静静地听着，但是，接着告诉她珀西瓦尔爵士这次来利默里奇庄园是为了要她选定结婚日期，她就要求慢一步谈这件事。如果珀西瓦尔爵士答应暂时从缓，那她一定在年内给他一个最后的答复。她要求推延日期时显得十分焦急和激动，哈尔科姆小姐只好答应下来，并且说，如果需要，她将尽力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由于费尔利小姐竭力要求，有关结婚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
这样提出的纯属暂时性的安排，也许对这位小姐很方便，但是却使叙述这故事的人大伤脑筋。我在那天早晨的邮件中收到了我合伙人的一封信，必须赶第二天下午的火车回伦敦。很可能我年内再没有机会到利默里奇庄园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费尔利小姐最后决定信守她的婚约，那么，在给她订立财产契约之前，我就绝对无法亲自和她交谈，而只好采取通信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但这类问题一向又是需要当面商量的。我当时没提到这方面的困难，首先要去和珀西瓦尔爵士商量要求延缓的事。真不愧为一位礼貌周到的绅士，他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哈尔科姆小姐通知我这件事时，我对她说，在离开利默里奇庄园之前，我必须和她妹妹谈一谈，于是作了安排，由我第二天早晨到费尔利小姐的起居室里去见她。当天她没下楼用午餐，晚上也没和我们见面。她推说身体不适，我看出珀西瓦尔爵士听了有点儿不高兴，这也难怪他啊。
第二天早晨，刚用完早餐，我就到楼上费尔利小姐的起居室去。瞧这可怜的姑娘，虽然面色仍旧那么苍白愁郁，但是见了我却立刻怪惹人怜爱地走上前来迎接，我刚才上楼时一路打算怎样教训她几句，怪她不该遇事任性、没有决断，可是现在我那些话都说不出口了。我把她领到她刚从那儿站起的椅子跟前，然后在她对面坐下了。她那条宠爱的凶狠的猎犬也在屋子里，我满以为它见了我也会吠叫着要咬我。可是说也奇怪，我刚坐下，这喜怒无常的小畜生竟出人意料地蹿到我膝间，亲热地把它的尖嘴伸到我手上。
“您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亲爱的，常常坐在我的膝上，”我说，“瞧，现在您的小狗好像一心要占据您空出的位子了。那张漂亮的画儿是您画的吗？”
我指了指她身旁桌上的小画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她明明是在看它。展开着的一页上很精致地贴了一小幅水彩风景画。我因为看到了那幅画，所以才会想到这样问她，这只是我随便问的一句闲话。我怎能一开口就谈正经事呢？
“不是的，”她说，很窘促地把眼光从画上移开了，“那不是我画的。”
记得她小时候就有一种不停地活动她的手指的习惯，每逢人家和她谈话，她老是抚弄着一件随手碰到的东西。这一回手指无意中碰到了那本画册，她就茫然无主地抚摸着那一小幅水彩画的边儿。她的神情显得更忧郁了。她不去看那幅画，也不看我。她的眼光不安地从屋子里这一件东西上转到那一件东西上，那神情明明是在猜测我去找她谈话的目的。看到这情形，我认为最好还是尽量少拖时间，应当立刻谈到正题上。
“我这次见您，亲爱的，一来是为了要向您告别，”我开始说。“我今天就要回伦敦，临走前要跟您谈几句有关您的事情。”
“真不愿意让您走，吉尔摩先生，”她说时亲切地望着我。“您到这儿来，大家又像在过从前的快乐日子。”
“我希望能再到这儿来，重温那些愉快的回忆，”我接下去说，“但是，将来的事没准，我必须趁现在有机会和您谈一谈。我是府上的老律师，也是老朋友，如果我提到您可能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结婚的事，我相信您总不会见怪吧。”
她突然把一只手从小画上缩回去，仿佛它变热了，烫痛了她。她的手指在膝间神经质地扭在一起，她的眼光又低垂下去，她脸上露出一副局促不安，几乎类似痛苦的神情。
“是绝对需要谈我结婚的事吗？”她低声问。
“这件事需要谈一谈，”我回答，“但是并不需要详细地谈。咱们只要谈这一点：您可能结婚，也可能不结婚。如果结婚的话，我必须事先为订立您的财产所有权契约作好准备，而要做好准备，照规矩必须先和您商量。也许我只能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您的意思。所以，现在就让咱们假定您要结婚，然后让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您：现在您是怎样一个身份，将来，按照您的意思，又将是怎样一个身份。”
我向她说明了订立婚后财产所有权契约的目的，然后如实地告诉她将来的情况——首先，她成年后将是怎样；其次，她叔父去世后又将是怎样——特别分清了她只能在生前享用的那笔财产，以及她有权处理的那笔财产。她留心地听着，脸上仍旧是那副局促不安的表情，双手仍旧神经质地在膝间扭在一起。
“那么，”我最后说，“现在请告诉我，在咱们刚才假定的情况下，您是不是想要我替您定出什么条件——当然罗，那还要经过您叔父的同意，因为您现在还没成年。”
她在椅子上心神不定地移动了一阵，突然很急切地直视着我。
“如果真是照那样办了，”她微弱无力地说，“如果我——”
“如果您结了婚，”我替她接下去说。
“可别叫他把我和玛丽安拆散了，”她猛然精神一振，大声说道，“哦，吉尔摩先生，玛丽安必须和我待在一起，请把这一条写上去吧！”
如果换了另一个人，也像这样基本上是凭妇女的想法来解释我提出的问题，解释我在此之前所作的长篇说明，那我也许会觉得很可笑。然而，她说这些话时那种表情和口气不但使我变得十分严肃，甚至使我感到非常难受。她说的话，尽管只那么寥寥几句，却对过去流露出绝望的留恋，对未来预示了不祥之兆。
“您要和玛丽安·哈尔科姆在一起，这件事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私人的安排来解决，”我说，“看来您还不大理解我提出的问题。我问的是如何处理您本人的财产——如何处理您的那一笔钱。如果等到成年后，您要立遗嘱，您打算把那些钱留给谁？”
“这个玛丽安姐姐就和我母亲一样，”善良而多情的姑娘说，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炯炯闪亮。“我可以把那些钱留给玛丽安吗，吉尔摩先生？”
“当然可以，亲爱的，”我回答，“但是要知道，那是很大的一笔款子哩。您要全部留给哈尔科姆小姐吗？”
她迟疑了一下；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只手又悄悄地移到那本小画册上。
“不是全部，”她说。“还有一个人，除了玛丽安——”
她说不下去了；她的脸更红了，手指在画册上轻轻地敲着那张画的边缘，仿佛她想起了一支喜爱的曲调，让手指机械地打着拍子。
“您指的是玛丽安小姐以外哪一位亲属吗？”我提醒她，因为看见她说不下去了。
红晕布满了她的前额和脖子，神经质的手指突然紧握住画册的边缘。
“还有一个人，”她并不理会我最后的一句话，可是明明听见了那句话，“还有一个人，他也许喜欢留一个纪念，如果——如果我可以留下。那总没什么害处吧，如果我先死了——”
她又沉默了。红晕突然布满双颊，接着又突然消失。画册上的那只手松开了，微微哆嗦了一下，然后推开了画册。她朝我看了一眼，然后在椅子里把头扭过去。她移动身体的时候，手帕落在地下，她赶紧双手捂住脸，不让我看见。
多么叫人难受啊！我记得她从前是一个最活泼、最快乐的姑娘，整天里不停地笑着，再看她如今正当妙龄而又如此美貌，竟会憔悴衰弱成这副模样！
随着她给我带来的一阵悲痛，我忘了逝去的岁月，忘了我们彼此间的地位在那些岁月中发生的变化。我把椅子向她挪近一些，从地毯上拾起她的手帕，轻轻地把她的手从脸上移开了。“别哭啦，亲爱的，”我说，一面代她拭去涌出的眼泪，仿佛她仍旧是十年前的小劳娜·费尔利。
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安慰她。她把头伏在我肩上，含着泪苦笑。
“很对不起，我一时忘了情，”她天真地说，“我这一向身体不好——最近我觉得人很软弱，神经紧张，一个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哭起来。这会儿我好点儿了——我能够正常地回答您的话了，吉尔摩先生，我真的能够了。”
“不，不，亲爱的，”我回答，“这件事咱们暂时就谈到这里为止吧。听了您那些话，我已经知道怎样最好地保护您的权益，咱们可以下一次再去安排有关的细节了。那件事就谈到这儿为止，现在还是谈谈别的事情吧。”
我立刻引着她谈另一些事情。不到十分钟，她的情绪已经好了一些，于是我起身告辞。
“以后请再过来，”她恳切地说。“千万请您再过来，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关心，对我的权益的关心。”
她仍在留恋过去，这是因为我和哈尔科姆小姐都各自以不同的形式代表着过去的岁月啊！我心里很难受，想到她在前程似锦的时光竟会这样怀念过去，倒像我在事业垂尽的时候怀念过去一样。
“希望我再来的时候能看到您身体更好，”我说，“身体更好，也更快乐。上帝保佑您，亲爱的！”
她不答话，只把脸凑近我，让我吻了吻。连做律师的人心肠也会软啊，我向她道别时只觉得有些心痛。
我们这次谈话，从头到尾最多不过占了半小时——她一句话也没向我解释，为什么谈到她的婚事她会显得那样痛苦和沮丧，然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故，她已使我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同情她的看法。我刚走进那间屋子时，只认为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完全有理由怪她不该那样对待他。我后来离开那间屋子时，只暗中希望她最后能抓住他要求解除婚约的一句话。凭我这样的年龄和阅历，照说应该更加明白事理，不该这样毫无理由地让自己的思想发生动摇。我也无法为自己辩解，这里我只能道出心里的话，我当时就是那样想法。
动身的时刻临近。我叫人带话给费尔利先生，说如果他方便，我要去向他道别，但我行色很匆忙，这一点务必请他原谅。他送来的答复用铅笔写在一张小纸上。“敬申良好祝愿，亲爱的吉尔摩。一切的匆忙都将给我带来无法形容的损害。请多加保重。再见。”
就在临走之前的一会儿工夫，我单独会见了哈尔科姆小姐。
“您要说的话都对劳娜说了吗？”她问。
“说了，”我回答，“她十分虚弱，又很紧张——我觉得幸亏有您照护着她。”
哈尔科姆小姐一双锐利的眼睛仔细地打量我。
“您对劳娜的看法正在转变嘛，”她说，“您比昨天更能谅解她了。”
凡是有识之士，都不会事先没有准备就去和妇女唇枪舌剑地比一个高下。当时我只这样回答说：“如果有什么事，请通知我吧。在没接到您的信之前，我什么事都不会办的。”
她仍旧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希望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全部结束了，吉尔摩先生——瞧您也是这样想的啊。”说完这几句话，她离开了我。
珀西瓦尔爵士十分多礼，一定要送我上火车。
“如果您有机会去我住的那一带地方，”他说，“请别忘了我恳切地希望咱们能重叙友情。这个家庭的至交老友，无论到我哪一个庄上去作客，永远会受到欢迎。”
他不愧为一位地道的绅士，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礼貌周到，对人体贴入微，最可爱的是一点儿不拿架子。在去火车站的途中，我只想到，为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利益，我乐意做任何事情——世间的任何事情，除了为他妻子订立财产契约。
我回到伦敦后，一星期过去，仍旧未从哈尔科姆小姐那里获得任何消息。
到了第八天，我看到桌上的一堆信件中有一封她寄来的亲笔信。
信里通知我，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迎娶已被接受，婚礼将按照他原先提出的要求于年底举行。婚期大概订在十二月的下半月。费尔利小姐要到翌年三月底才过二十一岁生日。所以，根据以上的安排，她将在达到成年年龄前大约三个月嫁给珀西瓦尔爵士。
照说我不应当感到惊奇，更不应当感到难过，然而，我却感到又惊奇又难过。我感到有些失望，这是由于哈尔科姆小姐那封过份简短的信所引起的，再加上杂有上述的感觉，这就打乱了我那一天的宁静。给我写这封信的人，只用六行字通知了即将举行的婚礼，再用三行字告诉我珀西瓦尔爵士已经离开坎伯兰，回到汉普郡他的庄园，然后在结尾的两句话中让我知道：第一，劳娜急需改变一下环境，参加一些欢乐的社交活动；第二，她已决定立即试一试这种改变会有什么效果，准备陪她妹妹到约克郡的一些老朋友家里去作客。信写到这里结束，其中没有一句说明：在我上次会见费尔利小姐以后这短短的一星期内，什么情况会使她决定接受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要求。
过后，有人向我说明了这次突然作出决定的全部原因。但是我现在不准备根据传闻很不完整地叙这些事情。哈尔科姆小姐亲身经历了当时的情况，等到她接着我的实录往下叙述时，她会把全部细节一一如实加以描写。而在我也放下自己的笔，退出这篇故事以前，我现在的简单任务则是叙述剩下来的那件与费尔利小姐婚事有关、同时又有我参与的事情，也就是订立婚后财产契约的事。
如果要说清楚这份契约的内容，首先就得详细介绍有关新娘钱财方面的一些细节。现在让我试着不用隐晦的专业词语和技术名称，而是简单明了地解释一下。这一段叙述十分重要。敬请本书的读者们注意：费尔利小姐接受的遗产组成了她的故事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想要看懂以下的故事，就必须十分细心地注意吉尔摩先生这方面的叙述。
再说，费尔利小姐将来继承的遗产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她可能要继承的不动产，也就是她叔父去世后留下的地产；另一部分是她无条件继承的动产，也就是她成年后应当享用的那笔钱。
费尔利小姐的祖父（让我们称他为老费尔利先生）在世时，有关利默里奇庄园地产的继承权是这样规定的：老费尔利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三个儿子：菲利普，弗雷德里克，阿瑟。菲利普是长子，应继承这份产业。如果他死后没有儿子，地产将由二弟弗雷德里克继承；如果弗雷德里克死后也没有儿子，地产将由三弟阿瑟继承。
后来的情形是，菲利普·费尔利死时只留下一个女儿，也就是这篇故事里讲的劳娜，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房地产就由独身的二弟弗雷德里克继承了。三弟阿瑟在菲利普逝世前多年早夭，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十八岁那年在牛津溺毙。他一死，菲利普·费尔利先生的女儿劳娜就成了这份地产的假定继承人，如果她叔父弗雷德里克按正常的顺序先死，而且死后也没有子嗣，那她就有可能继承这份财产。
因此，除非是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结了婚，留下了后嗣（这两件事都是极不可能的），否则他侄女劳娜将在他死后继承这笔财产。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笔财产她只能是在生前拥有，不能随意传给他人。如果她死前没有结婚，或者死后没有子女，那么这份财产又要归她的堂妹，也就是阿瑟·费尔利先生的女儿玛格达伦所有。如果她结了婚，订立了正式契约，也就是我当时要给她订立的财产所有权契约，那么她生前可以自由支配这份财产的收益（一年足足有三千镑）。如果她死于她丈夫之前，她丈夫在他生前当然可以享用这笔收益。但如果她有了一个儿子，那儿子就将取代她堂妹玛格达伦，成为这份财产的继承人。因此，珀西瓦尔爵士娶了费尔利小姐后（这里仅就他妻子有可能继承地产而言），他在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去世的时候就有希望从以下两方面获得好处：第一，可以动用每年三千镑的收入（如果是在她生前，他需要获得她的允许；如果她先去世，他就拥有自由使用之权；第二，如果他有儿子，就可以由他儿子继承利默里奇庄园。
有关地产应如何继承，以及费尔利小姐婚后如何处理地产的收益，要谈的就是以上这几点。单就这几点来说，珀西瓦尔的律师和我在这位小姐的财产所有权契约问题上大概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发生任何分歧。
以下要谈的是动产，也就是费尔利小姐年满二十一岁后应当享用的那一笔钱。
她继承的这部分遗产，也是一笔巨款。这是根据她父亲的遗嘱传下来的，总数为二万镑。除此以外，她生前还可以拥有一万镑，这笔钱在她去世以后应归她姑母，也就是她父亲的唯一胞妹埃莉诺所有。如果我这里暂时岔开一笔，先说明为什么姑母必须等到侄女去世以后才能享受自己应继承的遗产，那么读者对她们的一部分家事也就可以了解得更清楚了。
埃莉诺未婚前，菲利普·费尔利和这个妹妹一向很友爱。但是她到了相当大的年纪才结婚，而嫁的却是一个叫福斯科的意大利人（说得更正确一些，是一位意大利贵族，因为他是有伯爵封号的）。费尔利先生因为极端反对这门亲事，后来就和妹妹断绝了来往，甚至从遗嘱中勾掉了她的名字。家族中其他的人都认为，这样痛恨妹妹的婚事未免不近人情。福斯科伯爵虽然不算富有，但也并非一贫如洗、专事游荡的人。他自己也拥有一笔为数不大、但尽够开销的收入。他已旅居英国多年，又属于上流社会。但是，他虽然受到这些好评，仍旧不能获得费尔利先生的谅解。费尔利先生在很多方面都保有老派英国人的看法，他仇恨外国人，只因为那是一个外国人。后来，主要是由于费尔利小姐再三央求，好不容易总算使他在遗嘱中恢复了妹妹的名字，但是他仍旧不肯让她及时继承遗产，而是规定让他女儿在生前享受这笔钱的利息，并且，如果她姑母先去世，应将本金转给她堂妹玛格达伦。按照正常的顺序，从夫人和小姐相对的年龄来看，姑母能继承这一万镑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了。福斯科夫人恨她哥哥不该这样对待她，于是就像某些人在这情况下那样不分皂白，从此不再理睬她的侄女，怎么也不肯相信费尔利小姐曾经竭力劝说费尔利先生在遗嘱中恢复了她的名字。
以上是有关那一万镑的细节。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会和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发生任何争执。爵士的妻子生前将使用那笔利钱，死后将把本金传给她姑母或者堂妹。
现在已将这些情况一一交代清楚，最后我就要谈到这件事真正的关键问题，也就是有关二万镑的问题。
这一笔钱，费尔利小姐年满二十一岁即可全部拥有，至于将来如何处理它，那一切首先取决于我能够为她在婚后财产所有权契约中订立的条款。契约中所载的其他条款俱属例行文字，这里不必具述。但有关这笔钱的那一条却不能将其漏过，因为它太重要了。这里只要稍许引述几句原文，也就可以知道它的大概了。
我给那二万镑订立的条款只包括以下几点：有关全部款项的处理，其利息妻子在世时应由其本人享用，去世后则由珀西瓦尔爵士终身享用，其本金将传与婚后所生的子女。如无子女，其本金将完全按照妻子的意愿处理，为此我让她保有订立遗嘱之权。这些条款一经订立，其影响又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如格莱德夫人去世时未留下子女，其同母异父姊哈尔科姆小姐，以及任何其他亲属友好，凡她有意使其受惠的，在她丈夫去世后都可以按照她的意思分享这一笔钱。相反，如果她去世时留有子女，子女当然也必须比其他任何人更优先享有这财产。以上就是我所订立的条款——我认为，无论谁读了这一条，都不可能不同意我的主张，认为这分配办法对任何一方都是公平合理的。
我们再看男方又是如何对待我所提出的办法。
哈尔科姆小姐给我的信寄到的时候，恰巧我比平时更忙。然而，为了订立契约，我还是挤出了时间。哈尔科姆小姐通知我即将举行婚礼后，不出一星期我已将契约订好，送给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征求对方的同意。
过了两天，文件寄回给我了，上面有从男爵的律师的批注和按语。他提出的不同意见，一般说来，前面的几条都很琐碎，属于技术性质，但是后面涉及到有关那二万镑的条款。在这一条旁边他用红墨水画了两条杠子，并写了以下批注：“不能接受。如格莱德夫人未留下子女先去世，本金应归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所有。”
这意思就是说，在那二万镑里，一个钱也不能分给哈尔科姆小姐，或者格莱德夫人的任何其他亲友。如果她没有留下子女，全数都将装进她丈夫的口袋。
我给这种厚颜无耻的提议写了一份尽量简短犀利的答复。“亲爱的先生。有关订立费尔利小姐婚后财产契约书一事，我坚持您所反对的条款，应绝对维持鄙意。某某敬启。”一刻钟内，复信送到了“亲爱的先生。有关订立费尔利小姐婚后财产契约书一事，我坚持您所反对的用红笔书写的意见，应绝对维持鄙意。某某敬启。”说一句现今流行的很难听的粗话，我们双方这会儿是在“死顶牛”，没别的办法，只好各自回报我们的当事人。
当时的情况是，我的当事人费尔利小姐还没满二十一岁，她的监护人是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我当天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说给他听，不但强调了我能想到的种种理由，力劝他坚持我所订立的条款，而且清楚地向他说明，对方这样反对我为那二万镑订立的条款，实质上具有图财的动机。因为对方为珀西瓦尔爵士订立契约，在一定的时候必须交给我审查某些细节，所以我掌握了他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向我清楚说明，他用地产抵押筹款，已经负债累累，他的收入听来虽然为数不小，但是，就他这样人物的排场而言，那点儿钱实际上几乎等于零。在目前的情况下珀西瓦尔爵士确实急需现款，而他的律师对婚后财产契约中的那一条所作的按语只是毫不掩饰、贪欲毕露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费尔利先生给我的复信到了，信写得十分紊乱，而且文不对题。如果将其译成明白易晓的英文，实际上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可否请亲爱的吉尔摩大发善心，不要为了一件将来或有可能发生的小事来打扰他的朋友和委托人？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妇，能死于一个四十五岁的丈夫之前，而且死时不留下子女吗？再者，在这烦恼的人世间，有什么能比平安与宁静更为宝贵的呢？如果有人愿用这两件上天赐予的幸福来换取一件尘世间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将来有可能得到的二万镑，这是不是一笔便宜交易呢？当然是便宜的。那么，咱们为什么不做这笔交易呢？”
我厌恶地扔了这封信。就在信飘落到地下的时候，有人敲我的房门，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梅里曼先生进来了。在我们所干的这一行中，形形色色奸刁的律师很多，但是，我认为，其中最难对付的是脸上一味装笑、脚底下给你使绊子的那种人。最没办法和他打交道的是脑满肠肥、嬉皮赖脸、老是对你客气的那种人。而梅里曼先生就是属于这一类人。
“亲爱的吉尔摩先生好吗？”他喜气洋洋，又那样热和得像一盆火似的招呼我。“瞧您身体多么健康，先生，真叫人高兴呀。我刚才走过您门口，就想到要进来瞧瞧，也许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吧。如果可能的话，就请您，就千万让咱们把那个小小的分歧在口头上解决了吧！您已经得到您委托人的回音了吗？”
“是呀。您得到您委托人的回音了吗？”
“亲爱的好先生！我倒希望他能给我个回音——我真希望他能卸了我的责任；可是他很固执，我的意思是说他拿定了主意，不肯让我卸了责任。‘梅里曼，我一切都拜托您了。有关我的权益，您瞧该怎样办就怎样办吧，我本人不用管了，就请您办到底吧。’这就是两星期前珀西瓦尔爵士说的话，而现在我所能做到的，也无非是再让他重复这几句话。我可不是一个难说话的人，吉尔摩先生，这是您知道的。我个人私下向您保证，我倒情愿这会儿就取消了我那条批注。但是，既然珀西瓦尔爵士不肯自己管这件事，既然珀西瓦尔爵士执意要把他的权益全部交给我负责，那么，除了维护这些权益以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我的手被綑住了——您没瞧见吗，亲爱的先生？——我的手被綑住了。”
“这意思就是说，您要坚持那一条批注，一个字也不改了？”
“是呀，他妈的真是麻烦事！我没有其他办法嘛。”他走到火炉跟前取暖，一面扯着他那条洪亮的嗓子高兴地哼一支小曲儿。“您的委托人怎么说呀？”他接着问，“请告诉我，您的那一方面怎么说呀？”
我不好意思把实情说给他听。我试图拖延时间，不，我不只是拖延时间。做律师的本能控制了我，我甚至想到要讨价还价。
“两万镑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女方不能只有两天时间考虑就放弃了它，”我说。
“这话说得很对，”梅里曼先生回答，低下头瞧着他的皮鞋打主意。“说得有理，先生——说得十分有理！”
“如果能够取得妥协，既照顾到女家的权益，又照顾到男家的权益，这样也许就可以不致于使我的委托人感到十分惊讶，”我接下去说，“这么着吧，这么着吧！这件争持不下的事，总是可以协商的。你们最低的价是多少呢？”
“我们最低的价吗，”梅里曼先生说，“是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镑十九①先令十一便士三法定。哈哈哈！原谅我，吉尔摩先生。我老是爱说小笑话。”
①法定：英国最小的铜币，值四分之一旧便士。——译者注
“真够小的！”我说，“这笑话也只值那减去的一个法定。”
梅里曼先生乐了。听我反唇相讥时，他发出的笑声震动了整个屋子。我可不像他那么容易乐；我又谈到公事，最后结束了这次谈话。
“今儿是星期五，”我说，“让我们考虑到下星期二再作出最后答复。”
“没问题嘛，”梅里曼先生回答，“如果需要的话，亲爱的先生，再延长一些时间也可以。”他已经拿起帽子准备走了，但接着又停下来和我搭话。“想起来了，”他说，“您坎伯兰的委托人后来再没有打听出那个写匿名信的女人，对吗？”
“再没有打听出，”我回答，“你们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吗？”
“还没有找到，”我这位同行说，“可是我们并不灰心。珀西瓦尔爵士怀疑有一个人把她藏了起来，我们正在监视那家伙。”
“您指的是那个陪她去坎伯兰的老太婆吧，”我说。
“根本不是她，先生，是另一个家伙，”梅里曼先生说。“我们还没能够抓住老太婆。我说的那家伙是个男的。我们已经在伦敦严密地监视着他，因为非常怀疑是他和首先帮助那个女人逃出疯人院一事有关系。珀西瓦尔爵士打算立刻去查问他，但是我说：‘可别这样做。你去查问他，那只会打草惊蛇——应当监视着他，等候时机。’我们要看这件事怎样发展下去。让这个女人留在外面很危险，吉尔摩先生；谁也不知道她还会惹出一些什么事来。再见啦，先生。希望下星期二能听到您的回音。”他满面春风地笑着走出去了。
和这位同行谈到后面的一半话时，我有些神思恍惚。一心只想到怎样订立财产契约，我就根本没去注意其他的事，等到只剩下一个人时，我才开始考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如果换了另一个委托人，即使我对上述办法感到非常不满，我尽可以按照他的吩咐办事，尽可以立刻放弃有关二万镑的那一条。然而，对费尔利小姐我可不能那样漠不关心地照章办事。我实在钟爱她，同时我感念她的父亲，像他对我那样深厚的恩情与友谊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所以我为她订立财产契约时才会那样对待她，就好像自己并不是一个年老的独身汉，而像是在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凡是涉及到她的权益的事，我确实是下定决心，不惜个人的任何牺牲，为她尽一切力量。要不要再一次写信给费尔利先生呢？这件事根本不值得再去考虑，因为这只会让他再一次推脱了事。要不还是去会见他，去亲自劝告他，那也许还会有一点儿用。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决定买一张来回车票，拼着颠散了我这副老骨头也要到坎伯兰去一趟，希望能够劝得他回心转意，最后采取一个既公平合理又保持体面的办法。当然，希望是微弱的，但是，这样试过以后，我良心上就过得去了。在我的情况下，这样我也总算为我老友的独生女儿的权益尽了自己的力了。
星期六天气极佳，阳光灿烂，吹着西风。近来我又常常头昏脑胀，我的医生两年多以前就严重警告过我了，所以这时我决定先送走我的旅行袋，然后自己步行到尤斯顿广场火车站，借这机会稍许活动一下。我刚走上霍尔本路，一个在我旁边很快走过去的绅士停下来招呼我。他是哈特赖特先生。
要不是他首先招呼我，我肯定会错过了他。我几乎认不出他了，这个人改变得太厉害了。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而且举止匆忙，神情恍惚，我记得他在利默里奇庄园初次会见我时穿得很整齐，是上等人的打扮，可是这会儿却变得那么邋遢了，如果我的雇员中有谁是这副模样，那我真会为他感到难为情啊。
“您从坎伯兰回来很久了吗？”他问我，“最近我收到哈尔科姆小姐的来信。我知道有关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那件事已经被认为解释清楚了。就要举行婚礼了吗？您知道吗，吉尔摩先生？”
他话说得很急，把许多问题混杂在一起，显得那么奇特，那么凌乱，我简直不容易听懂。我认为，他和利默里奇庄园一家人萍水相逢，不管大家混得多么熟，他也没有资格过问人家的私事，所以我决定干脆不和他谈到费尔利小姐的婚事。
“时间到了就会知道的，哈特赖特先生，”我说，“时间到了就会知道的。只要咱们留心报上登的结婚新闻，大概总不会错过的。请原谅我不该注意一些小事，可是，很遗憾，您的情形好像不及咱们上次会见的时候。”
他唇边和眼角一阵紧张地牵动，我看了感到有点后悔，怪自己不该这样答复他，显得有什么事要瞒他。
“我没资格打听她结婚的事，”他沉痛地说，“我也得像其他人那样等将来看报了。再说，”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歉，他又接下去说，“最近我人不大舒服。我要到外地去走走，换一换环境和工作。承蒙哈尔科姆小姐美意推荐，她给我写的介绍信已被接受。去的地方很远，但是我不管那是什么地方，也不管那儿的天气怎样和需要在那儿待上多久。”他在左右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当中说这些话时东张西望，露出一副疑惧的奇怪神情，好像担心其中有什么人在监视他似的。
“我希望您工作顺利，平安回来，”我说，接着，为了不要绝口不谈费尔利家的事情，又补充了两句：“我今天有事到利默里奇庄园去。哈尔科姆小姐和费尔利小姐现在都到约克郡看朋友去了。”
他眼睛里闪出了光，好像要回答什么话，但接着脸上又像刚才那样一阵紧张地抽搐。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握，没再说什么话，就在人群中消失了。虽然我和他只是新交，但是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几乎是带着惋惜的心情望着他的后影。干了我这一行，我对年轻人已有相当多的经验，单看某些外表的迹象，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开始误入歧途，当我再朝火车站走去时，这里要很遗憾地说一句，我已经肯定哈特赖特先生将来会落到什么境地了。
我乘早车出发，抵达利默里奇庄园正是用晚餐的时候。庄园里冷落沉闷，使人感到难受。我本人以为，两位小姐不在家，会有好性子的魏茜太太陪我的，但是她因为感冒没能够出来。仆人见了我都很惊讶，他们做事错误百出，那副慌乱的情景叫人看了啼笑皆非。管膳的是老人，照说应当更为懂事，可是他竟会拿出一瓶冰冻的红葡萄酒。听说费尔利先生的健康情况仍旧是老样儿，我派仆人去通知他我来了，回话说他要明天早晨见我，还说我来得突兀，惊动了他，这要害得他心惊肉跳一个晚上。夜里，风一直惨厉地呼号着，四下里都像有什么东西破裂和坍倒，从空荡荡的屋子里到处传来奇怪的响声。我睡得很坏，第二天早晨起来独自早餐时心情十分恶劣。
十点钟，我被领到费尔利先生的起居室。他仍旧待在往常待的那间屋子里，坐在往常坐的那张椅子上，显得像往常那样身体和心情都很不好。我走进去时，他的听差正站在他面前，捧着一个和我办公桌一般长大的沉甸甸的镂版画册让他鉴赏。这个可怜的外国人十分卑顺地赔着苦笑，看来已经累得差点儿要倒下了，而他的主人却怡然自得地一页一页翻看着镂版画，用一只放大镜窥探隐藏在画中的美。
“你呀，我最好的老朋友呀，”费尔利先生说，他不看我，先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你很好吗？难得有你趁我寂寞的时候来看我。亲爱的吉尔摩！”
我本来以为我一来他就会把听差打发走，但结果并不是如此。听差仍旧站在主人椅子前面托着沉重的镂画版直发抖，费尔利先生仍旧坐在那里，心安理得地转动他白皙的手指捏着的放大镜。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和您谈，”我说，“所以，请您原谅，我们最好是单独在一起。”
倒霉的听差不胜感激地望了我一眼。费尔利先生有气无力地重复了我最后的一句话“最好是单独在一起”，十足地显露出无比惊讶的神情。
我可没好性子和他闲扯，我决定让他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请打发那个人出去吧，”我说时指着听差。
费尔利先生拧起眉毛，噘着嘴，惊讶中露出了嘲笑。
“人？”他重复了一遍。“瞧你这个爱开玩笑的老吉尔摩，你管他叫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根本不是什么人。半小时前，我要看这些镂版画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人；半小时后，我不要再看这些画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人。这会儿他不过是一个画夹架子罢了。凭什么，吉尔摩，你要反对有一个画夹架子呀？”
“我就是反对。费尔利先生，我第三次要求我们单独在一起。”
由于我那种口气和态度，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我的要求。他看了看仆人，气恼地指了指身边的一张椅子。
“放下画，出去，”他说，“别把我看的地方弄乱了。你可曾把我看的地方弄乱？没给弄乱？你肯定没给弄乱吗？把我的手摇铃放在我容易拿到的地方了吗？放好了？那么，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出去？”
听差出去了。费尔利先生在椅子里扭转身，用他的细麻纱手帕擦了擦放大镜，又斜过去恋恋不舍地欣赏了一下那册摊开着的镂版画。要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耐着性子是不容易的，然而我还是耐下了性子。
“为了维护令侄女和府上的权益，我费了很大的事到这儿来，”我说，“我想我多少有权利要求您对我的服务加以重视。”
“你别欺压我呀！”费尔利先生激动地说，无可奈何地往椅背上一靠，闭起了眼睛。“千万别欺压我。我身体不好呀。”
为了劳娜·费尔利的原故，我决不让他招得我发火。
“我来这儿的目的，”我接着说，“是要求您重新考虑您那封信，不要硬逼着我放弃令侄女应当享有的权益，放弃所有与她有关的人应当享有的权益。让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这件事向您说清楚。”
费尔利先生摇了摇头，可怜巴巴地叹了口气。
“你真狠心哪，吉尔摩，多么狠心哪，”他说。“好吧，就往下说吧。”
我向他逐条仔细地说清楚，从各个方面解释这件事情。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靠在椅背上，闭起了眼睛。等我一席话说完，他才懒洋洋地睁开眼睛，从桌上拿起他那银嗅盐瓶，微露快感地嗅了嗅。
“好吉尔摩！”他一面说一面嗅着，“你这样太好啦！你这是在教我们怎样对任何人都要容忍呀！”
“我提出了明确的问题，您这就给它一个明确的答复吧，费尔利先生。我再向您说一遍，除了那笔钱的利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没有任何权利可以获得其他财产。如果令侄女没留下子女，那笔钱的本金必须由她掌管，将来归回到她的娘家。只要您坚持，珀西瓦尔爵士就必须让步——我对您说，他必须让步，否则人家就会指责他卑鄙，认为他娶费尔利小姐完全是为了贪财。”
费尔利先生闹着玩儿似的把那个银嗅盐瓶向我摇了摇。
“亲爱的老吉尔摩呀，瞧你多么仇恨显贵人士和名门望族，对吗？瞧你多么厌恶格莱德，只因为他是一个从男爵。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激进分子——啊，天哪，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激进分子啊！”
激进分子！ 无论你怎样激怒我，我都能克制自己，但我是一辈子坚信正确的保守主义的，被人叫做激进分子，这我可忍受不了。我听了血液沸腾，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气得说不出话来。
“别这样惊天动地地大闹！最最尊贵的吉尔摩，我并不是存心得罪你。我本人的见解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所以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激进分子。可不是。咱们俩是一对激进分子。请别动气。我是不会吵架的，我没那股精神。咱们别去谈这件事了，好吗？对。过来，瞧瞧这些可爱的镂版画吧。让我来教你怎样欣赏这些珠圆玉润的美丽线条。过来吧，好吉尔摩！”
听他这样语无伦次地胡扯，我总算能维持着面子，又恢复了镇定。等到再开始谈话时，我已经变得很冷静，能够恰如其分地用沉默的轻蔑去对待他那种无礼的态度。
“您以为我这样说是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存有偏见，”我说，“这您完全是误会了，先生。我只不过是感到遗憾，看到他把这件事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律师去办，以致我们没法再去和他商量，但是我并未对他存有任何偏见。我刚才是这样说，对于任何与他处境相同的人，不论地位高低，我也会这样说。我所坚持的是一般公认的原则。如果您到这里附近的城镇里去请教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律师，他作为一个陌生人对您所说的话，会和我作为一个朋友对您所说的话相同。他会告诉您，让一个未婚妻把钱财全部交给她要嫁的人，那是违反一切常规的。从普通的法律观点上来慎重考虑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是不会同意把二万镑的权益在妻子去世时让给她丈夫的。”
“他真的会这样吗，吉尔摩？”费尔利先生说，“如果他也这样说，哪怕说得有一半像这样可怕，我也保证要摇铃召唤路易，吩咐立刻把他赶出这间屋子。”
“您这话不会使我动怒，费尔利先生——由于令侄女和她父亲的缘故，您不会使我动怒。在我离开这间屋子之前，必须由您肩负这次很丢脸地订立财产契约的全部责任。”
“不可以这样！——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费尔利先生说，“想一想吧，你的时间有多么宝贵，吉尔摩，可别这样浪费时间。如果能够的话，我是要和你争论的，可是我不能够呀——我没那么好的精神呀。你这是要和我过不去，和你自己过不去，和格莱德过不去，和劳娜过不去；可是——哦，我的天呀——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件世上绝不可能发生的事。不，亲爱的朋友，为了平安和宁静，绝对不可以这样呀！”
“那么，意思就是说，您坚持您信里作出的决定罗。”
“是呀，对。真高兴咱们总算彼此了解了。再坐一会儿吧——千万请坐吧！”
我立刻向门口走去，费尔利先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他的手铃。我走出去之前又回转身，最后一次对他说了一段话。
“将来无论出了什么事故，先生，”我说，“记住，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向您提出了警告。作为您府上的忠实朋友和仆人，我临走的时候告诉您：如果是我的女儿，她决不会根据您逼着我为费尔利小姐订立的那种契约嫁给任何人。”
我身背后的房门开了，听差站在门口侍候着。
“路易，”费尔利先生说，“你送走了吉尔摩先生，再回来捧好了画给我看。叫他们在楼下给你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吉尔摩，千万吩咐我那些懒畜生仆人给你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
我不屑回答他。转过身，我一句话也不说就离开了。下午两点钟有一班上行车，我乘那班车回了伦敦。
星期二，我送出了那份经过修改的契约书，这样一来，费尔利小姐亲口说她想使其受惠的那些人就完全被剥夺了继承权。我没有其他办法。即使我拒绝那样做，也会有另一个律师订立那份契约书。
我的任务完了。这家的故事，有我本人参与的那一部分就写到这里为止。此后即将出现的离奇故事会由另一些人执笔续写。我怀着忧郁和沉痛的心情结束了以上简短的叙述。我这里再怀着忧郁和沉痛的心情重复我在利默里奇庄园临别时说的几句话：如果是我的女儿，她决不会根据我被逼着为劳娜·费尔利订立的那种契约嫁给任何人。
（吉尔摩先生的叙述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