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事业的需要，反对派的报刊上逐渐浮现出一张“教权主义者”勒南的面孔（而且比政府描绘的那个“反教权主义者”勒南更加逼真），从此之后，勒南的“语录”不胫而走。我的同行博米埃先生的那篇可爱喜人的《雕塑的答复》——初看之下，好像纯属知识领域，然而，在这篇文章中，那个明显的思想抄袭者却懂得如何运用阿里雅娜的精巧机关，在勒南作品的迷宫中放设一条难以察觉的导线——这部举足轻重的作品创立了一个学派——却又始终算不上大师之作。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大量阅读（或大量浏览）《童年与青年时代的回忆》《戏剧集》《哲学对话》《散记》。既然勒南的一句话如今被习惯性地用来为“巴黎报刊头条”加冕，那么，请原谅我用勒南的一句话作为“社交界闲谈”的开头。在“巴黎政治报刊头条”与“社交界”这两者之间，勒南会觉得其中最轻佻浅薄的也许还不是社交界。
勒南在正式加入法兰西学院的入院演说中指出：“当一个民族能够让我们用自己的肤浅制造出……比我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更加高尚的显贵，比那些向我们的哲学微笑的女人更加妩媚可爱的女人……比我们父辈的社会更加惬意、更加崇高的社会之时，我们就会心悦诚服。”
勒南的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古往今来，又有哪种观点会是空穴来风？）。在同一个演说中，在《哲学戏剧》和《精神与伦理改革》中，他指出，德国必须历经艰辛才能产生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法国社会那样的社会，“像一七八九年法国王朝时期的绅士那样的绅士，”由此可见，他再次回到了这种观点上。他后来甚至回过头来反驳这种观点，这是他偏爱的回顾一种观点的方式之一。然而，如此这般的种种观点在我们看来却有点独特罕见。可爱迷人的举止风度，礼貌与优雅，甚至思想，这一切是否确实具有一种绝对价值，值得思想家去权衡考虑呢？如今，人们对此很难相信。这样的观点对勒南的读者逐渐失去了它们仍能呈现给读者的少许意义。
然而，勒南的某个青年读者也许会对我们说：这些人身上是否还存在着精神与伦理的高贵遗传？这种遗传最终造就了肉体，将书本上的和没有生命的这种“生理上的高贵”引进这个肉体。我们是否能够暂时以“幸存者”的名义（人们也许尚且年轻，没有长期的生活经历却还活着，甚至终其一生都没有生活经历却只是生活过）探讨这种文明的两种范式？勒南断言，这种十分精深的文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一七八九年前的旧王朝提供依据，让他喜爱法国的轻松甚于德国的博学。难道我们没有看见这些人的高贵身架就是一尊天然高贵的雕像，而他们死后的雕塑就躺在小教堂深处他们的坟墓上？这个读者又补充道：“当然，我希望这两种才识之士能够体验今天的生活，即使他们不能引领今天的生活，进而为今天的生活传递些许往日生活的美雅。”我会这样回答这个年轻人：“那就请人给您引荐德·奥松维尔伯爵夫妇。”如果我打算在最理想的环境中进行这种体验，我会尽量把引荐的地点放在科佩那幢浸透着往日时光的宅邸，德·奥松维尔夫妇只是这种往日时光的延续、鲜花和果实。
我不想为了我不明真相的一则趣闻轶事而站在他的同党一边，去伤害在思想和言行方面都极具天赋的饶勒斯先生。然而，应该对此感到不满的究竟是谁？一天，这位令人敬佩的演说家在一位收藏名画的贵妇家参加晚宴，他在华托的一幅画前赞叹不已，可她却说：“大人，如果您掌权的话，这一切就会从我这里被没收。”（她是指共产主义掌权）然而，这位新世界的救世主却用这些不可思议的话安慰她：“女人，不要为此担忧，因为这些东西还会归您保管；其实，您比我们更熟悉、更喜爱这些名画，您会更加精心地保管它们，所以，这些名画最好还是由您保管。”以此类推，我可以想象任何东西应该归属于喜爱和熟悉它们的人，饶勒斯先生会在一个集体主义的欧洲把科佩“留给”德·奥松维尔先生“保管”，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喜爱、更熟悉这个地方。德·奥松维尔小姐甚至在她逝世之前就将科佩拱手相让，因此可以说，科佩已经归属德·奥松维尔先生。
除了这块领地，他还完全“拥有”这块领地的臣民。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内克尔夫人的沙龙》一书证明，从那时起，他就已经“通过正当的合法权利”拥有科佩。他也可以“通过正当的出身权利”拥有科佩。这并不是德·奥松维尔先生撰写的最佳作品。当时，德·奥松维尔先生的父亲仍然健在，而《内克尔夫人的沙龙》的作者还是德·奥松维尔“子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天才尚未“显山露水”，缺乏崭露头角的机会。他还不能娴熟地把握自己的风格，对句式的运用犹豫不决而且信马由缰，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过不多久，他就完全掌握了这种更加紧凑、卓有成效的方法，他因此成为法兰西学院最机智、最完美的演说家，最尖锐辛辣的历史学家。然而，即便如此，他的著作读起来也非常令人享受。让人感觉到科佩的未来产业已经“非他莫属”。据说，有一天，我们贵族中深孚众望的某个人物邀请一位外国客人参观他的城堡，来访者对他说：“太不可思议了，您的这些小玩意儿真可爱。”城堡的主人不乐意了，他忿忿不平而又振振有词地回答说：“小玩意儿！小玩意儿！对您来说，它们是小玩意儿！对我来说，它们是传家宝。”同样，这位走马观花地参观科佩的外国客人只看见曾经属于德·斯达尔夫人的一件家具，而德·奥松维尔先生却认出他祖母的安乐椅。在金秋的一个懒洋洋的白天来到科佩是一件赏心乐事，仍然湛蓝的湖泊上的葡萄树泛出金黄，略带寒意的这幢十八世纪宅邸的所有一切都是栩栩如生的历史，居住在这里的后裔们既有“品位”，又懂生活。
这是一座已经成为历史文物的教堂，弥撒照旧在这里举行。德·夏特勒公爵夫人居住着德·斯达尔夫人的房间，德·贝阿恩伯爵夫人居住着雷卡米埃夫人的房间，德·塔朗莱夫人居住着德·卢森堡夫人，德·布罗格列王妃居住着德·布罗格列公爵夫人的房间。他们仍旧像故人那样交谈、唱歌、欢笑、坐汽车外出兜风、吃夜宵、阅读，却又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并不热衷于模仿先辈，生活还在继续。然而，生活不知不觉地在为此设置的各种物品中延续，从“那个时代人物”的装束打扮，古色古香的摆设中“再现原貌”的“老巴黎”恰到好处地散发出更加浓郁、更加沁人心脾的往日馨香。过去与现在擦肩而过。德·斯达尔夫人的图书馆里，有着德·奥松维尔先生最喜爱的书籍。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人之外，经常出现在科佩的还有德·奥松维尔夫妇最亲密的几位好友，他们的子女勒马鲁瓦伯爵夫妇、德·马耶伯爵夫人、德·博纳瓦尔伯爵夫妇，他们的连襟和堂兄弟阿尔库、菲兹—雅姆和布里格利。某一天，德·博沃王妃和德·布里耶伯爵夫人从洛桑来到这里，同行的有德·普塔莱斯伯爵夫人和德·塔莱朗伯爵夫人。德·夏特勒公爵时常来这里逗留。来自安费恩的德·布朗科旺王妃、马蒂厄·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德·卡拉芒—希梅王妃、德·波利尼亚克王妃。来自蒙特勒的德·贡图夫人；来自普雷尼的阿道夫·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出身塞居尔家族的德·盖尔纳伯爵夫人在这里的几次表演深受欢迎。格雷福勒伯爵夫人前往卢塞恩时也在这里停留。
然而，德·奥松维尔夫妇的社交魅力犹如取自源头的甘洌泉水，在巴黎十分有用。大家都在那里欣赏到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异想天开的无与伦比穿戴，高傲而温柔的美丽头颅高高昂起，头戴冠冕或“羽冠”，棕褐色的眼睛聪慧慈祥。每个人都欣赏她迎接客人时仪态万方的礼节，十分殷切而又非常含蓄，全身前倾以示亲热却又不失尊贵，然后再用一个令许多人沮丧的协调体操动作将对方甩在身后，将这人远远地打发到他原本该去的地方。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与德·奥松维尔先生如出一辙，而且被称为款待男士的自然“习惯”（就这个词十七世纪沿袭拉丁文的意义而言）。由于德·奥松维尔夫人的知交范围十分有限，况且她又是如此的简单率真，许多人只知道她的这种王家风范的待人接物方式，只能以此推测她身上的美妙智慧和心灵。德·奥松维尔先生显然是大名远扬的人物。他是各种文学沙龙的点缀，他的殷切让那些被引荐给他的人信以为真，让他们相信有可能与他进一步交往，这些人往往不习惯准确地诠释巴尔扎克的所谓“礼仪宝典”。由此产生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失望沮丧。况且人们还会大错特错地认为，德·奥松维尔先生从来不受社会等级偏见的约束。“告诉您说吧，在这个社交圈里，我属于一个绝对不在乎个人价值的小团体。”加斯东·德·卡亚韦和罗贝尔·德·弗莱尔的惊人之作《大力神的丰功伟绩》中的人物之一就是这样说的，在这出最脍炙人口的轻歌剧中，有着一些伟大喜剧的精彩场面。德·奥松维尔先生在社交圈和上流社会都不属于这个团体。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恰恰就是个人价值。在圣多米尼克街的沙龙中，雷米尔蒙女修道院长，她的肖像就悬挂在高墙上，曾经看见过各种类型、各个派系的成功人士川流不息，其中的许多人无须任何贵族家世证明就能进入他的贵族领地。在所有的“保守派”当中，德·奥松维尔先生是最真诚、最勇敢的“自由派”。我将援引他加入法兰西祖国同盟时对他的那次不太引人注目的采访，他在采访中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了应该如何协调对祖国的爱与对正义的尊重；以及他最近关于保尔·布尔热的《阶段》的那些信札。在反对迫害方面，没有人比他更为胜任，而如今的受害者是天主教徒。早在“反对教权主义”泛滥之前，他就同阿纳托尔·勒鲁瓦—博里厄先生一起痛斥所有其他形式的宗派思想，无论是由此引起的后果还是在此之前的预兆。
他的威望使他当之无愧地被推选为顾问去仲裁许多文学争议和形式上的弊病，后者被勒南称为Morbus litterarius（咬文嚼字）。他的一丝不苟让他成为有人听信、有远见卓识、和蔼可亲、有点吹毛求疵、也许还有点危言耸听的医生。他的见解有时会因为唯恐变成阿谀奉承而显得悲观，不足之处在于这些见解有可能让天才感到气馁。然而，这种情形终究是十分罕见的。相反，当他施展自己的才华用以解乏的时候，人们有时会用其他人的才华来告诫和引导他。然而，在其他的时候，人们更乐意看见他在这种文学法官的身份之上再增添一种政治法官的身份。他的宽容广博的思想，他的大慈大悲的心灵会让他成为好国王或公正开明的王子的模范朝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