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的深入研究得到的结果是今天精神分析技术的直接目的与一开始的目的已经大不相同了。一开始，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做的仅仅是发现病人隐藏的潜意识材料，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患者。于是精神分析首先是一门解释的艺术。由于这并不能解决治疗的问题，因此一个更进一步的目的表现出来了：迫使患者相信分析医生根据患者的记忆所进行的建构。这项努力主要强调患者的抵抗——现在的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尽快解释这种抵抗，向患者指明这种抵抗引导，并通过人的影响——这正是具有“移情”（transference）作用的暗示起作用的地方，来引导患者放弃他的抵抗。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开始设定的目标，即使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变成意识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完全通过那种方式达成的。患者不能记得心中所有被压抑的东西，但是他记不起来的内容有可能正是其中基本的部分。因此，他不能对被告知的那个建构的正确性产生信服感。他被迫去把被压抑的材料当作当前的体验来重复，而不是像医生所希望看到的那样，把它当作过去的事情来回忆。(1)这些带着并不令人期待的精确的再现，一直将婴儿期性生活的一部分，即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的一部分，也就是其衍生物，作为它们的主题。而且，这些再现必定在移情的范围内，在患者与医生的联系中表现出来。当事情达到这个阶段时，就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现在已经被一种新的“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is）所取代。因此医生一直在努力做到：将移情性神经症保持在最狭小的限度内，去迫使患者尽可能多地去回忆，尽可能少地去重复。回忆的东西与再现的东西之间的比例因例子不同而不同。一般地说，医生省略患者的这个治疗阶段。他必须让患者去重复体验他已忘记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医生也必须注意让患者保留一定程度的冷淡，不管怎么说，这种冷淡将会帮助患者认识到那些看起来是真实的事情实际上只是他已忘记了的过去的反映。如果能成功做到这一点，患者就会产生信服感，同时依赖于这种信服感的治疗也会获得成功。
为了更容易理解在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出现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我们首先要摆脱一个错误的概念，即认为我们在与抵抗做斗争的过程中对付的是潜意识方面的抵抗。潜意识，也就是“被压抑的东西”，并不对治疗时的努力做任何抵抗。实际上，潜意识本身的努力无非是打破加在它身上的压力，并且努力做到有意识或者通过一些真实的动作来实现释放。治疗期间的抵抗产生于最初实行压抑的心理的同一较高层次和体系。然而，我们从经验中得到的事实，即抵抗的动机，和实际上抵抗本身，在治疗的初始都是潜意识的，这向我们暗示我们应该改正我们的术语中的一个缺点。如果我们不是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做比较，而是在连贯的自我和被压抑的东西之间做比较，那么我们就避免了缺乏清晰性。当然，自我的大部分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尤其是我们描述为自我核心的那部分，自我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称为“前意识”（preconscious）。一种系统的、动力学的术语取代了纯描述性的术语，我们可以说患者的抵抗产生于他的自我，于是我们马上发现强迫性重复必须归于潜意识中被压抑的东西。看起来可能只有在治疗进行了一半，并在被压抑的东西被解除了之后，这种强迫性才会表现出来。(2)
毫无疑问，意识和潜意识自我的抵抗是在唯乐原则的支配下起作用的：它试图去避免因被压抑的东西的解放而产生的不愉快。另一方面，我们努力的目标是通过诉诸现实原则来获得对那种不愉快的容忍。然而，强迫性重复——被压抑力量的表现，是怎么与唯乐原则发生联系的呢？显然在强迫性成分的作用下重复体验的更大部分必定会引起自我的不愉快。因为它使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活动表现出来了。然而，这是一种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不愉快，而且它并不与唯乐原则相矛盾：这种不愉快对于一个体系来说是不愉快，但同时能满足另一个体系。现在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显著的事实，就是强迫性重复也使人回忆不包括任何愉快可能性的过去的体验，而且，即使在很久以前，这些体验也从来没有给一直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带来过满足。
早期婴儿期性生活的兴起注定要结束，因为它的愿望与现实和儿童所达到的那种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是不一致的。这种兴起在最令人痛苦的情境中结束，还伴随着最伤痛的情感。爱的失去和失败以一种自恋性创伤的形式给自尊留下了永久的伤害。我和马尔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都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自恋性的创伤对神经症中如此普遍的“自卑感”（sense of inferiority）起到更大的作用了。由于自身身体发展的限制，儿童对性的追求，以得不到满足而结尾。因此，后来就有这样一些抱怨：“我做不了任何事，我什么也干不成功。”一般地说，把孩子和其异性父母联系起来的爱的纽带，最终导致了失望，或者对满足的无用的期待，或者是对新生婴儿的嫉妒，这个新生儿正是孩子爱的对象不忠诚的证据。孩子想要自己生个孩子的尝试，以悲剧性的认真执行，最后以羞愧失败而告终。他得到的爱越来越少，教育对他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严厉的言辞和偶尔的惩罚，所有这些最终使得他觉得受到了蔑视。
患者在移情中重复所有的讨厌的情境和痛苦的情绪，并且尽他们最好的聪明智慧来使这些情景和情绪再现。他们试图中止还未完成的治疗；他们设法使自己感到被蔑视，迫使医生对他们严厉地讲话，对他们冷淡；他们找到合适的嫉妒对象；他们做出赠人以贵重礼物的计划或承诺，以此来代替自己童年时热切期盼过的婴儿，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礼物是不现实的。在过去，所有这些事情都不能产生愉快，可以设想，如果这些事情是以记忆或梦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新的体验出现，今天它们可能会引起少一点的不愉快。当然，它们是本能意图获得满足的活动，但是，人们没有从这些活动的过去的体验中汲取任何教训，尽管这些活动只引起了不愉快。即使如此，在强迫性的压力下，这些活动一直被重复着。
在一些正常人的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精神分析在神经症的移情现象中揭示的那些现象。这些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好像被某种厄运所追赶或是被某种“魔”力所控制。然而，精神分析工作者一直认为他们的命运绝大部分是由自己安排的，并且由早期婴儿期的影响所决定。即使我们现在研究的那些人从来没有表现出以形成某些症状来应对神经症的冲突的迹象，他们身上明显的强迫性与我们在神经症中发现的强迫性重复没有任何差别。因此，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例如，一个捐助者，在一段时间后总要被受到他恩惠的人愤怒地抛弃，无论这些受惠者之间可能存在多大差别。因此，他仿佛注定要尝遍忘恩负义带给他的所有痛苦。又比如，有一个人，他的所有的友谊都以遭到朋友的背叛而告终。再比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毕生致力于把另一个人抬举到显赫的私人的或官方的权威地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又由他自己颠覆了这个权威的地位，并且抬举出另一个人来取代以前的那个人。还有这样一个恋人，他同一个女人的每一次恋爱故事都经历相同的阶段，并得到相同的结果。这种“同一事情不断重复”（perpetu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 thing）的现象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它与行为者的主动行为相关，并且我们能够在该行为者身上找到总是保持不变的基本的性格特征，而且这种性格特征被迫在同一种体验的重复中表现出来。可是下述事例给予我们的印象则强烈得多：在这些事例中行为主体好像只有一种被动的体验，他没有对这种体验发挥任何影响，但在这种体验中却遭遇到了同一命运的重复。例如，有一位妇人，连续嫁过三任丈夫，每一位都在婚后不久身染重病，而且临终前都得由她来照料。(3)塔索（Tasso）在他的浪漫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me Liberata）中对这一类命运做了最动人的、诗歌式的描述。诗的主人公坦克雷德（Tancred）在一次战斗中无意中杀死了他心爱的人克洛林达（Clorinda），因为她当时身着盔甲，伪装成敌方的骑士。在克洛林达的葬礼之后，坦克雷德来到了一座陌生而神奇的森林，这片森林曾使克鲁萨德尔（Crusader）的部队恐惧万分。当他用剑猛砍一棵高大的树时，却发现鲜红的血顺着树干上的刀口流淌下来，而且还听到了灵魂被囚禁在这棵树中的克洛林达的声音，她抱怨他再一次伤害了她。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类根据移情行为和男人女人们的生活史而得来的观察材料，就会敢于断言，人心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它的作用超过了唯乐原则。而且我们现在也倾向于把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以及引起儿童游戏的冲动与这种强迫性重复联系起来。
不过，人们注意到，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观察到强迫性重复不在其他动机的支持下，单独地发生作用。在解释儿童的游戏方面，我们就曾把重点放在另外一些可以解释强迫性重复的方法上面。在这里，强迫性重复与可直接获得愉快的本能的满足似乎结成了一种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移情现象明显地被自我在顽固地坚持压抑时所做的抵抗利用了，而强迫性重复——这个治疗工作试图发挥其作用的原则却似乎被自我拉向它的一边（就像自我依附于唯乐原则那样）。在一种合理的基础上，大量的被人们形容成命运的强迫现象似乎可以理解了。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什么新的、神秘的动机去解释它们了。
与这有关的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是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了。但通过更成熟的思考，我们被迫承认，即使其他的一些事例，也并非都可以用我们所熟悉的动力作用来解释。要证明强迫性重复假说的合理性，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说明。强迫性重复似乎比它所压倒的那个唯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更富于本能。如果人心中的确有一种强迫性重复的原则在起作用，我们将很想知道一些有关它的情况：它相对应于哪一种功能，它在什么条件下表现出来，它与唯乐原则有什么联系。毕竟，我们一直认为，唯乐原则在人的心理活动的兴奋过程中占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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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我的《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Recollect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1914g）的论文。
(2) 我在别处曾经讨论过，有助于这种强迫性重复的是治疗过程中的“暗示”的因素，也就是，患者对医生的顺从，这种顺从深深植根于他潜意识的父母情结中。
(3) 参见荣格（C. G. Jung）对这一主题的恰当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