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长久地沉溺于这个幻觉之中，以为我们用这个公式解决了集体的谜团。我们无法逃脱即使是恼人的回忆，并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把问题转移到催眠的谜团上来，而这个谜团是什么，关于这个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解答。现在另一个异议又为我们指明了前方的道路。
也许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在集体中观察到的紧密的情感纽带并不足以说明它们的特征之一——即集体成员的依赖性和被动性，它们反应的相似性，比如说，将个体降至与集体同一水平。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它们，集体告诉我们的就远远不止这些。集体的一些特征——智力的贫乏，缺乏情感束缚，无节制和准时，超越一切情感限制和完全用行动理清一切的倾向——这些古斯塔夫·勒庞生动描述的类似特征正确地表现了心理活动向早期阶段的退化，例如我们也可以毫不吃惊地在野人或儿童身上找到这些特征。这种退化尤其是普通集体的本质特征，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在组织性集体和伪集体中这种退化体现得更明显。
我们因此产生一种印象，个体的私人情感冲动和智力行为大大减弱以至于无法靠个体自己发挥出来，完全需要靠集体其他成员以同样的方式不断重复才能将其加强。我们于是想起了在这些依赖的现象之中有多少是人类社会的普通成分，这里面的独创性和个人勇气到底有多贫乏，每个个体受到的集体心理所产生的种族特征、阶级偏见和公众舆论等态度的影响有多大。而暗示的影响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疑惑，因为我们发现它不仅发生在领导身上，也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我们必须批评自己不公平地强调了与领导的关系，而把共同暗示这一另外因素过多地隐藏了起来。
在对谦逊的鼓励之后，我们将会聆听其他的声音，它会从更简单的基础上来给我们解释这个问题。这种声音来自特罗特所写的关于从众本能的引人深思的书中（1916），我对此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完全摆脱由最近一场大战引发的仇恨感。
特罗特所描述的发生在集体中的心理现象源自一种从众本能（“群集性”），这种本能是人类和其他种类的动物与生俱来的。从生物学上来看，他说，这种群集性与多细胞性很相似，它就像是后者的延续。（根据原欲理论，群集性是欲望所产生的倾向的进一步表现，所有的同类生物都能感受到它，于是它们组成了越来越大的集体。(1)）当个体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不完整。小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害怕似乎已经说明了从众本能的这一表现。反对从众几乎就等于是要分离它，因此这种情况被急切地回避了。但是从众很忌讳任何新鲜或不寻常的事物。从众本能似乎是一种很本色，不可分割的东西。
特罗特举出了一系列他认为本色的本能表现，比如自我保护、吸收营养、性和从众。最后一个经常跟其他几个对立。罪恶感和责任感是群居性动物的独特品质。特罗特还在从众本能里发现了心理分析学所说的存在于自我之中的抑制力，还有医师对心理分析治疗的抵抗。在集体里面，言语的重要性应该归结于集体里所存在的相互理解的倾向，个体之间的相互认同也大大依赖于它。
当古斯塔夫·勒庞在主要研究典型的短暂集体时，麦克道格尔研究的是稳定的集体，而特罗特则选择了他最感兴趣的最普通的集体，在这种集体中，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仍然留给了我们这个集体的心理基础。但是特罗特并不需要去追寻这种从众本能的起源，因为他已经将它的特点定义为本色的和不可进一步简化的。波里斯·萨迪斯（Boris Sidis）说，在他看来尝试将从众本能的起源看作暗示性是不必要中的一个幸运发现；它是对我们熟悉的不满足集体的解释，而另外的一个逆命题则是——暗示性是从众本能的衍生物——对我来说这似乎让这个主题显得更清晰了。
但是特罗特的阐述是很开放的，而且比其他人的更公正，其中有异议的是他对领导在集体中的重要性描述甚少，而我们却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了领导就很难去抓住一个集体的本质。而在从众本能中，几乎没有领导的位置，他只能偶然地去跟随大众；同样，在这种本能里面也没有对上帝的需要；这个羊群没有牧羊人。但除此之外，特罗特的阐述在心理学上又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无论怎样，从众本能都是可以简化的，它并不像自我保护本能和性本能那样本色。
而要追溯从众本能个体发生的原因自然而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小孩独处时产生的那种害怕，也就是特罗特宣称的从众本能的一种表现，还暗指了另外一个信息。这种害怕与小孩的母亲有关，随后会蔓延到其他他熟悉的人身上，这是一种愿望未被满足的表现，而这个小孩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这种情绪，因此只好将它化作焦虑。(2)小孩独处时的这种害怕并不会因为某个“集体成员”的偶然出现而被平复下来，相反，这种情况还会因为这种“陌生人”的接近而产生。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孩的身上都不会产生任何从众本能的本质事物或者集体感情。此类事物初次产生于小孩的温床上，出于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它这样做是为了反映出最初在看到大孩子接纳年幼者时的嫉妒心理。年长的孩子当然会将他晚辈表现出的嫉妒置于一边，不让父母发现，并且抢了它所有的特权；但是这个年幼的孩子（喜欢所有晚来的东西）被父母如自己那样宠爱着，以至于他不可能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这种敌对态度，因此他被迫对其他小孩产生了认同。所以在小孩这个群体的身上才产生了团体或集体感情，这种感情在学校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反应产生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公正，要求对每个人都平等相待。我们都知道在学校里这种呼声有多高，有多强烈。如果自己不能成为自己最喜欢的人，那么别人又凭什么成为你最喜欢的人？这种转变——将温床上的嫉妒取代为教室里的集体情感——如果同一个过程无法在后来的其他情况中再次发生，可能不大会实现。我们只好想到妇女和女孩群体，在爱情中她们都是爱得极其热烈又多愁善感的，她们都喜欢在歌手或钢琴家表演完之后围着他团团转。她们之间理所当然很容易产生嫉妒；但是，当无法实现爱情理想之时，她们放下了嫉妒，她们不但没有互扯头发，还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在适当的时候用共同的行动表示对英雄的敬意，她们也许会很乐意拥有一缕他的头发。原先的死对头，因为对同一事物的爱成功地实现了对彼此的认同。当通常情况下，一种本能情况带来无数种结果时，我们不应该对实际的结果是能够带来一定满足的那一个感到惊奇，而对其他的结果显然可以忽略不谈，因为生活环境不允许它产生这种满足。
后来在社会中的以常见精神、团队精神和“集体精神”等形式出现的现象并不将它的起源归结于最初的嫉妒。没有人一定想出风头，每个人一定都是一样的，所拥有的也是一样的。社会公正意味着我们否定自己的许多东西以便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做，或者，对于同一件事我们不需要去要求别人。对于平等的要求是社会道德和责任感的基础。这种情况还出乎意料地表现在梅毒病人害怕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现象中，心理分析学为我们分析了这一现象。这些可怜人表现出来的害怕是他们对无意识里散播病毒的愿望做强烈斗争的表现。因为为什么只有他们被感染？被如此地孤立？为什么不让其他人也受到传染？这一思想的相同萌芽也可以在所罗门（Solomon）审判的故事中找到。如果一个妇女的孩子死了，她其他的同伴也会感觉到自己的孩子不在了。通过这个愿望这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得到了认可。
因此社会感来自最初的敌对情感到认同本质积极结实的纽带的逆转。就我们目前对事件发展观察到的而言，这种逆转似乎发生在对集体外的一个人的共同情感纽带的影响之下。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对认同所做出的分析已经很详尽了，但对我们现阶段的研究目的来讲已经足够了，我们应该回到一个特征之上——对平等的要求始终如一地坚持。我们已经从对两种伪集体——教派和军队的讨论中了解到，它们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它们所有的成员都应该被领导者平等地关爱。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了，在集体中对平等的要求只适用于成员而不是领导。所有的成员都应该被平等相待，但他们也都希望能有一个人可以来领导他们。在集体中有许多平等，它们既可以互相表示认同，也可以对比它们高出一等的人表示认同——这是我们在集体中发现的它们长久存在的原因。然后让我们大胆地试着来更正特罗特的断言，他认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更像是一种游牧动物，是领导者领导的牧群中的一个个体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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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超越唯乐原则》。
(2) 见我《引论》中关于焦虑的评论（1916—1917），第二十五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