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冲动、思想和行为都来源于他的天性与他降生在其中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上一章从人的天性方面谈了那种关系（就它影响政治而言）。本章将从人的政治环境方面来谈同一种关系。
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人生来就有的天性被政治家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人降生在其中的环境则在迅速和无限地改变。我们的政治从石器时代的部落组织发展到现代国家显然不应归功于我们的天性的改变，而只能归功于我们的环境的改变。环境这个词既包括周围的事物，又包括我们出生后获得的传统和应急手段。
生物学家把人性本身看作是改变着的，但是对他来说，构成过去政治的几千年或几万年是微不足道的。生物类型在世界历史相当短的时期内也许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它们必然不是产生于一个生物的“突变”，就是产生于一个比我们人类最近发生的更强烈和更突出的淘汰过程。就埃及古墓里描绘的那些种族目前的后代来说，其身体外貌看不出有什么两样，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生而有之的心智机能和意向已有较大程度的变化。
在那个时期内，世界不同种族的数字比例确实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个种族在战争中显得比另一个种族弱，或者抵抗疾病的能力比另一个种族差，另外也有些种族在被征服后由于通婚而混合起来。但是，如果能够把一个今天降生的婴儿同一个十万年前出生的同一血统的婴儿交换，那么，可以断定，无论古代的母亲，还是现代的母亲，都不会看出任何惊人的差别。石器时代的小孩如果患麻疹，可能会比现代的小孩来得严重，或者在打架和狩猎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本能，或者当他长大后，会比他的同伴更敏锐地意识到“生的意志”和“生的乐趣”。相反，一个移植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会比石器时代的儿童更好地抵抗传染病，当他长大后，可能会有一个非常没有特色和随遇而安的个性。但是两者的差别显然到此为止。本质上，每个人种的类型在整个时期内恐怕始终未变。在遥远未来的政治中，那种旨在通过有意识选种迅速改进人种的优生学可能成为一个决定因素，但是它对现在或过去的政治并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环境中的新因素产生了把我们同我们祖先区别开来的巨大政治变化，这些新因素一部分是新的思想感情习惯，一部分是我们能对之思考和感受的新实体。
本章要谈的就是这些新的政治实体。它们首先必定是通过我们的感觉传达给我们，而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完全是通过视觉和听觉。但是，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是生活在由无数视觉、听觉、感觉组成的川流不息的印象中的，只有那些他认为对他重要的印象才会打动他，使他产生行为或思想。那么，新的印象又是怎样脱离其余印象并且变得相当重要以致产生政治效果的呢？
任何事物要刺激我们，使我们产生冲动或行为，首先必须是可认识的——必须像我们以前看到过的它自己，或者像我们以前看到过的其他东西。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老是不断地任意改变它们的外貌，如果没有一样事物像任何其他事物，或像它自己，哪怕只一会儿工夫，那么，目前存在的一切生物根本不会有所作为。它们将会像海草一样随波逐流。
新生的鸡雏在鹰的阴影下战栗，因为一只鹰和另一只鹰相似。动物在日出时醒来，因为一次日出和另一次日出相似；动物觅食坚果或青草，因为每一颗坚果和每一棵青草都和其他坚果和青草相似。
但是，认识相似事物本身并不是一个激发行为的有力因素。被认识的事物还必须是重要的，必须以某种方式使我们感到它对我们有重大关系。星星每晚在天空重新出现，但是，据我们所知，动物中只有人由于认识星星而受到行为的刺激。飞蛾不因为认识一只乌龟而受刺激，母牛也不因为认识一个蜘蛛网而受刺激。
有时候，这种重要性是大自然自动向我们指示的。野兽的咆哮、鲜血的呈现、小孩在痛苦时的啼哭，都无需经验或教导，就突出在人的众多感觉之上，就好比对于一只饥饿的狐仔来说，一只兔子在树丛里一动或一闪马上会同风声和花草的色彩区别开来。有时候，一种感觉的重要性得由动物在自己生活中去体会，比方狗认识老鼠的重要性是靠本能，而认识鞭子的重要性（条件是这根鞭子同狗以前看见和感受的鞭子相似）则靠经验和联想。
在政治中，人必须既了解相似事物的重要性，又必须制造相似事物。如果选票是一样天然的东西，如果一个过去从未听到过选票的青年在二十一岁看到选票时肯定有投票的欲望，那么，政治策略将会是件简单得多的事。
因此，原始人中的全部社会和政治组织仪式说明了制造人为的、容易认识的政治相似物的过程。如果一个首领要被承认为首领，他必须像普特洛克勒斯 [11] 的鬼魂一样“酷肖他本人”。他必须年复一年地住在同一所屋子里，穿同样的衣服，做同样的事情；他的继承人也必须学他的样。如果一桩婚姻或一笔买卖要被承认为契约，必须在惯常的地方以惯常的方式完成。在少数情况下，一样人为地制造并被认识的东西又作用于使人和其他动物能够无需经验而解释感觉的那些生理上继承来的联想，从而产生冲动的效果。一个武士的鲜红油彩和狼皮头饰，或者一个巫医的龙形面具，就像一个现代候选人的微笑一样，直接扣动我们的本能天性。但是，即使在极早期社会里，认识人为政治实体所以能引起冲动，必然应归功于生活中获得的联想。一个儿童如果挨过传令官的棍子，或者看见过他父亲对国王或圣石行礼，就会学会依靠联想对棍子、国王或圣石产生敬畏。
认识往往附属于所认识事物的某些特征（无论是天然发生的还是人为制造的）。这些特征反过来又成为整个事物的象征。低等动物的进化模仿表明，对于某些食肉昆虫来说，恶臭是腐肉的一种相当有说服力的象征，足以诱使它们在花中产卵，而黄蜂的黑、黄两色的条纹如果由苍蝇加以模仿，乃是一种使鸟儿远避的充分象征。 [12] 在早期政治社会中，绝大多数认识是受这些象征指引的。你不能使一位新国王（他可能是个小孩）在各方面都像他的前任（他可能是个老人）。但是你可以在他们两人身上刺同样的花纹。甚至可以较容易也较少痛苦地给国王加上一个非他肌肤一部分的象征，例如一根权杖，权杖可予以装饰和放大，直至失去权杖的作用，但肯定是个象征。于是，一个国王由于手里握着权杖，就被承认为国王。这样一根权杖很像一个名字，古代墨西哥恐怕就曾有过以权杖模型代替国王的符号书写体系。
在这一点上，已经很难不把整个过程理智化了。我们自己的“常识”以及十八世纪哲学家的系统化常识同样都能够解释为什么部落人惧怕权杖，说权杖使他想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原始社会契约，或者想起经验表明来自于王室赏赐和王室惩罚的快乐和痛苦，因此他由于推理作用，一看见权杖就对国王产生恐惧。
如果激起冲动的象征是实际的语言，要使所获得的感情联想不同整个推理过程混淆起来，就更难了。由于我们称为语言的那些声音和符号的作用之一，是在我们头脑里激起一个蓄意的逻辑思维过程，因此我们容易把它们的其他所有作用都忽视过去。最容易莫过于说明语言的逻辑应用：以抽象思维分解一大堆感觉——例如关于一个王室成员的记忆；选择另外一大堆感觉所共有的一种性质——例如王权；给那种性质加上国王的名称，并用这个名称使我们能够重复抽象思维过程。当我们有意识地试图使用语言来正确地推理时，所有这一切确实都发生，正如我们倘若根本没有逐渐养成使用语言的能力而要想构成色彩、模型和图画的正确概念时所发生的一样。但是，任何一本心理学教科书都会说明，为什么当语言被用来刺激我们采取行动时，如果把这当作实际发生的事情来加以描写是错误的，不是过分就是不足。
确实，“铜管乐器心理学家”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已经发明一种检验重要词语效果的实验，任何人都可一试。他可以找一个朋友用大字在卡片上写一系列常用的政治名词，如国家、政党、原则等等，然后让这位朋友坐在一只记录十分之一秒时间的表前面，翻开卡片，观察那些相继进入他意识的联想。第一批显示的联想会是自动的，而且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卡片上的词是“英国”，而做实验的人视觉印象特别丰富，那么，纸上的白和黑的符号马上会产生一个伴有爱戴、忧虑或迷惑等模糊的、半自觉的感情反应的图像。如果做实验的人对听觉印象特别敏感，符号首先会唤起一个鲜明的声象，可能还附带一个类似的感情反应。我是一个视觉印象特别丰富的人，我的图像就是一个模糊的三角形。其他视觉印象特别丰富的人向我描述了“英国”这个词所自动引起的一面红旗，或一片绿色的田野（从火车厢里所见）的图像。自发的图像或声象及其完全自发的感情附带物之后，就出现词的“意义”，一个人所了解的英国的情况，这些情况首先通过一个半自动的过程呈现在记忆里，但需要作很大努力不让它消失。关于每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意象和感觉的问题，当然是由我们过去生活的全部思想和经历决定的，但是它们（至少在实验的早些时候）在我们还来不及有意识地反省或选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除语言外，其他象征也能建立一个相应的过程。如果实验中不用写上字的卡片，而改用几顶家庭成员们的帽子，这个过程的其余部分仍照常进行——自动的“意象”伴随自动的感情联想之后，紧接着在一瞬间就自发地认识“意义”，最后再有意识地进行回忆和思考。坦尼生（部分因为他天生是位诗人，部分也许是因为他吸烟过度使得他偶尔头脑混乱）所描写的各种心理状态（对多数人来说，这些心理状态都被记忆融合在一起）是极其精确的。例如，《公主》这首诗中有一段描绘了我正在论述的相继顺序：
你的声音在鼓声中清晰可闻，
战鼓声在他站立处隆隆擂起。
你的脸在他的想象中闪现，
将战斗交付在他手里。
当号角吹响的瞬间，
他看到他的孩子们在你膝前，
下一瞬间他像烈火般扑向敌人，
为了你和你的将他杀死。
我认为，末句“你和你的”似乎精确地表达了从“声音”和“脸”的自发意象到反省心情的转变，他为之战斗的全部意义都在其中体现出来了。
但是，“将战斗交付在他手里”的是“脸”。在这一点上，当我们将各种冲动本身作比较时可以看出，进化史上较早、较自发的因素具有更大的冲动力，而较晚的理智因素的冲动力则比较小。即使当你坐在椅中也能感到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考虑到宗教现象，这种感受就更清楚了。唯一的一种由心理学家有意识地创立的有点重要性的宗教，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为了产生一种相当有力的刺激以便在日常生活种种邪念和诱惑中确保道德行为，孔德叫他的信徒们各自制造一个关于“人”的视觉形象。信徒每天早晨一个固定时候必须在心中默忆他所知所爱的一个妇女——他的母亲、妻子或姐妹——的身形。身形必须总是处于同一姿态，穿同一服装，因此一联系到“人”这个词，它就必须总是作为一个固定心象自动呈现出来。 [13] 与此自动联系的还有对想象中的人的原来的情感冲动。在这以后，就尽快地出现词的意义，以及与该意义相关的比较充分然而说服力较差的感情联想。这个发明部分地因袭了罗马天主教的某些戒律，部分是出于孔德所亲身感受的德沃克斯夫人的形象对他的影响。之所以未被更广泛地应用，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一般人不像孔德自以为是的那样想象丰富。
纽曼红衣主教在其《辩解书》富有启发性的一节中，解释他如何为自己制造拟人化国家的形象，并暗示说，他之所以相信这些形象实际存在着，是因为感到制造这些形象有其方便之处。他说他把“国家”以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的“宗教团体政府”的特征和天性与“部分地堕落、任性、反复无常；高尚或奸诈、仁慈或歹毒（视情况而定）的人物等同起来……我喜欢‘具体’胜于‘抽象’使我理所当然抱有这种见解。我认为它受《但以理书》中提到的波斯王的支持；我认为《启示录》介绍‘七个教会的天使’时说的就是这种中间人”。 [14]
“1837年……我说过……英国有许多崇高的美德，然而天主教的信条却很差。在我看来，约翰牛这个人物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
同样地，哈内克在说明基督教扩张的原因时，强调“教会”这个词的使用以及“这个词所提供的拟人化可能性”。 [15] 这种使用可能起源于某位基督教哲学家对全体基督教会众的共同特征所作的抽象理智努力，虽然更可能来源于使用一个流行名词时的半自觉适应过程。但是，一个词既经确定，它对多数人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拟人化所自动激发的感情，而不在于将词义充分辨析后所产生的那些感情。宗教史提供了无数这样的例证。“一个故事包含的真理”要比不包含在故事中的真理具有更大的感情力量，而从视觉上认识故事的主要人物比故事本身具有更大的力量。一个使“一切人都弯腰”的神圣名字的声像，或甚至形之于心但未出之于口，在感情最强烈时，其力量要比真正了解它的意义大得多。感觉到的东西——可以品尝的圣餐、可以观看和触摸的贞女凯维拉，要比他们在天上的原型更加真实。
如果我们从政治中寻找同样的例证，就能再次发现，在政治中要抵制对感情经历作理智解释的习惯，要比在宗教、道德或教育中不知难多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主要的政治实体是他们的祖国。当一个人为国捐躯时，他是为什么东西捐躯呢？坐在椅中的读者想到地图册上某个地区的面积和气候、历史和人口，然后按照爱国者与所有这一切东西的关系来解释他的行为。但是在战斗紧急关头所发生的并非是从逻辑上确定或分析一个人的祖国概念，而是头脑自动选择一样感觉上的东西，这样东西伴有我已经叙述过的同样自发的爱慕感情。应征入伍者毕生生活在一连串感觉之中：所读到的地理书，所看到的街道、田野和面孔，所听到的人声、鸟声或流水声，凡此一切构成他可以从中得出祖国概念的无穷事物。在最后的冲锋中他想到了什么呢？也许是故乡的一排大榆树，更可能是祖国的某种化身，某种能使一样为人喜爱的实物从众多经历中脱颖而出的习惯或想象。如果他是个意大利人，这可能是意大利的名字、音节。如果他是个法国人，这可能是他在故乡市场上看到的佩着一把断剑的法国大理石像，或者马赛曲那令人发狂的节奏。罗马人为饰有花环的权杖上的铜鹰献身，英国人为司令旗献身，苏格兰人为风笛声献身。
一个人可能千年一遇地在战斗结束后站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里，聆听伯里克利 [16] 从古往今来雅典人的无数品质中归纳出那些使雅典为世界所推崇的品质而怦然心动。但是过后他所能记住的恐怕只有伯里克利的抑扬顿挫的声音、他的手势，或者一位阵亡战士的母亲的啜泣。
在政治演变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接连创造了许多新的道德实体，如正义、自由和权利等理想。就它们的起源来说，那种我们总想把它当做一切心智现象的解释的自觉逻辑抽象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符合历史事实。例如，我们有关于苏格拉底在其中把陪审员和政治家的一些勉强的回答予以比较分析的对话的当代记述，知道“正义”这个字眼被他变成了一个灵到极点的政治名词。在苏格拉底之前许多世纪，同一个词被普遍采用的缓慢过程屡屡被某位已被遗忘的智者加快，力求使其受到过度的自觉思维的影响，这也是肯定无疑的。但是，每个阶段工作一完成，正义女神就像一尊历代艺术家不断对之精工雕琢的石雕像，以逼人的美傲视一切，她不是被视为一样抽象事物，而是看作一个直接的启示。这种启示确实使一些较老的象征黯然失色，但是凌驾它们之上的似乎是一样真实和肉眼能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艰难的比较分析过程。戏中安提戈涅 [17] 以正义女神的名义蔑视手执权杖的国王通过传令官发布的命令。但是对她来说，正义女神是个绝世美女，“下界众神的同住者”——那些为安提戈涅鼓掌欢呼的雅典公民的后裔把苏格拉底骂得要死，因为他的辩证法使神又变成了抽象概念。
伟大的犹太先知的精神优势多半应归功于他们能够以强大的感情力量提出一种道德观念而不使它僵化为一个典型；但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按照它与一切神中最人格化的东西的关系来看待它。阿摩司 [18] 写道：“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令……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 [19] “公平”和“公义”不是女神，但是阿摩司听见的声音并非是一个抽象的声音。
有时候，一个新的道德或政治实体之产生，与其说是通过缓慢的冥思苦想，不如说是通过洞见。某些天才的先知一眼就能看出至今在人的头脑中分立的东西的基本相似处——使人对自己弟兄发怒的冲动之与使人行凶的冲动、寡妇的一文钱施舍之与富人的大量黄金施舍、荡子的放纵之与政党领袖的放纵。但是，一旦主人死了，洞见也往往随他一同死去。柏拉图的“理念”成了一个魔术体系的公式，而耶稣关于一个人应该把他的所有一切送给穷人的训令却使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变为富有的基督教牧师的免税财产。
上述词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政治思维的主要困难。词非常硬性，非常容易人格化，同感情和偏见有莫大关系；词所代表的事物非常不稳定。正如一个希腊人所说，道学家或教师多半同“天然”的东西打交道，政治家总是同“因袭”的东西打交道。如果你忘记母性或儿童期的涵义，大自然已为我们制造出明白无误的母亲和儿童，他们每一代都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化学家只要在实验室做几分钟工作，就能确定他用的一个词的意义是否和他的前任所用的完全相同。但是，在政治中，被命名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可能消失，也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恢复原样。亚里士多德给“国家”这个词下的定义是：“公民在那里按照普遍福利集体进行统治”的城邦。在他写作之际，他从中汲取这个概念的那些城邦的自治已在马其顿的暴力下趋于衰亡。很快就不再有这种城邦的存在，现在我们提到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时，他所解释的名词是由敖德萨的“警察”提供的。“Justices'Justice” [20] 成为一个反论并非是语言学上的偶然。打从罗马法理学家恢复了希腊哲学家的工作，并通过烦琐的问答建立起“自然正义”概念那时起，这个概念和其他所有政治概念一样，遭受到两个危险。一方面，由于原来的抽象思维是无法全面完整地表达的，每一代使用这个概念的人都巧妙地改变它的用法。另一方面，这个概念是从人类的制度和行为得出的，而人类的制度和行为同样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虽然罗马法学家们的原稿保存了下来，罗马法和罗马体制却已荡然无存。当一个墨洛温国王或者一位西班牙宗教法庭法官引用查士丁尼 [21] 的名言时，不仅词的意义变了，就连原来意义上的词所能应用的事实也不存在了。但是，这些赤裸裸的词的感情力量却依然存在。中世纪的罗马法和教会法所以能够推行一切弊端，是因为传统上仍旧一听到“罗马”这个词就肃然起敬。在几百年时间里，一位德国王公比其他王公权势更大，就因为他是“罗马皇帝”，大名叫“恺撒”。
政治家在制造一个新的政体时会遇到和那些影响一个已有政体的历史相同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在整个十九世纪，斯坦因、俾斯麦、加富尔或梅特涅等伟大人物致力于重建被拿破仑的征服所破坏的欧洲，他们必须建立为人民尊敬和热爱的新国家，人民必须愿意服从这些国家的政府，而且必须随时准备好为政府的继续存在战死。种族、语言和宗教在全中欧是混合的，对于地图所划分的王国、公国和主教辖区的历史记忆是混乱和缺乏刺激的。制造和分配新的国旗、钱币和国名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这类东西的感情效果取决于联想，而联想需要时间来产生，而且可能必须同已经存在的联想作斗争。伦巴第或加利西亚的一个男孩目睹士兵和教师们向奥地利国旗敬礼，但是真正心情激动是在听见他父亲或母亲小声念意大利或波兰的名字的当儿。也许，就像在汉诺威王朝的情况下，老的联想和新的联想在许多年内几乎平分秋色。
在这种时候，人们从国名的直接感情联想退却，并寻求它的意义。他们问，奥地利帝国或德意志帝国是什么？只要天底下只有一位教皇，人们就不假思索地把他的多年来的威望一代一代往下传。如果四十年间有两位教皇，一位在罗马，另一位在阿维尼翁，人们就开始查问教皇的本质是什么。在这种时候，有些人甚至更进一步。他们不仅会问奥地利帝国或教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而且还会问奥地利帝国或教皇制度到底为什么必须存在。
因此，建立国家的工作必须在各个方面展开。国名、国旗、国歌和货币都有以习惯联想为基础、完全不从逻辑得出的效果。与此同时，政治家力图为这些象征创造尽可能多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在同一支军队服役，讲或者懂同一种语言，或甚至使用其他地方已经不用的黑体字字母，国名对于他们就有更大的意义。撒克逊人或萨伏依人当提出“我是一个德国人或法国人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时，会作出更充分的回答。一场共同进行的获得胜利的战争不但会创造一段共同的历史，还会创造一笔具有强烈感情的共同遗产。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力图用歌曲、图画和过去的业绩来恢复和加强与较老的国土相关的感情联想——而在所有这一切后面，会就国家是大好还是小好，是以种族划分好还是地区划分好，进行认真的哲学性讨论，讨论结果政治家从第二手获悉，公民从第三手获悉。结果，意大利、比利时和德意志帝国成功地建立了具有充分爱国主义基础的国家，而奥匈帝国在紧急关头则可能归于失败。
但是，如果十九世纪欧洲建立国家的任务是困难的，那么，二十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建立帝国爱国主义的任务就更困难了。对于联合王国本身，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有任何感情联想的名字，没有一个英格兰人被“不列颠”这个名字激动，“英格兰”这个名字激怒所有的苏格兰人，而爱尔兰人则同样讨厌这两个名字。我们的国歌是十八世纪的歌剧脚本和歌剧音乐的样本，平淡无奇，毫不动人。金币上的裸体小圣乔治或银币上的纹章从未激发过任何人的灵感。新的铜币确实有希克斯·比奇小姐的优美体态，但是太小，太媚，一点没有法国或瑞士的壮丽头像的感情力量。
奥尔德姆或米德尔斯伯勒的工匠所能认识的他的国家的唯一化身，是约翰牛的肖像：肥胖、粗野、十九世纪初米德兰平原的农夫。只有一个国家象征——国旗上象征联合的部分——尽管像条百衲被那样缺少美感，还算差强人意。不过至今它的全部联想都是海战方面的。
如果走出联合王国，那情形就更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和属国”这个名字太长，也不吸引人。在1907年的殖民地会议上，政治家和社论作者们曾想出种种转弯抹角的说法以避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甚至用了“不列颠帝国”这个词。对于《悉尼公报》以及欧洲的漫画家来说，世界地图上任何套印红色的领土依然只使人想起“约翰牛”那贪婪的小眼睛、大嘴巴和一双大猩猩似的手。
还有，如果一个年轻的布尔人或印度人或前美裔加拿大人问自己，帝国成员（“公民”这个词用于帝国六分之五居民会发生误解）是什么意思，他觉得很难说出个究竟。如果他更深入一步，问帝国存在是为了什么目的，人们可能会告诉他说，大不列颠的居民在恍恍惚惚的情况下征服了半个世界，可还没有功夫对为什么这样做想出一个事后的正当理由。唯一的一个能激起他的爱国主义感情的记忆或反思的产物是下述声明：迄今为止，帝国的传统是鼓励和信仰政治自由。但是即使最崇高形式的政治自由，其性质也是消极的，政治自由这个词在孟加拉、罗得西亚和澳大利亚往往有不同的涵义。
然而，国家只是许多种政治实体中的一种。一大群人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名字下集合起来后，那个名字就可能既有理智上可以剖析的意义，又有感情上的联想。例如，为了地方行政的便利，伯明翰郊区被分成许多独立的市。由于这些市处于古村庄的位置，由于苏格兰职业足球队以它们命名，也由于人类的感情必须有所寄托，因此据说它们正在发扬一种强烈的地方爱国主义，西布劳威奇市憎恨阿斯顿市，就像拜占廷戏里蓝党憎恨绿党一样。在伦敦，主要在伯明翰榜样的影响下，1899年新建了二十九个市，其名字——至少是威斯敏斯特市——都经过精心选择，以便复活一些已被淡忘的感情联想。不过，尽管切斯特顿先生在小说《诺丁山的拿破仑》中作了预言，很少伦敦人学会以各市市民的身份来感受或思考。建造的市政厅他们从未见过，设计的纹章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市只不过是些选区，他们在那里照一张名单投票选举，名单上的名字都是他们不认识的，组合在他们的政党所制定的总标题之下。
事实上，政党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最有效的政治实体。政党是随着代议政体大规模出现而问世的，它的发展未受法律或宪法传统妨碍，象征着使政治体制适应于人性实际情况的最巨大努力。一个现代国家可能有一千万或更多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同样有权利当候选人，并以候选人或鼓动者身份抒发对任何政治问题的独特见解。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无穷事物中的公民来说，他的一千万同胞中只有少数几个能够作为政治思想或政治感情的独立对象而存在，哪怕这少数几个中的每一个对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终身不变的看法。需要有一样更简单和更永久性的东西，这样东西要能够被爱和被信任，而且能够在连续进行的选举中被认出是以前爱过和信任过的同一样东西：而政党正就是这样东西。
任何一个政党的起源都可能是由于一个慎重的思考过程。它之成立，如柏克所说，可能是由于“一群人联合起来。按照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一独特原则，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 [22] 但是，一个政党一旦成立，它的命运就取决于人性的各种因素，慎重思考只是其中之一。政党主要是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能引起感情反应。政党领导人的任务就是使这些自动的联想尽可能清楚，被尽可能多的人占有，并引起尽可能多强烈的感情。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用的莫过于政党的彩色标志。我们的老祖宗在识别语言以前就一定已经能识别色彩了，而简单和较强烈的感情附丽于一种色彩比附着于一个词更容易。那个枕头上放着“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俱乐部”彩带的死去的可怜男孩以直率和真挚的感情爱着那种色彩。
政党乐曲的作用同样是自动的，对于有音乐“耳朵”的人来说，作为一种感情对象甚至比政党的彩色标志更灵。马赛曲如今是法国的国歌，它作为革命时期党的乐曲，影响至巨。即使现在，它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政党财富。格莱斯顿首相去世时，一个老资格的政治组织者曾在《威斯特敏斯特公报》上提出一个聪明的建议，主张把为纪念死者而募捐来的钱拿出一部分充作最优秀的进行曲的酬金，这支进行曲将永远与自由党等同起来。组织张伯伦先生的关税改革运动的极能干的人犯了少数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创作一支哪怕勉强过得去的乐曲。
自发性仅次于彩色标志或乐曲的，是用作党的名称的一个或几个字的最初和最简单的意义所引起的感情联想。一个希腊父亲管他的小宝贝叫“无上光荣”或“好参谋”，政党的创立者以同样方式选择其原义能引起固定感情联想的名字。不过，一个政党从开始存在和活动起就不断创造新的联想来代替名字的原来涵义。美国任何一个人使用共和党或民主党这些字眼时决不会想到它们的词典上的意义。确实，谁要是这样做，就会养成一种心理习惯，犹如读希腊历史而老是辨别像阿里斯托布洛斯 [23] 和忒俄克里托斯 [24] 这类名字的词典意义的习惯一样讨厌而无用。因此，体现政党政策的长而确切的名字，很快就缩短为具有从党的实际历史得出的新的联想的无意义的音节。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变成了Cadets，独立工党变成了I.L.P.。另一方面，不太确切的政党名字自动引起的自觉性较差的感情联想可以保持得长久得多。德国国家自由党人在整整一个世代内是俾斯麦的宝贵助手，因为他们的名字隐隐使人联想到爱国主义和自由的结合。几年前，当德兰士瓦的矿山主们决定成立一个政党时，他们也许经过慎重讨论后，选中了“进步党”这个名字。这个选择真是妙不可言。在南非，“进步”这个词的原来的联想显然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它久久地使人联想到：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及其政党具有和默金农·伍德先生及其在伦敦郡议会的追随者一样的民主同情心。任何人向一批其批评和推理机能已被充分开动的听众讲话时决不会说，由于某些人自称“进步党人”，所以投票反对他们就必然是投票反对进步。但是，在感情联想朦胧模糊的区域里，如果一个好的名字引起的联想是相当下意识的，那么，这个名字就有真正的政治价值。
相反，政党的反对者们力图给它加上一个会引起反感的名字。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老的名称是反对派取的这类名字的突出例子，也许持续了半个世纪才失去原有的辱骂性联想。现代取的一些名字因为含义比较贴切，就不那么成功了。“侵略主义者”（JINGO）倒有过一个骂人名字的某些暗示作用，但是“分离主义者”、“小英格兰人”、“食物收税人”这些说法，还是必须有意识地接受或不接受。
政党和政治冲动之间的整个关系也许用广告艺术来解释最为适宜。在广告中，理智过程可以撇开其道德含义予以注意，而广告手法和政党手法在方法上越来越相似了。政治宣传画同商品或戏院广告并排张贴在一起，由同一位画家执笔，遵照同一经验主义的艺术规律。因此，我们姑且设想：一个资本家认为茶叶行业有开展一场大规模广告攻势的好机会。世界上的茶叶就和人类的政治见解一样，品种繁多且变幻莫测。每一个茶园中的每一片茶叶都和另一片茶叶不同，而一个星期的潮湿天气就可能改变任何仓库中的全部存货。因此，广告者应如何创造一种商业上的“实体”，一种人们能思索能感知的“茶叶”呢？若是一百年前，他会针对他的贸易机会和经营方法发表许多乐观而详尽的声明。他会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说是“威廉·琼斯在一群有经验采购员协助下，将参加东印度公司之茶叶拍卖，将最佳中国茶园生产之茶叶分装小包，以不高于百分之五利润零卖给主顾”。不过，这种做法是公开诉诸批判性的理智，如今要根据批判性的理智予以评价。我们不可认为琼斯先生是他的货色的优良品质的公正见证，也不可认为他有充分动机即使可以赚更多钱也仍旧恪守关于百分之五利润率的诺言。
因此，今天这样一位广告者会利用我们的自发的和下意识的联想来达到目的。他会想出一个名字，比方“帕拉马塔 [25] 茶叶”，这个名字会在绝大多数人心中产生一种关于东方热带国家的模糊联想，还有一节关于澳大利亚的地理课的下意识记忆。然后他会结合这个名字制造一种自发的图画形象，这个形象具有它自己所有的以前的感想联想。等到十万英镑广告费已经巧妙地用掉时，英国任何人看到一个包上的“帕拉马塔”字样时都难免会有一种想购买的模糊冲动，这种冲动奠基于对他祖母的回忆，或者对英国舰队的回忆，或者对一位美丽的英国少妇的回忆，或者对任何一种由于能引起信任或爱戴的联想而被广告者选中的主体的回忆。当音乐在英国公共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时，可能有效地利用音乐来做广告，那时“帕拉马塔主题”将会在所有哑剧中出现，同一支比方关于《战士凯旋》的歌挂钩，而且将在所有的食品店里用留声机哇啦哇啦地播送。
这个例子对澄清思想有莫大好处，因为至今没有这种“帕拉马塔茶叶”存在，甚至哪种茶叶将用这个名字供应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帕拉马塔茶叶依旧十足是个商业实体。以后可能决定把质量极差的茶叶以很高的利润出售，直至名字最初引起的联想逐渐被失望的联想代替。或者也可以决定用这个名字在不同地方卖不同的茶叶，并大力推销那种“风行”的香味。但是广告牌上另外还有许多动听的茶叶的名字，能引起婴儿、哈巴狗和伦敦塔等等联想。如果想发展一项永久性的买卖同这些茶叶竞争，最聪明的恐怕是供应一种质量相当划一、具有可以作为它的“内涵”的独特香味的茶叶。最大的困难是公众的口味变了，这种香味不再受人喜爱而销路一落千丈。董事们可能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继续把老的香味的茶叶销售给人数日益减少的主顾，也可能逐渐用另一种香味代替，甘冒风险，让那些说“这不是真正的帕拉马塔茶叶”的家庭主妇的人数被那些说“帕拉马塔茶叶质量提高了”的家庭主妇的人数抵消。如果人们根本不愿购买老的香味的茶叶，而宁可购买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具有新的香味的茶叶，帕拉马塔茶叶公司就必须乖乖地退出市场，就跟一个企图以旧瓶装新酒的宗教归于失败一样。
所有这一切情况对于政治家就像对于广告者一样熟悉。政党候选人初次露面时，在大多数选民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贴有自由党或保守党名字的包。那个名字会引起色彩和音乐的联想，也会引起传统习惯和感情的联想，这些联想一旦形成，就独立于政党的政策而存在。除非他佩戴政党的标志——除非他像美国人所说是一个“正规”候选人——否则的话，不仅那些习惯和感情会同他隔绝，而且他还会感到，要在选民面前作为一个有形的实体出现是万分困难。一部分选民——其人数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地点有很大差异——会投票选举他们党的“正规”候选人而不问其纲领如何，然而对于其余的选民，这位候选人必须同时提出一个能够代表党的政策的纲领，这个纲领对于提名委员会更是永远必不可少。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他是一个政党候选人，他必须记住他是以候选人资格说话和行事的。选民所以能够和他一样地想，一样地感受，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他的党抱有偏爱和期望。当他上台演说时，他和他的听众之间隔着一张政党的面具，这张面具比他自己的脸大而呆板，就像那个使演员们在希腊巨型露天剧场能够被观众看到和听到的面具一样。如果他不再能够真心实意地扮演这个角色，他就必须要么退出舞台，要么戴上另一个政党的面具登台演出。
政党领袖们还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是一个存在于选民的记忆和感情之中，不受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行为支配的实体。这并不是说政党领袖不能真诚。作为个人，他们的确只能在随时准备失去政治生命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生命。有时候，他们甚至必须冒他们的党自身垮台的危险。当罗伯特·庇尔 [26] 爵士于1845年改信自由贸易时，他必须决定他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应该通过脱离托利党而将它一举摧毁呢，还是应该彻底改变托利党的政策，使它变得即使在习惯和联想的下意识推理中也难以认出它就是人们四年前曾对之投票赞成并为之工作的那个实体。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庇尔所做的事都不同于就当时的一个问题表达个人意见，而是要严重得多。然而，如果他认识到这点，为了保全他的党而继续鼓吹谷物税的话，就会失去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全部力量，甚至他的党的价值也将丧失无遗。
今天，如果一个神以洞察人类一切事情的力量从天上俯视人间，他可能会像当我执笔为文时许多报纸主笔正在问的那样问：影响如此众多生灵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他可能会自己提出一个定义作为回答，这个定义可大致解释如下：“一个争取更大社会平等的运动，其力量依靠三大因素：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政治力量，各阶级成员日益增强的社会同情，以及以科学方法日益增强的权威为基础的、社会布局可用有意识的计划予以改变的信念。”他会看到人们正在努力通过种种关于税收、工资和调节管理或集体管理的建议来促进这个运动，有些建议将被证明是成功地适应于人类存在的各种事实，有些建议则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进行试验，或者因为试验失败而最后只好放弃。但是他同样也会看到，这个从无数社会主义建议和愿望中概括出来的关于一个多方面的、经常改变的运动的定义并不是多数拥护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写照。对于一样人们可能喜爱并愿为之工作的东西的需要已为无数工人创造了一种人格化的“社会主义”，一个目光严厉、宝剑出鞘、长着一对翅膀的女神成了世界的希望以及受苦者的救星。对于一样人们能绝对真诚和肯定地使用的思想工具的需要又造就了另外一种社会主义，不是人格化，而是决定性的和命令式的教条。这样一种教条于1884年出现在英国，威廉·莫里斯以他漂亮的书法把汉德曼 [27] 先生的讲话记录了下来。三年后，正是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一个稍识文墨的工人噙着真正谦恭的眼泪对我说：“真奇怪，天下所有聪明的读书人都不懂得这个辉煌的真理，偏偏让我一个人懂得了。”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永远是平常说话和写作中使用的一个词、一个象征。一百年以后，它可能步它的祖先们——平均主义、圣西门主义、共产主义、宪章主义——的后尘，可能只存在于一个后来发生其他变化并改用其他名字的运动的历史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像共和政体继续存在于法国一样，成为硬币上和公共建筑物上一个运动的名称，这个运动经过许多失望和幻灭以后，终于胜利地作为一个政府建立起来。
但是，一个词在平常谈话中的使用只是各个人、特别是那些把它当作党的名字接受的人使用的结果。只要运动真正活着，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发觉，虽然这个词非用不可（因为否则运动在政治上就不存在了），但是它的使用却经常产生许多难题。任何人把一个词在明显不同于一般用法的意义上应用于自己或他人，以致肯定或可能使人感到他是在制造一种虚假印象，当然会被指责缺少真诚性。但是，也有些时候，巨大的实际效果可能取决于扩大使用一个其作用正在缩小的词。研究过宗教史的“现代主义”罗马天主教徒用“天主教”这个词来表示一个经历过各种理智阶段、其生命力依靠将来有合理变化自由的团体。他因而自称是一个天主教徒。另一方面，对于教皇及其顾问们来说，教会是一个基于不变的启示的不变的奇迹。在他们看来，蒂勒尔神甫 [28] （他自命“信”天主教，虽然他分明不信那些构成原始启示的事情真会发生）干脆是个说谎者，为了自己的欺骗目的而盗用他们的名义。他们不理解他，犹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信奉教皇至上主义者不理解伯恩施坦及其现代主义盟友。另一方面，伯恩施坦本人必须作出选择：到底是让社会主义这个词开放使用，还是最后只好放弃，因为他主张使用这个词徒然造成恶感和思想混乱。
有时候，一个有非凡个人力量和表达力的人可以说本身就是一个党，一个政治实体。他可以为自己塑造一个永久性的、可以识别的面具，如“诚实的约翰”或“了不起的老人”。但是这照例只有那些了解自己工作的主要状况的人才能做到。事实是：一个政治家的智力经历要被公众铭记在心，必须要么基于顽固地坚持一成不变的见解，要么基于一个缓慢、简单和一贯的发展过程。多数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就像一张作用极其缓慢的照相底片。谁要想拍一张清晰逼真的相片，必须以同一姿势在它前面站好些时候，一只鸟从底片前面飞过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格莱斯顿 [29] 在1868年写道：“有些人的见解被公众奉为圭臬，这些人如果改变见解，对于国家诚为不幸，尽管这种不幸要比他们明知错误而仍坚持己见轻得多。这不一定要受谴责，但是必须多加注意，要予以反对并静观后效。” [30] 大多数政治家既避免因公开改变见解而失去势力，也避免因公开坚持一个已私下放弃的见解而失去身份，他们不仅仔细考虑自己结论中的每一个改变，而且除了那些业已成熟可立即付诸行动的问题以外，对其他一切问题迟迟不表态，尽管这往往被看成怯懦和荒唐可笑。所写或所报道的话保留下来，成为除他本人之外政治家总是在建立、破坏或改造的实体的一部分。
同样的情况作用于政党和政治家以外的其他政治实体。如果一张报纸要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下去，就必须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天天恪守一个始终如一的见解。作者们按照报纸的个性撰稿，这不仅是因为必须遵守编辑部的纪律，而且也是出于被人理解的本能愿望。如果这张报纸被卖给一个持不同意见或希望鼓吹不同意见的业主，它必须要么坦率地宣称自己是一样新东西，要么以缓慢而严肃的争辩步骤使新观点显得是老观点的必然发展。因此，一个资本家为了利用一张报纸的老的影响去加强一个新的运动而买下这张报纸，他所做的事必须按照与判断购买那么多印刷机和纸张的道德标准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他可能在破坏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对无数生活在一个否则就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的普通老百姓曾经是一个稳定和可以理解的实体，并曾获得像一个演说家或一位君主曾经激发的那样真实的感情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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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特洛克勒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位英雄，特洛伊战争中为赫克托所杀。——译者
[2] 参阅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392页：“我们同低等动物的关系的全部历史，乃是我们利用它们单单靠标记判断一切的特征来捕杀它们的历史。”
[3] 《实证宗教教义问答集》第1部“崇拜的解释”第65页：“实证主义者在做私人祷告时闭上眼睛，以便更好地看清内在形象。”
[4] 纽曼：《辩解书》（1864年）第91、92页。
[5] 哈内克：《基督教的扩张》第2卷第11页。
[6] 伯里克利：古雅典政治家，以辩才著称。——译者
[7] 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的女儿，因违抗新王命令被拘禁在墓穴里，后自缢身亡。——译者
[8] 阿摩司：公元前八世纪的希伯来先知，是《旧约》中十二个小先知中的第三个。——译者
[9] 见《旧约》阿摩司书第五章。——译者
[10] Justices'Justice：意译为治安官式的裁判，用来讽刺英国某些地方行政官判决不当，尤指轻罪重判。——译者
[11] 查士丁尼（483—565）：拜占廷帝国皇帝。——译者
[12] 《对当前不满情绪的思考》（麦克米伦出版社1902年版）第81页。
[13] 阿里斯托布洛斯：公元前四世纪末希腊历史家。——译者
[14] 忒俄克里托斯（前325—前267）：古希腊诗人。——译者
[15] 帕拉马塔是澳大利亚地名。——译者
[16] 庇尔（1788—1850）：英国首相，托利党领袖。——译者
[17] 汉德曼（1842—1921）：英国社会党主席。——译者
[18] 蒂勒尔（1861—1909）：爱尔兰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现代神学派主要成员，主张用历史和批判的方法研究神学，化名著书抨击教权至上主义，招致教皇利奥十三和庇护十世的反对。——译者
[19]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译者
[20] 《拾遗集》，第7卷第100页，引自《莫利传》，第1卷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