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先生：
谢谢你们好意，把大作寄来，并问我这个外行对于现代诗意见。“现代诗”若包含了一点国际风气，或国际水准，这问题我无法谈，即说来意见也难中肯。因为俄文诗和英文诗我全都隔阂，不能象其他批评家那样在经人嚼过的饭上来讨论口味，增加通人笑料。我在工作上得看诗谈诗，照例对于诗先有个传统概念：“诗其所以成为诗，必出于精选的语言，作经济有效的处理。”并用读白话诗习惯方式，看看这个作品从散文水准上，从近三十年白话诗水准上，有没有能够保持应有的明朗、条理和综合文字能力，作成纪录突破的新意，以为取舍。用这种方式读诗，加之刊物又不能用过多篇幅来登载新诗，所以免不了有委屈作者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个人印象若还可作他人参考，照我所知说来，中国现代诗正面临一道关隘：即传递与欣赏，作者如未设法通过，读者实感困难（写诗越容易，读者越困难）。为的是诗人的作品若各自有一起点，缺少一个共通标准可以给读者比较把握。这情况也有了些时间，且可说从五四即起始。照旧话说，即“载道”和“言志”形成新诗写作两种动力，亦即形成两种阻力。新月派几个诗人把格律提出作为欣赏的尺标，即见出相当效果。到文学运动后期约在民国十九二十年左右，这两个名词换成了两个更明朗具体的名词，即“政治”和“抒情”。
诗从政治效果要求，以为“浅”有效果，就唯恐不浅。另外一面从抒情观点出发，以为须见出个人性情和风格，即不知不觉成为晦。诗既在两个观念两种势力下被分割，新月派诗人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从民十四起始在作品上建立的格式标准，到此就无形打破，诗的共通性因之越来越少。出于政治要求，诗不可免成为社会科学名词堆积物，公式口号化成为必然的趋势。由于抒情观点，诗又不可免成为抽象名词和摩登词藻的混合物，逐渐转入幽晦生涩也是必然的趋势。
这也就是心细而密、文字简洁如卞之琳、废名作品，将诗认真写来，多数人还是难于领会的原因。或力求通俗，只期望把在论文上成习惯在诗歌中还少弹性的名词分行排列，或力求新巧，努力把个人情绪经验用一种超越流俗方法，自作处分，到此却异途而同归，归于在作品上，也不容易得到共同的理解和预期的效果。抒情诗能欣赏的越来越少，政治诗也还只有对政治有信仰的人能领会，至于一个普通人，即如我和你，都不免望洋兴叹，感觉到缺少一道桥梁，沟通人我，虽说诗本身原就是一道桥梁。一个习惯了从报章杂志上读社论、专著、报道、小说等等文章的读者，说是从中国现代诗作中，可得到比普通一般文学作品更能“以约见著，精炼丰富”的启示，似乎是不可信的！
这自然是个问题，值得许多人来讨论。但外行商讨或内行批判，和这个在实际中发展中的风气接触，很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一切转机不在理论得失上，还在作者工作表现上。
三十年来理论已够多了，少的是肯用三十年工夫来实验的诗人。我们实不能以仅有纪录为满足，还需要一群胆大、心细、热忱、勇敢的少壮，从个广泛一些工作态度上来试验来探索。
企图把作品由平易和现实政治作更紧密的结合也好，这原是个异常庄严的课题。希望用作品由个人对于自然与生命的深刻观照带来一阵新鲜空气也好，这更是个值得鼓励的探险。总之，诗人欲表现“思想”，得真正有深刻思想，欲创造“情境”，得真正有动人情境。即此还不够，尚得透彻明白文字的性能，以及综合文字的效果。他得用作品证实一切。必作到诗不仅仅是二十岁年青灵魂的发酵物，还可望是四十岁以上的思想家表示思想情感和人生态度最精巧工具，以及沟通生命更深一点的东西，这么一来，才会有大家所希望的诗人和好诗。
至于读者的问题，大多数读者，都可说即或无最大好奇，至少也永远在最大容忍情况下，等待优秀作品的产生。然而从一般成就上检讨，我们却不能不说或在工作态度上，或在文学学习上，“严肃认真”以外，一个诗人实在还需要一点宽博温厚悲悯人类爱，才成其为诗人，才能够征服这些读者。诗还待寻觅，待发现，待创造，事极显明。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