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平津各报纷载本社被封和记者被通缉的消息以后，承蒙许多读者纷纷赐函慰问，有的更告诉我们不少离奇的消息，或说听见记者已逃往法国去了，或说听见记者已吃了卫生丸，在北平的亲戚甚至打电报来问记者的安危，也就是要知道记者究竟装进了棺材没有。以记者这样常自愧恨毫无实际贡献于社会的一个小卒，竟承蒙厚我诸君的悬系，万分惭感，自觉实在不值得这样的优遇。我个人的安危毫不足道，不过却绞尽脑汁，筹思如何能在可能范围内保全这个六年来由许多同事的辛苦和许多读者的爱护而培养到了今朝的《生活》。但是记者又想到我们为什么要保全《生活》？为它的资产吗？《生活》从最小规模到现在，都是全靠自己从发行，广告，及丛书方面的收入支持，绝对量入为出，仅求收支相抵，实无资产可言（这是有历年会计师审核的账册可稽的）。为记者个人物质上的得失吗？我苦干了六年，在物质方面和六年七年前坐冷板凳的时候并无差异。既非为保全本刊的资产，又非为保全个人的得失，究竟要保全什么？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附带还有几句话：倘若不得不到听其关门大吉的时候，关于常年定户的定费，我们当然要负责归还，丝毫不容含混的。我们平日责人严，责己当更严，这是分内应负的责任。记者光明磊落的来主持本刊，到了滚的时候也还是要光明磊落的滚，才对得住热诚赞助本刊的许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