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当代文豪萧伯纳氏（George Bernard Shaw）最近环游世界，听说可于这几天到上海，大概记者这篇短文和读者诸友见面的时候，这位白发皓髯精神矍铄的萧老先生已到了中国。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抉发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他今年七十七岁了，不但思想和他的年龄成反比例，就是他的精神的“老当益壮”，也足以振作振作我国人里面年未老而先现出一副老腔老样的“待亡人”，这也是我们对于他可以表示欢迎的一点（萧氏的许多戏剧的名著都是在四十岁以后作的，其中有一半是五十岁以后作的，他的尤其伟大的三种剧本“Heartbreak House”，“Back to Methuselah”，“Saint Joan”都是在六十岁以后作的）。除了这两点外，他的为人，他的演讲，他的著作，最令人不忘的，就是在他那纵横的机智和辛辣的讥讽中尤富于令人失笑令人绝倒的幽默意味。但是他并非一味替《笑林广记》增加材料，所以他有一次听见人说：“这个有趣的脚色不过说说笑话罢了”，他欣然的回答道：“不错，我是说说笑话，不过我说笑话的方法是要说出真实来，这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话。”（见Henderson所著“Contemporary Immortals”）他最近途经香港，对路透社访员就说了一大篇“笑话”，访员问他要不要飞游长城，他说：“我以为没有趣味的事情莫甚于此，长城于中国有什么用呢？”他并用冷讽的态度盛赞日本不向中国宣战一点最得体，因为说宣战确未宣战，一面仍得积极侵略！这些话在我国人听了当然痛心，但却都是“真实”。
讲到萧氏青年时的奋斗生涯，却不甚幽默。他的老子一贫如洗，萧氏早孤，全恃寡母抚养成人，十五岁就弃学就商，廿岁到伦敦，最初三年，常在商店里替人记记帐簿，抄抄货单，所以他后来说笑话，说他的“较早的作品”是在帐簿和货单里面！但他同时却无时不在那里梦想要作一种小说。于是在一八七九年，他鼓着勇气大胆的写他的第一种小说。他作完之后，即名为《未成熟》，但是卖不出，从来没有出版过。他不为胆怯，又在纸的反面作第二种小说，名《无理性的结》，但是他当时的著作，各出版家连看都不要看！可是他丝毫不为胆怯，又继续作了三种小说。萧氏自己后来说起这五种最初作品的时候，他说：“我总记得最初的五种作品是几包很重的黄包纸，常常由出版家陆陆续续寄还我……我总记得当时要想把寄回来的稿子再寄与其他的出版家去试试看，六辨士的寄费就很费一番筹措的工夫。”（可参看生活书店出版的《人物评述》二七九页至二九三页）这种情形，在事后追想，在我们旁人听来，固然是颇饶“幽默”，可是在当时的萧氏未必觉得有什么十分的幽默吧。但他不至气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克服困难，却仍靠他的幽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