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考试招生的期日（日期）发表了，在五月初旬的一个星期内，前三天考中学班，后两天考高小班。中学班要考英文、国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博物等科目，并且是要用英文作答案。仁仪当然送了许多白卷。至高小班只考国文、英文、算术三科。英文考得最麻烦，分作文、文法和默写三项。前两项自己考后，还有点自信。至于默写，真是可以说送白卷了。考的时候，我正坐在那位念英文给我们写的先生面前，相当地听懂了他所念的一段的大意。我之失败是因为我把默写也当作作文一样考法，想先把大意写在卷后作底稿，然后再拨成一篇文章送上去。我刚在卷后写了一行，那位先生便走前来把卷面翻起来要我在前面快点写。我心里一乱，下面的一大段听不清楚了。虽然那位先生一连念了三遍，我还是捉摸不着那段文章的头绪了。我的默写英文失败当然要归之于广益学校的英文默写训练太少，其次是没有听惯那位先生的发音。我最初听见他说一个“fullstop”，我竟当它是本文了。到后来觉得文气不通，但想着了时，中间又漏写了一大段。
仁仪不把他所作的答案内容说出来。虽经他的父亲的催促，他也不肯说。
“说出来看看。让耀仪替你品评一下，看有没有希望。”
仁仪终没发表他的答案的内容，对我还尽说题目并不是怎样难。我却把我所作的答案内容大体向耀仪发表了，英作文不见佳，文法却有百分之七十是对的，默写等于零，算术满点，国文是约在水准线上吧，国文题好像是“日惜寸阴说”。
十三伯父说，我假装十五岁，鬼也不相信。但是那天入场的时候，我看见投考者的过半数是比我年纪大的，竟有些近廿四五岁的人。
过了数天，提学使衙门首又出了一张布告说，中学班暑假后即须开课，故先揭晓，俾得早日进京复试；高小班因宿舍尚未竣工，须俟来春开课，故延期至冬期举行复试。中学班录取名额发表了，计十名，复试后选取六名送京，到京再复试，只录取三名，不过旅费由公家拨给。
“仁仪考上了时……”
我有点担心仁仪真个是入选了时，自己将无面目回去见父亲了。我在那时候才知道任何人都是有嫉妒心的。
但是我和十三伯父的幻想终敌不过耀仪之科学的推论。仁仪终于免掉了再入场复试的劳苦了。至高小班的考试结果，有如石沉大海，经两个多月之久仍不见发表。仁仪早给他的父亲遣回官立中学，准备十年之后作翰林的事业去了。我还留在流水井专等提学使发榜。在待榜的期间内，听见高等巡警学堂和法政特别科都在招考。我便写了信去和父亲商量，无论如何穷就卖房子也该缴我在省城读三年书。在高等巡警或法政毕业后，也可以博得一官半职，帮帮父亲的忙。在那时候我只觉得愈快愈好，只要能走出社会上来赚些钱，解决一家的生计，此外再无什么思想了。
父亲的复信居然来了，答应我先行投考，考进了后，再决定就与不就。在父亲的意思，还是考高等巡警学校比法政学堂经济些，因为至少一年间可以省三十六元的大洋。
投考高等巡警学堂的资格年龄，规定为年在二十岁以上的高等小学毕业生或有监附以上的功名的人。我又是不合资格了。第一，广益学堂不是国人自办的高等小学，第二我还没有二十岁，投考者若是高小毕业的，须缴查文凭。这确是难为了我了。和耀仪商量的结果，我便以年廿五岁的监生的资格填了册。回想起来，前后只两个多月，我由十五岁的童年一跃而为廿五岁的青年了。
“万一进堂时，要检查监照怎么样呢？”
耀仪又要我写信去向父亲商量。父亲回信来说，在堂兄弟中虽有监照可借，但是不单名字年龄不符，也相差太远，最近的也是光绪廿年前后纳捐的监照，不能适用。父亲又告诉我，现代的官场那里能够事事这样认真，真的要监照的时候，尽托词存放在家里，没有寄来就好了。父亲预断定只要考得进去，以后就无问题了。父亲到底比儿子有见识，他看见填册时无需缴查监照，即知道以后无问题了。还是我岁数少，不经世故，把清末的官场看得太过隆重了。
和我一同投考高等巡警的还有一个堂兄，是举人伯父的儿子，名叫正仪。他读完了官立中学的三年级，因为结识了一个娼妇，受了他父亲的斥责，便逃到省城来，决意放弃了二年后的现成的贡生。十三伯父看见他竟这样脱落地视那种中学毕业后可以马上得奖的贡生如敝屣，便向他说：
“你不该牺牲了你过去三年间的学历呀！那是五分之三的贡生哟！只差两年了，就可以得一名贡生，还不好么？”
“我要考法政，三年之后得副榜，五年之后得举人。……”
正仪说笑般地说了后，再继续着说：
“现在的新功名（指由学堂毕业出来所得的奖）有什么价值！谁晓得宣统皇帝还有几年天下！革命党成功了后，新旧功名都靠不住了。”
“那你父亲的举人以后便不通了。”
耀仪有点不愿意听正仪的话。
“进士翰林都不中用了，还说举人！”
正仪把耀仪一喝。
“……”
耀仪不响了。耀仪第一不满意于正仪的，是因为他看不起新功名。原来耀仪的父亲去年由日本回来，在北京保和殿廷试，获奖了一名法科举人。耀仪曾在家里大门上，加上保和殿廷试“和”新科法科举人两道封条。他还常常对我得意忘形地说：
“等我明年在方言学堂毕了业，得奖了举人时，我们父子两人一齐上文魁的匾，一同竖旗杆……。”
现在他看见正仪那样地糟踏功名，当然心里大大的不高兴。正仪又说，近来在青年间，革命的空气非常浓厚，清廷的命运怕不久了。
“你尽管瞎说呀！给官家听见了时，提你去杀头哟！”
“你们都是顽固不堪！”
正仪不理他们是叔父或堂兄，高声地指着他们数骂。
放暑假了，十三伯父在法政考完了试，立即动身回家去了。我因为要考高等巡警学堂，当然不回家，耀仪本想回家，后来忽变更了计划，留省不回去了。我们推度他不回家的理由有二，一是他的夫人在产褥中，一是他的父亲虽然考上了法科举人，但仍不愿回国来在京城就职，仍然回到日本去，后来听见他父亲在日本娶了日妇，另组织了一个家庭，对于耀仪似乎不能按期寄款了。耀仪常在希望由方言学堂毕业后赴伦敦留学，但到了这时候，他觉得是绝望了。好胜心比人强一倍的耀仪，觉得他的父亲太不替他伸气了。
近来又有些学者在提倡晚婚有害的学说。但我以为晚婚或许有些弊害，总不及早婚有害之大。他们一般留省学生都是结过了婚的，二十岁前后的青年，岁数至大的也不过二十四五，但是在外观上，个个都是非常苍老，黄皮瘦弱。耀仪的体格算是最好的，但以二十二三岁的青年也是老气横冬的，说起话来像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这些现象完全是早婚和色欲过度的结果。他们每回聚谈起来，十句之中有八九句是发表他们的床第间的趣事。每值年暑假，他们便归心似箭，目的也完全是在会在故乡的他们的黄脸婆儿。其甚者，看见我十七八岁了，还没有定婚，便当做是一件abwormol的现象。
这里要补记一件事情，即清华中学班复试的榜早揭晓了，入选了的六个人也由提学使署派人送到北京去再复试了。听说六个都考进了学校。但是我所考的高小班，因为改期冬季送京，初试的榜经过两个月之后，仍不见发表。恰好这时候仁仪的嫡亲叔父，我叫他做十八叔父的，出来考拔，（科举废后，专为旧日的廪秀们开辟仕途的一种考试。）他替我做了一张禀帖，上呈提学使沈曾桐，请他早日揭晓，理由是，远道来考，不能久待。果然那张呈子发生了效力，一星期后发榜了，正取十名，备取五名，我名列备取第二。在榜前有一段布告，大意是静候至冬季再定复试，仰录取诸生一体知照……。
我虽然在榜上有名，但对于清华早绝望了。我并不是怕程度不够，有半年的补习，我想决不难和那些小孩子们争夺锦标。我不愿意再等到冬季复试，完全是因为担心送京再复试后，万一落选了时，不是流落在京城里么？还有一个阻着我复试的理由，是耀仪给了我一个警告。
“到十二月才送京么？那还没有到北京之前，你先冻死了。你如想上京复试，先要写信给你爸爸，替你缝一件皮袍子。……”
的确，我每年只是一件薄棉袄儿过冬的。但是制皮袍儿么？在父亲那时候的经济力量是不可能的。那些家里有钱的方言学生们尚穿棉袍儿过冬呢。我的经济力量低一级，当然只好穿旧的短棉袄儿套一件蓝洋布长衫过冬了。
阴历六月初旬的一天是高等巡警学堂的考期。我有了去年测绘的经验，这次考清华的经验，进场时是十分镇静，不像前几趟那样胸口会悸动了。试题是“汉高祖与秦父老约法三章论”，我看见题目，便非常高兴起来。我想这次包管考得上了。因为有蓝本可模仿了，去年使我考测绘失败的，不是“萧何入关先收图籍论”么？这两个题目是很有关系的。于是我把父亲替我改削过了的“萧何入关先收图籍论”套用一下，提起笔来先把冒头写出来：
“九州之大，无图籍不能稽也。万民之众，无法律不能治也。治地固难，治民尤难。故善治国者，求治于民即所以求治于地也。……”
在后半段则申论今日警政和法治的关系如何重要，如何紧切。当然完全是空理空论。但是在试场中搁下笔后，我还摇着双腿，吟哦了一遍，自己觉得十分满足，也十分得意。入场不满一个钟头，便交了卷。并且投考者不满四百人，而取录名额规定有八十之多，比去年的测绘和今年的清华，容易得多了。两星期后，发榜了，我以第三名入选了。
当提学使署出示布告清华高小班改期冬季复试的时候，我曾写信去报告父亲。父亲写信来，要我回东山去再读一年半年后有机会时再考官费，无机会时可以出来当小学教员。我便回信给父亲，请他，无论如何穷苦，每月给我四十毫的用费，留省补习。我决意任何学堂都去投考，考上了再和父亲商酌就与不就。若为当小学教员回东山师范，我是宁可投珠江自杀。父亲若以为每月四十毫的用费都无力筹措时，我便在省城或回汕考邮务生吧。再退一步，还是入新兵营当喇叭手去吧。我又告诉了父亲，纵令父亲希望我回家去当小学教员帮助家计，也可不必回东山师范，不如让我进优级师范附设的单级师范训练班，一年可以毕业，毕业后回乡下去，是很堂皇的一个小学教员，说不定东山师范也要请我去分担“单级教授法”呢。我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决意拖欠了二伯母一个月的伙食费，虽然阿三妹来催了我几次，我还是置之不理，我把这三四十毫用作法政特别科的填册费（二十毫）和单级师范的报名费（十毫），还有七八毫，竟在茶楼上花完了。我当时确有点自暴自弃了。自己常常想，假如考的学堂都落选了时，便决意考邮务生去。再不然，什么工作都愿意做了。当兵也好，当巡士也好，在茶楼上当伙记也好，在长堤上拉黄包车也好了。全祠堂的同住者，都称我为发考学堂狂。
单级师范考试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等科。除博物外，其他四科我都考得非常得意。投考者也只有三百多人，录取五十名，不算很难。我也以第十七名考上了。我当时想，若其他的学堂考不入选，或考上了父亲不准就时，我便以这个单级师范为最后的一道防线，向父亲顽强地抵抗了，或至于宣战亦有所不辞。
“你尽是这样想在省城读书，有什么意思！以你的程度家事，进东山师范恰恰好。你这样尽向你父亲要钱，你父亲在家里，胸口像给小刀儿剐着了哟。”
十三伯父半似刺讽半似责备我般地说，但我不理他。我只是想，父亲最后还不给我筹一年的学膳费进单级师范时，我便考邮政去了。
高等巡警学堂是以袁树勋的名义招考，也以他的名义发榜，榜贴在制台衙门的照墙外。我们天天到南朝街高等巡警学堂去看榜，都不见动静。我们没有想到要到制台衙门里去看榜。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十三伯父从天官里（法政学堂）回来对我说：
“巡警学堂的榜发了。”
“你扯谎，我刚才到巡警学堂去看了来，还没有。”
“早发了榜，昨天就发了榜。原是你没有考上！一定要在学堂里发榜的么？”
他微笑着说。
“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了榜？”
我想，莫非在巡警道衙门首揭晓了么，因为考试那天是由巡警道刘永滇坐横案点名的。
“真的没有考上？”
耀仪有些不相信我的落选，因为他知道那些海陆丰籍的高等巡警学堂的学生国文程度并不是怎样好。
“他也考上了第三名。还不错呀。”
十三伯父的脸色好像在说，考上了巡警学堂并不奇，但我是不该高高地考上第三名的。考上了第三名，至少国文决不是如他平日所想像的那样不通了。但我还当他是扯谎，故意地来嘲笑我。
“他呢？”
耀仪再指着正仪问十三伯父。
“他也考上了。
“那他该考第一第二名了。”
正仪的字画写得很工整，并且是官立中学的三年级学生，国文程度当然比我好的了。但这完全是耀仪的头脑太简单了。
“他是备取第五名。”
“我投考巡警学堂是随便顽顽（玩玩）的，我要进夏同和的法政学堂，和你做同学。到那时候两叔侄同学啊。”
“那有什么奇怪，法政学堂是有名的公孙班。有许多有名的举人都要进来。作算你的父亲进来，也要从初年读起，和你同级。”
这是十三伯父对正仪的一个逆袭。
下半天，我忙跑到制台衙门前来看榜，但是前面的十余名的名字不知给谁撕破了，看不见我的名字。至正仪的确是考上了备取第五名。我心里急死了，忙又跑到巡警学堂来看：果然在门首的揭示场上也贴着一张草榜。我确实是以第三名入选，并且无需复试，学堂当局只是布告我们，准备一套制服，于八月一日来堂上课。
高等巡警学堂直属于巡警道。至学堂监督，姓方名表，一位候补知县，当然是因为和表制台同乡，所以在候补期中能够获得这样好的差事。据说，他是在日本某法政大学读过书，回来后捐班出身，在科名上连秀才的履历都没有的。
“若是属提学使的学堂，决不要一个白身来做监督的。”
这是方言学生们的意见。他们看那时候的翰林、进士，看得比今日之博士、硕士还要隆重。他们常常在谈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了那一位监督或教员，他们又怎样赶快地站在一边向着那个监督或教员行了鞠躬礼，那个监督或教员又怎样地微笑着点首回礼。他们都当向教职员行敬礼是一件可夸耀的工作，回来祠堂里一面解长衫一面向同住者报告。
“我在城隍庙前遇见了那个国文先生，——人伦始于两性，仁字是它的像征，表示二人的提倡者——马叙伦。哈，哈，哈！”
一天那个做原当衣服生意的老板的儿子姓黄的由外面走回来时，就这样地一个人一面开门锁，一面向着天井上的天空叫。
“在什么地方看见他？他走路么？怎么不坐轿子？”
耀仪也是有一种偏见，以为这些学堂的教员们能领月新千毫以上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学问上的特殊阶级，一出一入，至少要叫两个人抬着走的。
耀仪又说，马叙伦曾对学生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若叫他给点数时，只有韩文公的值得七十分，三苏的文章该吃大鹅蛋。我想，那位马先生的文学当然是比唐宋八大家高一等了。
“你们高等巡警学堂的教员都是不入流的，尽是没有学问的先生吧。”
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耀仪这样地把高等巡警学堂评得一钱不值。
“法政和巡警学堂，性质和你们的学堂不相同，要不到旧日翰林进士来当教员的。那些教员大概是日本货，法政和巡警学堂的教员大多数是兼任的。”
十三伯父的解释才把耀如的偏见镇压下去了。因为他对法政学堂是崇拜的。原因第一是学生中有不少的举人和廪秀，第二是法政学堂监督夏同和是状元，比那些翰林进士又高一级了。
经十三伯父一说明之后，正仪便举出现行刑律教员陈融，国际公法教员叶夏声，大清会典教员黎庆恩，刑法教员曹受坤等人来，这些都是法政学堂兼高等巡警学堂的教授。在那时代我们的见解是这样幼稚的。
我们上了两个多月课之后，对于那些法制经济的学科，一点不会感着兴趣。除了陈融先生的现行刑律（由清律改订的）有些意义外，其他的教员大概都是敷衍塞责，只是为饭碗问题而来的。在当时的我，觉得那些法律学讲义里的文句都是拖泥带水，念不断句，这因为是直译日本法律书的结果。譬如陈融的现行刑律讲义，开首的一句是：
“现行刑律者就于旧律为修订而颁行，以为推行新律之基础，规定犯罪与刑罚之关系的过渡的法律也。……”
像这类的法律文章，在那时候的我，真是不容易了解。经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渐渐地明白了。
在高等巡警学堂，还有一位日本教员，名大胁菊次郎。他初次上堂，带着一个翻译来。他先介绍他自己是帝国大学出身的法学士，其次忠告我们不要念死书，对于学问不要囫囵吞枣，要细细咀嚼，使之消化。这位东洋先生的教授法最好，担任我们这班的国法学、统计学，和户籍法。他会写中文，但不会讲话。学校请有两位翻译去帮忙他。
陈融和大胁菊次郎两人之外，尚有一位中国公学毕业生罗君毅，湖南人，担任我们班上的英文和算术，也算能使我发生相当的兴趣。以外的教员只是在讲台上写黑板，使我们坐在下面照抄而已。
陈融是一个大怪物，假如他的鼻子长一点时，可以说他似一匹象。他的眼睛那样小，身体那样臃肿，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发，行起路来，只会移步，不会举步，声带不好，说话时声音非常的低小，大概是色欲过度的结果。他写完了三黑板字，让我们在下面照抄之后，他便坐在讲台上一边打瞌睡。他的优点即是讲义编得好，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有一天，耀仪和那些方言学生放学回来，在谈论革命党的事。
“新来的经济学教授叫做什么名字的，那就是有名的革命党么？”
“朱执信！”
“那就是朱执信么？刚才我在校长室里看见他。他穿得那样朴素，头发蓄得那样长不剃，我只当他是一个剃头佬呢。”
“讲口不见得怎样好。”
“听说他的学问是很好的，也很有本事。”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是又以革命党为话题。耀仪又说到朱执信在他学校里担课的话，当做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那有什么奇怪。他原是广雅书院的教员。近来革命党在各学校当教授的多得很呢。凡是到讲台上来，不很讲他所担的学科，尽在谈政治问题的，都是革命党。”
十三伯父到底是经验比我们多一点，知道由教员的讲演去推论他的政治立场。于是我便想起那位英文兼算术的教员罗君毅先生了。他常在讲堂上批评在帝制治下的政治之腐败。他说了外国内阁组织之重要后，再来批评中国的内阁。
“你看中国的内阁算是什么一种内阁！三名军机大臣之中，满州人占了两个。庆亲王奕劻是正大臣。副大臣是荫昌和徐世昌。那个汉人徐世昌是什么东西！他那能够代表我们汉族的利益。再看各部吧。外交部大臣是齐耀珊，他懂得什么外交呢？民政部大臣是肃亲王，一个满州人。海军部大臣刘冠雄，和徐世昌一样，陪食大臣而已。陆军部大臣荫昌，只会把军帽歪歪地戴在头上，像外国贵族家里的仆欧，他虽然到德国去顽（玩）了一趟，懂得什么陆军！度支部大臣泽公，也是满州人，只知刮钱，当摄政王的帐房，当然不懂得什么是财政。交通部的梁士诒也只是替满州人做买办阶级吧了。连一个学部大臣，管理全国教育的，他们也不能放弃，一定任用他们的同乡当走狗，叫了那个名为万能，其实在是一无所能的荣禄来滥竽。那真是庸碌啊！……”
罗先生说到这里在黑板上写了“庸碌”两个字，引得全堂学生都笑了。
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陈融、叶夏声……等一班人物都是同盟会中人。于是不觉得革命党是那样的奇特了。
在暑假期内，省城的政界发生了一个大变动，即是制台袁树勋，因为在春初新兵和警士的冲突，已经是由内阁下命革职留任了。到了暑期，清廷觉得广东是边海重地，党人不多，决不是庸懦如袁树勋者所能坐镇，于是把袁撤职了。在两广总督后任人选未决定之前，由广州将军增祺署理。因袁树勋的去职，巡警道刘永滇也就去职了。后任是王秉恩。但巡警学堂的教职员尚不至有何等变更，因为在那时代的人不像今日这样浇薄，失业的人也不像目下这样多，文人也不像今日的这样无耻，在教育界作政治的争逐。
署理两广总督的虽然是满州人将军增祺，但对于党人也不见有何等的取缔及压逼。大概因为是他们的老朽昏庸吧。在学生间还是一样地高谈革命，其实比汉人做总督时还要自由些了。在各报章上也见有许多革命的文字，批评清廷之种种失政。增祺也居然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弊病，竟把革命的舆论上奏清廷，要求内阁一定要庶政公诸舆论，并撤去满汉的差别待遇。所以他署理了三个月间的总督，虽然听不见民间对他有歌功颂德之词，但是在事实上他都把两广平稳地统治下去了。在他的统治下，革命党人反觉得自由，革命的空气也就和暖了许多。增祺在广州多年，相当知道广州的情势，他决不愿作伪奏章去欺瞒清廷，歌功颂德。他也不愿意当一个功狗，屠杀民众去向清廷挟赏要功。假如当日清廷对于广东的革命问题能够完全采纳满州人增祺一类的献议，则未成熟的革命或不至爆发如是之快。又清廷如能够实行“粤人治粤”，或亦可以和缓渐次紧张的革命空气。不过格于成例，后者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清廷最大错误是用功狗政策，借第三的势力以屠杀革命的青年，弹压正在酝酿蓬勃的革命；结果，尚未成熟的革命终于超越了一个重要阶段爆发出来了，反促进了清廷的颠覆。
两广总督的后任者决定了，是专屠杀青年献媚清廷的贪污的张鸣岐。广州将军增祺做了三个月的总督后，便做不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将军了。他向清廷请了假，回北京去了。有人说他是到北京向庆亲王运动做某省的总督。但不久就听见他转任东三省的将军了。
张鸣岐上任的那天，满城街路上都挂了黄龙旗，在各店门首也竖起了欢迎的旗帜。从前的总督都是乘轿入城的，这回的张鸣岐为表示他的奇特和荣显，由天字码头起岸，乘马上任。这个消息居然哄动了全城的市民，都挤拥着来看这位有为的新制台。他们深信今上陛下特别眷念两广，所以特派这位文武兼全的新制台来为两广人民造福。
“革命党人太猖獗了，所以皇上派了这位有本事的制台来镇压革命党。不然东暴反，西暴反，还得太平么？”
“他如没有本事，怎么只四十多岁，便做了封疆大臣呢？”
广州将军增祺走后，不回任了。在后任将军未决定之前，由左都统孚琦署理将军事宜。自张鸣岐来后，政治界又起了相当的变化。巡警道王秉恩转调署理提法司（即从前之按察司）。巡警道以李湛阳继任。提学使和布政司，大概是朝里有人，仍然留任。
我所进高等巡警学校因为第一班的甲班学生毕业，才招我们这班学生，是谓己班。甲班之下，尚有乙、丙、丁、戊，是同年招的，比甲班迟一学期毕业。当甲班学生举行毕业礼时，监督方表居然请了署理两广总督增祺来校发给文凭。巡警道王秉恩看见增祺要屈膝打一个千。监督方表更不消说了。我们学生只远远地站在花厅的屏风外偷看，觉得那位将军的样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比我们臃肿一点，穿着蟒袍，套着补褂，脚下是粉底皂靴，头上是红顶花翎，完全像是戏台上的人物。我们学校里有一位体操教员，也是满州人，名叫玉珂，是将弁学堂的毕业生。那天在教员中只有他一个人出席，此外有三四名学监，是不能不像侍仆般地东奔西走的。玉珂到底是满州人，公然敢走到将军面前去，也打了一个千，自称奴才。大概这是满州人间的规矩。我们看见增祺坐在高头的炕上。巡警道不敢和他对炕而坐，只坐在下面的一把靠椅上。监督方表更加远远地坐在厅口的一把椅子上，还是增祺叫了他坐，他才敢坐下去。巡警道和监督对增祺都是自称卑职。我当下想，小说上所说的话，并没有骗我哟。我们偷望着花厅里，不免要低声细语地评论起来。玉珂和几位学监便变了脸色，来赶散我们。
“怎么你们这样不懂规矩！制台发了脾气时，要记你们的大过哟！”
我们便哈哈地大笑了一阵跑开了。那个方表监督听见学生们的笑声，果然也跑了出来，凝视了我们一会。我真不明白他们做官的人，对上司何以要这样地诚惶诚恐。
无论是举行开学礼或毕业式，第一先要拜万岁牌。万岁牌有两个，一个是“今上万岁万万岁”，一个是“摄政王万岁”。由增祺领导巡警道、监督、学堂教职员、毕业生等向着万岁牌行三跪九叩礼。
当我们进堂时，是由刘永滇道台领导着行礼的。我是很庄重其事，在三合土的地面上，跟着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其次由司仪者领导着向巡警道和监督行三揖礼。但我看见拜万岁牌的时候，有许多学生尽蹲在后面痴笑，不拜也不起来。我才觉悟着现代的青年对皇室早失掉了信仰，纵令你怎样地去提倡复古，提倡忠、孝、勇、俭、勤，谁都知道你是虚伪的了。清末那样腐败的政治，若不能根本改造，欲只赖一个皇帝的象征，是不能维持他的三百多年的江山了。
张鸣岐登台之后，对于镇压革命党人的方法，变本加厉。他不单取消极的镇压方法，更进而取积极的扑灭政策。他和当时的陆路提督龙济光、水师提督李准，天天在督练公所会议，如何地去屠杀青年，如何地去取缔出版物。于是在学生界和出版界起了一个恐怖。今天说，在这一间学堂里捉了几名革命党，明天又说在那一间学堂里发见（现）了几种革命的印刷品。今天说查封了那一家书店，明天又说封闭了那一家报馆。张鸣岐只是睡在总督署里，抱着小老婆，下命令对于革命党人，格杀无赦。他的部下便趁火打劫，任意诬陷，轻的敲一笔竹杠，重的实行绑票。每到晚上城内各街路上都看得见“稽查”的灯笼，一般的市民都称这个“稽查”为“阎王差”。此风至今犹存。
当时的督练公所性质和今日的警备司令部相同。到后来有钱的人都纷纷搬向香港去了。至少，也搬到沙面的租界里面去了。因为督练公所的诬陷及公开绑票一天一天的厉害，张鸣岐汇往香港汇丰银行里的存款也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据说，他到任三个月间，就赚了近百万元了。不过按今日的比例说，他还不算得是怎样的贪污。大概是因为金贵银贱，今日的生活程度又提高许多了吧。
张鸣岐虽然天天在秘密地杀革命党人，但是革命党人是越杀越多的。革命党人之被杀愈多，广州城愈加变为一个恐怖的世界了。我和一个同学，相约准备剪辫的，看见那样恐怖的情形，也不敢剪了。
到了十二月初旬提学使衙门首出了一张布告，定期叫我们到他的署衙里去复试，复试的日期恰恰和高等巡警学校的年假试验相冲突。我不知应那一方面的考试好了。若高等巡警学校不举行学期试验，我一定请假一天，到提学使衙署里去复试。在张氏宗祠里面的同住者中，只有一个姓徐的，比较老成持重，我便走到他房里去，和他商量对于清华的小学班去复试好，还是不去好。
“当然清华比巡警学堂好啊。你的年纪这末轻，由巡警学堂毕业出来，还只是二十多岁，能办什么事呢？假如你能够以第一名毕业，还可以按章进巡警道署里去当随习科员。但这也是靠不住的。……”
我不明白这位徐先生所说的“靠不住”是如何的意思，当随习科员之不可靠，还是我能否以第一名毕业之不可靠。
“……”
我只静听着他讲下去。
“现在世界难了。第一班毕业的只三十多个人，还没有完全找着职业。我们乙、丙、丁、戊四班，差不多有三百多人，更难安插了。等到你们毕业的时候，……”
说到这里，徐老先生又叹了一口气。
“……你们年轻人，该到外国去留学的。你一定要去复试！”
我给这位徐先生一说，意思又有些活动了，但是使我失望的，就是父亲那边有两个多月不见寄钱来给我了。这样冷的天气，我只穿着这一件线仔绒袍子上北京去么？
“……”
我只在这样地痴想。
“天下怕要大乱了。将来的时势更不得了。”
给他一说，我又想着近来捉革命党人的恐怖，并回忆到去年夏天那个姓李的老先生对我说的，不出五年，革命党一定要起来的话了。但是我还觉得革命决不是这样容易的事，或者竟流为空谈。我年纪虽然这样轻，但在当时，头脑是这样顽固的。
我真是因陋就简，竟放弃了清华的复试，决意专温习高等巡警的讲义了。第一天在巡警学堂考完了试出来时，还没有响十点，我又跑到提学使衙门里去看他们复试的情形，看见有十几个小孩子还在提学使的仪门前候点名复试。我此刻真后悔当时没有半点勇气参加进去，而只是担心第二天的巡警学堂的试验。不然我今日也是由美国回来的博士了。
前面所说我有一件线仔绒长袍是怎样得来的呢？
在十月中旬，听见提学使署传出来的消息，要把方言学校改为高等商业，等到这一班方言学生毕业后便不再办方言学堂了。又方言毕业生奖予举人出身的章程也发生了动摇，并且对于方言学生之进京师大学也要经过入学考试的限制，不能像高等学校学生一样可以直接升学。耀仪听见这消息，愁神满面了。
有一天下午，来了好几位方言学生，在讨论如何去要求当局转电学部，仍准方言学堂毕业奖予举人出身的问题。
“听说荣禄要钱，我们非捐款不可。合全校之力，捐得一二千元，派两名代表赴京请愿，并将两千多元送到荣禄公馆里去，那就无问题了。”
“这不是单限于一省的事情，还要联合其他各省的方言学堂的学生一同干才行。”
现代有一班青年在以性命为赌注，冒险革命。又有一班青年在醉心科名。我想，这真是在转变期中的一个滑稽的对照。
“你们的举人靠不住了么？”
我问耀仪。
“没有问题的。我们派代表上京去后即能照准的。”
“那不是和纳捐一样了？”
“我们用了五年的苦功，怎么和捐纳相同呢？从前的举人有我们这样的学问么？假如科举不废，我的进士是拿手的，至少一个进士。”
耀仪伸出他的右手的拇指来说。
十月中旬是招考高等商业的预科生。有一个海丰的学生，由同住的那个姓杨的高等巡警学生的介绍，请我去替他进场。这是我初次出来做枪替。我因为父亲许久不寄钱来，又欠了二伯母两个多月的伙食费，天气也渐渐冷了，每天早晨起来都在打寒抖，很想缝一件夹袍子；于是决意当枪替了。商定每次进场，有二十毫的笔资，考中了后，酬资两百毫，到后来才知道姓杨的和那个学生所订，是加倍的酬资，从中给姓杨的剥削了一半。像这个姓杨的，将来那有不当贪官污吏的道理。
但是我得了意外的二百四十毫仍然非常欢喜，买了一件绒衬衣，缝了一件线仔绒夹袍子。这时候是那个姓黄的方言学生帮着我去买，也帮我向裁缝店里打交涉。一切办好了后，我便请了他们——耀仪、正仪，和姓黄的在馆子里吃了一个大餐。
自从那回当了枪替后，在我的青年的纯洁精神上，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从那时候起，知道了世界的一切腐败和虚伪了。对于一切军政及教育的机关也完全失了信仰。同时知道，想在社会上站足，一定要戴几分的假面，及要有侥幸心和冒险心。我羡慕有钱人的挥霍了。我会跟着那些堕落的学生们到陈塘南、河南尾那些地方去看卖淫妇了。对于父亲之久不汇款来，也会抱几分怨怼了。对于学问也懈怠起来了。每天只是俨然以神童自居了。尤其是在高等巡警学堂的学期试验，考得了最优等第一名之后。
在相当的期间内，我的精神和知识都是作病态的发展。我在那时候，只把讲义领了下来，堆在案头，平时是不加温习的。我只爱读《花月痕》、《品花宝鉴》和《红楼梦》一类的小说，因是常常写几首孬诗，填填莫明其妙的词这些都是表示我之无病呻吟。因为读了《品花宝鉴》，便和一个比我年轻的同学发生了同性爱。又对于“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一类的小说月报里的小说，也非常爱读了之后，便模仿着写，有时把自己写成一个顾影翩翩的男性主人翁，有时又把自己写成一个多愁多病的女性主人公，而常常以和自己有同性爱关系的同学为爱的对象。总之，在那一年间所过的是幼稚的病态的生活。这大概是我的生活太孤寂了的缘故吧。假定那时候是男女同学时，那末，我早就创作了一大篇伟大的恋爱历史了。可惜时代限制了我，经济又压迫了我，得不着一个女性来做我的恋爱的对象，空空把热血在腾沸着的青春断送了。有时一个人在悲叹，在流泪，同学便惊讶着来问慰我，什么事伤心。我不好意思说我是在想女性又想金钱。我只把理由推到从《花月痕》里面的韦痴珠所撰的“白发高堂游子梦，青山老屋故园心”的一副对联上面。
社会在激烈地变动着，革命的潮流也在蓬勃地高涨着。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但对于时代和环境，仍然是漠不相关，只在过病态的生活，每天也只在怨天尤人，同住者的耀仪等人，总算向着一个目标，——奖予举人出身，——在努力工作及运动；而我呢？是像一颗没有轨道的暗星，完全无目的地，只在天空中乱碰乱撞，过醉生梦死的生活，有时狂笑，不自知其何以狂笑，有时痛哭，也不自知其何为痛哭。若在今日，那就容易得着解释了，即是：
“性的苦闷和经济的压迫！”
但是天下在变动了，手枪响了，炸弹爆发了。温生才射杀了代理将军孚琦。接着又有三月廿九日的攻督署的暴动。半年之后又有九月杪的反正。这些革命的变动和它及于我的一身的影响的叙述，当让之“我的生涯”之第三部，“彗星的行踪”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