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汲县。他的祖父做过河南中河通判,父亲为候选县主簿。他两岁时随家迁到开封,六岁入私塾读书。次年丧父,家境败落。成年后,他历就沁阳、太康、淮宁诸县署文书或家馆教师[1]。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县认识袁世凯,结为兄弟。他受袁资助,北上应试。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甲午科直省乡试磨勘官。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练“新建陆军”。1897年12月,经袁奏请徐以翰林兼管袁军营务处,往来北京、天津间,为袁的重要谋士;同时袁的爪牙如张勋之流,羡慕翰林之名,多投帖拜徐为师,因此徐和他们也结成深厚的关系。1900年8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徐世昌随西太后逃到西安。次年6月9日经山东巡抚袁世凯保荐,徐被西太后召见,以编修升为国子监司业。1903年10月,为商部左丞,12月练兵处成立,由于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再次奏保,徐以内阁学士候补加副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9月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仍任尚书。不久奉命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政治。12月底回到北京,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2]。
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重贿庆亲王奕劻,并通过袁世凯的举荐,得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各省督抚之上。他用奉天巡抚唐绍仪办理东北“外交”,在“抵制日俄”的名义下极力主张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借国债”,引进美英势力[3]。同时他也为日、俄势力效力,如1907年日本攫取了吉长铁路借款权。7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赴奉天请愿,要求废除有关吉长路各约,徐世昌答复说“约章炳如指日,万难取消”,公然允许日本动工修建[4]。他以推行所谓“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5]。因此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以“无兵殆不可以言治”为由[6],奏请把北洋军第三镇和由二、四、五、六各镇内拨编两混成协调到关外。又仿照袁世凯在直隶的办法,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另外还增设官僚机构,以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成立“巡警”、“劝业”道,以巩固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徐因与袁关系密切也受到牵连。但他施展官僚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亲贵行贿,取得载沣信任。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大臣。次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清廷又授徐为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扼杀革命。他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求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咨大臣,加太保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廷一边,实际上仍暗中参与袁的机密,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扮演内线角色。1912年3月,袁窃据民国总统后,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7],避至青岛,以掩饰其观望政治形势的本意。
当袁世凯镇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并解散国会以后,徐接受袁的邀请,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充当帮凶,被人称为“相国”。1915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后,老奸巨猾的徐世昌窥测出袁氏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的危险,即于10月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8]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他果然为袁效力,依照袁的旨意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仅一个月即下台。下台前,他力荐段祺瑞为国务卿。6月袁病危,托以家事。袁死后,徐世昌虽有觊觎总统地位、继承反动事业之野心,但实力不足,乃故意表示淡泊,又回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退耕老人”,等待时机。
1916年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应邀到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后移居天津。他看到北洋军阀内部争斗的反复,认为有机可乘,曾一度图谋通过拥宣统复辟,由自己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为此,1917年1月,他派人赴日本,试探日本政府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又和复辟派张勋等人秘密串联。5月,黎、段之间的斗争因“参战”问题达到高潮,黎下令免段职后,拟以徐继任总理;段的党羽则计划在天津组织政府,推举徐为大元帅;徐都没敢接受。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到天津,劝徐出山。当时,徐已得到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段、并不赞成清室复辟的消息,乃幡然变计,力劝张勋暂时放弃复辟计划。7月1日,张勋在北京悍然发动复辟。徐被任为弼德院院长,托故未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始入京,向各方面活动,为清室和张勋开脱罪责,竭力主张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7年8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任总统,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徐世昌又以“调和者”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下台,皖系首领段祺瑞指使其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为总统,因徐是文人,易操纵。同时,为缓和直皖矛盾,段也辞去总理职务,而由幕后操纵一切。徐出任“总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等各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广东护法政府分别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因此,他上台后,极力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又召开南北军阀分赃的“议和会议”[9],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广州护法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的选举是违法的,根本不承认他为总统。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起初,徐认为对巴黎和约“应行签字”[10],并下令逮捕游行示威学生,公开褒扬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体国公诚”[11],因此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后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被迫免曹、章、陆职,并使其亲信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以缓和全国舆论的攻击。
这时,新文化运动高涨,尊孔复古分子极为惊慌。徐世昌适应保守派的需要,于1919年10月下令举行秋丁祭孔,又支持其亲信张凤台等人于1920年5月创办“四存学会”;次年4月发行《四存月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弢斋述学》等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妄想“转移风气”,阻挡革命潮流[12]。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徐世昌一直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则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操纵派系斗争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当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他支持段的亲信靳云鹏当总理,反对段的另一个爪牙徐树铮;同时又勾结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企图打破皖系对政府的垄断。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直两系控制了北京,他又转而把自己的权位寄托在奉直两系的争斗上。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败退关外,各系军阀的均势被打破,北京政府成了直系的囊中物,他就成了曹锟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的障碍。
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和黎元洪复任总统为名,逼徐世昌下台;1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秉承曹、吴意旨,通电揭发了徐的“种种罪恶”,宣布他为“伪总统”[13]。这个善于玩弄阴谋权术的老官僚智拙计穷,于2日称“衰病”辞职,溜回天津英租界私宅。
徐世昌用做官搜括的金钱,在辉县、青岛、天津各地购置大片地产。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14]。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华北沦陷后日酋板垣、土肥原等曾拉徐下水充当汉奸,徐以年老多病拒绝,保持了晚节。1939年6月6日,徐病故于天津。
诗总集。近人徐世昌编。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人,号弢斋,天津人。清光绪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民国以后,1914年任袁世凯临时政府国务卿,1918年由段祺瑞“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该书由徐世昌及其门客、幕僚共同编成。为清代诗总集,共200卷。收录清代诗人6100余家,诗作27000余首。体例仿吴之振《宋诗抄》、顾嗣立《元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和朱彝尊《明诗综》,网罗全清的诗作加以选录。其编次,先选皇帝、亲王的作品;再依科甲次第选录各时期诗人的作品,没有科甲可依的,略按生卒年月先后为序,所录诗人从孙奇逢、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起,至严复、周蕃、周曾锦、朱联沅、李逊、闵孙奭等人;再次选闺秀、释道诗人的作品;最后收录属国诗人的作品。该书搜罗广泛,选录了几乎全部清代著名诗人的代表作品,其中也保存了一些流传不广的难见作品,和一些不知名诗人的资料。即如该书《凡例》所说,是“不分异同,荟萃众长,恉尚神思,务屏伪体。自大名家外,要皆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二例并用。而搜逸阐幽,尤所加意”。“一代之中,各家俱存;一家之中,各法俱在”。每一诗人名下列有小传,并附有各家诗话,其中诗话选择颇精,对于编写《晚晴簃诗话》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诗书成于众手,用心不足,选择的标准也不统一。有些入选的作品代表性不够,对于政治倾向比较尖锐的作品也很少选录,是其不足。编成于1929年,有退耕堂刊本。1988年中国书店出版影印本,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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