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一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我朝开国百年之时，海内承平，文化溥洽。乾隆初，始命儒臣录内府藏器，放《宣和博古图》，为《西清古鉴》。海内士夫闻风承流，相与购致古器，搜集拓本。其集诸家器为专书者，则始于阮文达之《集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而莫富于吴子宓阁学之《捃古录金文》。其著录一家藏器者，则始于钱献之别驾之《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而讫于端忠敏之《陶斋吉金录》。著录之器，殆四倍于宋人焉。数十年来，古器滋出。其新出土者，与以前散在人间未经著录者，又略得著录者之半。
光绪间，宗室伯羲祭酒广搜墨本，拟续阮、吴诸家之书。时郁华阁金文拓本之富，号海内第一。然仅排比拓本，未及成书也。稍后，罗叔言参事亦从事于此。其所搜集者，又较祭酒为多。辛亥国变后，祭酒遗书散出，所谓郁华阁金文者，亦归于参事。合两家之藏，其富过于阮、吴诸家远甚。汰其重复，犹得二千通，可谓盛矣。国维东渡后，时从参事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参事属分别其已著录者与未著录者，将以次编类印行。又属通诸家之书，列为一表。自甲寅孟夏，讫于仲秋，经涉五月，乃始毕事。书成，都六卷。
长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数名，或一文而数器。其间比勘一器，往往检书至十余种，阅拓本至若干册。穷日之力，不过尽数十器而已。既具稿，复质之参事，略加检定。然著录之器，既以千计，拓本之数，亦复准之。文字同异，不过豪厘之间；摹、拓先后，有工拙之别。虽再三覆勘，期于无误，然复重、遗漏，固自不免。庶竺古君子董而教之。
甲寅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