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
刊书之家，约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笃古三也。
前者勿具论，若近世吴县之黄、长塘之鲍、虞山之张、金山之钱，可谓好事者。若阳湖孙氏、钱塘卢氏，可谓笃古者也。然此诸氏者，皆生国家全盛之日，物力饶裕，士大夫又崇尚学术，诸氏或席丰厚，或居京师之位，有所凭藉，成书较易，其事业未可云卓绝也。
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学术存亡为己责，搜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之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尝譬之为人臣者，当无事之世，事圣明之主，虽当贤者，当守官法而已。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则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于人者以维之也。学术亦然，孙、卢诸氏之于刊书，譬之人臣当官守法而已。至于神物之出，不与世相应，天既出之，固不忍听其存亡，而如先生之奇节宏略，乃出于其间，亦以学术存亡之所系，等于人纪之存，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先生校刊之书，多至数百种，于其殊尤者，皆有叙录。戊午夏日，集为二卷，别行于世。
案先生之书，其有功于学术最大者，曰《殷虚书契前后编》，曰《流沙坠简》，曰《鸣沙古室古佚书》及《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此四者之一，已足孔壁汲冢之所出。其余所集之古器古籍，亦皆问世之神物，而大都出于先生之世。顾其初出，举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中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保存之、流传之者，览于事之艰巨，辄中道而废，即有其愿与力矣，而非有博识毅力如先生者，其书未必能成，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间世而出之神物，固将有时而毁且佚，或永锢于海外之书库，是虽出犹不出也。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思所以寿其躯体者，与常人之视养其口腹无以异。
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虚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知天既出神物，复生先生于是时，固有非偶然者。《书》有之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先生之功业，可谓崇且广矣。而其志与勤，世殆鲜知之。
余从先生游久，知之为最详，故书以为序，使世人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业者，固天之所启，而非好事者与寻常笃古家所能比也。
戊午六月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