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桌角上的电话突然急骤地响起来。曾司令员放下手里的红铅笔，伸手抓起听筒。
电话是从将军的宿舍里打来的。公务员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说：“首长，你的父亲来了！”
父亲？将军不由得心里一震：“噢，他果然来了！”
像一块石子投进湖水里，将军那平静而专注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搅乱了。他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文件，举到眼前。按照将军那严格的生活习惯，他是要在今天下午把这份报告看完的。但是，这份刚才那么使他感兴趣的“新兵工作”报告，这会儿却失去了吸引力。在他眼里只是一些蓝色的花条在那半透明的打字纸上跳动，怎么也读不进去；而脑子里却老是在翻腾着一句话：“他来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将军困扰了差不多快半年了。今年五月间，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信是江西一位农民写的，交报社转来的。他疑惑地把信拆开来，在信的开头，紧接着他的名字后面是四个粗黑的大字：“吾儿见字”。当时，司令员曾哈哈大笑着向政委说：“看，来认我做儿子了！……”
但是，当他继续读着信的内容的时候，随着那一个个黑字，他那开朗的笑容却被紧蹙的双眉代替了。信上写着：“……五年以前，白杨嶂的广善回家了，他说你早就不在了，在过大草地的时候牺牲了。我难过，哭了一场又一场。可我又不信你会死……前天听人说你在报上发表讲话了。天下重名重姓的人不少，可不能那么巧……我给你写这封信，要是你是我的儿子，就给我来信，你要不是我的儿子……”信就在这里断了。大概这位老人再没有勇气把下半截话说出来，代笔的人怕也是被老人这念子之情所感染，没有再加添什么。下面只落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显然，这位老人是错认人了。按常理，既然非亲非故，写封回信解释明白就行了。可是不知怎的，将军却没有这么做。他按着老人来信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到县的民政科去查问。回信很快就来了，这位烈属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政府和社里已抚保着他的晚年。他那个和将军同名的儿子是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的，据调查，确实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接到信的当天晚上，将军伏在桌上给老人写信了。他写了扯，扯了写，直到夜深了，信还没有写成。不管措辞是多么委婉，可是每当他写到“我不是你的儿子”这几个字的时候，手就不由得微微发抖；到后来，就连想到这几个字，也觉得脸都有些发烧了。直到夜里一点多钟，当他在信的开头写下“父亲大人”四个字，并且重重地点下两个圆点以后，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才能顺畅地表达出来。他写好了信，第二天亲自跑到邮局去，装上二十元钱的汇票，把信发出去了。
这个做法是这样的出人意外。当将军发信回来，公务员赵振国就忍不住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汽车司机老韩：“人家认儿认女，可咱首长，高高兴兴地认了个老爷子！”
其实，小赵又哪里知道将军在这个差不多通宵不寐的夜里所涌起的心情呢？将军早就失去了父亲。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老人家就被害死在村南那道长满大榕树的山坳里了。当将军读着这位烈属的来信的时候，当他捏着钢笔，为了斟酌回信的每一个字句而沉思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所能记忆的父亲的面容。他不知道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的模样，不知道他的年纪，除了这个陌生的名字，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却总不由自主地把这位老人想象成自己父亲的样子：乌黑的胡子，眉毛老长老长的；额角的两端一直秃进去，耳边的头发像撒上了两小撮面粉；甚至在左耳朵底下也一样有着个铜钱般大的瘢痕……不，当然不会是这个模样——这位老人只是等待自己的儿子就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
那么，老人的儿子呢？怕是真像那位同志说的，早已牺牲了。随着这个念头，将军的思路不由得转到过去那些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上。他索性放下笔，呆呆地望着窗前那棵老槐树沉思起来。也许老人的儿子是当年的四班长曾庆良？他是掩护部队渡湘江时牺牲的。或者是四连指导员曾育才？他是过大雪山时为了抢救一个挑夫而掉下山沟去了……这些同志并不和他同名，可是不知怎的，他却总想把他们和这位老人联在一起……
将军继续沿着自己的战斗道路想着，慢慢地眼前那一丛柏叶幻化成了一片茫茫的绿野。那是大草地，到处是腐烂的水草、污泥，一汪汪的水潭，水面上浮泛着一串串黄绿色的水泡。他掉队了，正忍受着难耐的饥饿在蹒跚地走着，突然，脚下一软，一条腿陷下去了，他拼命一挣扎，另一条腿又陷了下去。整个身子在向下沉，水，淹过了大腿，淹上了肚子……就在这时，一支枪托平伸在他的脸前。接着一个沙哑的嗓子喊：“快，快躺下，往外滚！”他连忙躺倒下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认出那人是六班的战士曾令标。借着这拖曳的力量，他滚出了烂泥。等他在一块硬实的泥堆上站起身，就看见曾令标因为全身用力，早已深深地陷进了泥里，他惊叫一声：“老曾……”慌忙摘下肩上的枪，已经来不及了。曾令标一声“再见”还没说完就沉进了泥水里，水面上只留下一只手，高擎着步枪，枪筒上挂着半截米袋子。旁边一串水泡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军帽在浮动着……
“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啊！”想到这里，将军情不自禁地望望身边的那张小床，床上，他小儿子一只胖胖的小手搭在被子上，睡得正香。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模糊了，血在一个劲地向脸颊上涌。从那个难忘的日子起到现在，无论是战斗、工作还是学习，将军总是严格地警醒着自己：“多干些！再多干些！”这里面除了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以外，就是他从心底里感觉得到：他肩上还担负着另一些人的未完成的一切，哪怕能代他们做一点儿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他却突然发现，这些还不就是一切，只要有可能，他似乎还应该担负起另一项义务。
这个义务是什么呢？他的眼睛不由得又落在老人的那封来信上。不错，曾令标的家庭情况和地址他没来得及知道，而且这位战友与老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事实却是：老人的儿子也像曾令标同志那样英勇地死去了，而老人却在怀着微弱的希望，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茹苦含辛地等着，等着，等了二十多年。
“要使这位失去唯一的儿子的老人得到安慰，最好的办法是还给他一个儿子！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就怀着这种复杂的感情，将军写下了那封回信。
这以后，将军就成了赡养和安慰这位老人的亲人。每月，当发下薪金的时候，不管工作有多忙，将军总要挤出一个夜晚用在写“家信”上。慢慢地，将军惊奇地发现，随着一封封信的往来，他和老人的心在一天天靠近，他仿佛觉得，这陌生的老人就是曾令标同志的父亲；不，简直已经成了他的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了。每当天气凉了，他就会告诉爱人高玫：“给老人织件毛衣吧？还得弄双毛袜子去！”每当家里谁伤风感冒了，他也会忙着写封信向老人问候……而老人的来信中流露出的每一点儿愉快的表示，将军也感到极大的快乐。
尽管这样，但将军却仍然暗暗不安，生怕书信中哪一个字会露了马脚，被老人发觉。特别是上月“父亲”来信说要来这里看望“儿子”的时候，他更加不安起来。他曾经连着写了两封信，要求老人不要来。理由嘛，当然很多：他工作忙，老人年纪太大了……并且肯定地告诉“父亲”：只要他工作一空，他会带着小孙孙去看他的。他希望这样能把老人暂时稳住。因为他知道事情总会被老人知道的，如果真相来得迟些，那会使老人的感情得到温暖的时间长一些。可是，毕竟将军对这位老人思念儿子的心情体察得还不够周到，现在，老人竟不顾“儿子”的种种劝阻，还是来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将军苦苦地思索着。这位身经百战的司令员，从来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过去，多少次战斗，多么复杂的情况，他总能够果断地下定决心；可是现在他却像一个迷路的人走到三岔路口上，左右为难了。直到下班铃响了，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还没有找出答案。
汽车迎着晚霞，在秋风里平稳地驶着。将军怔怔地望着车窗外那向后逝去的梧桐树，忽然欠起身：
“开得太快了！”他觉得这些树向后退得快极了，简直像一株株倒下来似的。
司机老韩笑着扭头望了司令员一眼：“不快呀！”说着，用指甲轻轻地敲了敲速度表。表针正在“20”和“40”之间微微颤动着。
“慢点，再慢一点儿！”将军对自己的幻觉也感到有点好笑，但他实在希望慢一点儿到达宿舍，好让自己有时间再把这件事想一想。也怪，似乎车子越驶近家门，这个问题变得越简单了。“看来只好这么办了，”将军下了决心，“把一切都告诉他，反正我会像那位死去的战友一样，对这位老人尽一个做儿子的责任。”瞬间，他甚至把安慰老人的话都想出来了：“不，老伯，你的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活着的就都是你的儿子……”他觉得这两句还不够亲切，又想道，“老伯，你没有了儿子，我也没有了父亲。我认你做爹爹，你就认我这个儿子吧！……”
想着，将军竟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把话低低地说出了声，倒弄得老韩有些摸不着头脑。
车子渐渐走近宿舍，将军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他简直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一定能好好地处理这次复杂的会见。
将军怀着激动而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跨上楼梯，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他的四岁的男孩子亚非怀里抱着只橙黄的大柚子，一蹦一跳地跑过来：“爸爸，爷爷来了！”
将军顾不得逗弄孩子，他停住脚，向屋里张望了一下，只见那矮脚茶几旁边，一个矮小瘦弱的老人正把身躯深深地埋在沙发里，两手拄着根红竹烟管，脑袋伏在双手上，在半睡半醒地打着盹儿。显然，长途的汽车、火车使这位年迈的老人太疲乏了。将军两眼直盯着那一丛斑白的头发：“这老人是多么衰老啊！”他的心头不由得涌上一阵酸楚。他知道，只要他再走前几步，那斑白的头就会蓦地抬起来，然后一双贮满泪水的眼睛便会深情地盯住他的脸，望着他的嘴巴，期待着会听到那盼了二十多年的声音——“爹！”而他，却要告诉他：“不，我不是你的儿子！”这，这对于这位年迈的老人实在太……
“不，不能这么做！”突然，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动着他，他觉得自己眼睛潮润润的，模糊里，他眼前又闪过了露在水草上面的那只手，那支枪，那微微抖动的枪皮带……刚才一路苦想出来的想法和做法，这会都不知哪里去了，他阅读老人的来信的时候，他拿着笔写回信的时侯所涌起过的那种感情，又以更大的幅度占满了他的心。他缓慢地拂开孩子的手，大步走过去，在老人身旁蹲下来，伸手轻轻抚着老人那瘦弱的肩膀，低低地叫了声“爹！……”
这话一出口，将军不由得一愣：从他的口里有二十多年没有吐出这个字了。这个字眼儿是那么满含感情，又那么生疏。接着一个念头掠过：他就要发觉了。
正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老人惊醒了，猛地抬起头，手一松，烟管“吧嗒”歪倒在地板上。但出乎将军意外的是，老人的眼睛并没有射出那期望的光。那双被蛛网般的密密的细纹包着的眼睛，有一只已经深深地塌陷下去，另一只微微红肿着，好像故意眯起来似的，只留着一条细缝。像所有丧失视力的人一样，老人竭力把那只眼睛睁大，两只干枯的手却习惯地平伸在胸前，不停地抖动着，在将军的肩章、脖颈、头发上胡乱摸索着，最后他紧紧捧住了将军的脸颊，嘴唇哆哆嗦嗦地叫道：
“大旺子……”
这不知是哪个人的乳名，对于将军来说是那么陌生，但听起来却那么亲切！他直盯着老人的脸回答：“爹，是我！”
随着这应声，老人那张像揉皱了的纸似的脸孔登时舒展开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把身子向“儿子”更凑近了些，抱住将军的头，用力地瞅着、摸着，好像在找到了一件丢失很久的东西以后，在辨认这东西是不是自己的一样。将军顺从地把脑袋俯在老人的胸前，任他抚摩着。这时候，他觉得有一滴热热的东西滴在自己的腮边上……他觉得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第一次体验到父亲对于儿子的那种真挚、慈爱的感情。
半天，还是将军先打破了这沉重的寂静。他直起身，坐到老人的身旁，说：“爹，你……老多了。”这话说得有点慌乱。他还没有完全走进做儿子的境界里去，竟差点像以前对来队的军属那样，习惯地问一声“你多大年纪了？”话到舌边才临时改了嘴。
“是啊！二十多年啦！”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记着你是头一次开全苏大会的那年走的，那年你才十七，可现在胡子都扎手了。你今年该是四十……”
“四十……”将军连忙把话接过来，又沉吟了一下，“四十三了。”他没有把自己真实的年龄说出来。像所有那些不得已而说了谎话的人一样，他觉得一阵不安。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接着把小亚非拉过来，往老人身边一推，补充了一句：“你看，走的时候我还是个娃娃，现在都给你抱孙孙了。”
“可不，二十六年了嘛！”老人伸手把小亚非揽在怀里。孩子略带羞涩地叫了声“爷爷！”，把脸偎在老人的脸上。孩子这个天真的动作在将军的心头漾起一种甜蜜的感觉：“要是这个新的家庭组成了，该是多好啊！”
孩子好奇地用小手梳理着老人那花白的胡子，像想起了什么，仰起脸问道：“爷爷，我爸爸不是说你早就叫国民党给杀死了吗？”孩子嘴里突然冒出的这句话，使将军吃了一惊，他刚想解释几句，老人却毫不在意地把话接了过去。他摸着孩子的头说道：“傻孩子，不看到你们我能死？”说完，他扬起头哈哈地笑了。
这爽朗的笑声赶走了将军的疑虑，使屋里的空气增添了欢乐。将军有意把话题扯开些，便笑着说：“这是个小的，大的已经八岁了，在学校上学，过几天就能回来。嗨，一个比一个调皮！”
“龙生龙，凤生凤，你还能生出个安生孩子来了？你忘了你小时候了？天上的鸟儿你不揪它两撮毛才怪哩！”老人说得又诙谐又慈祥，这是只有父亲对自己的子女才说的话啊！听着，将军有些不好意思地想：“我父亲也会这么说的！”
老人说完，吃力地站起身，蹒跚着走到门边，从一个提篮里摸出两只大柚子，递给“儿子”，笑笑说：“怕有多年没吃到自己家乡产的这玩意儿了吧？”
“嗯，柚子倒没少吃，咱家乡的味道可就没吃到过。”这倒是确实的。将军知道老人的家乡是有名的柚子产地，当年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也曾到过那一带，可这道地的果产他还没吃过呢。他拿起小刀，熟练地把柚皮剖开，剥出那粉红色的肥硕的果实。
“还记得不？”老人把一片柚子摸索着递给“小孙孙”，转脸向着“儿子”，“你离开家的时候柚子刚熟，那天，我和你妈把你一直送到村头咱那几棵柚树底下，你还非要带上几个给同志们吃不行。那时候我身板壮，眼力也好，我亲自爬到树上摘了几个扔给你，从那里一直看着你走出几里路……”
“记得！”将军含糊地应了声。他脑子里浮起的却是另一幅情景。他是在一个黑夜里，土豪堵着大门的时候，翻过墙头逃到红军去的。那时父亲手托着他的屁股，把他推到墙上，然后递给他一个衣包，把仅有的五十个铜元放进他的口袋里……那时父亲的眼睛……他望望老人家的眼，问道：“爹，你这眼是怎么糟蹋的？”
“还不是那些狗东西造的罪？”提起眼睛的事，老人顿时变得十分激动了，滔滔不绝地讲起来：那是红军长征走了以后，这位忠于革命的老农民就暗暗做起了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工作。不幸，在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由于叛徒的告密，老人被捕了。敌人知道他熟悉通往游击队密营的每一条山径，在把他残酷地拷打之后，又逼着他给白军带路。就在白军准备动身的前一天，老人向看守骗来了两大把石灰，咬着牙揉进了自己的眼里……因为残废了，老人才活着被抬出了敌人的监狱；亏得亲友邻居的细心照料，总算保全了半只眼睛。
“孩子，”老人激动地结束了他对过去艰难遭遇的叙述，“这些年来，我这做老人的没有给你丢脸啊！”
将军怀着深深的敬意，听着老人的叙述。关于老区人民在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多年斗争的情形，他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回到故乡时，曾经站在自己父亲的坟前，怀着悲痛和敬意听乡亲们讲过。而现在老人的话又勾起了那一幅情景。将军不由得再一次想到草地水面上的那顶浮动着的褪色的军帽和那高擎着步枪的手……仿佛直到现在，将军才更清楚地体会到为了革命胜利人民所付出的全部代价。这里面不只有血，还有那数不清的眼睛所流的眼泪。“对于这些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一切的人，你怎么爱他们也不会过分的！”他觉得自己的心和老人靠得更近了。他深情地抓住了老人的手：“爹，那些年你可受了苦啦！”
“苦，不怕！为革命嘛！当时我就跟人讲：‘给我剩下半个眼，我也用它看着这些家伙完蛋，看着咱红军回来！’可不是，就让我看到了！”老人抖抖索索地装上一管毛烟，等“儿子”给点燃着了，猛吸了一口，又说：“唉！说实话，这半只眼还有一个用处，就是等着能看一看你。你不知道，为了你，就这一只眼流的眼泪也足够个小伙子挑的啊！”
将军默默地掏出手绢，把老人眼里的泪水揩了揩，说：“爹，别难过啦，我不是在这里吗！”
“是啊，想看的我都看到了！可是，”老人略略顿了一下，脸上浮上了一种不快的表情，“别怪你爹数落你的不是：胜利了这么多年，人家活着的都回家看过了，可你怎么连封信也不往家写呀？”
老人责备得对，做儿女的怎么能对老人这么冷淡？将军懊恼地想：为什么没有早些和这位老人相识呢？但是又怎么向他解释？他嗫嚅着，说着临时涌到嘴边的“理由”：“这些年我在学习……”“信，我写过……”可怎么也觉得理屈。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将军的爱人高玫走进来，才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
“高玫，你看爹来了！”说着，他轻轻地扯了扯她的衣角。
高玫会意地点点头，连忙跑上去，亲热地叫了声：“爹！”
“爹，别净想那些伤心事了，”将军伸手挽住了老人的胳膊，“来，吃顿团圆饭吧！”
在一张圆圆的小桌周围，坐下了这老少三代的一家人。老人的心情显然平静得多了，他把儿子拉在自己身边，不停地瞅瞅这个，看看那个，那凄苦、不安的表情早就消失了，幸福和满足的笑容挂在他那苍老的脸上。
为了使老人增添些欢乐，将军倒满了一碗老酒，端到老人的面前。
“你还没有忘了哇？”老人笑着接过酒，喝了一大口，扬起手掌擦了擦胡子。在他眼前浮上了多少年前让孩子端只瓷碗去打五个铜子的老酒时的情形。而在将军眼里，老人这爱好，这动作却又是那么熟悉——“连这些地方也像我的父亲呢。”
将军竭力回忆着自己父亲的一切爱好，把记得起的父亲爱吃的菜连着夹到老人的碗里去。老人却没有怎么吃，他不时停下来，向前探着身子，瞅着“儿子”吃饭，好像这比他自己吃还要紧。
“看，还是那么狼吞虎咽的，这又不是小时候了，没得吃！……”老人直盯着“儿子”的嘴巴，忽然，他用筷子戳着将军的嘴角问道：“我记得你这里有个瘊子，怎么刚才没摸着？”
“那……”将军刚要回话，高玫笑着把话接过去，“他嫌刮胡子不方便，早就弄掉了！”
过一会儿，老人又发现了什么，感叹地说：“年岁久了，人都变了，我记着你小时候都是左手拿筷子……”
“受了伤，不改不行嘛！”将军赶忙捋起袖子。左手腕上凑巧有一个伤疤，那是广阳战斗叫日本鬼子一枪打穿的。
借着这个话题，将军连忙避开谈论他“儿时”的一切，他历数着自己身上的伤疤，谈到这些年来的战斗，谈到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爱人和孩子的情形……他想出一切动人的和逗趣的故事，讲给老人听。大概因为这环境太特别，这些故事吸引了老人，将军自己也深深地激动了。
这顿饭吃得时间特别长，当老人喝下最后一匙菜汤，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将军和高玫小心地搀扶着被醇酒和疲乏搅得昏昏欲睡的老人，走进了为老人预备好了的卧室。
不知是因为酒醉还是什么原因，老人睡到床上，却突然坐起身。用他那枯老的双手猛地抓住将军的肩膀，拉到自己的身边，拼命地睁着眼望着、望着，用一种变了音的腔调惊叫着：
“你是大旺子？……”
“是！”将军不安地回答。
“你是我儿子？……”
“是啊，爹！”将军情不自禁地紧紧地抱住了老人。
“呵！可看到了！……”老人放声大哭起来。
将军，这位身经百战、被打断了两条肋骨也没流过一滴眼泪的人，这时候，泪水却顺着腮边流下来。
老人，这经受了百般磨难的老人，在哭声里睡着了。将军目不转睛地望着老人那张挂着泪痕和笑容的脸，它是那么苍老，又那么和善、安详。他轻轻地给老人盖好了被子、关了电灯，踮着脚走回了自己的寝室。
将军点燃了一支烟，在寝室里来回地踱着步子。他的脚步和他的心一样沉重。死去的战友的印象，故乡土地上那累累的坟茔，父亲的面容，老人的眼睛……一齐在眼前晃动。
高玫走近他的身边，低声地问：“也许这是你常说的老曾的父亲？”
“不，也许是，也许不是……”
孩子一面啃着柚子，一面说：“爸爸，把你看地图的那个放大镜给我吧，明天让爷爷好好看看我……”
“明天，咱俩一块出去一趟，给……给老人家添几件衣服……”高玫说。
“是啊，”将军含糊地应着。他望望爱人，又望望孩子，缓缓地点了点头，像是回答他们，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多少年的斗争，我们的人付出了一切！现在，我们活着的，要把担子挑起来，能多干一点儿也是好的！”
说完，他霍地转过身，来到了窗前。他猛地推开了窗子。窗外，天空清亮亮的，满天星斗，间或有几颗流星无声地扫过去。窗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已脱落了，那鹿角般的枝丫正倔强地指向夜空。傍着槐树，那棵柏树的蓊郁的枝叶，正伸搭在槐树的干枝上。
将军深深地吸了口气，忽然，他放大嗓子喊了声公务员：“赵振国，明天去医院帮我的父亲挂个号。记住，挂眼科！”他把“我的父亲”四个字说得声音特别大，大得连自己都有些吃惊。
195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