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风声比郊外更紧，许多殷实的住户都预先知道大乱将至，迁避到别处去。玉官回到家门，见门已倒扣起来，便往教堂去打听究竟。看堂的把钥匙交给她，说金杏早已同天锡到通商口岸避乱去了。看堂的还告诉她，城里有些人传她失踪，也有些说她被杀的。她只得暂时回家歇息，再作计较。
不到几天工夫，官兵从锦鲤一带退回城中。再过几天，又不知退到那里去，那缠红布的兵队没有耗费一颗子弹安然地占领了城郊一带的土地。民众说起来，也变得真快，在四十八点钟内，满城都是红旗招展，街上有宣传队、服务队、保卫队等等。于是投机的地痞和学棍们都讲起全民革命，不成腔调的国际歌，也从他们口里唱出来了。这班新兴的或小一号的土劣把老字号的土劣结果了不少，可以说是稍快人心。但是一般民众的愉快还没达到尽头，愤恨又接着发生出来。他们不愿意把房契交出，也不懂得听“把群众组织起来”，“拥护苏军”，这一类的话。不过愿意尽管不愿意，不懂尽管不懂，房契一样地要交出来，组织还得去组织。全城的男子都派上了工作，据他们说是更基本的，然而门道甚多，难以遍举。
因为妇女都有特殊工作，城中许多女人能逃的早已逃走了。玉官澹定一点，没往别处去，当然也被征到妇女工作的地方去。她一进门便被那守门的兵士向上官告发，说她是前次在锦鲤社通敌逃走的罪犯，领队的不由分诉便把她送到司令部去，玉官用她的利嘴来为自己辩护，才落得一个游街示众的刑罚。自从在锦鲤那一夜用道理感化那班兵士以后，她深信她的上帝能够保护她，一听见要把她游刑，心里反为坦然，毫无畏惧。当下司令部的同志们把一顶圆锥形的纸帽子戴在她头上，一件用麻布口袋改造的背心套在她身上。纸帽上画着十字架，两边各写一行“帝国主义走狗”，背心上的装饰也是如此。“帝国主义走狗”是另一宗教的六字真言，玉官当然不懂得其中的奥旨。她在道上，心里想着这是侮辱她的信仰，她自己是清白的。她低着头任人拥着她，随着她，与围着她的人们侮辱，心里只想着她自己的事。她想，自己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建德已经留学好些年，也已二十六七了，不久回来，便可以替她工作，她便可以歇息。想到极乐处，无意喊出“啊哩流也”，把守兵吓了一跳，以为他是骂人，伸出手来就给她一巴掌。挨打是她日来尝惯的，所以她没有显出特别痛楚，反而喊了几声“啊哩流也”！
第二天的游刑刚要开始，一出衙门口便接到特赦的命令，玉官被释，心境仍如昨天的光景，带着一副肿脸和一双乏腿慢慢地踱回家。家里，什么东西都被人搬走了，满地的树叶和搬剩的破烂东西，她也不去理会，只是急忙地走进厅中，仰望见梁上，那些神主还在悬着，一口气才喘出来。在墙边，只剩下两条合起来一共五条腿的板凳。她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赶紧到厨房灶下，掀开一块破砖，伸手进去，把两个大扑满掏了出来，脸上才显着欣慰的样子。她要再伸手进去，忽然晕倒在地上。
不晓得经过多少时间，玉官才从昏朦中醒过来。她又渴又饿，两脚又乏到动不得，便就爬到缸边掬了一掬水送到口里，又靠在缸边一会，然后站起来。到米瓮边，掀开盖子一看，只剩下一点粘在缸底边的糠。挂在窗口的，还有两三条半干的葱和一颗大蒜头。在壁橱里，她取出一个旧饼干盒，盖是没有了，盒里还有些老鼠吃过的饼屑，此外什么都没有了。她吃了些饼屑，觉得气力渐渐复元，于是又到灶边，打破了一个扑满，把其余的仍旧放回原处。她把钱数好，放在灶头，再去舀了一盆水洗脸，打算上街买一点东西吃。走到院子，见地上留着一封信，她以为是她儿子建德写来的，不由得满心欢喜，俯着身子去捡起来。正要拆开看时，听见门外有人很急地叫着“嫂嫂，嫂嫂”。
玉官把信揣在怀里，忙着出去答应时，那人已跨过门槛踏进来。她见那人是穿一身黑布军服，臂上缠着一条红布徽识，头上戴着一顶土制的军帽，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楞了一会，她才问他是干什么，来找的是谁。那人现出笑容，表示他没有恶意，一面迈步到堂上，一面说他就是当年的小叔子李粪扫，可是他现在的官名是李慕宁了。他说他现在是苏区政府的重要职员，昨天晚上刚到，就打听她的下落，早晨的特赦还是他讲的人情，玉官只有说些感激的话。她心里存着许多事情要问他，一时也不知道从何处提起。她请慕宁坐在那条三脚板凳上，声明过那是她家里剩下最好的家具。问起他“苏区政府”是什么意思，他可说得天花乱坠，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套一套地搬，从玉官一句也听不懂的情形看来，他也许已经成为半个文人或完全学者。但她心里想这恐怕又是另一种洋教。其实慕宁也不是真懂得，除了几个名词以外，政治经济的奥义，大概也是一知半解。玉官不配与他谈论那关系国家大计的政论，他也不配与玉官解说，话门当然要从另一方面开展。慕宁在过去三十多年所经历的事情也不少，还是报告报告自己的事比较能着边际。他把手里那一包东西递给玉官，说是吃的东西。玉官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乡下某地最有名的“马蹄酥”。她一连就吃了二十个，心里非常感激。她觉得小叔子的人情世故比以前懂得透澈，谈吐也不粗鲁，真想不到人世能把他磨练到这步田地。
玉官并没敢问他当日把杏官的女儿雅丽抱到那里去，倒是他自己一五一十地说了些。他说在苏松太道台衙门里当差以后，又被保送到直隶将弁学堂去当学生。毕业后便随着一个标统做了许久的哨官。革命后跟着人入这党，入那党，倒这个，倒那个，至终也倒了自己，压碎自己的地盘。无可奈何改了一个名字，又是一个名字，不晓得经过多少次，才入深山组织政府。这次他便是从山里出来，与从锦鲤的同志在城里会师，同出发到别处去。他说“红军”的名目于他最合适，于是采用了，其实是彼此绝不相干，这也是所谓士共的由来。
雅丽的下落又怎样？慕宁也很爽直，一起给她报告出来。他说，在革命前不久，那位老道台才由粮道又调任海关道，很发了些财。他有时也用叔叔的名义去看雅丽，所以两家还有些来往。革命后，那老道台就在上海摇身一变而成亡国遗老。他呢，也是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不入八分的开国元勋。亡国遗老与开国元勋照例当有产业置在租借地或租界里头，照便应有金镑钱票存在外国银行里头。初时慕宁有这些，经不起几次的查抄与没收，弄得他到现在要回到民间去。至于雅丽的义父，是过着安定的日子。他们没有亲生的女子，两个老夫妇只守着她，爱护备至，雅丽从小就在上海入学。她的义父是崇拜西洋文明不过的人，非要她专学英文不可。她在那间教会办的女学堂，果然学得满口洋话，满身外国习气，吃要吃外国的，穿要穿外国的，用要用外国的，好像外国教会与洋行订过合同一般，教会学堂做广告，洋行卖现货。慕宁说，在他丢了地盘回到南方以前，那老道台便去世了，一大桩的财产在老太太手里，将来自然也是女儿的，雅丽在毕业后便到美国去留学。此后的事情，也就不知道了。他只知道她从小就不叫雅丽，在洋学堂里换的怪名字，他也叫不上来。他又告诉玉官，切不可把雅丽的下落说给杏官知道，因为她知道她的幸福就全消失了。他也不要玉官告诉杏官说李慕宁便是从前粪扫的化身。他心里想着到雅丽承受那几万财产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叔叔的名义，问她要一万八千使使。
玉官问他这么些年当然已经有了弟妇和侄儿女，慕宁摇摇头像是说没有，可又接着说他那年在河南的时候曾娶过一个太太。女人们是最喜欢打听别人的家世的，玉官当然要问那位婶子是什么人家的女儿。慕宁回答说她父亲是一个农人，欠下公教会的钱，连本带利算起，就使他把二十几亩地变卖尽了也不够还。放重利的神父却是个慈善家，他许这老农和全家人入教，便可以捐免了他的债，老头子不得已入了教。不过祖先的坟墓就在自己的田地里，入教以后，就不像以前那么拜法，觉得怪对祖先不起的。在礼拜的时候，神父教他念天主经，他记不得，每用太阳经来替代。有一次给神父发现了，说了他一顿，但他至终不明白为什么太阳经念不得。又每进教堂，神父教他“领圣体”的时候，都使他想不透一块薄薄的饼，不甜，不辣，一经过神父口中念念咒语，便立刻化成神肉，教他闭着眼睛，把那块神秘的神肉塞进他口里的神妙意义。他觉得这是当面撒谎，因而疑心神父什么特别作用，是要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或心肝挖去做洋药材呢？或是要把他的魂魄勾掉呢？他越想越疑心那象征的吃人肉行为一定更有深义存在，不然为什么肯白白免了他几百块钱的债？他越想越怕，宁愿把一个女儿变卖了来还债，于是这件事情展转游行到慕宁的军营。他是个长官，当然讨得起一个老婆，何况情形又那么可怜，便花了三百块钱财礼，娶了大姑娘过来当太太。他说他老丈人万万感激他，当他是大恩人，不敢看他是女婿。革命后还随他上了儿任，享过些时老福，可惜前几年太太死了，老头子也跟着郁郁而亡，太太也没生过一男半女，所以现在还是个老鳏。
玉官问他的军队中人为什么反对宗教，没收人家的财产。慕宁便又照他常从反对宗教的书报中摘出的那套老话复述一遍。他说，近代的评论都以为基督教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贫弱而不合理的神学基础上，专靠着保守的惯例与严格的组织来维持它的势力。人们不愿意思想，便随着惯例与组织漂荡。这于新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设施是很大的阻碍，所以不能不反对，何况它还有别的势力夹在里头。玉官虽然不以为然，可也没话辩驳。他又告诉玉官他们计划攻打这附近的城邑已经很久，常从口岸把军火放在棺材里运到山里去。前些日子，有一批在玄元观被发现了，教他们损失了好些军实。他又说，不久他们又要出发到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去。这是微露出他们守不住这个城市和过几天附近会有大战的意思。他站起来、与玉官告辞，说他就住在司令部里，以后有工夫必要常来看她。
把慕宁送出门之后，玉官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拆开一看，原来不是建德的，乃是杏官从鹭埠的租界寄来的。信里告诉她说天锡从楼上摔到地下，把腰骨摔断了。医生说情形很危险，教她立刻去照料。金杏寄信来的时候，大概不知道玉官正在受磨折。那封信好像是在她被逮的那一天到的。事情已经过了三四天，玉官想着几乎又晕过去了，逃得灾来遭了殃。她没敢埋怨天地，可是断定这是鬼魔相缠。
她顾不了许多，摒挡一切，赶到杏官寓所，一进门，便晕倒在地上。杏官急忙把她扶起来，看她没有什么气力，觉得她的病很厉害，也就送她到医院去。
匆匆地一个月又过去了，乡间还在乱着，从报章上，知李慕宁已经阵亡，玉官为这事暗地里也滴了几滴泪。她同天锡虽然出了医院，一时也不能回到老家去，只在杏官家里暂时住下。天锡的腰骨是不能复原的了，常常得用铁背心束着。这时她只盼着得到建德回国的信，天天到传教会的办事处去打听，什么事情都不介意。这样走了十几天，果然有消息了。洋牧师不很高兴，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他说建德已经回来了，现在要往南京供职，不能回乡看望大家。玉官以为是教会派她儿子到那么远去，便埋怨教会不在事前与她商量。洋牧师解释他们并没派建德到南京去，他们还是盼着他回来主持城里的教会，不过不晓得他得了谁的帮助，把教会这些年来资助他的学费连本带利，一概还清。他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说他的兴趣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现在要做官。学神学的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赞叹洋教育是万能万通。玉官早也知道她儿子的兴趣不在教会，她从那一年的革命运动早已看出，不过为履行牧师营救的条件，他不能不勉强学他所不感到兴趣的学科。她自然也是心里暗喜，因为儿子能得一官半职本来也是她的希望。洋牧师虽然说得建德多么对不住教会，发了许多许多的牢骚，她却没有一句为儿子抱歉的话说出来，反问她儿子现在是薪金多少，当什么官职。洋牧师只道他的外国官名，中国名称他的本地活先生没教过，所以说不出来。他只说是管地方事情的地方官，然而地方官当然是管地方事情的，到底是个什么官呢？牧师也解不清，他只将建德的英文信中所写出的官职指出给她看。
从那次夏令会以后，建德与安妮往来越密。安妮不喜欢他回国当牧师，屡次劝他改行。她家与许多政治当局有裙带关系，甚至有些还在用着她家的钱。只要她一开口，什么差使都可以委得出来。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职务，只要一个关于经济的委员会里服务，月薪是二百元左右。这比当传教士的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不过物质的收获，于他并不算首要，他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听安妮的话。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统制的力量。这力量能镇压母亲的慈爱，教会的恩惠。她替建德还清历年所用教会的费用，不但还利，并且捐了一笔大款修盖礼拜堂。她并不信教，更使建德觉得他是被赎出来的奴隶。他以为除掉与她结婚以外，再也没有其它更好的报答。但这意见，两方都还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她把家乡的房子交给杏官管理，身边带着几只衣箱和久悬在梁上的神主，并残废的天锡。她以为儿子得着官职，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对于教会偿还和捐出许多钱，更使她感激安妮的慷慨，虽然没见过面，却已爱上了她。建德见她儿子老穿着一件铁背心，要扶着拐棍才能走路，动弹一点也不活泼，心里总有一点不高兴，老埋怨着他的丈母没有用心调护。玉官的身体，自从变乱受了磨折，心脏病时发时愈。她在平时精神还好，但不能过劳，否则心跳得很厉害。建德对于母亲是格外地敬爱，一切进项都归她保管，家里的一切都归她调度。生活虽然富裕，她还是那么琐碎，厨房、卧房、浴室、天井，没有一件她不亲自料理。她比家里两个佣人做的还要认真。不到三个月，已经换了六次厨师傅，四次娘姨，他们都嫌老太太厉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问洋房里，倒也乐融融地。玉官一见建德从衙门回来，心里有时也会想起雅言。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她也会忆起那死媳妇所做的一两件称心意的事，因而感叹起来，甚至于掉泪，儿子的续弦问题同时也萦迴在她心里。好几次想问他个详细，总没能得着建德确实意见，他只告诉她安妮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已经去世了。她家下有一个母亲，并无兄弟姊妹，财产却是不少，单就上海的地产就值得百万。玉官自然愿意儿子与安妮结婚，她一想起来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体内流行，使她几乎禁不起。建德常对他母亲说，安妮是个顶爱自由的女子，本来她可以与他一起回国，只因她还没有见过北冰洋和极光，想在天气热一点的时节，从加拿大去买一艘甲板船到那里去，过了冬天才回来。他们的事要等她回来才能知道，她没有意思要嫁给人也说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过了一年。残春过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来电说她已经动身回国。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里。在那里逗留了好几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虑便点了头。她走进去，拿出从外洋买回来的结婚头纱来给建德看，说她早已预备着听他说出求婚的话。他们心中彼此默印了一会，才坐下商量结婚的时日、地点、仪式等等。安妮的主张便是大家的主张，这是当然的哩。她把结婚那天愿意办的事都安排停当，最后谈到婚后生活，安妮主张与玉官分居，她是一个小家庭的景慕者。
他们在上海办些婚仪上应备的东西，安妮发现了她从外洋带回来的头纱还比不上海市上所卖的那么时派，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的旅行太过长久，来不及看见新式货物。她不迟疑地又买上一条，她又强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礼服，所费几乎等于他的两个月薪俸。足足忙了几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儿子已经决定要与安妮结婚，愉快的心情顿然增长，可是在她最兴奋的时候建德才把婚后与她分居的话说出来。老太太一听便气得十指紧缩，一时说不出什么话，一副失望的神情又浮露在她脸上。她想，这也许是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她先前的意识以为革命是：换一个政府；换一样装束；以后世故阅历深，又想革命是：换一个夫人或一个先生。但是现在更进一步了，连“糟糠”的母亲，也得换一个。她猜想建德在结婚以后要与他的丈母同住，心里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结婚的日期和地点，更使她觉得儿子凡事没与她商量，因为他们预定行礼的一天是建德的父亲的忌日。这一点因为阳历与阴历的相差，建德当然是不会记得。而且他家的祭忌至终是由玉官一人秘密地举行，玉官要他们改个日子，建德说那日子是安妮择的，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至于在上海行礼是因女家亲朋多，体面大，不能不将就，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满意。她连叹了几口气，眼泪随着滴下来，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晓得喃些什么。
婚礼至终是按着预定的时间与地点举行，玉官在家只请出她丈夫的神主来，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别扭，她闷坐在厅边发楞，好像全个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来了，他把安妮介绍给他母亲，母亲非要她披起头纱来对她行最敬礼不可。她的理由是从前她做新娘时候，凤冠蟒袄总要穿戴三天。建德第一次结婚，一因家贫，仪文不能具备，二因在教堂行礼没有许多繁文礼节。现在的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应该排场排场。她却没理会洋派婚礼，一切完蛋糕分给贺客吃了之后，马上就把头纱除去，就是第二次结婚也未必再戴上它。建德给老太太讲理，越讲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妮顺从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地。安妮只得穿上一身银色礼服，披起一条雪白的纱。纱是一份在身上两份在地上拖着，这在玉官眼里简直不顺。她身上一点颜色都没有，直像一个没着色的江西瓷人。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条粉红纱出来。她在乡下见人披过粉红纱，以为这是有例可援。什么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红纱压根儿就没有。安妮索性把头纱礼服都卸下来，回到房中生气，用外国话发牢骚，老太太也是一天没吃饭。她埋怨政府没规定一种婚礼必用的大红礼服，以致有这忤逆的行为。她希望政府宣布凡是学洋派披白头纱、不穿红礼眼的都不能算为合法的结婚。
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学人到庐山去度蜜月，安妮勉强出来与玉官辞行。玉官昨天没把她看得真，这次出门，她虽鼓着腮，眼睛却盯在安妮脸上。她觉得安妮有许多地方与雅言相仿佛，可是打扮得比谁都妖艳得多。在他们出门以后，老太太的气也渐渐平了。她想儿子和媳妇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们，意见不一致，也犯不上与他们赌气。她这样想，立时从心里高兴，喜容浮露出来。她把自己的卧房让出来，叫匠人来，把门窗墙壁修饰得俨然像一间新房。屋里的家私，她也为他们办妥，她完全是照着老办法，除去新房以外，别的屋子都是照旧，一滴灰水也没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