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底知识从那里来？
日本贺川丰彦先生（贺川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住在神户底贫民窟里十几年，专门出力帮助贫民，前两个月曾来上海调查中国之贫民窟。）在大贩劳动问题讲演会曾说：“在今日资本家制度的社会，金钱比生命还要贵重。资本家因为致富不惜牺牲劳动者底生命。大正六年算是最隆盛时代，然全国增加了医生五万人，看护妇六万人，而人口死亡率还是增加。”又说：“据文部省研究调查，十五万小学生中，贫民子弟底平均身长，男的矮一寸，女的矮一寸五分，食物不足的人，身长及知识都不能发达。第一要叫他们食物充足呵！社会若不叫他们的食物充足，有非难劳动者无知识底权利吗？”我盼望主张工人缺乏知识不能增加工资之人，都注意贺川先生所举的事实！
三论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除了龌龊分子以外，好的部分也充满了戴季陶先生所谓曼且斯特的臭味。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近来不但是曼且斯特的臭味充满了，拜金主义的国里纽约的臭味也加进来了。而且这种纽约的臭味在上海大时髦而特时髦；他们分明是不过为自己为资本家弄了几个铜钱，而偏偏自谓是在中国实业上贡献了许多文化。杜威、罗素来了，他们都当做福开森、朱尔典、拉门德一样欢迎，而且引为同调（硬说罗素劝中国人保存国粹）大出风头，（屡次声明罗素是某人请来的）；但是杜威反对形式教育底话和罗素反对资本主义底话，他们都充耳不闻，却和杜威、罗素这班书迂子谈起什么中、美，中、英邦交问题来了。罗素初到上海，在大东欢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说中替商务印书馆登了一段卖书底广告。我们一方面固然赞叹商务印书馆底广告术十分神奇，一方面可是觉得曼且斯特、纽约两种臭味合壁的上海社会实在唐突学者！
一九二○，十一，一。
华工
英国人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英国国旗；我们也可以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作工。中国劳动者在国内做的工，除了瞎子都可以看得见，这是不待说的，他们并且散布到全地球了，地球上五大部洲，到处都有华工底足迹，至于开辟那新旧金山底功劳，更是历史的伟大。最近一班无耻的军人政客各人自夸参战底功，试问除赴法的华工外什么人对于参战有丝毫功绩？我们可以自夸的只有伟大的劳动力这一项，但偏偏有一班心盲的人硬说：“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在外国底华工姑且不论，试问中国国内若无劳动者，我们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他只有答道：“这些都是资本家做给我们的。”
四论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出他们的威信。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做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底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团结是跟着物质上生活需要自然发生的，决不能够全由政治法律底力量任意将他消灭下去。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会底权力能够容纳他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秘密团结自然会消灭下去。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
劳工神圣与罢工
常常听见人说：你们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一方面又提倡罢工或提倡减少工作时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象这种头脑不清的说话，一班头脑不清的人或者以为很有道理。但是要晓得我们所崇拜的劳工神圣，是说劳动者为社会做的工——即全社会所亭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不是说劳动者拼命替资本家增加财产是神圣事业。为资本家做工是奴隶事业，为社会做工是神圣事业，头脑清楚的人应该懂得这个区别。我们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正因为现时生产制度下的奴隶事业玷辱了“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可见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和提倡劳工神圣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我盼望社会上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免得思想新的资本家又来假劳工神圣的名义欺骗劳动者，替他拼命做工。
主义与努力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譬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达到方向所在。
但现在有一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这话真是不错。
革命与作乱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是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底目的是除旧布新，是要革去旧的换新的，是要从坏处向好处革，若用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
上海《时事新报》上所载P.R.君那篇“世界改造原理”，简直是梦话，简直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人类自有二人以上之结合以来，渐渐社会的发达至于今日，试问物质上精神上哪一点不是社会底产物？哪一点是纯粹的个人的？我们常常有一种特别的见解和一时的嗜好，自以为是个性的，自以为是反社会的，其实都是直接间接受了环境无数的命令才发生出来的，认贼作子我们哪能够知道！即如P.R.君所谓“不听命于人”之理想，当真是他个人的理想，绝对未曾听命于人吗？不但个人不能够自己自由解放，就是一国体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福利那以来之新村运动及中国工读互助团便因此失败了。不但一团体不能够自由解放，就是一国家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罗素先生所以说俄罗斯单独改革有点危险。不但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譬如妇女殉夫他自以为个人道德是应该如此的，又如我们生在这资本制度社会里的人，有几个人免了掠夺底罪恶，这种可怕的罪恶是个人能够自由解放的吗？除了逃到深山和社会完全隔绝，决没有个人存在之余地。我所以说P.R.那篇文章是梦话，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
至于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的改造，我试问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主张个人物质的及精神的方面完全解放以后再改造，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所希望的人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世界，他所希望的干干净净的人生，是否也是一种主义？我们若是听命于他的这种无信仰无归宿之改造，是否也要“深入一层地狱不能自由超拔的反于本来大路上去”，是否也是“人类听命于人的改造”方法，是否也要“弄得非常紊乱无限苦恼，造罪作恶总不了悟”呢？
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原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干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反古。
一九二○，十二，一。
民主党与共产党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
请看哈尔滨俄旧党《光明报》记者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底谈活（见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哈尔滨特约通信），这班民主派欺骗世人的诡计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说：“我们非社会党的主张，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决不赞成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又说：”“至于日本呢，我相信他能帮助我们。”又说：“谢米诺夫却是真正的民主党，现在只有他一人抵御共产党。”又说：“不论是美国，是日本，他们取得中东路权之后，总没有我们俄国人好。”又说：“中国取消俄使领，是不应当的。现在俄国人没有一个满意中国的审判厅的。”
由他这些说话，我们看出两件事：（一）原来反对共产党底真正民主党就是谢米诺夫这样贪鄙不法的人物；（二）原来民主党对中国底外交，和共产党放弃中东路权放弃领事裁判权恰恰相反。
提高与普及
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适之先生对于大学生主张程度提高，理论上自然是正当，别人驳他的话，我看都不十分中肯。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感想：
（一）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国多设大学，各大学中多收绝对不限资格的自由旁听生。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
（二）专就北京大学学生而论，现在低的还没有，如何去提高？我觉得眼前不必急于提高，乃急于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底基础学。历来北大底毕业生有几个能自由译读西文参考书的，有几个基础的普通科学习得完备的？蔡孑民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是何等危险！我劝适之先生别高谈什么提高不提高，赶快教朱谦之、易家钺一流学生多习点基础科学，多读点外国文，好进而研究有条理的哲学，好医医他们无条理的昏乱思想罢！
我这两种感想适之先生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