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我在家里和我的妻子佩芹谈起昨晚上俞家的意外事情。佩芹是平素佩服天鹏的著作的，听了我的说话，便坚决地表示伊的意见。
伊说：“我不相信。这本最新出版的《爱与仇》，前天我已经读过。据我的眼光看，篇中的结构伏脉丝丝入扣，非老手莫属，并且描写的词句和对话的语调、也分明都是天鹏的手笔。我以为这里面也许另有秘密。”
我道：“是，我也觉得如此。昨晚上我从俞家出来后，又去看过霍桑。霍桑也是很佩服天鹏的作品的人，故而很关心这件事。他也认为俞天鹏平日的操守很严正，不像会有这种不名誉的举动。不过天鹏受了钱芝山的诬辱，当时怎么一言不发，却用武力对付他？那也是一个疑问。”
“霍先生的意见怎么样？”
“他对于这回事，虽然不敢轻信。可是也不像你这样子坚决地否认。”
“我看内幕中一定有某种曲折。你既然是天鹏的朋友，排难解困，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你得想法子查一查，这钱芝山究竟为了什么才这样侮辱这位老作家。”
“是。回头我打算再去看看霍桑，跟他商量一个进行得办法。”
下午四点钟时，我穿好衣服，准备去看霍桑。仆人送晚报进来。我站住了随意翻一翻，忽见本埠新闻中有一行惊人的大字标目，“离奇惨怖的谋杀案！
“温州路德仁里一号住户钱芝山，忽于昨晚上被人谋杀。据同居的姓谢的女主人说，芝山昨晚归家时已近十一点钟。他曾和伊交谈过几句。今天早晨女儿玲江妈子送脸水进去，忽发见他已被人谋杀。
“谋杀的情状很惨怖。就现状观察，他像是被入用一个石鼓蹬击死的，故而他的脸部血肉模糊，十二分凄惨。他的身上衣服完好，金表和表链等物也完全没有遗失。不过他的书桌抽屉有两只开着，内中的纸件很杂乱，似乎有什么人翻动过。
“死者现在二十七岁，还没娶妻，以前一直在小说家俞天鹏家当书记，在一星期前辞职。这案子现在归警厅侦探长汪银林承办。进展详情，容后续报。”
这段新闻引起了我的严重的注意。钱芝山昨晚上到俞天鹏家去闹了一场，怎么当晚就被人杀死？就常情论，俞天鹏岂不是处在嫌疑的地位？可是我回过来一想，又自觉发笑。天下事往往有意外的凑巧。我只凭着片面的推想，就冒昧地武断，那不免有失科学的态度。
我放下了报纸，正待出门，忽然接到霍桑的电话。事情真凑巧。他说他已经接受了汪银林的请求，预备往温州路德仁里去察勘一下，特地邀我直接到死者的家里去集。我自然很高兴，向佩芹说明了一声，急急向温州路赶去。
我赶到那里时，霍桑正和那短阔身材因着黑呢中装的厚大衣而形成臃肿的汪银林站在门口谈话。汪银林招呼我，并告诉我他已查勘了半天，所得的唯一而渺茫的线索，就是一个名叫桑绶丹的巡逻警士，上夜十二点钟不到，看见一个女子提着一个包裹从德仁里走出去。唯一引起他注意的，那女子的头颈项间披一条黑狐狸的围巾，既没有看清面貌，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发案人家出去的。他觉得这案子茫无头绪，不能不请我们帮忙。他又说明检察官到得很早，钱芝山的尸身已经移送到验尸所去。
我问霍桑道：“你已经察验过那尸体没有？”
霍桑摇头道：“没有，我也才到。尸体在午前已被法院里的检验医官移出去了。”
汪银林说：“我早先来时，已经把尸体验过一回。那人大概是打破了脑壳死的，死得很惨，面目和额角给重东西击成肉酱一般，血肉模糊地很可怕。你们如果要瞧，明天星期一上午十一点钟，尽可以往验尸所里去看。现在地板上的血还没有洗掉，我们可以先瞧一瞧。”
我和霍桑答应着，就穿过天井和一个陈设简朴的客堂，小心地从侧厢里进去。
那是一宅两上两下的朝南石库门屋。钱芝山住的，就是楼下的次间和侧厢。
楼上是姓谢的二房东，主人叫春围，在浦东火柴厂里办事，每星期回来一两天，家中只有他的妻子，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没有小孩，只有两个仆人，男的叫阿四，女的是一个松江老妈子。
厢房里面布置很清洁精致，广漆地板也抹拭得非常干净。一只不挂帐的铁床上铺着玫瑰紫绉纱的被和雪白的鸭绒枕头，床前一张蓝绸套子的沙发也很讲究。
厢房里有只茶几，两只藤垫椅子，一只睡椅，一张袖木的书桌和一只螺旋椅子。
书桌上有盏玲珑的镍质台灯，一只镀金的小钟，一个白银的花瓶，一组连笔插的玻璃墨水缸，还有好几本书，不过摆设得不很整齐。一只小书架靠着东壁，架上的书籍中西文都有，大半是小说文艺一类，有些零零落落。书桌的左边两只抽屉开着一半，内容很杂乱。壁上挂着一张十二寸放大的照片，我认识是钱芝山，西装笔挺，确是漂亮。照片两旁有两张阔金框的三色裸体美入画，是西洋的印刷名作。床的一端有两只皮包，皮条松着，钥匙也插在锁孔里。
汪银林开始解释：“除了尸体以外，这里的现状一切没有变动过。只有这两个皮包，我已经打开看过一看。”
他顺手指一指床脚边的两只皮包。霍桑的视线跟着他的手指瞟一瞟，点点头。
“晤，怎么样？”
“我觉得皮包放在这地点，好像有反常，而且皮条都扣紧，像要准备拿出去的样子，我才把它打开来。”
“皮包是锁着的？”
“是。钥匙在死者的背心袋中，我摸出来开的。不过里面部是衣服和书籍，没有什么特别重价的东西。”
霍桑不再问，就走近去旋皮包的钥匙。内中果真是几套舶来品的秋冬西装，和几本精装书，性质是参考书一类。奇怪的是内中有一条玄缎的女子套裙。
汪银林又指着厢房中的地板，说：“你们瞧。这里就是尸体倒地的所在。……这里是他的头，这里是他的脚，我特地用铅粉画上记号。他的身材不高。我曾量过一量，长度恰是五尺二寸。”
霍桑在日记上写了几笔，把右手模着下额，瞧着地板，敛神凝思。他忽楼下身于从地板上拾起了什么微细的东西，摸出放大镜来察看。
我问道：“什么东西？”
他答道：“几根修剪下来的头发。”他的目光依旧注视在地板上。
我看见地板上铅粉画着头部的部分有一大摊血迹。霍桑也瞧着这血迹几自摇头。
我说：“但瞧这一滩血，那尸体的惨怖状况已可以想见。”
汪银林应道：“是，真难看。他非常瘦损，皮色也带灰黯。他的脸颊耳朵和头颈上都是血。但是他穿的一身西装很时式。”
我说：“是一套灰色柳条花呢的西装？”
“是。他的大衣还在衣架上。”汪银林指一指床背后的衣架，“他的硬领和领带已经卸下。瞧，还在床面前的茶几上。我看他被害的时候，他正准备要睡的样子。”
霍桑点头道：“唤，很近情，大概是在他将睡未睡的当儿被害的。瞧，床上的被窝虽已铺好揭开，可是还没有睡过。”
“对，我也这样子假定。”汪银林又补一句。
霍桑皱蹙着眉毛看看地板，先抽开书桌抽屉看一看，又走到床背后的一只西式衣架面前去察看。那件棕色厚呢大衣和黑呢的软帽还好端端地挂着。他又回过来看床前茶几上的紫色领带和白硬领。
他自言自语地说：“外衣和硬领上都没有血迹。他确乎是在解除了硬领正要上床的当儿被害的。”
汪探长应道：“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刚才徐检察官也有过这样的看法。”
霍桑不答，回到厢房中来，俯着身子，把一个滚在壁脚边的像削光荸荠形的小石蹬抚摸了一下。
他仰起来，说：“银林兄，你说死者是给重东西打死的？这石鼓疆上染着不少血，大概就是致命的凶器吧？但是这东西不像是卧房中应有的啊。”
汪银林应道：“是。我已经查过了。这石蹬是垫花盆用的，本来在外面天井里的花盆架上。凶手就利用它做了凶器。”
“尸体上还有别的伤痕吗？譬如刀伤或枪伤之类？”
“我虽没有解了衣服细验，但大概没有。因为他的西装没有破损，只是扭皱些。”
“扭皱些？是争斗的痕迹？”
“是。我看见他的马甲上有一粒钮子脱落了，裤子也牵扯不整。但是马甲袋里的那支金表可仍没有停。”银林顿一顿，又表示他的见解。“看样子那凶手进来以后，就和死者动手。凶手的手脚一定很敏捷，马上扼住了钱芝山的咽喉。芝山喊不出，就昏倒了。因为这屋子里的人没有听到什么喊叫声。但凶手似乎还不放心，又到天井里去拿了这石蹬进来，击碎他的头。”
霍桑不答，摸着他的下颊在深思。
我插言道：“这样说，那凶手势必在这室中勾留过好久。”
霍桑点点头：“是。我料那凶手在事成以后，还把他的手洗抹干净，又在书桌抽屉中搜寻了一会，方才出去。”
我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洗抹过？”
霍桑用手指一指：“瞧，地板上不是有不少水滴的痕迹吗？还有些薄冰呢。”
他走到朗西向天井的窃口，探头出去瞧一瞧。“对。刚才我看见窗口下面有冰块，有些异样。银林兄，你看见没有？”
“晤，这个——”他支吾了一下，也把头伸出窗口去，我也探头瞧天井，果然看见地上有冰块，污黑而有血迹。显然是凶手把洗血手的水倾倒在窗外，因着天寒而马上结了冰，霍桑又偻着身子，从茶几下拿出一只面盆。
他说：“这里还有个佐证。这盆里还有血污的冰水脚呢。”
汪银林闭紧了嘴不响。霍桑把面盆放在原处，站直了向四周视察。我的目光也模仿着活动。
我不禁失声惊呼：“哎哟！门背后还有一把刀呢！”
霍桑突的旋转了身子，奔过来拉住我。
他说：“别动！这是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来拾。”
他抢到我的前面，走到门房背后，楼着身子，很谨慎地将刀拾起来。汪银林带着诧异的神气走近，我也走过去瞧。刀装着假象牙柄，连柄约摸有七寸光景，刀端尖锐明亮，丝毫没有锈痕。
霍桑说：“这东西是舶来品，似乎是一种裁纸刀，但锋口很尖利，足以杀人。”
我说：“那末，银林兄的见解应得修正一下了。那凶手也许先用刀刺了一刀——也许就在咽喉间。他不是用手扼的。”
银林期期地答道：“不过——不过死者的咽喉间没有刀伤。血是从面部流到颈项上去的。”他又侧过头去，“霍先生，你看刀上有没有血迹？”
霍桑摇头道：“没有。”
“那末这刀不曾用过，死者也许还是被勒毙的。”汪银林仿佛捉住了辩护的根据。
我答辩说：“凶手不是有过洗抹举动吗？刀上的血不是洗不掉的啊。”
汪探长抗议说：“刀要是用过了，又给洗抹过，我想不会再给丢在门背后——”
霍桑挥挥手，说：“别空辩。银林兄，你忙了半天，怎么还没有发见这把刀？”
汪银林红了红脸，答道：“我在这里察验了一会尸体，就去通报法院，又和那位夏医官接洽。后来我又回到这里来向房东问话，可是问不出什么端倪。我觉得这案于没有头绪，死的又是个弄笔头的人，报纸上不会不铺张，才不得不来麻烦你们。事实上我还没有在这室中仔细搜查过。”
霍桑对于这勉强卸责的答辩并不反驳。他究竟不是汪银林的上司，只凭着多年的友谊，有时便率宜地加以督责。
他又问道：“那末房东告诉你些什么？”
“我问过那楼上姓谢的女主人。据说钱芝山和他们是亲戚——是舅甥。他们都是杭州人。芝山因为到上海来读书，就在这里做他的宿舍。他住在这里已经一年多。”
“好。我也想跟这女主人谈谈。你能不能去请伊下来？”
汪银林好像小学生听得了下课的钟声，急急回身往外走。霍桑又小心地一步步走到书桌面前，取了一张硬纸，轻轻地将刀包好，顺手纳在袋中。
他低声向我说：“包朗，这件案子似乎很复杂，汪银林一个人办，也许办不了。”
我点点头，不表示。因为我觉得霍桑的话确是实情。
案情既极惨怖，凶手又茫无头绪，若使果真和俞天鹏有关，关系就不小。因为天鹏是著作界上的一个领袖，很得外界的信仰。侦查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的经验上已有深刻的印象——像“活尸”、“舞宫魔影”、“第二张照”等都是。何况俞天鹏和我还有私交，更不能轻举妄动，那自然比较地更见棘手，霍桑又指着书桌抽屉，向我说：“你瞧抽屉中的各种纸件上丝毫没有血迹，可见那人翻检的时候，他的血手已经洗干净。”
我道：“你想那人所翻检的是什么东西？”
霍桑格摇头：“我不知道。这里面只是些杂乱的纸，一封信都没有。”他随手翻了一翻，拿出一张没有完篇的钢笔写的稿笺来，念道：“论舞艺……喂，又是篇文字。”他默读了几行，摇摇头，“这种文字只有一种功用，就是毒害青年！真无聊！……喂，我看他的文句还有些似通非通哩！”
我从他的手里接过来念几句，兴奋地发表我的意见。
“霍桑，你看这样的文笔哪里写得出《爱与仇》？昨夜里他显然是凭空诬陷。”
霍桑没有回答。他的身子突的向地上一匐，忽而失声惊呼：“哎哟——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