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朴去后，一连多少天她都在盼望孟坚的来信。她希望他来信之后就可以马上回他一信，而在这封信里她将有很多话可说。等了很久却不见信来，她也就只好自己先动笔了。就象所有的水都向低处流一样，她的情感也只有一个方向，只要她提笔写信，就一定要说一些要他回来的话。这情形，连她自己也意识得相当清楚，她每每自己问自己道：这些话岂不是已经写过多少次的吗？这些话之并无多大用处也是很明白的，但无可如何，不提笔则已，提起笔来就写起这些话，仿佛说这些话的不是她，而是捏在她手里的那支笔似的，而这一次也稍稍有点不同，因为这一次她捉住了新的题目，她一开始写道：
“朴弟从家里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故乡的礼物，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回忆。他带来了红枣，又红又大，还有花生，都是非常满饱的，绿豆尤其难得，姥姥特为昂昂作了绿豆沙，孩子喜欢得跳起来。朴弟回去好些天了，可是孩子的口袋里还带着红枣和花生，孩子很喜欢叔叔。
“我想起我们一同回家时候的情形来了，你领我去看你家的田园，你指点给我，哪是枣树，秋后要挂一树红枣；哪是花生，秋后要从地里掘出白纷纷的果实，你又领我去看你们的桃园，那正是桃子成熟的时候，满园桃香，鲜红的桃子在密丛丛的绿叶里掩映着。你把你们的豆田谷田指给我看，一片青，一片绿，望不到边际，遍地是歌声人语，应和着飞鸣的布谷。坚，我是多么喜欢这种生活。多么愿意永久住在乡村里啊！万一上天福佑，能叫坚安全归来，我甚么都不想，甚么都不要，我只希望大家团聚在一起，作一世草野之人，也就十分满足了。而且，还有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她写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她想父亲的病是不能告诉孟坚的，母亲被车辗伤的事也不能告诉，她知道他这人的脾气：虽然永久在外边奔波，虽然从来不为家庭打算，但是他对于他的父母太关切了，每次提说起来，总见他象小孩似地那么为思念父母而愁苦，而且她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说他只要身体不舒服，或过于疲劳，或心里有不愉快的事情，夜里便梦见他的父母，他总说，梦里的老年人更显得衰老了，而且那种贫苦的样子真令人落泪。他总是以未曾尽些孝道，未能设法帮助父母把家庭弄得更好一点而感到惭愧，为了怕伤着他的心，她便写道：
“父亲母亲都是很健康的，不过如今世道不好，老年人总是想念他们的儿子，又因为生活愈来愈苦，就更希望你能回来帮忙。而且，我甚至存了一种幻想，假如你真地回来了，我们未尝不可把父母和朴弟都接到省城来，……”
她真是异想天开了，她也觉得这也许很困难，但既已写上去，也就不必再涂改。关于妹妹的去世，她略略提了几句，她说妹妹早有胃病，后来就一发不可治了。这是事实，她同孟坚一同回家时妹妹确是患着胃病的，她当初之所以说一定要请妹妹到省城来，主要的还是为了请她入医院治病。最后她还提到了孩子，她说小昂昂非常乖，能从好多人的像片中间指出爸爸，而且，把像片抱到自己脸上亲爸爸的脸。她最后结束道：
“我看了孩子的这些动作非常感动。可怜的孩子，到如今还不曾见过他的爸爸！”
信写完了，她又从头看了两遍，虽然已经没有甚么可补充，但她总觉得还是不够，她愿意把信写得更长一些，她心里有很多意思，每苦于说不出，但说来说去也只是那些话，也就只好罢了。信发之后，就仿佛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工作一样，叹一口气，而以后的日子就是期待这一工作的效果。
近来她对于看报颇发生兴趣，因为一个新的消息——南京汪伪政府的成立，又引起了她的注意。
报纸上为了汪政府的即将成立，早已大肆鼓吹过。报载汪精卫曾经一度飞往北平，据云也曾到过济南，但并未公开宣布。汪精卫这样跑来跑去的结果，是南北伪政权的合流，也就是一个新的伪政权的建立。苦于战争的老百姓，尤其是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对这事表示极大关注。街头，巷尾，学校，商店，家庭的餐桌上，火车的车厢里，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一般人心里都暗暗地想道：日本鬼子撑不住台了，拉出老汪来，作为一个下台的阶梯。讲和的条件也许不会太差，鬼子兵非完全退出不可，把占领的地方都交还我们，并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汪精卫如今无耻到认贼作父，作了汉奸，投降了敌人，正好暴露了这个阴谋，说不定故意玩了一套把戏。等鬼子们滚了蛋，他也会完蛋的。在学校里边，一帮渴盼着光明的学生，在教室里，在寝室里，甚至走在路上，总是纷纷地议论着，谈到兴高采烈处，不知不觉会手舞足蹈起来。由于这种相信，她们居然把眼前一切事物都改变了看法，仿佛青石道路上，灰白墙壁上，一草一木，一几一椅，上面都罩下了一层可爱的光彩，那光彩是和平的明亮的，呼之可应，招之可至的。她们不但看见中国的师长们觉得特别可亲，远远看见，虽然不打招呼，那忍俊不禁的笑意，仿佛就说，可好了，我们总算有了出头的日期，又仿佛说，老师，这件事确乎是可靠的，因为任何人都这样相信它呀；即便对于日本人，对于犬养，石川等人，她们居然也另眼看待，仿佛他们已经是投降了的敌人，甚至是变得可怜相了，意思是说：知道吗，你们就要从这里滚出去，滚回你们的三岛去了，你昨日的威风又将何在呢！因此学生们渐渐在日本人面前放肆起来的也有，有的人竟大胆地唱起国歌来——不是“卿云烂兮”，而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快乐呀，此地自从沦陷以来，谁还敢唱这支歌子，更有谁敢高声地唱，在战争以前有些是极端讨厌这个歌曲的，但等到敌人不准歌唱时，却觉得它万分可爱，有时偷偷地低吟一回，于是过去的自由生活就又回到记忆中来，因之就会簌簌地落下了眼泪，这样的吟一阵，哭一阵，心里便觉得非常快慰了。现在居然有人敢于高声唱，虽然听到的人不免大大的惊吓一阵，但整个的灵魂都会震颤起来，浑身一阵剧烈的颤动，眼眶里也早含满了泪水。等学校中命令说还是不准唱，谁要再唱便要怎样怎样的时候，这些不知事的孩子才又想到她们原来还是在敌人的掌握中，她们莫名其妙，面面相觑，大大的稀罕起来。虽然如此，然而她们还是不肯罢休，她们还是纷纷地谈论，偷偷地欢喜。
某日的报上忽然用特号大字在第二版的第一行发出了消息，说南京政府定于明日正式成立，此外还发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言论。而在第三版的下边就登着本市新闻：明早八点在公园举行庆祝大典，省级各机关学校须全体参加，这个消息简直把整个济南城翻动起来了，学生们尤其显得激动。她们忽然得到一个消息，也不知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街上的人都如此传说：明日要开庆祝大会了，怕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一时赶做不及，误了开会应用，南京政府特赐山东省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已经派员在飞机上带了来。于是有人就说：有人已经看见南京政府派来的飞机，连那飞机上也已经改用了青天白日的国徽。也有人说南京政府还派了大员来主持大会，也有人说明天省长也一定出席，他正在忙着背诵“总理遗嘱”，恐怕明天开会时朗诵不出，叫大家笑话。也有人说，在校长办公室窗下经过时也听到校长在噜噜地背诵甚么，仿佛听到一句“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那当然也是在背诵遗嘱了，不然，他又怎么能主持学校的一切会议呢。她们都谈得眉飞色舞，心灵中都为那新丽鲜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影子鼓舞着，扰乱着，她们简直连功课也无心作，在教室里坐也坐不稳，甚至连饭都吃得不香了。梦华看了这种情形，心里也喜欢得按捺不住，她既不能去督责她们工作，也不能参加到她们的快乐中去，她对她们反而有点羡慕的意思。因为平日她有时对学生谈到北平的情形，谈到故宫，谈到南海北海，谈到天安门，长安街，谈到她的大学生活，更谈到西山，南口，长城，塞北，山海关，此刻就偶尔听到一个学生说：下学期她要到北平去升学，不是考北大，就是考师大。于是另有一个学生就说，她要到东北去开矿，打猎，经营林业，她大概是想到那些丰富宝藏，多年来为日本所强占太可惜了。更有一个人说，她要到日本去，登上富士山，看看三岛是不是可以装进她的小口袋，她又要到日本天皇的皇宫里去瞧瞧，看看天皇到底是个甚么鬼样子。她们的心花都开放了，她们想得很远，很美丽，而现在，则急切的期待着明天的庆祝大会，看满城彩旗，听国歌，听听那些要人们宣布新的政策，新的希望。
第二天，梦华又很早地到了学校，因为太早，街上还没有甚么动静，她还想：如果早晨一出门立刻看见满街新旗子就好了，然而她没有看见。到校后，因为要准备参加开会，第一堂，就干脆停课。等到临要排队出发时，学校里却发生了一点小小纠纷，一些学生和大门上的工友几乎冲突起来，学生们说工友糊涂把旗子挂错了，应当到庶务处去领那新的旗子来，为甚么仍旧挂上了五色旗和日本旗。工友说，学校并没有特别吩咐他，学校里也根本没有别的旗子。后来有人说，算了罢，时间太迫促，大概学校里来不及制新旗了。队伍到了大街，她们才更其惊讶，原来大街两旁都是五色旗和日本旗，有些地方还间或有一两面太极图的旗子。她们想，真糟，昨天的消息竟是假的，也许那飞机并未运到。街上有很多学校的队伍排队前进，大家都是到公园去的。所有的眼睛都有点茫茫然，左边望望，右边瞧瞧，走过去了，还要向后面看看，也大都注意旗子。有人说，算了罢，旗子没有甚么关系，重要的是听听那些要人的言论，重要的是以后就不受敌人的统治了。梦华混在队伍中间看着她的学生，听着她们的私语，虽然心里早感到一种奇怪滋味，但也只能想道：“大概就是如此了。”
公园里人山人海，千万个面孔仰望着高高的主席台，但那里两面最大的旗子交叉着，还是五色旗和太阳旗，而且还是崭新崭新的。这时就听到学生们在切切议论了，她们说这真是太岂有此理了，别处的旗子不换，为甚么会场上的旗子也不换，难道这两面旗子还赶制不起来？梦华在人丛中，听了这话以后就想告诉她们，说恐怕大家都想错了，但她不能开口，她昨天夜里完全失眠，她思想太纷乱，她想到改了新的局面以后孟坚就可回了，于是想了很多美满的事，又想，那时即使她去找孟坚，也将不再有甚么困难，不过是一个长途旅行罢了，能换换地方工作，也极有意义，她又为孩子的将来打算，又想到朴弟，想到故乡的老年人，想到她自己的母亲和桓弟，她想，有桓弟可以照顾母亲，她也可以走开，如能给桓弟解决了婚姻问题，母亲也就更有了依靠。她直到天将黎明时才稍稍闭了一下眼睛，但陡然一震却又惊了醒来。此刻她挤在人丛中，又因为看了当前的情形，简直有点晕晕欲倒的感觉，她的头非常沉重，而胸中好象是有甚么东西梗着，好象要呕吐的样子。
大会开始了，主席台上日本人多于中国人，那些面孔都是生疏的，因为距离相当远，梦华看不十分清楚。开始是“依里武朵”地唱日本国歌，接着就是“卿云烂兮，纠缦缦兮”的国歌，那声音象苍蝇一样，嗡嗡地，又好象千万人在埋着头痛哭。主席致完了开会词以后，是一个日本人讲演，以后又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虽然台前放了扩音机，但梦华却听不清楚。其实那也还是千篇一律，不外说，中日原是兄弟之邦，因为稍有误会，以致刀兵相见，战祸连绵，久久不决，双方的损失都非常重大。西洋诸国正在坐山看虎斗，中日再不觉悟，只有两败俱伤，使西洋诸国，坐享渔人之利。中国就是吃了共产党的亏，现在幸有汪主席眼光远大，深思熟虑，相信中国如不同日本提携，联合防共，是绝无活路可寻的，于是本着广田三原则，中日共存共荣，捕灭共党，防御西洋的侵略，以建设东亚的新秩序。正在演讲的中间，忽然有一个学生大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接着就晕倒了，这个晕倒的孩子不是别人，又是梦华那一班上的学生：胡倩。
散会以后，大家在归途中都感到非常疲乏与颓丧。天空阴沉，空气潮湿，好象是要下雨的样子。梦华一面走着，一面思想，她忽然想起一个出殡的行列。在阴沉的天空下，在微雨的街上，或是落叶在路旁啜泣的秋季，一个最简单，最可哀的葬仪在大街上行进。用两把秫秸在两条小板凳中间捆作十字形，上面就安放了那薄薄的柳木棺材，那棺材上也许胡乱涂了点草灰，也许抹了一层似红似紫的颜色，而且抹得一道一道的，非常不匀。四个或两个衣衫褴褛的力伕抬着，棺材上面就放了掘坟用的铁铲，后面跟了一个缠脚的中年女人，一面哀哀的啼哭，一面紧紧地跟着那棺材，也许她手里还牵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头上蒙了一方白布，也在哭着，手里还打了一把简陋到无以复加的魂幡。也许有几个邻居或亲朋陪着送葬，也许甚么人也没有，却只是一个或两个吹唢呐的人，那呜呜咽咽的乐器时作时辍，似有似无，简直不成曲调，每当梦华看到这种情形，她必定驻足观看，并默默地思索，等那个行列走远了，拐角了，一直到旷野去，再也看不见了，她还是钉在那里，走不开，终于心里沉重，不知所往，只感到忧从中来，悲不自胜。她今天为甚么忽然想到这上边来，她觉得莫名其妙，她摇一摇晕眩的头，仿佛要把这些思想驱散。但是徒然，她不但不能停止思想，反而想得更远了，她的思想超越了这个繁华的城市，飞到了扬着尘沙的乡村大道，她到了孟坚的家乡。她记起当他们回到家乡时，一天孟坚领她到野外去，孟坚指着人家田地中一座坟墓说：这座坟里埋的是死于十几年前的一个男小孩的骨殖，当五六年前他从北平回家时，曾亲眼看见这堆白骨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结了婚。当时她觉得太奇怪了，经孟坚解释以后才知道，那七八岁的孩子名下有一份产业，有人要承继这份产业，便给那一小堆堆枯骨结了“阴亲”，那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是病死的，姑娘到了结婚的年龄，死了，不应该只埋一座孤坟，据说那是很可怕的，于是经人说媒，便嫁给那堆小骨头，当结婚那日孟坚是亲眼看到了的，仪式和人间的婚礼一样，不过迎亲的是一个灵牌，而迎来的是一具棺材，把丧事当喜事办理，而“孝子”就是那个承继产业的人，在名分上，他是那一堆白骨的本支侄男，但当时他已经四十来岁，他满嘴的胡髭，跪在那一对“新人”面前叩首而又举哀。梦华想到这里，孟坚故乡那一片原野又在她想象中打了一闪。她用力摇摇头，竟自己问道：我为甚么又想到这些呢？队伍缓缓地前进，学生们都不言语，那个在大会场上晕倒的胡倩被放在一辆洋车上，张文芳和刘蕙两个人扶着她，她还糊糊涂涂的。等到了学校以后，梦华就帮助学生们把胡倩扶回了寝室，当大家把她安顿在床上以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一切都完了！”听了这话，旁边几个学生都哭了起来，梦华并不哭，她咬紧牙齿，不让泪珠向下落。
她拖着疲乏已极的身体走回家去，知道桓弟已从公司里回来过，桌面上留了一封水渍斑驳的信，那正是孟坚的信，那是很久以来她所期待的，现在是终于来到了，她每看到这样的信，——这样厚重的，充满了内容的，而且是越过了千山万水，经风经雨，经过多少失落的危险而终于到来的，且由发信地点的检查处，中间的重要关卡，以及收信地点的敌伪机关，盖了种种检查或通过图记的，她就如见了一个久经患难而终于归还故乡的亲人一样，她心里总是先跳一阵，简直不知怎样接待。今天，她更其有了这种感觉，今天她的心情太恶劣，她多么需要远天的消息来安慰，多么希望听一些温存的言语呀，而且，她把信拿在手里，感到那信的重量，感到那内容之丰富，就象一个人不肯以轻易的态度接受一件重大的奖品似的，她先把自己安放在床上，脱掉了鞋子，把枕头一再地放平过，又在床上转侧一番，看究竟如何才可以躺得更舒服一些，然后安定下来，吐一口气，才用了手边的剪刀，慢条斯理的把信剪开，及等把信拆完，把里面的信纸掏出来时，她才大吃一惊，已经安定了的心就又跳动起来，原来那里边是用了一大张从英文练习簿上扯下来的纸写的，那被扯的边缘，非常不整齐，想见这信是在仓促中写成，这种纸又厚又重，虽然只是一张，却比平日他惯用的三五张还显得多，里边只简简单单写了几句，字大如枣，潦草难辨，信封上的字亦同样草率，但直到此刻她重新拿起信封看时，才发现那草率的程度。那信里写道：
“此地已不可居，自明日起，将有两个月的徒步旅行，我们一直向西去，目的地大约为成都。俟到达后，当再告知，在此期间，不必来信，来信恐已不能收到。”
“此地已不可居”，这句话在她心里回响着，她茫然了，她顺手从床边案上取过地图，不错，正是孟坚所住过的那地方，很久以前报上就载过“皇军占领××，所向无敌”，日本军队所占的这地方距孟坚所在的那地方很近，最近恐怕那地方早已为敌军所侵占了，她还在想象着孟坚时常站在那里的山上向她这边遥望呢，其实那边大概已经放着敌兵的大炮，或者放着敌军的马群了。她用食指在地图上按住那个地点，她的视线就在那些山水林莽之间旅行起来，寻来寻去毫无所得，徒然地想象有一群人，象一群小小蚂蚁，在那些红绿斑驳的线条中前进，终于连信带地图顺手一丢，自己伏在枕上啜泣了起来。
从此以后，她不但身体坏，精神也坏了。从前担任三班国文，有时一个星期之内要改一百多本卷子，一天四趟，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一点也不觉疲乏。那时她每餐能吃两碗小米饭，至于菜，也只是一点素菜，营养并不好，但是精神好身体好，她看着学生有希望，她也就有希望，就好象有一种力量在支持她，有时改文改到夜里三点，孩子偶尔醒了，——从前还须喂孩子奶，拍拍孩子睡了，回头再继续工作。有时候鸡已开始叫了，她才稍稍休息一回，第二天上课，七点钟以前到校，连讲三点钟，毫无倦容。自从南京政府成立并得到孟坚已动身入川的消息之日起，她算是泄了气，不但动辄疲惫，心脏病也复发了，饭不能吃，觉不能睡，病发时胸部闷塞，呼吸困难，巴不得用刀来把胸膛剖开。下课回来要坐车，到家以后躺在床上便不愿动，更不能熬夜了，因此学生的文卷也不能如期发还，上课自然也不如从前那么能引起兴趣。好在学生知道她有病，更了解她是在一种甚么心绪中，不但对她毫无责难的表示，反而对她更和爱，更恭敬了。但在她个人呢，她觉得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她心里常想：“与其叫学生对我失望，我还是赶快走开倒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