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宽衣就寝，拣了一本沉闷的书籍，我想借此解脱我烦闷的心情，半点钟后，我脑筋寻到了新的事实，有倦意袭来，我熄了灯，拥紧了被，正预备睡熟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了。
“是梅赢子吗？”
“是阿美。”
“进来。”我开亮了灯说。
阿美推进了门，走到围屏边，我问：
“有什么事？”
“你没有事么？”阿美说。
“啊。”我坐起来问：“梅小姐今天是同你一同来的呢？”
“我先来。”
“可是你告诉她地址的？”
“没有。”
“那么，”我再问：“可是你进来后不久她就来了吗？”
“是的。”
“好。”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可是在医院会见的？”
“我先去，”她说：“接着她就来了。”
“你走时，她呢？”
“她还在。”
“不错，”我说：“她是尾随着你来的。”
“还有事么，徐先生？”
“白苹小姐对你说什么呢？”
“她说不碍事。”
“有没有告诉你她猜想的凶手是哪一方面的人呢？”
“没有。”阿美说：“我问她许多，她似乎一点也不愿提起昨夜的事。”
“有谁在那面吗？”
“许多人，”她说：“但我都不认识。”
“白苹小姐没有叫你带什么信么？”
"“她只说夜里打电话给你。”我沉吟了好一会，阿美说：
“没有什么事了么？”
“谢谢你。”我说。但等阿美出去时，我又说：
“阿美，明天七点半叫我。”
我听见阿美带上了门 ， 我才熄灯就枕。
……
早晨七点半钟的时候，阿美来叫醒我，我起来盥洗，趁梅瀛子睡得正好，我就披上衣服预备出门。
“不吃早点了么？”阿美问。
“外面随便吃一点好了。”
“就去看白苹小姐么？”
“是的。”我说着就走出来，但是阿美跟我到门外告诉我：
“昨夜我从我房间出来，我听见梅瀛子小姐在小姐房间内，好像在翻什么似的。”
“……”我沉吟了一会。我无从解释，也无法补救，但我下意识的折回了房间，拿好钥匙，锁上了门，我说：
“回头梅小姐问起来，你说我出门锁门是我的习惯好了。”
说着我就出来，在一家小咖啡店中就点，看了几份报纸，也都有点关于白苹的无关重要的消息。九点半的时候，我抱一束鲜花到仁济医院去访白苹，一个看护问我姓名，她就带我到头等病房二○号，我敲门。
“进来。”正是白苹的声音。
我进去，白苹就坐在斜对着门的沙发上，她穿着白缎的晨衣，银色白毛口的软鞋，晨衣内似乎穿着白布的病人衣服，散着头发，未敷脂粉，右手放在沙发边上，左手拿着报纸，似乎正在等我似的，露着浅笑，面上闪着愉快的光彩招呼我。
我把花束交给看护，走过去，我坐在她的对面，我说：
“是右臂的上部么？”
“是这里。”她说着用左手指给我看。我坐过去，轻抚着她放在沙发边上的右臂，我觉得里面包扎得很厚，我说：
“痛吗？”
“动的时候有点。”她笑着说：“不厉害，昨夜我已经没有热度。”
“这里好吗？”我看这房间不很宽敞，我说：“或者到中西疗养院，去住些日子。”
“不，”她说：“这里看护很好，我问过医生，他说再住一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早点回家也好，”我说：“我们可以叫史蒂芬来为你换纱布药膏。”
“史蒂芬昨天来过，也叫我明天出院，说他可以天天来看我。他同这里的医生都熟，所以他也很周到。”她说：“我想住几天医院也很有意思。”
“你知道凶手是什么背景吗？”
“谁知道，”她说：“我也不想知道。”
“你以后不会有危险吗？”
“我想到天津去耽些时。”
“天津去？”
“也许香港。”
“是别人劝你吗？”
“我自己这样想。”
“暂时你还是休息几时。”
“自然。”
有一位看护拿进一束鲜白的玫瑰，片子上是一个古怪的日本名字；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似乎是“宫间登水”吧。
“日本人么？”白苹问。
“我说你昨夜失眠，早晨服了安眠药才睡。”
“他去了？”
“他说下午再来。”
“很好。”白苹说着把视线转到我脸上，笑着说：
“不高兴吗？”
“白苹，我想你还是去香港吧，省得这些日本人麻烦。”
“这不过一群猪，人说他们在玩弄我，我可相信我在玩弄他们。”她笑：“人说我是他们的傀儡，我可觉得他们是我的傀儡。”
“太自大了，白苹。危险不就在那里发生吗？”
“不。”白苹坚定的说，在沉思中沉默了。
“去香港吧，白苹，我陪你去。”我低声缓慢地说。
“香港么？”她笑：“你以为太平洋战争不会发生吗？”
“不会。”我说：“日本还敢同美国宣战吗？”
“但假如有人说我是日本的间谍呢？”
“辩明。”
“当枪弹指定我是间谍时，我用什么辩明呢？”
我沉默了，我寻不出话可以回答。半晌，她拍拍我的肩膀说：“朋友，放心。我的事情都是我的。相信我并且原谅我，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还是沉默。
“告诉我，梅瀛子可是尾随阿美去的？”
“我想一定是这样。”
“睡在我的房间里？”
“是的。”我说：“阿美说夜里似乎在翻你的东西。”
“没有睡在你的房间里吗？”她玩笑地说。
“这是什么话呢？”
“我的意思是她也许会爱睡你的床，而叫你睡到我的房间去。”
“这是什么心理呢？”
“她不是永远有新奇的念头吗？”白苹笑。
我没有回答，我只觉得白苹今天的态度是出我意外的。她又说：
“梅瀛子发现你在我那里有奇怪么？”
“我像在睡梦中，没有看到她的惊愕。”
“你告她你没有回乡下去。”
“是的。”我说：“但是我叫她不要告诉别人，即使是史蒂芬与海伦。”
“她答应了？”
“是的，她将说我是听到你被刺而赶来的。”我说：“但是她叫我搬出你那里。”
“对的。”白苹说：“我搬回家，史蒂芬天天来看我，你住在我那里，不是证明你并非为听到我被刺而赶来的么？”她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所以我不想马上搬回家。”
“那么明后天我搬出你那里。”
“很好。”她轻松地说。
我于十一时半出来，心里有许多不解的疑团，对于白苹，对于梅瀛子，一时都变成我的问题，我厌憎她们的神秘与诡谲。我决心明天搬回自己的家去，同她们少发生联系，但同时我又觉得白苹的前途实在黯淡，她虽然极力不想谈她的问题，但是我在友谊上似乎非帮她解决不可。可是她究竟有什么政治关系呢？我的思绪在迷惘之中忐忑。
我回到白苹寓所，梅瀛子已经出去。
当天夜里我理东西，第二天我就搬回家去。午后十时，我打电话给白苹，告诉她我已经搬回家，叫她有事情打电话给我。第三天我也没有去看白苹，也没有同梅瀛子会面，但在夜里九点钟的时候，我接到白苹的电话。她告诉我明天早晨就搬回家去，下午七点钟叫我去吃饭。
第二天下午七点钟，我去赴白苹的饭约，我抱着非常沉静的态度，预备在夜里与白苹研究研究她被刺的原因，与凶手的线索，以及她以后生活的途径。
那天我精神很好，心境非常安详，也有兴趣换一套比较整洁的衣服，挑选一条比较合式的领带，我吸一支烟，坐一辆汽车到白苹那里。跳下车，我轻快地上楼。门外就听见里面嘈杂的人声，阿美开门时，我立刻听见梅瀛子的声音，我轻轻地对阿美说：
“梅瀛子么？”
阿美笑了，她说：
“人都来了，就少你。”
那么原来是请客，我把大衣帽子交给阿美，整一整领带走进了客厅。
“啊，徐，真是好久不见了。”梅瀛子像久别重逢似的，第一个同我握手，接着是史蒂芬夫妇与曼斐儿母女同我寒暄。海伦比以前更显得光耀夺目，在她笑容中我已寻不出兆丰公园河边低迷的风采。她的母亲比以前更胖了。史蒂芬夫妇改变很少。在大家坐下时，梅瀛子故意望着我说：
“人黑了，似乎胖了些，乡下的生活于你竟有补药的效力。”
“慈珊呢？”史蒂芬太太问；“你没有叫她到上海来玩玩么？”
“我来得太匆忙了，我一接到梅瀛子的电报就马上赶了来。”我望了望白苹，她穿了一件博大的黑布旗袍，像是专为创伤的手臂新作的。我走过去，轻握她右臂，我觉出包扎还是很厚，我说：
“还需要这样包扎么？”
“可以免得震动。”史蒂芬说。
“这是刚才史蒂芬为我包扎的。”白苹露着感谢的笑意。
“我们刚才正说白苹穿着这件衣服显得更美了。”梅瀛子说。
白苹今天的确有一种另外的风致，她没有涂脂，但似乎很仔细地敷过粉，我特别发现她的皮肤可以吸收较多的粉意；意态举动，不知是衣服使然呢，还是她有意变化，好像不是都市姑娘一般的风度。自从美国影片广传中国以来，时髦的女孩子都学美国女明星的派头，开头的时候，似乎还新鲜，日子久了，就不觉得什么，白苹平常当然也是相仿的派头，今天则似乎完全两样，我忽然想到她像一个人，但怎么也想不起像谁，最后我方才悟到是像我想象的慈珊，我不觉发笑。
白苹在我面前对于梅瀛子总像有点芥蒂，梅瀛子在我面前对于白苹也似乎有点芥蒂，但当她们两个人同时在我面前，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总显得她们的感情超于别人，今天尤其明显，自从那天医院里会见白苹以后。不知道她们有过什么样的谈话。梅瀛子似乎处处关心白苹手臂似的，代替白苹做主人的事务，突然使我怀疑到梅瀛子那天晚上的来此，以及她劝我搬出此处，完全是白苹预先知道的，也许还是白苹的授意；甚至是因为不好意思自己叫我搬走，而叫梅瀛子来说的。我心中有说不出的不舒服。
阿美来请吃饭，我们走到饭厅去，我坐在海伦的旁边。海伦对我的态度虽比以前保住了较远的距离，但话还是谈得很多。她高兴地告诉我最近的歌唱很有进步，告诉我她感到我以前所说学习高原的理论是对的，她现在似乎已经越过了这个高原。她叫我到她家里去，她要唱给我听。她还自负地说在上海她的歌唱已经没有敌手。我提起几个中国女孩子，她们也是梅百器教授所喜欢的学生，她总是毫不客气的批评某人的声质太粗糙，某人的嗓子不够，某人的声音太无情感。自始至终她没有同我谈到思想与哲学。她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她了。
饭后我与史蒂芬夫妇谈话特别多，史蒂芬太太总是劝我放弃独身主义。她说，她并不是反对独身主义，等于她不反对蔬食主义，但如果独身主义者一直忘不了对于女孩的兴趣，就和蔬食主义永远想念荤腥一样，那是非常滑稽的，她说这种勉强的信仰都是罪恶，会留给将来痛苦的懊悔。
九点钟的时候，大家走散，我心里有许多烦恼，我想到梅瀛子今天的作伪，假装着同我久别重逢，实在是逼真得漂亮，我想到白苹与她奇怪的关系，我想到今天的饭约与我去前想象的不同，但是在昨夜谈话中白苹为什么不告诉我？总之，我归纳的结果，觉得白苹对我的感情有了变化是没有问题的，而梅瀛子叫我搬走是白苹的暗示，也成了我下意识的定案。
因此，自从那天以后，我对白苹有比较的疏远，我很少去看她，只是偶尔打电话去问问她。但是她并没有去天津或去香港的音讯，也没有进舞场的决定，只是告诉我决定了再通知我。
海伦不再来找我，梅瀛子碰到更少，只有一二次在史蒂芬与海伦家里碰见她。我曾去海伦家里吃晚饭，她们很客气待我，我听海伦美丽的歌声，圣诞节的成功已经是没有异议的事。史蒂芬，听他太太说很忙，不但不来看我，我每到他家去，总没有碰见过他。史蒂芬太太同我谈得更投机，她的思想情绪是正常而坚定，我成了她客厅里的常客，一谈就是很久，这一份感情是自然美丽而温暖，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所谓真正“淡如水”的友谊，有深切的了解，有相互的融洽，最宝贵还是黄金的距离。这种友谊的距离同美感的距离是一样，等于照相机上的距离，多一份就太过，少一份就不足，使我悟到了所谓友情的艺术。我很后悔当初与海伦过分的接近，也很后悔搬到白苹地方去住，是这些失去了我们适当的距离，破坏了我们最好的友谊。海伦的消息倒时时在史蒂芬太太处可以听到。白苹的消息越来越隔膜，一直到有一天，报上刊登了白苹重到百乐门伴舞的消息，我到她家去看她，她不在家，我同阿美谈了一会。阿美告诉我白苹被刺的原因已经打听明白，完全是为一个日商与一个日本军人争风，那位军人派人去刺那个日商而误中的，所以现在毫无问题，可以进舞场伴舞了。我出来买了一只花篮送去，夜里到舞场尽一点照例的捧场义务。但是白苹忙得非凡，最后坐在我的台子上，似乎很生气，言下说原来我的目光中她也还是一个舞女。我没有法子回答她，不到五分钟，我就回家。以后也曾去看过她，她既不在家又不在舞场，夜里我打电话到她家去，她不是没有回来，就是已经睡觉，我既没有什么事，所以也不叫醒她，只托阿美为我问候问候就是。在报纸的娱乐版上，我时时看着白苹的消息，她的舞客已不限于日人，而一切她的舞客都在尊重她的自由，在舞女中，这样的境界，已经像是超于政党的政客。像这样红忙的明星，我自然不能也不想常去找她了。
我的生活的确比较平静，我很安详地有主动的地位来支配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多久，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它不但扰乱了我的生活，它也打断了海伦音乐会计划的实现，它还破坏了史蒂芬太太美丽的环境与心境，它波动了社会，还翻乱历史与地图，自从抗战以来，它从新估计了我们民族流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