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离开哥伦坡后的第二日（七月二十五日）写了一篇通讯，不料二十六日即风浪大作，大受晕船之苦。二十七日上午五时左右到孟买，大雨，虽头昏脑晕，仍欲上岸一游，八点便和周、郭、李诸君离船，海关就设在码头上，一上岸就看见成群结队的印度男女，有的是由船上下来的，有的大概是来迎接亲友的，妇女的衣服都有一大块披在头上，如同我们在上海所看见的一样，不过在此处所见的特别多，一排一排的坐在近墙的椅子上面，花花绿绿的绸衣好像展览会似的陈列着，还加上头面上和手上戴着的许多灿烂耀目的黄金首饰及装饰品等等。男的衣服，下身两腿裹着白布，上身穿着比寻常西装上衣更长的外衣，好像西装大衣的样子，这大概是他们的衣服一部分摩登化的结果，和哥伦坡土人的衣服摩登化又有些不同。海关上的上级职员当然是碧眼儿，下级及卖气力的苦力当然是当地的黑炭。这是各殖民地的一律现象。
我们四个人在海关上看了一阵，想雇车出发，又怕因人地生疏而大吃敲竹杠的亏，既而看见有注明政府注册，车上装有行程计算表的福特汽车，才决议一试，言明每英里八个安纳（十六安纳合一卢比，约华币一圆）。我们一路观览，一面却常常注视车上的行程表，只见一个一个卢比很迅速地增加上去！以牟利为唯一目的的事情原是造成欺诈的根源，虽有行程表按科学的方法志明所经的哩数，但开车的因我们不认得路，可故意兜远路，由此增加表上的数字。我们这几个孩子却也不很傻，看了几个地方之后，见着行程表上的记载已需要我们付出八个卢比的车费，预计归程，如再经他一番兜圈子，不但费用上不合算，而且时间上也不妥当（佛尔第号当天上午十一点半即开），便商得一计，对他说先把我们送到邮政总局，等我们将信寄后还要到许多地方去，他把我们很迅速地送到邮政总局，我们把信投寄后，和他开谈判，说即送我们上船，共付九个卢比，否则只照表上付八个卢比了事，不再乘他的车子，结果他很不乐意地答应了，在五分钟内由捷径把我们送到码头上。我们倘不掉这样一个枪花，也许要十倍的时间还不够，但假使没有行程表使我们知道卢比的数量，我们也许要始终蒙在鼓里，可见有一定标准的科学方法总比漫无标准的办法胜一筹。
孟买是印度的工业中心区域，这是大家知道的。道路广阔平坦，建筑大都是新式的洋房。我们经过一个美轮美奂的宏丽华厦的区域，开车的告诉我们说这是西人和本地富翁的住宅区域。不多时看到一个穷窟，一个小小的房间住十几个人，一切生活都在这龌龊不堪的小小房间内过着，这种命运当然只轮到本地土人和无产阶级。印度人口三万五千万，在印的英人现约十万人，俯伏于此十万英人势力之下的印人中，每日不能得一餐之饱的有三千万人，这种畸形的状况能维持得久远吗？
未到孟买前，在船上遇着一个印籍的机械工程师，他自称是个甘地的信徒，说“我们的两个民族同是不幸的民族”，对记者诉说了不少印人的苦况，记者问他最近甘地为解放“不可接触”的阶级而绝食，艰苦卓绝，虽可敬佩，但对印度民族脱离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有无新的策略，他所举的仍是我们素所知道的甘地“非武力抵抗”的那么一套。我说这么一套固有两种效用，一种是多少可以暴露帝国主义的罪恶，一种是多少可以鼓动一般印人的民族意识，但老靠这类“打我右颊，就以左颊”的玩意儿，要想脱离帝国主义的束缚，绝对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他说如能达到人人实行“不合作”主义，英人亦无法统治印度，我说这就等于“俟河之清”了。
二十七日午时船离孟买，上来了好几个印度籍的穿着宽大长袍身广体胖的神父和好几个身上穿满了绸罗和戴满了黄金首饰的印度贵妇人，令人回想到在孟买穷人窟和那位孟买工程师所告诉的种种苦况。
船开行后，风浪来势就异常凶猛，勉强坐在甲板上，好像在小学校里玩着“跷跷板”一样，身体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的晃着，巨浪打着船旁的声音就和在上海听着淞沪抗日血战时的大炮声一样。第二天（二十八日）风浪更大，我在卧室里闷得忍受不住，勉强到甲板上去坐着，则见没有一个别人，突然一个巨浪飞来，甲板上急流汹涌，倘若不是急急抓住船旁一根绳索，也许已和波涛为伍，《萍踪寄语》可提早结束了。从此以后，整整地三天三夜闷卧在房间里，虽有几个小小的洞口通到船顶上引进一些空气，还是郁闷得不了。头二等的甲板高，可不受巨浪的袭击，“经济二等”舱的甲板低，此时便无法行动了。空气这样东西总算是取之无穷用之不竭的了，但有时也和金钱的多寡脱离不了关系！
在这三天里面，脑子就时时要破裂似的，就是同行中向不晕船的朋友，也说除了没有严刑拷打之外，和坐牢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出声如雷鸣的朋友，也只好守口如瓶了。直至七月三十日的下午才渐渐逃出了难境，据说只有四月或五月这一路的海面较平静，此外都不大可靠。朋友里面颇有人赞美海行之乐，我却一点不能欣赏，就是风平浪静，在船上一住二十三天，也单调得可厌（法国船或英国船要三十几天，德国船要四十几天）。将来回国时，如西比利亚铁路走得通，我决由陆路回来（由莫斯科到上海只须两星期），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不想再领教了。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佛尔第号船上。
八月三日到苏彝士付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