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重要报纸，就大概说，本来是操纵于几个托辣斯，其中就其鼎鼎大名的有三个，而这三个之中，犹太人包办了两个。这两个原来都是拥护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名叫乌斯太音（Ullstein），资本一万万马克，可想见其规模的宏伟；所办的几种日报和定期刊物，都是风行一时，名闻世界的。例如最近（本年三月）因受种种压迫而停刊的《获惜协日报》（“Vossische Zeitung”）就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各国老资格的报纸中有“获惜姑母”（“Auntie Voss”）的著名绰号。现在这个“姑母”不幸因环境的压迫，而送了一条老命，西欧提倡自由思想的报纸多表示悼惜；这个不久寿终正寝的“姑母”，她就出身于乌斯太音。该公司所办的《柏林午报》（“B. Z. am Mittag”）是德国午报中的大王；所办的《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ete”，是周报），每期销数在百万份以上，所享盛名仅次于《伦敦新闻画报》（“London News Illustrated”）。
还有一个犹太人办的大规模的报业托辣斯，名叫卢笃福摩塞（Rudoff Mosse），资本五千万马克。该公司所出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在国外尤为流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所印的字体是用英文字体的写法，不是用德文字体的写法，外国人便于阅看；听说这报在德国本国的销数仅三分之一，售到国外的反占三分之二。此外该公司还出有两种有名的晚报。
第三个著名的报业托辣斯名叫协尔（Scherl），是德国大资本家许根堡所办的（Dr. Hügenberg，演摄侮辱中国人电影的乌发公司也是他办的）。该公司资本约自一千五百万至一千七百万马克。所出的《本埠日报》（“Lokal: Anzeiger”）和卢笃福摩塞所出的《柏林日报》并驾齐驱，此外也办了两种有名的晚报。
除这三个大托辣斯所办的报外，还有个日报叫做《德国普报》（“Deutsche All gemeine Zeitung”），算是能比较立于超然的地位说话，于德国舆论界原有相当的地位，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地最好（这报记者也去参观过，并和该报政治部主笔晤谈过，但没有什么特点可记）。但实际也并非真是超然的，因为它的后台老板是德国实业联合会（“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该会会长便是大资本家克虏伯（克虏伯钢铁厂是我们所常听见的）。大概要和中国做生意的团体，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地好些，英国的《孟却斯特导报》也是一例。在我们当然只有自己争气奋斗，不愿存有苛求于别人的意思，而且也不应存有苛求于别人的意思——再进一步说，自己如不努力，苛求于人也是无用的。
最后还要附带提到的是纳粹的两个比较最著名的党报：一个是德国现任宣传部长炙手可热的人物葛伯尔斯博士（Dr.Göbbels）所办的《进攻晚报》（Angriff）；一个是《人民观察日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
这当然是很简单的大概。据德国新闻学研究院（Deutsches Institut für Zeitungskunde）的调查，在一九三二年（即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全德国的日报有四千七百零三家之多，其中党报（各党的）约近千家，凡党报而对某党特别接近与同情的约有一千二百余家，超然的报约有二千零数十家（这里有一点也很可注意，就是各听任自然的发展，超然的报特别多），可见情形很复杂；不过我觉得这类材料的叙述如果过多，读者也许要感到枯燥乏味，所以只很简要地说了一些，现在让我谈谈参观乌斯太音所得的印象。
乌斯太音算是在德国规模最宏大的出版及印刷机关，该公司的房子分两处：一处在柏林的柯易街（Kochstrasse），是编辑部，各事务部，及所办的各种日报的出版处所在，可称老屋；一处在柏林附近的腾迫荷福（Tempelhof），是较新的大印刷所，专印定期刊物和丛书，所印的都是该公司自出的刊物，没有工夫接受外面的生意。记者偕同友人张博士也分两次去参观。于三月卅一日先去看该公司的老屋，屋分四层，虽非印刷所，因为有印报的关系，也有四五十架轮转印刷机，每小时都可印两万份的通常日报。此外有一架最新式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三万份，而且印时一点没有机声隆隆的声音，装在印机房的中央部分，看上去巍巍然好像南面王似的。但是因为生意清淡，四年来竟没有开用的机会，那样好的一部印机，就只得让它那样赋闲着！各报的编辑处和发行部的办事处，都依类聚在一处；例如有个全层的楼房都用作发行部，各报的发行部虽同在一层，彼此用玻璃墙隔开，柜台和行人甬道则联成一长条。大量生产经济，这样“大量”办公也有它的经济处。该公司全部职工最盛时代达一万二千人，现在只有七千人，这里面就替德国留下了失业者五千人。职员中女子过半数，包裹间的工人，女子亦过半数。职工出入上下者既多，所用的电梯也很特别。两个电梯在贴隔壁，电梯上立人的那个小房间不止一个，是几个叠着同时上上下下的。这两个隔壁成邻的电梯，一边继续不断地向上升，一边继续不断地向下降，两个电梯的门是一直开着的，两边一升一降地循环动着不停，所以没有人开梯，也没有人关梯；你要上楼或下楼，一钻进去就是！
各报的新闻照片贮藏处也聚在一处，所以非常经济。走进这个贮藏处，只看见四方八面的墙上都是许多小橱，好像中国的大规模的药材店似的（因药材店满壁都装着放药的小抽屉），不过这些小橱不是用木做的，是用铝做的，大概是要防潮湿的用意。该处共藏有新闻照片七八十万张，所用的管理员都是女的。我和张博士进去参观的时候，引导参观者问我们要不要试取什么中国的名人照片看看，我们就问他们取看“孙逸仙博士”的照片。有个女职员在索引卡片上一翻，不到一两分钟，即拿到一叠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海外摄的，大概还是在同盟会时代；有一张是和夫人宋女士同摄者，大概是在日本时候摄的；有一张是辛亥时在南京临时政府时代摄的；有一张是在南京国葬时的照片，孙夫人也在内；还有一张是两个穿着黑色男子学生装而不失女子态的青年，据说是孙博士的两个女儿，这在国内却是从未见过的。看完了“孙逸仙博士”之后，引导者询问还有什么人要看没有。
我们都踌躇了一下，因为替我们丢脸的中国军阀官僚的照片，在他们贮藏室的，想也不少，这在他们也未尝不可认为有新闻的价值，但我们却不愿看他们的那副不要脸的脸！既而张博士忽想起李鸿章来，她们一听见，好像就很熟悉似的，说这是较老的照片，跑到楼上去查，也不过一两分钟就拿了来，我们都惊叹其敏速。一看这位老李的照片有两张，都是一九〇一年的，是三十几年前的老古董了。在一张里这位老李在中央堂而皇之的坐着，穿的似乎是钦差大臣的官服（这名词似乎很生，但中国大人老爷们穿的蟒袍补褂，又不好竟叫礼服），左右有几个穿官服的随员恭而且敬的立着，在这几个随员里还有两三个似乎是“洋鬼子”，怪好看！在还有一张里，老李穿着宽袍大袖的便服，似乎是和他的家里的人同拍的（都是男子），他老人家也是老气横秋地坐着。其余的都是立着。
看了这老头儿当时的气概，使人怃然感到中国近数十年来的国势每况愈下的不堪回首！看后出来，我问张博士何以忽然想起李鸿章来了，他说德国人把李鸿章比俾斯麦，至今还有人想起他（按俾斯麦对中国人物最佩服的是李鸿章），甚至有人弄错了，以为李鸿章是姓章，每遇着中国学生里有姓章或姓张的，以为这便是李鸿章的后代，往往问起李鸿章如何如何！
该公司有自备的电话接线处，内部相通的电话线有九百根，与外面相通的电话线有一百四十根，电话接线处用的是女接线生，有二十余人，耳朵上挂着两个听机，手上把机钮拨来插去，工作异常紧张。我看见这里面有个女子年纪似乎很老了，头发已斑白，嘴已瘪，皮已皱，也在那里很紧张地当接线生，不得一秒钟的休息，心为恻然！
校对室里很有趣，校对者两人一桌，一排一排坐着，看上去总有百人左右，好像上课似的，真可叫做“大量”的校对！
最初在该公司的总办公室里接洽的时候，出来周旋的是两个三四十岁及四五十岁的女子，看他们办公桌上排着的名牌，还写着Frl. 某某（Fraülein之缩写，即密斯某某），我对张博士说这又是“老小姐”了，到欧洲以来，看见“老小姐”遍地皆是，怪可怜！但是想到中国的“老小姐”更可怜，因为欧洲的“老小姐”虽做了“老小姐”，却未尝没有和她们的“男朋友”享过性的生活，中国的“老小姐”才真是“老小姐”，我认为这是人生很不幸的悲剧！
话又忽然说得离题太远了，下面再略述关于该公司的大印刷所的情形。
记者和张博士于四月三日到腾迫荷福去参观乌斯太音的大印刷所。上次去参观该公司的老屋，整整费了两小时的时间；这次去参观该公司的大印刷所，整整费去了四个小时半的时间。
进门后，有个很大很厚的签字簿，是预备参观者签字的，上面已签字的以日本人和美国人为最多，中国人来过的很少，只有一两个，而且是学生。
这印刷所有九层，两层在地下，七层在地上。中央的钟楼有十六层，二百三十五尺高，在这钟楼的第十四层和第十五层，装设有自备自来水的高度压力管。这楼上大钟的钟面直径有二十三尺半阔，是在全德国最大的。许多电梯的电梯间，每间同时可乘二十四人。
印刷所的工作不仅是印刷而已，在一本书或一册杂志未达到印刷机以前，还须经过不少的手续：例如要排字（外国排字是用打字机式的机器，便利得很，通讯里已谈及），要制图，照相，制版等等；印后还须经过折叠，装订，裁平等等。彩色的印刷物所经过的手续更烦。这种种方面都分部的办，即印刷本身，也分成三部：一是阳文印刷部，一是阴文印刷部，一是影写版印刷部。此外还有各种试验室，所用的材料都须先经过试验室的试验。各部详细的叙述，非篇幅所许，我只得撮举几点来谈谈。
照相部的暗室，用不着关门而仍是黑暗的，因为里面的构造曲曲折折，由工程师特为设计建造的，所以光线经了相当曲折，你虽开着门工作，它无从进来。
进图书室去，看见几十个画师在斜靠着的画版上绘画，好像跨进了什么美术学校。
有二十二架轮转机，专印《柏林画报》，每星期所印数量，在一百八十万册以上。
专印定期刊的印机，每月所印在九百万册以上。
最有趣的是在第二层楼装订部里所见的自动装订机，机长八十九尺，一本原书或一册厚杂志在未装订前的各部分，如插图封面各页等等，各放在机上相当的地方，它能自动地把各物搜集起来，按序拼好叠好运送到机上一处装好订好，最后又会自动地把这些装订好的册子运送到裁机（Cutting machine）上去裁平，这裁机每小时能裁完原书（例如该公司所出的每册一百四十四页的“Uhu”杂志）一万二千本。
彩色的印刷机，有三色有四色的，该厂里还有一架六色轮转机，在印刷间里昂然独霸一方，数年来也因为生意萧条，成为废物，和上面所说的每小时可印三万份报纸的最新轮转机，陷于同样的命运！
我看完了这样大规模的出版机关，心里暗作妄想，如中国有一天真实行了社会主义，或至少真向着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走，由大众化的国家办理这类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区区小子，得在这样的一个机关里竭其微力，尽我全部的生命在这里面，那真是此生的大快事，大幸事，这样大众化的事业，比之操在资本家的手里，以牟利为前提的事业，又大大地不同了。
因为乌斯太音一向在德国出版界和报界都很占势力，也许可视为一种代表典型，所以谈了一大堆，现在转回来再稍稍谈到德国一般新闻业的现状。
这大概是诸君所可以猜想得到的，现在德国的报纸，已全成了纳粹政府宣传部的附属机关。德国原有新闻业协会，由各报公举主席，希特勒上台后，即“收为国有”，废除原有主席，由宣传部新闻科派人充主席，每晚开会，由各报派代表出席，静听政府中人演说！要从事新闻业的须经政府认为“无碍”后，加入该会，略一不如其意，即被开除出会，即等于永远打破饭碗，从此不许在新闻业上做事。新闻记者——无论是主笔或访员——都变成了道地十足的应声虫留声机！遇有国际上或本国里有何重大事件发生，只要是稍稍不合于统治阶级的口味的，报上一些不许泄漏，评论更不必说，德国人便如蒙在鼓里，莫名其妙。结果有许多人觉得本国报没有什么看头，要找些真消息的，只有向外国报上去看看。但是一般人民不是都懂得外国文的，一般人民不是都有能力看外国报的，于是便等于愚民政策——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不管是非，只顾一致，新闻既是“一鼻孔出气”，言论也须“一鼻孔出气”，结果当然不免单调，这不仅是一般读者的感觉，就是等于德国报界的顶头上司宣传部长葛伯尔斯博士，最近对于德国报纸的单调也表示不满意。有个星期日报名叫“Grüne Post”（德国著名的报纸之一，亦为乌斯太音所有）的主笔在社论里，对这位宣传部长的不满意，略为报界辩护了几句，被罚停刊三个月（此为本年五月初的事情），罪名是“不负责的曲解”，这在我们中国话说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记者曾到德国新闻学研究院去参观，和该院院长兼教授徒费法特博士（Dr. Emil Dovifat）谈过两次。我曾提出新闻学上几个问题和他讨论，其中有一个是言论自由问题，他认为言论自由，在原则上他是赞成的，不过在革命过程时期，此自由不得不有限制，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再可开放。我说这就要看所谓“革命”是否真正革命，倘若自己在口头上叫着“革命”，在实际上是反革命，反而要压迫真正革命的言论——真正为大众谋利益的言论——那便是自掘坟墓的行为了（纳粹不但自命“革命”，其宣传部长并宣言纳粹所行的是“实际的社会主义”）。
这位老教授不敢再说下去，我也不愿使他为难，便转着语锋到别的讨论上面去。
一九三四，六，七，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