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者游德的印象和感想，大概可说是谈完了，但是还有几个零星杂感可以附记在这里：
巴黎，伦敦，柏林：这三个名都的交通各有其特色。巴黎以地道电车为最便，伦敦以公共汽车为主要，柏林以“环城电车”为交通的中心。所谓“环城电车”，是我替它定的别名，德文原名是“Stadtbahn”，可译“城市铁道”；但是就其形式说，实以“环城电车”为尤切。听说这电车双轨是就拆去的城墙原址上建设的，所以是高悬在空中，遇着跨过街道的时候，就造成铁桥渡过，桥下仍可通车行人；全城的这个“环城电车”的轨道成为椭圆形（有的地方伸出城外去，那是例外），椭圆形的中间还横着一条轨道，好像接着一个鸡蛋的两尖头（如把一个鸡蛋代表这个椭圆形）。
于是把这鸡蛋分成南北两个半圆圈：北的半圆圈的轨道上有来往两列车循环来往走着，经过各站近三十个，南的半圆圈的轨道上也有来往两列车循环来往走着，经过各站亦有二十几个（附图是大概，原形略有曲折，并有伸出城外去的路线）。车辆很多，大概每三五分钟即有一次车来。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网笼罩着全城，交通之便，可以想见。乘满半个圆圈，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如买月票一张（三等十个马克，亦有每周票可买），出入各站自由，一天可乘无数次，极为便利。每次来车往何处去，站上半空中有各个地名牌子，随时由自动机放下表示。我初乘时不知道有这样的地名牌在半空中抽上放下，一见车来即匆匆乱乘上去，往往弄错了方向，反而开倒车；或想乘北半圈的车子，跨上了南半圈的车子，兜兜转，大兜其圈子，忽然知道错了，到一站即赶紧下车换别个车子，又往往跨上另一列错误的车子，再兜圈子！钱虽不多化，时间却很不经济。但是在屡次乱闯之中，留心寻出症结所在，终由经验知其所以然，以后便不慌不忙地看清半空放下的地名牌，时间反而比匆匆欲速时经济得多。
来来往往的每列车子有五六辆连着，其中有一辆是头等车；三等车外面漆的是黄色，里面木椅也是黄色的；头等车外面漆的是蓝色，里面有弹簧绒垫椅。但三等车人常满，头等车乘客寥寥，往往全车空着驶来驶去。
我常想不知中国何时也能有这样迅捷便利的“环城电车”。
在柏林看了大规模的动物园，植物园，和水族馆等等，十分歆羡他们民众教育机关的完善；想起中国，令人不胜惭愧。其中尤以水族馆为更有趣，更令我惊叹。馆内两边壁上装着厚玻璃面的大方框，里面装满着水，每个大方框里就布置海底的情形，放着海底的种种生物，海底的种种植物。中间广阔的甬道有意使得黑暗，两边玻璃框内就用电光陪衬出来，碧绿的海底植物，五颜六色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海底动物，使人恍若置身水晶宫里。各玻璃框内都有特备的气管在水里继续不断地放出氧气，听说各框内所贮的水，都须依着各该类的动植物在原来海底时的水的成分而特备的，使它们虽移地而仍能生存。玻璃面的外面下方有各种动植物的名称。这里面不知费了多少专家的心血和工作。我和张博士同去看，三小时才匆匆看完，脚都差不多跑酸了。
一到假期或星期日，这类寓有教育意味的娱乐机关，便是一般民众麋集的所在，尤其有益于孩子儿童们，使他们耳濡目染，增加他们的科学常识，潜培他们的研究意味，这都不是在几本死板板的教科书上所能有效的。
我希望一个国家内充满了这类有益民众教育的大规模而完善的娱乐机关，完全扫除一班军阀官僚和其他剥削者的广宫大厦！
资本主义制度发达的国家，他们的人民，就大概说，当然比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人民生活程度，不知好多少倍，非我们的生活所能比拟；但就他们自己而论，特权享用的阶级和被剥削的阶级，生活程度仍然相差很远。以伦敦的繁华，而有“东伦敦”的贫民窟，以巴黎的繁华，而有圣登尼（St. Denis）一带的贫民区域；而这类贫民窟和贫民区域里面的人物又都是属于劳动阶级——工人们。在这样的实际状况之下，我们如不为表面的繁华所蒙蔽，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就好像只见有一班人在那里兴高彩烈地视为当然地吮吸着另一班人的血！
柏林怎样？也不能例外。柏林的住宅区，西部南部和西南部是资本家贵族和小资产阶级麋集的地方；东北和北部是无产阶级麋集的地方。我们只要在北半圈的“环城电车”上向北部远望，即可看见一望无际的矮小的木棚，和所见的资产阶级的广宫大厦，成尖锐化的矛盾现象。我曾化了大半天的工夫，到那些无产阶级区去奔走了许多地方。所谓近代化的文明的享用，都没有他们的份儿。那些栉比相连的木棚棚，虽比我们江北同胞的草棚棚高明些（大都有窗，里面也比较地干净），但是狭窄矮小，拥挤不堪，在他们所谓“文明人”看来，也就很不堪的了。
极有趣的是在纳粹未上台以前，各阶级所住区域的人，对国会选举竞争所投的票，也显然地阶级化。资产阶级区所投的票大都是属于右派的政党，小资产阶级区所投的票大都是属于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区所投的票大都是属于共产党。现在不同了，现在纳粹的重要口号是“全体的（？）利益”！
在柏林闹热街市的Kurfürstendamm一带，“野鸡”之多，不亚于巴黎的Mntomartre，伦敦的 Piccadilly，夜里九点钟左右就上市，在两旁行人道上来来往往擦着厚厚的粉，涂着红红的胭脂，大都不成了人形，看着令人退避三舍。还有几条街原来也是有的，近来却不大见这班人体妖形的货物，我说这倒是纳粹的一种成绩，后来才知道是依新出的禁令，只许“野鸡”们散在咖啡馆里面寻生意，不许在马路上兜圈子；偶尔在马路上兜着，远远地望见了警察挺胸突肚地荡过来，即须一溜烟地望附近的咖啡店里钻。我才知道只须出禁令叫“野鸡”们躲在咖啡店里，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死去的男子有二百万人之多，失踪的亦达七十一万八千人，所以现在女子的数量多于男子三百万左右。因为有这么多“生产过剩”的妇女，于是有了“丈夫荒”的现象。现在德国一般妇女们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只两个：一个是“Arbeit”（工作，或职业）；一个是“Heirat”（结婚）。即使真能照希特勒的志愿，把个个女子都推到“床铺上”去，无奈“床铺”不够何！（这里的“床铺”当然是指男女合作的。）不过讲到性的解决问题，欧洲各国一般的妇女们，尤其是工女们，或是寻常的雇员们，已不算作什么一回事了（在这里不过客观事实的叙述，并未涉及反对或提倡的范围）。试就柏林说，我有个朋友在柏林一个很大的医院里养病，亲见着这么一件事：有一个青年女看护，尚未出嫁，忽而生下了一个小孩子，有好几个男朋友来慰问她，有一个当众笑着叫大家来仔细看看这孩子究竟像谁，问者听者都一笑置之，不算作一回事。我这位朋友又听说在这医院里还有个女看护，三十多岁了，不愿嫁，却渴想有个孩子，去同院长商量，院长也想不出办法来！
大概一部分由于经济的原因，一部分也由于女性过剩罢。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如住了一年半载以上，大半都有女朋友；在柏林找女朋友，比在任何国容易（德国女子也的确比任何国的坦白豪爽）。有一个中国学生每月用一百五十马克，这在中国留学生里算是俭省的了，有个德国女朋友对他说，如他们同居，她可招呼他一切，费用也不过此数；他说他在国内已经结婚，不能娶她；她说不要紧，尽管作临时的同居，他答应了，得个临时的太太，一切都舒服了，费用又不加，不能说不是一件便宜的事情。这不过拿来表现德国女子——至少是一部分——对于两性结合的态度，只是一个例子，如诸君里面有特为跑到柏林去找临时太太的，记者却不能写包票！
当纳粹初上台时，一般党员对外人——尤其是东方人——的气概都不可一世，因为他们“政治领袖”特重“血统的感觉”，当然更看不起他们所认为“劣等的人民”。那时中国人如带着德国女朋友到跳舞场里去周旋，每每不免触霉头，弄得不好，大有被打的资格。但是大都市如柏林，有许多人的职业如旅馆菜馆游戏场交通机关等等，多半要靠外国人的生意，况在经济走头无路的时候？所以后来又想出什么“登记的马克”（“Registered Mark”，带此马克在德国使用，可得到八折的便宜，惟须在德国完全用完，不能再带出国），以及由他国到德国旅行的来回火车票或船票又得到七五折减价便宜之类的招徕外国人的办法，于是对外国人也不得不放松一步，中国人带女朋友出去也不像从前那样危险了。这似乎可说是“经济的感觉”胜过“血统的感觉”。
谈到这里，我想介绍一位爱护中国人的有趣人物。
这位爱护中国人的有趣人物是德国人塔特女士（L.Thater）。她今年五十三岁了，她只受过小学教育，十四岁就离开了学校，父亲做过森林管理员，一个弟弟，姊妹四人，她第三。廿二岁时，她到一个名女优Fritsche家里去襄助家务，这女优待她很好，最初这女优因为是名优，交游素广，经济亦甚充裕，后来慢慢地失了势，穷起来了，朋友也少起来了，大家都纷纷散去，只有塔特女士始终如一地陪伴着她，安慰着她，她死的时候，一无所遗，仅有的遗物是一副家具，感激塔特女士的情义，遗嘱就把这副家具送给她做纪念。这名女优是一九二三年死的，塔特女士在她死后就把所租的屋转租给人以自维生计。
第一来租的学生，凑巧就是个中国人，她待中国人好，中国人待她也好。她觉得中国人比任何国的人都好，十年来就只肯租给中国人。几年前友人张博士租她的房屋，后来张博士在中大时的老同学崔小姐来了（崔之兰女士，在德专研生物学，许多朋友都叫她做崔小姐，我也叫她做崔小姐），张博士以女子寻觅好屋较不容易，就把自己的房屋让给她住。塔特女士爱护崔小姐的周密体贴，如同慈母，有一次崔小姐病，她一天到晚不离她的床前。最近崔小姐毕业回国去了，动身的时候，这位“慈母”眼睛都哭得红肿了。
从前有个中国学生有肺病，往瑞士去医，说是医好了，回德后又发，幸而住在塔特女士的屋子里，她真照拂得好；他每日一出去，她就把他的房间的窗户全开着，让新鲜空气尽量进来；他进来后，她又很留神地替他关上一部分窗，免他受寒；此外更在饮食上替他照顾得详密周到。不久这个中国学生的病竟养好了。他现在已回中国，对这位“慈母”当然是铭感不忘的。
塔特女士所租的房屋，除她自己所住的房间外，转租的就只有两个房间，一个是书房兼卧室，一个是客室兼膳室。这里面的一副家具就是那个名女优送给她的，那名女优的美丽的大相片，也仍然高悬着。这两个房间她每月去了六十马克租来的，转租给中国学生只六十五马克，比任何房屋都便宜。不过她吃饭是和住的学生一同吃的（不出钱）。她替你烧饭，替你洗衣服（洗得十分整洁，比外面便宜，而且一有破即替你好好地补上），替你照顾一切。她替你备的膳食也比外面的便宜得多，东西却特别的好。她一天到晚所顾虑所作为的，就只是你的安宁，你的幸福，和慈母对于自己的爱子并没有两样。住在她那里，简直就像有了一个“慈母”。
因为她是这样的一个“慈母”，住她那里的学生的朋友们渐渐地都知道了，大家都争着做候补者，所以她从来无须招租；因为一个尚未走，另一个已准备着接下去了。崔小姐去后，张博士已搬回去住。他大概不久以后也要离开柏林，已有几个中国女学生争着接替。
她还有个特色，便是能烧中国菜——而且烧得非常之好。红烧牛肉尤其是她的拿手好菜。听说有的中国学生向来不喜欢吃牛肉的，吃过她的红烧牛肉后，不喜欢也喜欢了。因为她很聪明，你照中国菜的大概告诉过她买什么，怎样烧，她听后照办，不要你亲自指挥，能烧得比你所说的更好，中国话所谓“青出于蓝”，这也是个好例。她又很灵敏，什么人在那里吃过饭，欢喜吃什么，主人不觉得，她却知道（她也在一起吃中国饭）。我是喜欢吃汤的，在崔小姐未动身前，就在她那里聚过餐，第二次有一夜又去吃的时候，原来这位“慈母”事前听说我当夜要来吃晚饭的，已烧好了一大碗好鸡汤。上桌的时候，她捧着一大碗鸡汤进来，一面笑着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有了一碗好汤！”在旁同座的张博士才笑着把上面的事实告诉我。
我第一次看见这位“慈母”就感觉她的慈祥，和爱，诚恳。
现在受过她的厚惠的中国学生，都想起这位“慈母”的将来问题，因为恐怕她的年龄一天大一天，将来再老了，也许有不能工作的时候，岂不是要吃苦？所以大家正在商量，或由大家凑出款子，把她接到中国来养护她的一生。问她愿不愿来中国，她表示愿意，不过大家已有这个办法的拟议，她还不知道。大家所虑的就是中国夏天天气比德国热得多，深怕这位“慈母”的身体吃不住。
我在柏林虽不很久，已吃了不少这位“慈母”的好菜；临动身的时候，因为有两件衬衫来不及洗，还是她替我赶着洗好的——洗得十分干净，烫得又十分平服。
这位“慈母”感人的地方，就在她的诚诚恳恳的爱，纯纯粹粹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