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八股文与戏剧、小说、通俗作品的关系，现在读者很难想像到“临川四梦”的作者汤显祖，是著名的八股文专家。明代制义八大家，他和唐顺之、归有光一样，也是其中的一家。他文宗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诗宗香山（白居易）、眉山（苏轼），又精于词曲韵律，既能写出缠绵的《紫钗》、《还魂》、《南柯》、《邯郸》“玉茗堂四梦”，又能写出独成一家的八股文《玉茗堂稿》。对一般读者说来，这二者相提并论，是很难想像，也很难理解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语言文字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完全相通的。逻辑思维越敏锐、越缜密，形象思维也就越逼真、越生动。这或者就是人们常说的“一通百通”。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韵鹤轩杂著》一则故事，并加按语道：
“有一秀才日喜看盲词，适届岁考，场中命题系《子曰赤之适齐也……》至‘与之粟九百，辞’。遂援笔立就，其文曰：
‘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为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再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坚辞不要半毫分。’
案出，以不遵功令，遂置劣等，然就文而论，题中纤悉俱到矣。故知文无精义，而惟以平铺直叙见长者，其源皆出于盲词也。”
粱章钜对这个故事最后的按语，说“以平铺直叙见长”，“就文而论”，“纤悉俱到”等等。这正是写小说、写鼓子词也需要的手法。而写八股文也需要作到“纤悉俱到”，可见在文字表现上，八股文和小说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说来也不奇怪，用文字表现人的思维，或是叙述事物经历过程、说明事物关系结构，论证道理屈直是非，抒发感情喜怒哀乐，描绘江山风物人情世态……不管是文言文、白话文、八股文、小说戏剧，应该说都有相通之处，准确、细致、全面、生动……要求都是一样的，受过八股文严格训练的人，以写八股文的“纤悉俱到”的手法，写小说、写鼓子词，自然也是无往而不利的。前几年写《红楼风俗谭》一书，曾写过一篇《曹雪芹、八股文》的文章，曾细述曹与八股的关系。其实不只《红楼梦》的作者与八股文的关系密切，其他清代任何个人创作的小说，都不能说和八股文没有关系。有的而且关系很密切。按时代顺叙，首先应提到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生于明祟祯十三年（一六四０年），逝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在他五岁时，明朝就亡了。因此从他启蒙读书、到他长大成人，都是在清朝了，《淄川县志》他的小传道：
“淄川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辛卯岁贡，以文章风节着一时。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文名藉甚。乃决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悲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与同邑李希梅、张历友诸名士结为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切劘。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颇富，而《聊斋志异》一书，尤脍炙人口云。”
“辛卯岁贡”，辛卯是康熙五十年，他自施润章（字愚山）康熙初提学山东学政时，就应童子试，进学成了秀才，而且“文名藉甚”，就是八股文写的好，十分出名，但未中举，应乡试几十次都落第而归，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补了贡。虽然八股文写的好，而在科举试场中却是大大失败者，结果以《聊斋志异》脍炙人口，直到今天，《聊斋志异》还是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压卷之作。如果蒲松龄考中举人、进士作了官，那恐怕也就不会写《聊斋志异》，如果作一般官吏，今天恐怕也不会知道有个蒲松龄了。不过他的“八股笔法”，却与《聊斋志异》是分不开的。不信，且看第一篇《考城隍》。先不说故事内容，只看考什么、什么题目。原文云：
“……俄题纸臣下，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
这题目虽然不是出自《四书》，但其文章警句，却完全是八股名句。即题目设想，也还不外《四书》章法。《论语》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也。”这就是题目“一人二人”的出处。“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这又是朱注中的话。题目显而易见是从这种思维规迹设想出来的。在八股文写作中，类似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路破题、分析是很常见的。《制义丛话》载有人写《小人闲居为不善》题之起讲云：
“今夫君子之面一而已矣，而小人有二，有尔室之面目焉，有大廷之面目焉。以大廷之面目为尔室之面目，小人不能；以尔室之面目，为大廷之面目，小人不敢。”
试看这种分析方法，与《考城隍》分析“有心为善……无心为恶……”的思路是一致的。
蒲松龄虽未考中举人，但是大家，古文、骈文均佳，制艺自不用说了。《聊斋志异》的序言是用骈文写的，书中的故事，都是用唐人传奇：如《会真记》、《李娃传》等笔法写的。但他毕竟是受严格八股教育出身，而又长期从事塾师职业，又以八股教育教别人，自己又几十年中不断参加举人考试，因此他所受八股文的影响必然是很深的。他一开始就是一篇《考城隍》，而且把八股警句写在故事中，目的何在呢？他在《序》的最后说：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弔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杜甫《梦李白诗》：“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蒲松龄把《考城隍》放在第一篇，似乎是感到有生之年，未能中举、成进士，作个临民的官；希望死了能作城隍乎？历来评《聊斋》的人很多，而很少人注意到这点。《聊斋志异》中写到科举制度、八股文的篇章很多，如《于去恶》、《素秋》、《郭安》、《续黄粱》、《王子安》等篇，都充分写了科学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他集中在一点上，主要是写试官、嘲笑试官不长眼睛，没有学问、昏庸无知等等，而对科举制度本身及八股文并未予以丑化描绘。不过是写试官不用眼去看文章，而只用鼻子闻，那试官就变成狗了。读文章不去读，而是用笔抄好，烧了灰吞下去。甚至想世间的试官很坏，作了鬼阴间的试官也要营私，一定要等张桓侯（张飞）来巡视才能昭雪，如《于去恶》篇中所描绘。在此篇后面“异史氏曰”中说道：
“宁知文昌事繁，须侯固多哉？呜呼！三十五年，来何暮也。”
感慨张飞巡期太长了。王渔洋评此篇云：“数科来关节公行，非噉名即垄断，脱有桓侯，亦无如何矣，悲哉。”亦可见当时科举试场情况了。《聊斋志异》的版本很多，序言也很多。康熙己未紫阳道人高珩的序，一开头也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写法。如：
“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
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其义广矣，大矣。
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义之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
这样排列引在上面，八股形式就看的很清楚了。因为当时知识分子，从小受此训练，对这种表达形式，大多熟悉了，只要不是有意避开，那一落笔便是八股腔了。这是不足奇怪的。
清代与八股文关系特殊的小说，第二部要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生于康熙四十年（一七０一年），逝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他曾祖父是科第出身的显宦，他父亲是熟读群经的老儒。他先是秀才，中年谢绝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说明他学问虽好，是八股教育训练出身，但也是没有中过举、会过进士的。书中写周进中举会试、范进中举等等老童生得发的描绘，不能不说有他自己的影子和希望在内。《儒林外史》是全面写科举制度、八股文，以及种种儒林丑态的。书中有许多讽刺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严肃的地方。如第三回写周进到了贡院痛哭，众人帮他捐了个监生进场，人逢喜事精神爽，文章做的花团锦绣一般，居然中了举人，第二年春进士会试，又中进士，荏苒三年，作了广东学政。却自己心里想：“我在这里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屈了真才。”及至看到五十四岁还是童生的范进的卷子，书中写道：
“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在一边不看了……何不把范进卷子再看一遍……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取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人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这段描绘，写了两个晚发的人，一个周进，一个范进，先是引子，重在描写范进。但写周进阅卷过程，心里变化及感慨，不能不说是严肃的，是从正面骂糊涂试官的。这自然有吴敬梓自己的历经在其中，也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数见不鲜的。从中也可看出八股文的深度。
《儒林外史》中对儒林的讽刺对象，也还是考不中的假名士为多，如两个很典型的严贡生、匡超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形同骗子的儒林丑态，但对八股文本身，却未有半点否定之意，反而在第十一回中，写了鲁编修没有儿子，如何教女儿读《四书》、五经，讲书开笔作八股文。极概括地介绍了八股文作法过程及明代各家。又通过鲁编修的话，正面肯定八股道：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
这同前引王渔洋《池北偶谈》转述汪钝翁的话完全一样。只因它是通俗小说中的话，所以在学术著述中很少引用，实际这正是理解八股文作用的人的看法。吴敬梓借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二语，是朱熹语录中的话，重在说明语言的准确、锐利。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对语言文字的最高理想水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等等，儒家历来是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有利的工具的。八股文教育的严格训练和讲求，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朱熹这“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说法，又被吴敬梓通过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今天看来，还有十分利害的。
《儒林外史》又创造了直朴的专门选乡、会试阐墨的马二先生，用大量笔墨描写这一可爱的人物，也是同八股文有密切关系的。可是这位可爱的马二先生，进学成了秀才之后，考过六七个案首（秀才岁考时的第一名），却始终没有考中过举人。只不过补了廪，即成绩好的秀才，每月国家发给一二两银子膏火银，谓之“廪生”，意思就是由国家仓廪发给生活费的诸生（秀才总名，即各种学生。因为府考叫进学，秀才自称：学生’，在本县学中有名额）。而这位不曾中举的马二先生，对八股文却是深信不疑，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如十三回中所讲：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
又说批文章道：
“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的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按即黎清德所编《朱子语类》及朱熹著《四书或问》二书，前者是编朱熹语录，后面是朱熹自著，八股文《四书》题解释发挥，以“朱注”为标准，故批语亦以此二书为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几十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最后说到“举业”道：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作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念文章，就是念八股；做举业，就是做八股，最终的努力方向，就是得中做官。马二先生的话说的极为坦率中肯，孔夫子活在明、清二代，也要作八股文，这是肯定的。可惜清代人不重视通俗小说：马二先生的八股理论，由作文、选文、批文到八股文的最终目的，说的这样精辟，而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艺丛话》二书中都没有采录，是十分可惜的。
与《儒林外史》同时代的是《红楼梦》。曹雪芹据新刊朱淡文所著《红楼梦论源》考证：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夏，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生年比吴敬梓晚十四年，卒年晚八年。应该说是同时代的人，同时代的书。所受教育同样是八股文教育，在书中也同样对八股文有所反映。尽管多少不同，态度不一样，但其时代烙印则是一样的。不过曹雪芹生前的遭遇和身后的资料较蒲松龄、吴敬梓二位要少的多。蒲、吴二位虽然一生未中举，未进入仕途，但生前已是知名的老明经，一位受到王渔洋的赏识，一位受到地方长官的推荐，要他试“博学宏词”，这在清代前期是极高的荣誉。而身后蒲松龄有集，地方志还有传。吴敬梓也有《文木山房集》传世。曹雪芹则无法和他们比，虽然他是正白旗包衣，又有显赫的祖辈，但到他已是罪人家子弟，生前潦倒，死后萧条，除残存的《红楼梦》而外，其他资料真是少的可怜。虽然多少学人苦心搜求，也只是极可怜的几条，而且都不是当时大名人有力的证明，说明曹雪芹生前朋友圈子是很小的。在清代汉人对旗人的看法是很势利的，对于当权的旗人，皇亲国戚，或阿谀奉承，或心怀畏惧，或敢怒而不敢言；对于倒台旗人、或旗人罪人家飘零子弟，那照例是十分讨厌，而且看不起的。这种民族压迫所造成的逆反心理，原是很自然的。但受到这种冷遇的人，心理自然也难坦然，必然也产生愤世疾俗的想法。对于曹雪芹的心理状态，研讨者常常忽略。但这正是认识他思想的重要依据，据此才能更好评价他的各种观点。其对举业和八股文的看法，从本质上说，同马二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根源，两种态度。一是积极争取，一是消极藐视；一个老实承认，一个自命清高。如果把承认葡萄是甜的，很想吃葡萄，但又吃不到，老实告诉别人登高去摘的人，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人相比，表面看，似乎很容易区别。而在实际生活中，前者每被人斥为凡夫俗子，而后者则常易于博得人的同情、赞赏，被认为是清高。曹雪芹能写出伟大作品《红楼梦》，一因天才，二因遭遇经历，三也因他的学识……有这样学识的人，自然他幼时所受教育时间很长，也是十分严格的。当时正式高程度的教育，没有别的，惟一的就是八股文教育，也可以说是举业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没有功名，参加过多少次考试，也不得其详。按当时习惯，一般读书人，童子试都要观场的。因而有的书如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说他是“贡生”，即进过学，成为秀才又补了贡。这有可能，但单文孤证，不足为凭。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他十分熟悉八股文，说的头头是道，二是他厌恶八股文，看不起八股文。证明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开头一大段文字：
“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了书，预备明儿盘考……如今打算打算，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论语》还背得出来。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经”来，因近来做诗，常把‘五经’集些。虽不甚熟，还可塞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幸未叫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文，这几年未曾读得。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曾下过苦功，如何记得？这是更难塞责的。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虽贾政当日起身，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不过是后人的时文，偶见其中一、二股内，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不过供一时之兴趣，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温习。”
这段描绘宝玉思维想法的文字，可以肯定三点：第一点全面说明了“举业”的全部基础内容：即一是《四书》、五经，二是古文，三是时文，全部要下苦功读熟、背熟。曹雪芹说的很清楚。第二点表明对八股文的看法，是平素深恶。是“饵名钓禄之阶”，对本质看法一点也不差，同马二先生一样。但态度却又完全相反。第三他是十分熟悉八股文，理解八股文，知道“承起之中”，即承题、起讲之间，有“精致”的，“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这是从兴趣出发，以能动情的值得一看。说明曹雪芹知道八股文中也不乏这一类的作品。写宝玉的性格寄托了他自己的观点和爱好。但也必须读过八股、作过八股，十分熟悉八股的人，才能这样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八股文，又把它写进小说中，生动地表现在人物的身上。因此曹雪芹对八股文的观点尽管是深恶的，而他从小或是在勉强的情况下，对八股文下过一番苦功，则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至于他是否参加科举考试，及科举考试没有得中，那是另外的问题，在此不多费词了。
说到《红楼梦》，还必须注意到完成这部书的高鹗的情况，他与八股文的关系，及他在书中所写到的有关八股文的部分。高鹗，字兰墅，内务府镶黄旗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其生年晚于曹雪芹卒年一岁，完全是乾隆时代的人了。出身一般，上代也没有大官，不过是个一般的旗人，可以吃钱粮、作小官耳。但他科举考试较顺利，二十五岁中举，三十二岁成进士，这样两榜出身的人，自然是对八股文下过一番苦功，而且得到收获，进人仕宦之途的。所以他对八股文的态度应该说完全不同于曹雪芹。但是他又要继承曹雪芹的观点和思路补写《红楼梦》未完部分，且看他如何转这个弯。首先是第八十一回《奉严词两番人家塾》，接着便是八十二回“讲书、念文章”了。“讲书”就是讲《四书》，“念文章”就是念八股文。先看与黛玉的谈论：
“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
写宝玉晚间用功道：
“宝玉……把念过的《四书》翻出来；只是从何处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细摈起来，却不很明白，看着小注，又看讲章……想道：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
写代儒命宝玉讲书道：
“有一章书，你来讲讲。宝玉接过一看，却是‘后生可畏’章，宝玉心上说：‘这还好，幸亏不是《学》、《庸》’，问道：‘怎么讲呢？’代儒道：‘你把节旨句子细细讲来。’宝玉先朗朗念了一遍，说：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代儒笑道：‘你方才节旨讲的倒清楚，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气。无闻二字，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闻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就不做官也是有闻了。不然，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难道也是无闻么？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与焉知的知字对针，不是怕的字眼。要从这里看出，方能入细。’……还有一章……宝玉看时：‘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便陪笑道：‘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代儒道：‘胡说，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也说没有做头么？’宝玉不得已，讲道：
‘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见了色，便好得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于那个色呢？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无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欲，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欲似的？孔子虽是叹息的话，又是望人回转来的意思。并且见得人就有好德的，好的终是浮浅，直要像色一样好起来，那才真好呢？’
代儒道：‘这也罢了……我如今限你一个月，把念过的旧书全要理清，再念一个月文章，以后我要出题目叫你作文章好了’……”
高鹗续书写宝玉，不能完全按照曹雪芹原意写下去，因为他不知道曹原来的设想。又必须按照原塑造成型的宝玉去写。又要按社会所允许的形象、合情合理地去创造。这样他便让宝玉勉强就范，学习作八股，中举人。他是两榜出身，对于八股教育，八股作法自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几个部分写的十分清楚简洁。可笑的是写黛玉谈论八股文一段，真是异想天开，也正反映了高鹗对八股文内心的偏爱。与曹雪芹是截然相反的。
清人小说中，一样是旗人所写，一样用北京话表现的，还有一小部与八股文关系密切的就是《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姓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字铁山，号燕北闲人。祖父是大学士，他不是科甲出身，而是捐班出身，初捐理藩院郎中，满洲旗人升官快，后任天津兵备道，风阳通判，丁忧后起复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赴。清代对科甲出身的官吏，即由秀才、举人、进士考上来的，叫作正途出身。普遍受到重视，官场内羡慕这种人。都感到这些人是凭八股文真本事考中的。自己的八股文肯定不到家，所以未取中。文康是这种标准思想的人，书中对国家制度规定的八股文十分赞赏、推崇。书中写正黄旗汉军安老爷、安公子，父子二人科场得中，中间主要又写侠女十三妹故事，就书来论，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小说。作者文康完全是当时士大夫正统思想，对八股文的观点看法，和曹雪芹完全是相反的。书中写到《四书》、八股的地方很多，这里只举第三十四回中所写以见一斑。先在第三十三回结尾写道：“这几年工夫，公子是除了诵读之外，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课，每日一首试帖诗，都是安老爷亲自命题批阅……”接着下回写道：
“这日正是七月二十五日，次日……文课日期……安老爷吩咐道：‘明日这一课不是照往日一样作法，你近日的工夫却大有进境，只你这番是头一次进场，场里虽说有三天的限，其实……不过一天半的工夫……明日这课我要试你一试，一交寅初你就得起来……我就在这里作个监试官……”
这是八股文的模拟考试。第二天“公子领下题目来，拆开一看：见头题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二题是《达巷党人曰》一章。三题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一章。诗题是《赋得讲易见天心》……。”
且写他交卷后的情况道：
“安老爷接过头篇来看着……只见那起讲写道是：
‘……且《孝经》一书，《士章》仅十二言，非略也；盖资事父即事君之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自晚近空谈拜献，喜竟事功，视子臣为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国为两事。究之未闻未集，内视已惭，而后叹《孝经》一书所包者为约而广也。……’
程师爷看完了，道：妙……因合老爷道：老翁，你看那二篇的收尾一转如何？安老爷接过来……见写道是：
‘……此殆夫子闻达巷党人之言，所以谓门弟子之意欤？不然达巷党人果知夫子，夫子如闻鲁太宰之言可也；其不知夫子，夫子如闻陈司败之言可也。况君车则卿御，卿车则大夫御，御实特重于《周官》，适卫则冉有仆，在鲁则樊迟御，御亦习闻于吾党；御固非卑者事也，夫子又何至每况愈下，以所执尤卑者为之讽哉？噫！此学者所以废书三叹欤！’
安老爷看罢道：‘这话却未经人道。’程师爷便道：‘他这段文字，全得力于他那破题的：‘惟大圣以学御世，宜非执名以求者所知也两句。所以小讲才有那‘圣人达而在上，执所学以君天下，而天下仰之；穷而在下，执所学以师天下，而天下亦仰之’的几句名贵句子，早作了后股里出股的‘执以居鲁适周，之齐楚、之宋卫、之陈蔡’，合那对股的‘执以订《礼》、正《乐》、删《诗》、《书》、赞《周易》、修《春秋》’的两大主意的张本。直到博学成名把个‘御’字打成一片，怎得不逼出这后一段未经人道的好文章来……”
这回书大半描绘安老爷和程师爷评价安公子所写三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的情况。有如一篇生动的八股文讲析教材，是十分难得的。可惜较长，在文中未便多引，只摘引部分，以见大概罢。这种小说，在本世纪初以前，八股文时代，一般读者都是看得懂，而且爱看的。现在读者看到这种地方，就感到困难了。
八股文与清代小说的关系，略举四种、五名作者予以说明，其中四人都是未中过举的，只有一位是两榜出身。而其受八股文教育出身则是一样的。甘苦都是亲身经历，而观点不尽相同，约略介绍，也不必多作分析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