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前，上海望平街《时事新报》编辑室的一张小桌上，每天傍晚总是满堆着一大堆的信，编者走近看见时着实满心的欢喜。这是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寄来的稿件，有的讨论社会问题，有的发挥青年问题，有的介绍西洋哲学文学，大谈文化，有的研究教育，有的是很苦闷地发抒着恋爱和社交问题……这小小的书桌上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年，朝气，希望，青年的纯洁，生活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这创新直接着现在的抗战建国，它的历史底最后估价须待一百年后的史家——然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
沫若的诗！
白话诗运动不只是代表一个文学技术上的改变，实是象征着一个新世界观，新生命情调，新生活意识寻找它的新的表现方式。斤斤地从文字修辞，文言白话之分上来评是新诗底意义和价值，是太过于表面的。白话诗运动的历史才不过二十一、二年，拿它的成就来和世界上最丰实最灿烂的抒情诗底传统——中国二千年来的诗词曲——相抗衡，相比较，自然是不可能，且是太冒昧的。白话诗的作者也无此狂妄。他们只是顺着“穷则变，变则通”的生命原则，顺着“一代有一代之胜，舍其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焦里堂这句名言至理，来开拓文艺的新园地，来表达我们新世界中新生活的内容，含义，情调，感触和思想。这是一种文化进展上的责任，这不是斗奇骛新，不是狂妄，更无所容其矜夸，这是一个艰难的，探险的，创造一个新文体以丰硕我们文化内容的工作！
在文艺上摆脱二千年来传统形式的束缚，不顾讥笑责难，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而当年的郭沫若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格！他的诗——当年在《学灯》上发表的许多诗——篇篇都是创造一个有力的新形式以表现出这有力的新时代，新的生活意识。编者当年也秉着这意识，每接到他的诗，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学灯》，而获着当时一般青年的共鸣。在这意义上我说他的诗在新诗运动里有无比的重要，他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这个新诗国已经奠定了基础，尽管它在这短小的历史中还难有令人十分满意的成就。白话诗是新文学运动中最大胆，最冒险，最缺乏凭藉，最艰难的工作，它的成就不能超过文学上其他部门原是不足怪的。（译西洋诗用白话诗体似觉更易于体贴原诗，在这方面我们很有一些成功的译作，如梁宗岱的《水仙辞》等）归结一句话，新诗的年龄还太短，历史上的成就是要凭百年的或数百年的视野来评价的。
沫若先生忽然已五十岁了！然而这是人生百年的中心，如日之正午，应当是第二度青春期的开始。歌德八十岁时写他的《浮士德》的第二部。郭先生何不替《学灯》再来一个《女神》？这是我们的寿祝和热望。
（原载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