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间，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一个时期，到民国十八年《生活》周刊由单张改成单本的时候起，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二个时期的开始，因为从那时起，《生活》周刊的销数突增至每期十二万份以上，一切都随着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民国十九年附设了一个“书报代办部”，严长衍同事就是专被请来主持这件事的，因为这方面业务逐渐扩大，人手太不够了，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说起非添一个同事不可，他在跑广告及在外面与同业接洽业务的时候，就时常留意相当的人材，不久便把严长衍请来了，他对于书业是富有经验的，我们得到这样一位同事襄助，真是欢天喜地。到了民国二十年，寒松同事也来参加我们的事业了。现在大家喜称他为“老艾”，“老艾”和我们的事业发生关系的缘起，追想起来也是怪有趣的。他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读者，他在复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以读者的姿态写一封长信给我：讨论当时所感到的关于青年和国事的问题。我看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赶紧复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去请他面谈，可是被邮局退回，说并无此人。他在那封信里怪作剧，署的不是真名却是何某某（后两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当时以为真名，遇着复旦大学来的朋友就探问何某某，都说不知道。我虽常常想起他，但以为他已不在人间！我后来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删改之后，并略加附语，登在《生活》周刊上。据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和几位朋友正在大兜圈子，偶在报摊上看到，知道我要看他，便飞跑地来看我。看后情形如何，留在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