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国后，又请到文坛大将金仲华先生加入本店，是本店的一大幸事。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已日逼日紧，全国的爱国怒潮正在日趋澎湃之中。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危殆局势，但是在本店的小范围内也有一件万分焦虑的事，就是伯昕先生因劳苦过度，肺病甚危，我奔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行动，上气不接下气的激烈地喘着，那真是不得了！他在这样危殆的情况中，还念念不忘店事，还不肯抛弃一切去养病。我极力劝他暂时往莫干山静养，他坚持不肯。我想除了强制执行外，没有其他办法，特请张铭宝先生（雪岭同事的老兄，原在交通印制所任事，此时在两路局任事，也是本店的一位热心老友）代为布置一切，第二日把伯昕先生“押解”上山！强迫养到年底，他居然完全恢复了健康。这个小波澜总算安稳渡过了。
但是大波澜却在继续增高中。为着推进救国运动，在这时期，我们办了每期销数量多时达二十万份的《大众生活》，承办了促成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生活日报》。二十六年“八一三”神圣抗战爆发，本店为着努力抗战文化起见，许多同事不得不分配到内地各重要据点去工作。我们因限于资金，各位同事只是以数百元作为一个新据点的开办费，号称经理，实同士兵，在没有旅馆可住的地方，初到时往往即在码头上露宿一宵！有一次有位“经理”因船挤被挤下水，幸而得救。这种苦楚的生涯，只有我们同人自己知道的。即在上海将分散到内地去的时候，计划已定，而盘费无着。（一时没有现款）还是临时靠伯昕先生设法做了一笔纸生意，出于意外地赚了三千块钱，才把这个难题勉强解决。我们这样艰苦创造的事业，还有人疑心我们的“经济来源”，冤乎不冤！
如有天理，本店是应该永久存在的，本店史话当然非目前所能终了，但是抗战开始以后的情形，为时较近，知道的多，不必就说，至于将来永续不断的店史，却有待于可畏的后生，区区谈到这里，要同诸君告别了。
（二十九，四，十七晚，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