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980）秋季，我去欧洲跑了一趟，在奥国的维也纳和英国的牛津，待了几个月。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是旧地重游。但是，现在维也纳和牛津同几十年前则无法比较了。那里的一切如我首次到欧洲那样，使我感到非常陌生，摸不着头绪。因此，我写的下列这些见闻——特别是有关学术文化生活——无疑是表面的、片面的，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看法。
维也纳是我青年时代上大学的地方，我在那里待得比较久。维也纳大学是维也纳学派的所在地，是当前国际哲学界仍相当流行的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的发源地。但是自从1936年石里克被谋杀以及奥地利被纳粹吞并之后，不仅维也纳学派这个学术团体，就是从马赫开始，经过玻尔兹曼继续下来的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都在维也纳大学中消失了。以后，代之而兴的，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杂质的新黑格尔主义以及新托马斯哲学。简言之，当前维也纳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和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这是维也纳大学近几百年的历史中罕见的现象。
但是，尽管如此，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思潮并没有在奥地利消失，只是它的中心从维也纳大学移到格拉茨大学了。在那里，以哈勒（R．Haller）、托皮奇（E．Topitsch）和弗洛德利希（R．Freudlich）等教授为支柱，继承那一学派的历史传统，并吸收了近些年来逻辑、数学和物理各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种新的分析哲学学派——“格拉茨学派”。他们还出版一种哲学期刊：《格拉茨哲学研究》。如同它的副题所标示那样，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分析哲学刊物”，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
我这次去维也纳的目的，是应奥国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之请，参加其去年召开的第五次会议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如往年那样，为数很多。会议中提出的论文就有二百多篇。我估计，到会者以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北欧诸国的人和西德人、奥国人最多，荷兰人、意大利人次之。此外，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仅有个别人参加。来自东欧的则有匈牙利的两位哲学家，南斯拉夫也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来自亚洲的仅有两个日本教授和我共三个人。从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维特根斯坦哲学在那些国家的影响的一点眉目了。
这次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的总题是：“伦理学：基础、问题和应用”。在这个题目之下，分为如下的五个小组：（1）维特根斯坦，包括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班；（2）伦理学，伦理逻辑和元伦理学；（3）伦理学和社会科学：判定伦理和行动论；（4）伦理学和正义；（5）医学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伦理学和宗教。从讨论会的实际活动情况看，第一组最为活跃。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就开了四次讨论会：（1）《逻辑哲学论》之一：原子论和原子命题；（2）《逻辑哲学论》之二，《逻辑哲学论》的哲学问题：认识论；（3）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之一：语言应用中的意义：博弈（game）和规则；（4）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之二：语言哲学和博弈。
关于康德和维特根斯坦讨论班也开了三次会议：（1）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论和语言哲学；（2）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超验主义；（3）康德和维特根斯坦伦理观点的比较。第二组的活动情况次之；第三组又次之，第四组和第五组同以上各组比较起来，则大大落后了。
一个国际性的经验主义的分析哲学会议，过去总是以认识论、方法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逻辑哲学为题目，这次讨论会竟以伦理学作为讨论的对象，这倒是一件新鲜事。毋庸讳言：当代分析哲学的多数流派，从维也纳学派开始，就没有足够重视伦理学，就没有把伦理学摆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虽然英国的分析哲学家如罗素和G．E．穆尔等对伦理学持不同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哲学趋向从30年代开始，就被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思想洪流所冲淡了。维特根斯坦在该书中对于伦理学问题的看法主要的只说了那几段话（该书6.42—6.423）(1)，而且那些话更能使人对伦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抱消极的看法。的确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有其完整的理论哲学部分，也应有其完整的实践哲学的部分。例如，康德哲学有其三大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此，无怪乎罗素曾经慨乎言之：“逻辑实证主义这类哲学，严格说来，没有哲学，仅有方法论。”
但是，伦理学在分析哲学中的情况，近三十年来也发生了变化。例如C．斯蒂文森（L．Stevenson）的《伦理学和语言》、哈尔（R．M．Hare）的《道德的语言》和诺威史密斯（P．H．Nowellsmith）的《伦理学》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给伦理学奠定了分析的理论基础，开辟了对这门学科的新的研究道路。在方法论方面，布莱特怀特（R．B．Braithwaite）在他的《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工具的博弈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应用数学理论在伦理哲学中的启发性看法。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所谓决策论（theory of dicision）、行动论（theory of action）和道义逻辑（deontic logic）等逻辑理论创立或发展了。它们都给伦理学这门学科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逻辑根据和哲学基础，因而也给召开这次关于伦理学的国际分析哲学会议以充足的理论和有利条件。而且这种新的方法论在伦理学中的应用以及这种新的伦理哲学的趋势，在这次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这次讨论会的各个小组中，对于博弈论、决策论、行动论和道义逻辑在伦理学中的应用的讨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怎样应用它们并结合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研究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关于义务、责任、应该、必须、容许、禁令和善恶的理论基础，概念定义及其应用问题；另一方面，怎样了解这些理论在伦理学中的应用范围、界限、优点和缺点，乃至于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问题。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各小组中都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因而在讨论会中都引起针锋相对的争论，引起巨大的分歧。
关于维特根斯坦以及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面，从提出的论文来看，也许可以概括成为下列一些问题：从维特根斯坦的原子命题中如何区分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逻辑原子论的异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于维也纳学派，特别是对石里克的影响如何？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关系怎样？如何评价语言应用中的意义——维特根斯坦的博弈论？关于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也许可以概括成为下列一些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康德主义和语义学的关系怎样？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康德主义哲学家么？是所谓“语言的超验主义者”么？如果是，他们中间有无界限？如何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来了解康德的伦理学立场？康德的“绝对伦理学”和维特根斯坦的“分析伦理学”关系怎样？关于意志和思维在《逻辑哲学论》中如何解释？等等。
这次会议上，有些小组的论文和发言，都不约而同地批评了逻辑实证的感情伦理学，批评了经验主义传统的功利主义和幸福观：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局限性即伦理学的局限性”这一点也提出了批评。
这一次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总的来说，是开得成功的。抛开许多论文和发言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不谈，大多数论文和发言，还是言而有据、细致深入的。人们感到不足的就是：（1）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是数学家、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和计算科学家，纯哲学家为数不多；他们应用的术语过于专门，论证的专业技术性很强，加上各有各的逻辑符号系统，因而非常难懂，而且太重视细节问题，因而倒模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2）会议中德、英两种语言同时应用，忽而德文、忽而英文，有时引起一定的混乱。我觉得北欧人对英、德文说、听都好，西德、奥地利人对英文则是听很好，但说起来难懂；其他如意大利、法国诸国的人对英、德文听、说都较差；英国人对德文有的说、听都很好，但多数人说不如听；美国人的德文，据我所知，在这两方面都比较差，似乎既不能听也不能说，我想读一定会吧！（3）论文的讨论时间不充足，不能畅所欲言，这也是憾事。
这一次讨论会安排得很好，在开会之外，有充分时间供到会各国学者自由交谈。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大家谈得都很融洽，没有什么国家成见，也很少谈哲学问题以外的问题。仅有一次，一位北欧的教授对我说：“幸而历次讨论会没有苏联人参加，否则这个讨论会就变成联合国会议了。”我问他：“保加利亚的人怎样？”他说：“前年有几位保加利亚的哲学家参加这个会议，他们的论文和发言，都表现出对分析哲学的爱好，特别是对维特根斯坦的爱好，没有什么‘教条’的气味，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不必谈了。据我所知，只有东德人在这方面较之苏联有过之无不及。”他还开玩笑地对我说：“去东德的签证比去你们国家的签证还要难。”
最后，会议组织处还为我们安排了告别宴会和参观，参观的是塔那塔包哈的村庄，这是维特根斯坦做过六年小学教员的地方，以及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为他的姐姐设计的住宅。这个建筑物是在奥国著名建筑师洛斯（Adorf Loos）影响之下设计营造的，如今已成了当前旅游者参观的“古典建筑物”之一了。
会议结束后，我在维也纳休息了数天，并参观了维也纳大学。几十年后的今天，它对我虽然似曾相识，已经不得其门而入了。幸而我的朋友，国际驰名的现象学家U博士，特地为我从度暑假的意大利南蒂洛赶回维也纳，并陪我参观其庞大而设备华丽的哲学研究所。它坐落在新建的老大学旁的高大楼房里。我同时还去李比希巷，石里克的哲学研究所所在地，和柏兹曼巷的二楼，这是石里克小组每星期四晚聚会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仍然如旧，人虽去而楼不空，但对我来说，诚有难言的今昔之感。美丽的维也纳，虽然一些名胜古迹依然光彩夺目，著名的国家歌剧院和布尔格剧院等等依然如故，但是市内交通拥挤不堪，小汽车到处奔驰，旅游者穿梭街道，充满了现代化繁华的商业气氛，当年那种宁静优雅，古色古香的色彩不复存在了。那位U教授对我说：“你所想像今天的维也纳是这样的维也纳吗？”我们对此都非常感慨。
数天之后，我就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转往别了三十余年的牛津。当我到达那里和见到接我的学院朋友的时候，我的感觉如同到达维也纳时一样，恍惚不知道这是在做梦，还是现实。这确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心情。牛津的市容大体上变化不大，市中心那些学院、教堂和图书馆等，庞大的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物，依然林立在街头。High Street依然是牛津的大道，Cornmarket 和 Westgate 依然是商业中心，公共建筑物如市政厅、邮政总局等依然在Cornmarket的交叉路旁，著名的B．Blackwell和G．Parker书店以及许多旧书店，还有一些学院和世界著名的Bodeian图书馆依然在George Street那一带。牛津市外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这里几乎无法认识，更繁华了，热闹了，交通堵塞于途，噪声震耳，行人拥挤于道，互不相容，又加上许多庞大的百货公司，顾客盈门，走无隙地，据说“牛津是现在英国商业中心之一”。这些时代的产物给这座古色古香、宁静雅致的大学城以极不协调的气氛。以我所闻，这一点使心怀向往因而前来参观这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古城的国际旅游者，都感到美中不足。
我到那里时，牛津大学还没有开学。我抓紧这个时间了，了解有关维特根斯坦和逻辑经验主义今天在英国的情况。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欧哲学中有广泛影响的人物之一。三十年前我在那里时，是他的鼎盛时期，今天他的影响虽不如前，但在英国显然有不少维特根斯坦学者继续从事他的研究，而且每逢什么哲学讨论会和每讨论什么哲学问题时，仍然没有不提到维特根斯坦的，没有不引证他的话作为论据的。我个人虽然没有被他“迷住”，但我对他的哲学也有一定的兴趣。这次在牛津，我见到我的朋友 B 爵士时，他首先就问我：“你有没有忘记1945年在All Souls学院我们一道听维特根斯坦关于Gogito ergo sum的冗长报告呢？”我说：“如果你不提起，我倒忘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钻研他的几部著作如《逻辑哲学论》、《笔记》、《蓝皮书和褐皮书》以及《哲学研究》。但他后来出版的遗著，主要的如《哲学论释》、《哲学文法》、《论确定性》、《字条集》（Zettel），以及《杂文选》，还有许多出版了的维特根斯坦的讲义和史料以及他的通讯，我都没有见过。而这种种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和评论都是有阅读必要的。因此，我必须在这方面补补课。我在图书馆中见到关于解释或评论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下一百余种之多。但我很少看第二手材料，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看法和思路。然而我也觉得，事后看点这方面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到牛津后的第三天，就去访问我曾经待了较久的N学院，但是，那里的一些老朋友，大都出国度假未归，仅有还恍惚认得我的一位先生引导我参观过去我常去的地方，如办公室、教员休息室和图书馆等。提到N学院，它和维也纳学派的经验论在英国的发展有历史性的联系，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魏斯曼（F．Waismann）在这里任教多年，英国著名的逻辑实证论者艾耶尔（J．A．Ayer）也在这里任教过。前者已逝世多年，后者已退休有年，移居伦敦了。现在N学院的哲学主任教授是杜麦特（M．Dummett），他是一位杰出的分析哲学家，但他的观点和逻辑经验论有些距离，和弗雷格（Frege）等的逻辑实在论比较接近。这里有必要提到的，就是另一位牛津的杰出的分析哲学家蒯因顿（A．Quinton），他似乎多少受了魏斯曼的影响，但思想比魏斯曼开阔，不为维特根斯坦所束缚。他试图在调和逻辑经验论和逻辑实在论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他在英国哲学界是有一定影响的。
作为逻辑经验论学派在牛津大学的主要代表除了蒯因顿之外，还有麦吉尼斯（B．F．McGuinness），他是国际著名的维特根斯坦学者，他和皮尔斯（F．P．Pears）一道根据维特根斯坦本人对《逻辑哲学论》的英译要求，重新译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如何，英国的哲学期刊《精神》就有如下的评论：“我们对皮尔斯和麦吉尼斯表示感谢的不仅在于他们完成了《逻辑哲学论》更好的译本，同时也因为这个译本已经达到圆满的地步。”麦吉尼斯还译了维特根斯坦其他的著作，博得国际哲学界的好评。他所编译的《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一书，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影响的重要读物。他是《维也纳学派丛书》编委之一，这部丛书下列的几种译本都是他主编的：（1）L．玻尔兹曼：《理论物理学和哲学问题选集》；（2）考夫曼（F．Kaufmann）：《数学的无限性：逻辑—数学论文》；（3）F．魏斯曼：《哲学论文集》，其中有蒯因顿精彩的绪言；（4）H．汉恩：《经验主义：逻辑和数学，哲学论文集》。还有魏斯曼的《逻辑、语言、哲学》的德文本也是由他和G．P．贝克整理出版的。麦吉尼斯为此书作了一个在出版方面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中间意见分歧的历史性的“后记”。这个“后记”也能说明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观点的一些距离和分歧。
当前逻辑经验论在牛津虽然没有像三十年前那样流行，但也没有如我们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已经过时了”。它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各地也并非“过时”。至于三十年以前在那里同样流行的牛津剑桥的语言分析派，即所谓“Oxbridge分析派”的情况怎样呢？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如罗素、G．E．穆尔、维特根斯坦和J．魏斯顿（剑桥）、G．赖尔、H．H．普赖斯、J．L．奥斯汀和魏斯曼（牛津）虽然已经逝世多年或退休了，但这个学派并不因之停止不前，反而在这些年有了新的进展。这个进展是在所谓“哲学逻辑”基础上形成的。我的牛津朋友、国际驰名的实证主义的法哲学家H教授对我说：“现在Oxbridge的分析哲学的趋势和我们在N学院的时候不同了。这些年来，牛津的哲学思想中心既不是维特根斯坦，也不是逻辑经验主义，而是溯源到G．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以及经过W．V．蒯因、S．A．克里普克而形成的‘哲学逻辑’分析派，这一派在牛津大学的代表，主要的是斯特劳逊、杜麦特和G．J．瓦纳克等。”经我和其他牛津哲学家谈论，证明H教授这种看法是有其事实根据的，这种“哲学逻辑”的分析派的确是当前牛津分析哲学的主流。
尽管这类的语言分析派是那里的主流，但也不如三十年前的维特根斯坦或逻辑经验论那样，渗透了牛津哲学界的一切活动。现在仍然有人坚持以R．卡尔纳普为代表的与以日常语言作为逻辑分析对象的观立观点；N．乔姆斯基、D．达里逊、J．R．西尔斯、J．卡茨和H．普特曼等的语言哲学在那里也很有影响。谈到科学哲学问题时，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尔和C．G．亨佩尔等仍然受到重视。谈到分析哲学的认识论时，罗素、G．E．穆尔、石里克、卡尔纳普、O．纽拉特和波普尔、艾耶尔等人，仍然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此外，其他的外国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在牛津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注意，仅仅是在牛津哲学讨论会中和在书本中得到下列一些零零碎碎的印象：E．胡塞尔的现象学派在牛津哲学界似乎还有人感兴趣。至于存在主义，萨特要比海德格尔吃香得多。这里可能同他们的极端不同的政治态度有关，后者和纳粹勾结那种恶行引起英国哲学界一般人的愤慨，而前者“急进的自由主义”却得到英国学术界的广泛同情。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派通过剑桥分析哲学家J．魏斯顿《心理分析哲学》一书以及维特根斯坦对他梦里的理论的注意，从而在牛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新康德派E．卡西勒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译成英文，——这是他的语言哲学的总汇，在牛津哲学讨论会中，还有人提到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牛津已故的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现在仍有其影响，但新康德派的李凯尔特（H．Rickert）和文德尔班（W．Windelband）的历史哲学并不因为他们与柯林伍德的关系而被人注意。当然文德尔班作为哲学史家在牛津还是受人尊敬的。至于新黑格尔派，我只向一位牛津哲学教授问了关于芬德莱（J．N．Findlay）的情况。我问他：“芬德莱还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英国当前杰出的分析哲学家之一，他曾经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哲学教授，前几年已经退休了。”
但是，美国流行的从科学史角度来研究科学哲学的趋向，其中主要的代表如库恩（Th．S．Kuhn）和费耶阿本德（P．Feyeraband）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我所知，不仅在牛津剑桥，就是在英国其他地方的哲学界都不大受欢迎，而且有人认为“这种思潮在一定意义下是对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种倒退”。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美国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什么“过程哲学”或新实用主义在英国也没有什么市场。在牛津，也有若干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例如，柏林（I．Berlin）爵士，他曾经是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他的《卡尔·马克思》一书是深受读者欢迎的。还有汉普夏（S．Hampshire）这一位有名的分析哲学家，有时也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论著。此外，波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L．科拉科夫斯基现在牛津All Souls学院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问题。听说他的讲演很受学生的欢迎。
最后简单地谈谈和波普尔爵士的会见。我同他原来并不认识，虽然以前在维也纳和牛津我都有见到他的机会。这次是为了石里克百年生日论文集向他征文，是B爵士为我介绍的。他住在High Cycomb附近的村庄里，很难找。奇怪的是他的邻居竟不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哲学家波普尔爵士。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因为他和卡尔纳普、克拉夫特、费格尔和魏斯曼都是好朋友，我和这些人不是师生就是朋友的关系，因此我们一下子就熟悉起来，如同久已相识的那样，无所不谈。
他首先评论了维特根斯坦的为人，特别是和魏斯曼的关系，批评了Oxbridge的语言分析派，但对赖尔则表示好感，他赞扬石里克的高尚品格，并拿出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英译本给我看，说：“这是一本好书，可惜长久以来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对石里克的《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一书不甚满意。其实据我所知，这本书是爱因斯坦在对他的相对论的哲学解释这类著作中最欣赏的一本书。不过，我们毕竟是初次见面，不便和他争辩，对此读者可阅Ph．弗朗克的《爱因斯坦，他的生活和时代》（1947）一书的193页就可明白了。
我们聊了几乎三个多小时，他还不觉累，时间已经是下午五时，我必须回牛津了。临别时，他送我一本德文德的《研究的逻辑》（1969）。我回送了他三十年前在N学院时发表过的一篇论文的复制品（这是在牛津图书馆里找到的）和我在维也纳开会时用的一份有关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报告，他很高兴。他恋恋不舍地和我道别，我的汽车开出好远时，他还站在门前不断地向我招手，这位老人慈祥的面孔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
我离开牛津后，即去伦敦大使馆候机回国。恰好正值中英直接通航，我有幸乘首航回到北京。途中在巴林和香港停留了不到一小时。全程十八小时的飞行，使我感到十分疲倦。然而由于英国航空公司747班机设备之先进和服务之周到，使乘客们感到称心满意，忘记了疲劳，次日下午二时后，如时到达目的地——北京。首都机场阳光灿烂，服务员热情周到，又见到来机场接我的同志们和家属，我内心无比高兴和激动。
原载《现代外国哲学论集》，
三联书店，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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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特根斯坦于1930年曾作过“论伦理学”的报告，发表在《哲学评论》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