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谦教授访问记
R．哈勒
1984年9月，我应邀在北京大学讲学。在此期间，我有机会同洪谦教授重新谈起维也纳学派的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我们在维也纳时就已经开始了。洪谦教授1909年生于中国福建（原籍安徽）。二十年代末他先就读于耶拿和柏林大学，1928年到维也纳学习。在这里，他以他撰写的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在石里克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从1930年到石里克被害（1936）这段期间，他经常参加石里克小组即维也纳学派的星期四夜晚讨论会(1)。在这次谈话——这次谈话也将收入《同维也纳学派成员谈话集》中，我们首先谈起他在维也纳时期的个人印象。这是我同维也纳学派成员一系列谈话——从克拉夫特开始，随后是奈德（Heinrich Neider(2)）的继续。下面就是我同洪谦教授的谈话。
哈勒：洪谦先生，您不仅亲身参加维也纳学派一系列学术会议，而且多年来是石里克的学生，在他那里撰写了博士论文。您无疑是参加石里克小组的会议时间最长（即从1930或1931年到1936年）的外国人中的一位。
您是怎样想起赴维也纳，到石里克那里学习的呢？
洪谦：我到维也纳学习纯属偶然。1927年我到了德国，在那里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在耶拿，我在维恩（W．Wien）教授那里听物理课，在肯尼希（F．König）教授那里听数学课。至于哲学，我只听过鲍赫(3)和林克(4)教授的课。在这期间，我读了赖兴巴赫(5)的《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1927）和《相对论和先验知识》（1920）。这两本著作引起我的注意，给我的印象极深。于是我决心到柏林（在此之前我曾在那里学习德文）去听赖兴巴赫的课。然而，我在课程表上标出的教授们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因为他已到自然科学院任教了。我在那里听了他一些课。赖兴巴赫提醒我重视莫里兹·石里克，他对石里克的《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及《普通认识论》评价很高，爱因斯坦也说石里克在这方面很有造诣。正是由于这种偶然情况，我才于1928年从柏林、耶拿到维也纳去。
哈勒：您在维也纳听过谁的课呢？
洪谦：我听过弗特汪格勒(6)教授、迈尔霍夫(7)讲师和汉恩(8)教授的数学课，埃伦哈夫特(9)教授和蒂林(10)教授的物理课。我同蒂林教授接触不多，但同他的助教阿道尔夫(11)却经常来往。最近我才从我的同事物理学家克莱斯柏尔奈特（T．Cless-Bernert）博士那里得悉，他在奥地利被纳粹吞并之后不得不到美国避难，因为他的夫人在犹太人。
当时，我和埃伦哈夫特教授住在同一条大街上，在电车上也偶尔碰到他。他时常请我吃饭。他对石里克评价很高，只是对像石里克这样卓越的物理学家怎么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哲学上表示惊奇。石里克偶尔也向我谈起埃伦哈夫特，说他是一位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但似乎没有很好的理论头脑，所以在同密立根（Millikan）关于测量电的基本量子及其荷电量必定为最小的假设的争论中遭致失败。
石里克待我十分热情，一开始就指导我的学习。他建议我首先扎扎实实地学习自然科学，让我认真学习数学和物理，并要我到卡尔纳普那里听数理逻辑。他建议我暂时放弃我原来打算听的哲学课。
当时我只听石里克的哲学课和魏斯曼（F．Waismann）主持的讨论课。但是我觉得石里克的讲课技术不特别好。那时，我听懂的不多。这也许是因为我的语言知识不足，但也可能课程本身就不那么好懂。不过魏斯曼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善于解说，具有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的惊人才能。
石里克在讨论班上的讲解非常突出，这和他的上课截然相反。他善于向学生提出问题，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始终很耐心，使讨论的问题得到清楚的解释。同时，他让大家讨论的问题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著作和观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把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哲学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学期。石里克十分尊敬罗素，既尊重他的哲学，又尊重他的人品。
哈勒：您和石里克的个人关系怎样？石里克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洪谦：石里克很喜欢我，我们之间关系亲密。可以说，他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凡是他说的，我都照办。因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丧失了独立性。后来我在他的《箴言》里读到了这样一句话：“追随别人的人，大多依赖别人”，这使我感到遗憾。
我可以出入于石里克接待贵客的寓所。他时常请我到他家过节或者会见外国客人，例如艾耶尔和一位美国教授（我现在忘记了他的名字），还有当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费格尔，以及许多其他客人。此外还有他所尊重的海森伯（Heisenberg）和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克莱斯-柏尔奈特（T．Cless-Bernett）博士的夫人，我在这里也碰见过。
哈勒：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维也纳学派的会议？您对这些会议有什么印象？
洪谦：大约在1930年，石里克邀请我参加星期四晚上在玻尔兹曼巷举行的石里克小组会议。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原来没有机会认识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例如纽拉特（O．Neurath）、弗朗克（Ph．Frank）、门格尔（K．Menger）、哥德尔（K．Gödel）、济塞（E．Zilsel）、考夫曼（F．Kaufmann）、拉达科维奇（Th．Radakovic）、奈德（H．Neider）、兰德（R．Rand）心理学家布隆斯维克（Brunswick）、亨佩尔（Hempel）等等。
参加维也纳学派的会议的还有波兰人塔尔斯基（Tarski）、克韦斯蒂克（Chwistik）、雅斯科夫斯基（Jaskowski）、霍西亚松（Hosiasson）、林登鲍姆（Lindenbaum）。有牛津的艾耶尔，有都灵的吉莫纳特（Geymonat），有南美的林德曼（A．Lindemann）——他是克拉夫特教授的学生。纳格尔（E．Nagel）、赖兴巴赫有时也参加维也纳学派的会议。遗憾的是我在这些会议上没有见到过凯拉（Kaila）和蒯因（Quine）。
现在我简单地谈一下关于石里克小组的讨论情况。那时会议没有使用“维也纳学派”这个名称。谁都知道，维也纳学派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这是事实。遗憾的是，在我参加会议那段时间里并没有遇到过人们逐字逐句地解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情况。当时只讨论过记录命题的性质和确证的概念，讨论过知识的基础、物理主义、统一科学等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在我看来，石里克和魏斯曼持一种观点，卡尔纳普、纽拉特和汉恩持另一种观点。弗朗克时常从布拉格赶来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表的见解，既很少同石里克一致，又更少同魏斯曼一致。考夫曼更多的是赞同石里克的观点，而不是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的观点。济塞有时同意纽拉特，有时同意石里克。他的中立态度在会上往往获得同情和支持。
石里克和纽拉特争论的核心，主要是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确证或者记录命题，进而导致有关真理的符合论和贯融论的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魏斯曼很少发表意见。当时他的认识论近似于维特根斯坦。他的兴趣更多的在于逻辑和数学，而不在认识论。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石里克采取一种奇特的态度。他反对把记录命题作为知识的基础，却不反对物理主义，而是赞同物理主义。同样，他从不反对“统一科学”这个概念，但也从未表示过赞同。此外，我还记得，在关于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讨论会上，他对中立的一元论既不赞同，也不反对。
哈勒：维也纳学派中讨论的气氛怎样？
洪谦：关于石里克在小组中的态度，有过各种说法。有人说，石里克对纽拉特的某些哲学观点，或者对赖兴巴赫的概率观点有时是不客气的，甚至也反对过赖兴巴赫对物理学中时间性观念的看法。但是，一般说来，凡是不涉及哲学观问题，他是很客气的，而且抱妥协态度。总之，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感到这个学派中的气氛是和谐的。他们之间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友爱和诚恳。幸运的是，四十年前我在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和近年来在王后学院又重新经历了这种友好的交往气氛。
哈勒：您愿意多少谈一点您同卡尔纳普的个人关系吗？
洪谦：好，我很乐意。从1928年起，我听他的数理逻辑课，后来又参加他主持的关于罗素的《数学哲学导论》和弗雷格的《算学基础》的讨论课。但是我同卡尔纳普(12)的个人关系是相当晚，通过我的同事斯托格小组（Frl．Stöger）——卡尔纳普后来的妻子——才建立起来的。斯托格小姐是一位友好和乐于助人的人，在语言上和专业上她都给过我许多帮助。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时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她，而且很悲伤（有人说她后来自杀于洛杉矶，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通过斯托格小组，我同卡尔纳普建立了个人联系。后来，卡尔纳普时常邀请我到维也纳希青（Hietzing）十三区他的寓所去。他住在一所独门独户，但十分狭窄的住宅里。室内到处堆满书籍。当他知道我在耶拿待过时，就同我谈起维恩、鲍赫教授，同时还谈及弗雷格，——我在耶拿时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尽管我经常在耶拿大学数学物理实验室工作。卡尔纳普说：维恩教授和鲍赫教授都是他的老师，而且鲍赫教授还指导他的博士论文。我在耶拿只听过维恩教授的实验物理课，做他交代的实验，然而同他并没有个人接触。至于鲍赫教授，我只记得他在课堂上经常说：“音乐十分动听，但是演奏不好，只能发出噪音。”而且，每当他说这句话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显得那样得意。
在谈到鲍赫时，石里克有一次对我说：鲍赫的著作《自然规律》并不是一本特别好的书，因为他对物理学的理解远不如卡西勒。但是卡西勒是如何看待石里克的呢？1984年在牛津大学的All Souls学院，我碰到旧友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我们谈起卡西勒。他告诉我：“卡西勒强调说，石里克什么也不是，维特根斯坦什么也不是，卡尔纳普什么也不是，甚至全部分析哲学都什么也不是。”他不仅不愿意待在英国，而且根本不愿意说英语。最后柏林爵士说：“卡西勒是个很怪的人。”
卡尔纳普移居美国之后，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他甚至把他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寄给我。他送我的最后一本书是《卡尔纳普的哲学》。接着就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我被禁止同国外通信。1978年费格尔教授从明尼苏达写信告诉我，卡尔纳普时常同他谈起我。遗憾的是他于1970年与世长辞。卡尔纳普是石里克之外我最难忘的师长。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个人的事情上，他都曾给我巨大的帮助。因此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十分悲痛。
哈勒：请允许我提几个关于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的问题，好吗？您对魏斯曼印象如何？您同他本人不是也很熟悉吗？
洪谦：是的，我同魏斯曼博士(13)十分熟悉。在维也纳，我先上他的初级讨论班，在他那里通过了考试。在石里克逝世前，我一直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经他介绍，我作为研究员进入牛津大学的新学院。在那里我们又经常见面了。魏斯曼和石里克很不相同。我是说，他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他是不易于交往的，虽然他也十分诚恳、友善和乐于助人。他很敏感，容易激动，有时达到不能自制的地步。例如，第二次大战后，1945年在牛津过圣诞节。我给纽拉特写信，说很想见他（这封信我寄给了您）。魏斯曼不愿见纽拉特，但是我力劝他和我同往。后来我们甚至到纽拉特那里去了两次，这是纽拉特逝世前不久的事(14)。后来我们还一起去看过玛丽夫人(15)。总之，魏斯曼对纽拉特并不十分同情。他和新学院其他同事的关系也不好。因此，他在那个环境里感到十分孤单。只有赖尔教授总是护着他。魏斯曼总是时常反对某个人，要么反对维特根斯坦，要么反对英国人。
哈勒：您对我说过，您认为，人们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的估计过了头，而对塔尔斯基(16)的影响则估计不足。难道您是说，塔尔斯基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不亚于维特根斯坦吗？
洪谦：对，我正是这样看的。我为什么这样想呢？据我回忆，塔尔斯基关于元数学的演讲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对卡尔纳普。谁都知道，后来卡尔纳普是借助元数学问题而提出元语言问题的。遗憾的是，人们没有重视这种影响。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不接受元语言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对于卡尔纳普哲学的发展却极其重要。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根据。从1930年起，石里克小组中讨论和研究的，首先是关于经验的知识问题和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前几年那样的逻辑和数学专门问题。曾经对逻辑和数学很感兴趣的卡尔纳普，那时则致力于用逻辑去表达记录命题的概念，并且用知识的逻辑阐述物理主义以及统一科学。这样他肯定不可能同时再研究元语言问题或者元逻辑方法的问题。
哈勒：您怎样看石里克和纽拉特对元语言问题的意见呢？
洪谦：就石里克来说，根据我的记忆，他从来没有公开反对元语言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主要是沉默不语。有人对我说，在维特根斯坦影响下，石里克对数学和逻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主张，由于数学和逻辑的新发展，谈论“一定的数学”或“一定的逻辑”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当他偶尔谈起这个问题时，他总是同魏斯曼持近似的观点。
现在谈谈纽拉特。据我所知，纽拉特认为像元语言和元逻辑这类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可说的事物和不可说的事物之间的区别，是形而上学家的问题。他认为，科学语言应该是无界限的，它能够叙说自己，有的语言是叙述其他事物的。语言对事物是无所不能说的。他也认为，这种区别只有当人们谈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时才出现。他明确表示：“假如真想保持形而上学的气氛，那就要沉默，就什么也不要说。”但这不是对事物保持沉默。
我可以很容易地举例说明塔尔斯基对卡尔纳普的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由于受到塔尔斯基的元数学理论和真值概念的新表述的启发，卡尔纳普不再把语言分析限制在句法分析，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语义学方面。如果把这看成是卡尔纳普哲学的“转折”，那就可以说，这种“转折”来源于塔尔斯基，正像石里克哲学的“转折”来源于维特根斯坦一样。对此，卡尔纳普在自传中有详细的记述。
在维也纳学派中，对维特根斯坦进行解释的，主要是石里克和魏斯曼。在这期间，魏斯曼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撰写了两本名著：《逻辑、哲学和语言》、《数学思维入门》。在维也纳学派的会议上，他有时向我们讲述他同维特根斯坦的谈话。关于这些谈话的内容，麦吉尼斯在他的《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一书中作了详细记述。此外，魏斯曼在初级讨论班和在校外开设的课程中讲授数学和逻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年，他在校外私人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在牛津，魏斯曼再次讲授数学和逻辑，其中有些是重复他在维也纳讲课的内容。
石里克对维特根斯坦不像魏斯曼那么狂热。例如，他并不赞同《逻辑哲学论》的全部内容。石里克从不接受“伦理学是先验的”一类的论点。他甚至也并不完全赞成《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唯我论的解释。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32年，他在伦敦所作的报告《形式和内容》中的观点，就和他从前的文章“知识、经验与形而上学”有所不同，至少在表述上是这样的。
真正令人失望的是，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在小组中很少被运用。很明显，石里克已经不把《逻辑哲学论》中的许多思想（其实它们也曾是他的普通认识论的思想）看作自己业已提出过的思想。因此，前几年奈斯（Naess）先生在北京还告诉我：“石里克陶醉于维特根斯坦，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
哈勒：您对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的评论，我当然也感兴趣。您对考夫曼有什么看法呢？
洪谦：考夫曼博士(17)，我是在石里克小组里认识的。我们之间关系十分亲密。我记得，那时他好像是住在杜柏林（Döbling）区，我曾几次应邀到他家做客。我那时住在格伦青（Grinzing）城区，所以有时也在电车上碰见他。他经常参加石里克小组的会议，并且在会上发表意见。据我所知，他是位现象学家，而他关于现象学的论点，其他成员和石里克是不赞成的。另一方面，石里克又很喜欢考夫曼，考夫曼的确是个令人喜爱的人。他的《数学中的无限性》的某些论点，我们在会上讨论过。
哥德尔(18)是个奇特的人。我时常在数学讨论课上见到他。后来他也讲课，但是听众寥寥无几。他至多只讲过五六次，后来就停止了，因为没人去听。我去听过几次。他在每句话中间总要停顿很长时间，并且每个字都要考虑。在小组的讨论会上他也很少说话。
在石里克小组里，我也认识了拉达科维奇先生(19)，他是个十分惹人喜欢的人。您也认识他吗？
哈勒：我认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康斯坦丁是我的哲学老师。他是位哲学史家，休谟的辩护者。
洪谦：拉达科维奇是位数学家。他时常来参加会议，有时也发表他个人的见解。
哈勒：他也参加讨论吗？
洪谦：他很少讲话，但不像哥德尔那样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人。有一位，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大家称他为诺伊曼（Neumann）先生。他经常到会。
哈勒：是的，他经常出席会议。我是从会议记录上看到的。我觉得他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名气。对他的其余方面我就一无所知了。
洪谦：对，他经常参加会议，有时也发言。石里克总是很耐心地听。他甚至耐心地听每一个外国人的发言，从不打断，总是让每个人把话讲完。
罗西·兰德(20)我也相当熟悉。1945年我在伦敦时曾试图同她再见见面，但未能如愿。据说那时她在一家工厂里工作。她始终是我们会议的记录员，用速记记录。她生于波兰，而且对波兰哲学相当了解。她很有能力，但也许因为性格孤僻，因此生活上感到有些孤独。
起初我同克拉夫特教授(21)并没有个人联系，但和在石里克那里读博士学位的林德曼一起听克拉夫特的课多年。他讲的课总是十分清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石里克对克拉夫特评价很高。特别是对他1925年问世的《科学方法的基本形式》评价很高。后来，我同他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战后，他把他出版的所有著作都寄给了我。对他热情诚挚的帮助，我永远铭记在心。除石里克、卡尔纳普之外，他是我过从最密的老师。在小组中他不喜欢表现自己，说得不多，但很扼要中肯。
哈勒：您对弗朗克教授有什么印象？
洪谦：弗朗克(22)经常从布拉格赶来参加小组的会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比卡尔纳普在布拉格工作时来维也纳的次数多。在讨论会上，他异常活跃，但大多是赞同汉恩和卡尔纳普的观点，而不是石里克的观点。
济塞(23)这位中学数学教师，也是位很有趣的人。尽管他不经常参加石里克小组的会议，却时常到小组里来。就我所知，石里克对他印象不错。他看问题不片面。他既不站在纽拉特一边，也不站在石里克一边。他的发言总是很有启发性的。
贝拉·冯·尤胡斯(24)，我也认识，但同他没有什么来往。我的同事和朋友，和我同时期读博士学位的塞西特（Schächter），说他是“反犹太主义的”。尤胡斯后来是维护石里克观点的，但在那段时间里表现得并不突出。
至于维也纳学派那些年轻的成员，可以说我同他们的关系都十分友好。同塞西特博士、林德曼、斯泰因哈特（Steinhardt）夫人和零利切(25)甚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奈德只在小组里见过面。当时我们把霍利切称为“小纽拉特”。他学识渊博，但石里克对他的观点却并不怎么感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同霍利切的信念在政治上相差不远，也可以说很接近。1945年在牛津魏斯曼家里我们又见了面。
哈勒：现在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别的问题：您在石里克那里撰写的博士论文是论述什么问题呢？
洪谦：1929年，雨果·柏格曼（Hugo Bergmann）的《在现代物理学中围绕因果律的斗争》一书问世，引起了哲学界的激动。这本著作激烈地反对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因而石里克向我建议，应当选“物理学中的因果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明确地论述这个问题的是非。在撰写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写它。石里克逐句审阅。这篇论文的内容，是明确地阐述石里克关于因果问题的观点，以期在那个时代物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关于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认识。
哈勒：石里克逝世之后，您离开维也纳，到哪里去了呢？
洪谦：石里克去世之后，1937年初，我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重点是讲石里克的哲学观点。后来用这方面的论文编成《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应牛津大学新学院之邀，到了牛津。
哈勒：从牛津返回中国后，您持什么样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又是怎样发展的？
洪谦：您是问1949年中国解放后我在哲学方面做了些什么吧？当然，自那时起，直到前几年为止，我无法继续研究和讲授我长期以来喜爱的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不能继续从事被禁止宣扬的，被列宁称为“反动哲学”的马赫主义流派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主要是做了些关于西方哲学史基本情况方面的工作。在中国，长期缺乏西方重要哲学著作的译本。我在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之后，为了给人们了解西方哲学史提供条件，主编了四卷《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第一卷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二卷是《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三卷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四卷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一套《选辑》大量发行，成为我国各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学参考资料。后来我又主编了《当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近年来甚至还单独出版了逻辑经验主义的选辑。
哈勒：洪先生，谢谢您同我的谈话。
原载奥地利《文集》（Conceptus），
1987年，第XXI卷，第53/54期
郭官义 译 洪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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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1年，卡尔纳普在日记中记载了洪谦对他的访问，洪谦向他谈了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2) 见 Conceptus 第VII卷，1973年，第9—25页；第XI卷，1977年，第21—42页。
(3) Bruno Bauch（1877—1942），新康德主义者。
(4) Paul Ferdinand Linke（1876—1955），现象学家。
(5) Hans Reichenbach（1891—1953），柏林经验哲学协会的奠基人。他和卡尔纳普一起出版《认识》（Erkenntnis）杂志。1933年流亡到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任教：1938—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授。
(6) Philipp Friedrich Furtwängler（1869—1940），1912—1938年任维也纳大学数学教授。
(7) Karl Mayrhofer（1899—1969），1930年任维也纳大学数学讲师，1936年任数学教授。
(8) Hans Hahn（1879—1934），数学家，维也纳学派奠基人之一，自1921年起任维也纳大学正教授。
(9) Felix Ehrenhaft（1879—1952），1911年任维也纳大学物理学副教授，1920年起升为正教授，1938—1946年流亡国外，1946年重返维也纳大学任教。
(10) Hans Thirring（1888—1976），1921年任维也纳大学物理学副教授，1927年升为正教授，1938年退休，1945年重新执教，1958年退休。
(11) 阿道尔夫（Adolf）姓什么，人们并不知道，在维也纳大学教师名册上，只写着蒂林的助教：Otto Halpern博士，从1931/32到1932/33，以后是Theodor Sexl博士。
(12) Rudolf Carnap（1891—1970），1926—1931年任维也纳大学哲学讲师。
(13) Friedrich Waismann（1896—1959），曾在维也纳学习数学和哲学，在石里克的初级讨论课上担任助教。1930—1936年任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图书馆员，维也纳专科学校讲师；1938年流亡英国，先在剑桥任教，1939年起在牛津任教。
(14) Otto Neurath（1882—1945）12月22日逝世。从1925年到1934年，任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馆长。1940年流亡到英国。
(15) Marie Neurath，原姓 Reidemeister 奥托·纽拉特的第三个妻子，也是他创建社会经济博物馆后的同事。
(16) Alfred Tarski（1901—1983），波兰逻辑学家，1939年流亡到美国。
(17) Felix Kaufmann（1895—1949），H．凯尔森（Kelsen）和L．冯·米塞斯（von Mises）的学生，1922—1938年任维也纳大学法哲学讲师，维也纳国际石油公司经理；1938年流亡美国。
(18) Kurt Gödel（1906—1978），数学家和著名逻辑学家。1933年起任维也纳大学讲师，1938年起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
(19) Theodor Radakovic（1895—1938），维也纳工业学院数学讲师，1934年起任格拉茨大学教授。
(20) Rose Rand，1903年生于伦贝格，1983年卒于美国。1914年来维也纳，1924年高中毕业，1937年为哲学博士，1938年流亡英国，后又流亡美国。
(21) Victor Kraft（1880—1975），1926—1938年任维也纳大学哲学挂名副教授，1947年任副教授，1950—1952年任正教授。
(22) Philipp Frank（1884—1966），物理学家。1912—1938年执教于布拉格大学，1938年流亡美国。同石里克一起编辑出版《科学世界观杂志》。
(23) Edgar Zilsel（1891—1944），文科中学教师和维也纳专科学校讲师，1938年经英国流亡到美国。
(24) Béla von Juhos（1901—1971），1948年起任维也纳大学哲学讲师。
(25) Walter Hollitscher（1911—1986），1933年在石里克和莱伊尼格（Reininger）那里获博士学位。1938年，先流亡到瑞士，后到英国。1945年重返奥地利，1949年到柏林洪堡大学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