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古与文艺复兴
第一章 绪论
一 自西罗马亡，至文艺复兴，历年千余，称曰中古，为希伯来思想最盛之时。其时列国分立，屡兴兵革，民无所托命，遂多悲观，愿脱离现世以得安息，于是基督教势力，风动一时。教徒事业，在自度度人，灭体质以救灵魂，去人世而归天国，以苦行断食，祈祷默念，为专一之务。恐理知有妨信仰，情思发动，又足为向道之累，故艺文学术，无不屏绝，哲学亦降为神学之婢（Handmaid of Theology），属于学林（Schola），教徒专攻之，大抵附会曲解，非复希腊罗马时哲学，能研求真理者之比矣。又据《旧约》书说，以为人性本恶。世人得此教训，则或入苦行（Asceticism），或为玩世（Cynicism），趋向虽不同，而否定人生则一，更不以扶植文化为志。故史家名此期为黑暗时代也。
基督教徒以天国为归宿，现世则试验之地（Probatio），所在有撒但（Satan）诱惑，引人入于魔道。诸凡美与悦乐，皆即罪恶之饵，禁戒唯恐不严。个人之肉体，尤为入道障碍，用诸苦行以克制之。如十二世纪时，意大利有高士Santo Francesco，敝衣疏食，日日以铁索自鞭其身，即其例矣。故希伯来思想，纯为出世之教，与希腊之现世主义正反。然虽相反，而复并存，史家所谓人性二元（The Pagano-Christian dualism of human nature），不能有偏至者也。故凡理想与实在，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情，知识与信仰，或体质与精神，皆为此二者之代表，互相撑拒，以成人世之悲剧，而人生意义，亦即在斯。即文艺思想消长之势，亦复如是，而其迹在中古为尤著也。
中古时希伯来思想，虽陵驾一切，而异教精神（Paganism），出于本能，蕴蓄于人心者，亦终不因之中绝。一与事会，辄复萌发。故封建制度与宗教狂信（Fanaticism），合为十字军，而骑士文学，亦从此起。Trobador继作，歌神圣之爱，不违正教，然发抒情思，已不安于枯寂。游学之士（Clerici Vagi），身在教会，而所作《浪游之歌》（Carmina Vagorum），则纵情诗酒，多侧艳之辞，殆纯为异教思想。及东罗马亡，古学西行，于是向者久伏思逞之人心，乃藉古代文明，悉发其蕴，则所谓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也。凡此变迁，皆人生生力之发现。时地有异，故形式亦殊，然其乐生享美之精神，则固同出一本者矣。
第二章 异教诗歌
二 欧洲民族，其重要者，可分三族，一拉丁，二条顿，三斯拉夫，其下又有分支，颇为繁杂。唯藉宗教之力，为之维系，故文化常能一致，欧洲中古文学，亦以教会为根据，唯各民族之原始文学，因此又多湮没，盖仪式赞颂之歌，非依信仰保持，不能存在。基督教兴起，旧日典礼既废，礼拜歌词自亦绝于人口，故古代颂歌，无得而闻焉。神话史诗，存于今者，亦已极少，略举概要如下。
（一）英国史诗Beowulf，其文义云蜂狼，谓熊也，为古北欧英雄。诗记其人为丹麦王杀巨人Grendel，后五十年，又为民除火龙之害。初本短篇，流布北地，及英人渡海，定居不列颠，此歌亦与俱来。后人集录，汇为长歌，凡三卷四十二章。今所传者为七世纪写本，已多后世基督教人修改，然其精神，则固为古条顿人之信仰。Beowulf将与巨人战，恐不敌曰，倘其死也，命之所定，人孰能逃命（Wyrd）。此委心任命之意，即与基督教思想异者也。
（二）德国Hildebrandslied，本Dietrich saga中之一部。叙Hildebrand浪游三十年，归途遇其子，不相识，因相决斗事。今存六十九联，为八世纪时教徒所录，首尾已不完。此他犹咏Hildebrand之歌，唯属于武士文学，与此不同矣。
（三）北欧Edda，有新旧二种。伊思人Snorri Sturluson（1178—1241）初集神话传说及诗法，为书曰Edda，盖出于odhr一字，义云诗。至一六四二年，Srynjolfur Sveinsson发见一书，亦同此名，疑是十二世纪时人所编，遂名之曰“旧Edda”，而以Snorri所编者为新书。“旧Edda”凡三十三篇，史诗居三之二。其中数章经后人篡乱，然古代条顿人之风俗思想，多赖以传。Snorri又著《家乘》（Heimskringla）一书，本为历史，而所录多传说，为后世文人所重，常取材于此焉。
（四）俄国自古有故事诗曰Bylina，皆叙古英雄事迹。最有名者为Igor之歌，记一一八五年Kiev王Igor攻南方回族败归之事。时虽已归基督教，唯精灵信仰（Animism）之迹，仍甚明显。Igor之败，草木悲凉，伏地哀叹。念日神（Dazhbog）子孙失其威荣，屈于强暴，此后时光，更无欢乐也。Igor妻Jaroslavna歌尤佳，对于风日川流，各抒哀怨，纯朴优美，本诗中即比之鹧鸪之悲鸣云。
（五）Celt族天性爱美而善感，富于诗歌。Arthur传说，起原Wales，言六世纪时与英人战事。后流转入英法诸国，合于武士文学，影响远及后世。Celt族优美之思想，亦多藉是以传。此他著作，则以言文隔绝，少知于世。
此外各国民歌俗谣，虽采录之事，近世始盛，然发源皆甚早。与乡村传说，同其源流，历代口传，以至今世，其中含有异教思想者不少。是皆民间文学之留遗，而后世诗歌小说之发达，亦颇借助于此也。
第三章 骑士文学
三 中古欧洲，因基督教之力，信仰渐就统一。封建制度，亦方盛行。以此二大势力，互相调和，造成时代精神，即世所谓骑士制度（Chivalry）是也。终则发为十字军，信神忠君，重武尚侠之气，悉发挥无遗蕴。当时文学，乃大被影响，而生变化。盖骑士生活，本多瑰奇之趣。当时人心，又久倦于枯寂，喜得此发泄之机会，以写情绪。此诗歌小说勃兴之所由来，而教徒文学，亦以此稍衰矣。
各国古代，皆有行吟诗人，如希腊之Rhapsodos，或寄食王家，或游行各地，歌英雄事迹为生计。及基督教流行，此业渐衰。十字军兴，基督教之武士，一变而为史诗之主人，遂复盛行于世。盖事迹既甚适于小说，其制度又为当时政教之结晶，故甚为当世爱重。诗多类似，大抵以战斗为主。其人多犷野，然与杀伐时代之精神，实相一致，兹举其最著者如下：
（一）法国史诗（Chanson de Geste），述Arthur外，多咏Charlemagne君臣事业，以Chanson de Roland一篇为最胜。七七八年时，Charlemagne南征，班师过Ronceveaux，为土人所袭，后卫皆战殁，Hroland其一人也，诗为十一世纪中叶所作，述此事始末，唯以Basque为亚拉伯人，故与当世思想尤相合。
（二）西班牙之Poema del Cid，盖仿法国史诗而作。叙Ruy Diaz de Bivar与回教徒战事。亚拉伯人敬畏之，故称之曰主（Sidi），即Cid字所从出。诗亦千一百五十年顷作。
（三）德国之Nibelungenlied，十二世纪作。叙Siegfried之死，与Nibelung族之亡。Siegfried杀龙事，又见于《英雄书》（Heldenbuch），盖传说中常见之事，至其死于Brunhild之报复，则出《旧Edda》也。
（四）英国史诗Brut，为Layamon著。十二世纪中叶，有Geoffrey of Monmouth著《不列颠诸王史》，谓Aeneas子Brutus始至不列颠，建立邦国。法人Wace采译为诗曰Brut d'Angleterre。十三世纪初年，Layamon复编译为古英文，言Arthur王事特详。至Thomas Malory以散文作Morte Darthur（1485），会萃众说，益臻美备，为Arthur王传说之渊薮矣。
四 战争之诗歌，终复渐就衰颓，转为咏叹恋爱冒险之事，遂有Épopée Courtoise者，代Chanson de Geste而兴。其所取材，亦多在Arthur一派，于是Celt优美之思想，势乃大张。诗中人物行事，不复犷野如前。且对于女子之意见，亦复一变。昔以女子为罪恶之源而憎恶之，为人类之弱者而保护之，亦无所谓纯洁高上之爱者，时乃崇拜甚至视为慈惠爱情之化身。昔以为Eva者，则一转而为圣母。人世爱情，乃至微妙不可测，神圣不可犯。此种思想，散布全欧，好武之风，移于尚美。美之崇拜，乃入于神秘主义（Mysticism），而抒情之歌，终代叙事诗而兴起焉。
抒情诗之作，法国为盛，然实承Provence余绪。当十二世纪中，为Provence文学最盛时代。诗人曰Trobador，太半贵族，有歌人曰Joglar者，受其诗，行吟各地，传扬作者声名。诗分讽刺（Sirventes）艳歌（Chanson）二种，以神与爱为诗材。主臣之分，推及于爱恋之事，诗人竞唱（Tenson），以女子为主裁，不异于武士之角技（Tornoiement）。盖由其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民生乐康，情思丰富，故能有此，且自由之思想，亦有以助成之。唯终以宗教冲突，有Toulouse之役（1218），文化奄然俱尽。是时法之Trouvère与Jongleur，乃继承而发扬之。在西班牙则有Trovador与Juglar，皆出于Provence诗派。德之Minnesinger，亦群起于Swabia。英自昔有Scop与Gleoman，唯其遗迹仅留于Widsith及Deor二断片中。至十三世纪末，行吟诗人复兴，而多模拟法国，以Alysoun一篇为最佳。今所称“北风”（“Blow Northerne Wind”）“鹧鸪”（“Sumer is icumen in”）两章，则皆出俗谣，非诗人创作也。
第四章 异教精神之再现
五 中世基督教严肃思想，束缚人心者剧甚，于是渐生反动。骑士文学，转为Trobador诗歌，人间情爱，遂为文艺本质。唯其外观，与教宗仍若不甚违忤。当时传说（Legend），亦多似之。如法国古德Abelard之爱Héloïse，后世传其简牍，情绝纯挚。又有德国歌人Tannhäuser入爱神之山（Venusberg），久而厌倦，返求法王宥罪，不得而死诸说，皆是也。此诸著作，虽语有检束，不尽其意，而是认人生，反抗出世教之精神，已显然可见。至法国Aucassin et Nicolette一篇，乃直言无所隐饰，几纯为异教思想矣。
Aucassin et Nicolette为十二世纪半作。诗话间出，故文中自称Chantefable，盖弹词之属，为古文学中所希见。书叙Aucassin悦Nicolette，而其父Garins伯爵阻之，谓敢娶Nicolette者，当被诅祝，坠入地狱。Aucassin终不听，谓不欲居天国，与衰癃之长老伍。惟愿偕Nicolette，与世之学士文人，美人豪杰俱入地狱中云。现世思想，已极彰著。英人Walter Pater论之曰“中古文艺……复兴时，人人欲得心之自由，求理性与神思之发展，是时有一极大特色，即非礼法主义（Antinomianism）是也。其反抗宗教道德，寻求官能与神思之悦乐，对于美及人体之崇拜，皆与基督教思想背驰。其尊崇爱恋，如新建宗教。是盖可谓之异教诸神之重来。如古传说所言，Venus未死，但匿居山穴，时至复出。是余诸神，亦仍往来人世，唯变服为……种种状而已。”Aucassin之话，最足为此乐生思想代表。《浪游之歌》，亦复如是，而其书又出于教徒，则尤足注意者矣。
《浪游之歌》（Carmina Vagorum）不详著者姓氏，盖诗选类，今存十三世纪时写本，为Bavaria教会旧藏。游学之士（Scholares Vagi）各国皆有之，遍历欧洲名都，以求学问，初不限于一族。唯所作诗皆用拉丁文，又仿中世工会（Guild）之例，共奉Golias为师，自称Goliardi。游学者本属教会，故诗亦多仿宗教颂歌体式，唯其内容，则为诗酒爱恋三者，背弃宗信，脱略礼法，以乐生享美为人生目的。谓酒家之可尊，过于圣庙。此基督教Clerici Vagi之歌，与Anakreon相去，乃已不远。可知希腊思想之萌动，盖出人性自然，初不尽由模仿也。
《浪游之歌》太半言爱恋，唯既非骑士文学中之女子崇拜（Gynaeolatria），亦无神秘思想，但以为生人之爱而歌之耳，凡所赞叹，亦皆官能之美。有“Lydia Bella”及“Saevit Aurae”诸诗，咏人体美，最著名。“Gaudeamus Igitur”一篇，于送葬后歌之。言人生实短，死后归于虚无。故当及时行乐。更不信有来世，亦不信有灵魂。其思想与当世信仰制度，已不相属，复归于异教精神，开文艺复兴之先路。《浪游之歌》，本一时寄兴之作，亦非别有主张，唯言养生享乐，保持人性之本然，则与文艺复兴时人间本位主义，实相一致。故观于此诗，已大可见新时代之趋向也。
第五章 文艺复兴之前驱
六 意大利文学，在中世殆无所表见。盖其国袭罗马之遗，封建制度无由树立，故骑士诗歌略无所闻。Provence诗风虽盛行，顾皆模拟而少特色，唯Guido Guinicelli及Guido Cavalcanti，稍有声望。其民族势力所储，乃别有在。古希腊罗马之文化，涵养人心，造成时势，遂有文艺复兴之盛，而以三人为前驱。Dante作《神曲》，Boccaccio作《十日谈》，立意大利诗文之极。Petrarca为最后之Trobador，振兴抒情之歌，又为提倡古文学之第一人，尤有功于世。
Dante Alighieri（1265—1321）为Florence世族，奔走国事，不得志而殁。少时受Provence诗派影响，多作抒情诗。尝爱Beatrice（de Portinari），作诗颂之，成集一卷曰“新生”（Vita Nuova）。其言爱情，本为Trobador一派，后以Guinicelli感化，转入密宗（Mysticism）。以为美善合一，故崇Beatrice，近于神明，而爱则入圣之功也。又作《神曲》（La Divina Commedia），寓其思想，为世界名著之一。诗凡三部，记罗马诗人Vergilius，导之梦游三界事。先过地狱界（Inferno），下陷如杯，分九层。有罪者列居其次，末层至隘，居极恶者三人，为卖耶稣之弟子Judas，刺该撒者Brutus及Cassius，与撒但共处。次至净罪界（Purgatorio），为一山，分七级，居者视忏悔之力，次第上升，顶即乐园。最后至天国（Paradiso），善人所居，Beatrice出迎，引之使对上帝，此其大略也。神游幽冥之说，古多有之，Odysseia及Aeneis中，皆言其事。Dante未见Homeros，故举Vergilius为导，亦以其诗赞颂罗马，与己之政见相合故也。《神曲》自昔称难解之书，笺释不一，据其所著《王国论》（De Monarchia）考之，约略可通。大意谓政教并立，皆以福民为事。王者以人智治国，使人能守哲理道德，得现世之福。法王以神智化民，引人入于宗教信仰，得久远之福。Vergilius为人智之代表，故导Dante至乐园而止。Beatrice则为神智之代表，乃能导之入天国。其言极恶者举Judas，盖以其卖基督教主故，Brutus等，则以杀罗马第一君主故，即因其破毁政教故也。诗中悔罪受福之说，大抵出于Thomas Aquinas之神学，今不具论。Guinicelli言美善合一，亦本Aquinas，故Dante思想实合烦琐哲学与Trobador诗派而成。《神曲》一书，虽为譬喻（Allegoria），用以宣传奥义，唯所重仍在Beatrice。故其为此诗，亦正以言神圣之爱，犹作《新生》之意也。
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父为Florence律师，与Dante同以国事被放，流寓于法。Petrarca遂自幼承Trobador之影响，学为诗歌，又治古代文学。父死无所依，入教会为长老，唯仍专心学问，作诗不辍，诗之本源，与Dante相同，并出于情爱。尝识一武士之妻曰Laura（de Sade），思慕之情，均寄于诗。而Laura旋卒，人世之爱，转为灵感，中心永慕，如对神明。Dante之于Beatrice，殆可仿佛，盖并出密宗思想。又极喜古学，游行各地，搜访拉丁古文著作，不遗余力。身为教徒，而甚崇古代异教文化，尝自言其所处境地，在Augustinus与Vergilius之间。盖其神往古昔，欲使基督教与异教思想，得相调和，意至深切，于文艺复兴之运动，实大有力也。
Giovanni Boccaccio（1315—1375）亦Florence人。幼从父业商，弃而学律，复不惬意，改治希腊文学。与Petrarca友善，亦致力于古学。著作甚多，以小说为最善。Filocopo仿Aucassin et Nicolette述古时传说，为中世散文小说之始。Ameto则Longos一流之Pastorale，写理想之牧人生活。Fiammetta言女爱Pamfilo，而其父召之归去，因自陈哀怨。盖实Boccaccio假此发抒己意，为后来自叙小说之源本。《十日谈》（Decamerone）尤有名，为其绝作，书言一三四八年顷Florence大疫，有士女十人，避地村落间，述故事以消长日。人各一篇，凡十日，共一百篇。会萃众说，假设事迹以联贯之，古昔多有此体，如印度之Panchatantra，亚拉伯之《一千一夜》，皆是。Boccaccio盖仿为之，所收小说，亦非尽出己作，率取材于故事俗说，而一经运化，无不美妙。叙述仿Apuleius，间或失之不庄。唯其清新愉乐之精神，乃能于阴郁之中古时代，开拓一新方面，功绩甚伟，不仅为意大利散文开祖已也。
英国有Geoffrey Chaucer（1340—1400）系出北人（Norman），以王事使法意诸国，遂仿其诗风，作诗数篇。晚年作Canterbury Tales，虽仿《十日谈》，亦自具特色。诗言有巡礼者三十一人，集于旅次，共赴Canterbury大寺。途中各说故事，以慰岑寂，而所作只二十四篇。其序言一篇，写旅人风采言动，颇极其妙。William Langlend于十四世纪中叶，作Piers Plowman一诗，述梦见农夫Piers导之寻求真理，遍历诸境，终得神智。亦譬喻体，与《神曲》相似，然非出于模拟。描写世相，特可推重，至其非难教会行事，已张宗教改革之先声，与Wyclif并称。英自北人入国，言语纷歧，Wyclif译《新约》，流布民间，英语之势始张。至Chaucer而大定，立近世文学基本。而革新之机，则仍来自意大利，距Chaucer之死，已百年矣。
第六章 文艺复兴期拉丁民族之文学
七 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渐及法德英西诸国。顾其势力在意最盛，前后历十四五两世纪，各国则略迟百年。其后虽就消沉，而精神深入人心，造成伟大之文学，至十八世纪后半，始复变焉。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王摩诃末二世取君士但丁堡，东罗马之学者，避地于意，挟古文书与俱，是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德人Gutenberg始作活字板（1435），英意荷兰继之，是为文艺复兴势力流布之始。唯此皆已著之事迹，至其发动之精神，则仍由国民之自觉，实即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也。邦国争长，各以纵横机诈相尚。教会信仰渐失，而威福转加。各国行吟诗人等，对于教徒之不德，久多讥刺之词。且严厉之Asceticism，厌制人心，久不可堪，而法王教正，复不能为超人间之卓行，作人民模范。则怀疑以生，旧日宗信，渐渐动摇。久蛰之生机，俄忽觉醒，求自表见。终乃于古学研究中得之，则遂竞赴之，而莫可御矣。基督教欲灭体质以救灵魂，导人与自然离绝，或与背驰。而古学研究则导人与自然合，使之爱人生，乐光明，崇美与力。不以体质为灵魂之仇敌，而为其代表。世乃复知人生之乐，竞于古文明中，各求其新生命。此文艺之盛，所由来也。
十五世纪中，意大利治古学者极盛，志在调和古今之思想，以美之一义贯之，Platon之学遂大行。真美之爱，同出一源，与中世Trobador所讴歌，颇有相似，世多好之，如Petrarca，即先觉之一人也。Marsilio Ficino（1433—1499）则注毕生精力于此。Cosimo de Medici祖孙，提倡最力。Lorenzo I1 Magnifico于讲学之余，多所著作，仿希腊牧歌式作“Ambra”等诗数章，甚为世所称。当时文士，多游其门，如Pulci与Sannazaro，皆是也。
Luigi Pulci（1431—1487）为Lorenzo挚友，著Morgante Maggiore，取材于传说而文特诡异。对于教会，似疑似信，赞扬与嘲骂间出。论者纷纭，不能明其指归。大抵当时人心趋向，颇与此相类，是诗足为象征。又以诙谐美妙，颇得世誉，为后来谐诗之宗。Matteo Maria Boiardo（1434—1474）之Orlando Innamorato，亦记Orlando事，而敷叙故事，别无新意，后Lodovico Ariosto（1474—1533）作Orlando Furioso，即汲其流，咏中世之骑士，而著想陈词，不为时代所限。至引希腊神话，以为藻饰。书阅十年始成，在今视之，虽仅如古锦绣，止有色彩悦目，然影响于当时文学则甚大。叙事之诗，于是复盛行。唯武士制度，既就衰废，Pulci与Ariosto等，又以诙诡之词，润色其诗，后之作者，多仿之为假英雄诗。Teofilo Folengo作Orlandino，则竟以武士为嘲笑之具矣。Jacopo Sannazaro（1458—1530）作Arcadia，为后世Pastorale之模范。虽其先Boccaccio著Ameto，唯影响所被，不及此书之广大。Arcadia一篇，盖实集合Theokritos与Vergilius二者而成，尤足为古典文学之代表也。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著《帝王论》（11 Principe），立意大利散文之则，简洁明晰，不事修饰。唯其提倡权谋，虽重私德，而公德则不论是非，但以利害为准，议者以为诡辨之词，适足为暴主所利用。或又比之Swift之《谕仆文》，以为假反语以刺时政。然亦唯对于法王之治，稍有微词，别无讥讽之迹可见。盖Machiavelli之为此书，不过聊寄救国之忱，据当时情状，固不能求同志于齐民，唯有期诸执政者也。稍后有Benvenuto Cellini（1500—1572）自传，多大言，而质白率真，不违人情。后世比之Rousseau，亦文学之瑰宝也。
Ariosto之后，有Torquato Tasso（1544—1595），为诗人Bernardo子。初学法律，而性好文学，游Alfonso门下。作Aminta，写一诚信安乐之理想世界，与权诈奔竞之现世相照。又仿Ariosto为史诗曰Gerusalemme Liberata，纪第一次十字军救耶路撒冷圣地事。当时宗教改革之反动，与文艺复兴之余波，结合而成此作。描写人情，又极巧妙，世有胜于所师之誉。Tasso作此诗，本至虔信，而察教会之意，似尚不惬。因发狂易，自疑为外道，奔遁于路。后复返Ferrara，又疑僚友嫉妒，力与斗，遂被幽于寺七年，乃得释。狂疾偶已，辄复著作。又十年卒，而意大利十六世纪之文学，亦与之俱就结束矣。
八十六世纪法国文学，亦兴于宫廷。Francis一世有女弟曰Marguerite（1492—1549），首仿意大利Sannazaro之Arcadia，为Pastorale。又仿Decamerone作《七日谈》（Heptaméron），多嘲弄教徒之不德，庄谐杂出，而终以教训。廷臣Clément Marot致力于抒情诗，为七星派先导。七星（Pléiade）者，Pierre de Ronsard与du Bellay之徒七人，结社治古文学，以迻译仿作为事。一五四九年，始宣言改良俗语，用之于诗。唯或仍事雕琢，有失自然，唯其主张，欲根据古学，利用俗语，以求国民文学之兴起，则甚有益于后世也。
Francois Rabelais（1490—1552）初依教会，而性好学，乃去而学医。一五三二年著Chroniques Gargantuines，叙一巨人事迹。次年续作Pantagruel，颠倒其名字，自署曰Alcofribas Nasier。其词诙谐荒诞，举世悦之，唯荒唐之中，仍含至理。Rabelais以真善为美，对于当时虚伪恶浊之社会，抨击甚力，因晦其词以避祸。巨人Pantagruel生而苦渴，唯得Bacbuc圣庙之酒泉，饮之乃已。Panurge欲取妻，不能决，卜于圣瓶之庙（La dive Bouteille），而卜词则曰饮。言人当饮智泉，莫问未来。渴于人生，饮以知慧，此实Rabelais之精义。其顺应自然，享乐人生之意，亦随在见之。书中文多芜秽，则非尽由时代使然，盖蓬勃之生气，发而不可遏，故如是也。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隐居不仕，作论文一卷。乐天思想，与Rabelais相似，而益益静定。格言有云，吾何所知，足以见其怀疑之精神矣。
九 西班牙文学，至十六世纪始盛，唯多模仿古代及意大利之作，Jorge de Montemayor之Diana Enamorada，其最佳者也。Diago Hurtado de Mendoza（1503—1575）本为军人，后转任外交，一五五三年著Lazarillo de Tormes。其后Mateo Aleman继之，世称Picaresca，颇足见当时社会情状。道德颓废，习于游惰，教会诡辨盛行，以伪善隐恶为正，人人俱欲不劳而获，于是欺诈之风大张。Lazarillo即为之代表，其人洞悉世情，乘间抵隙，无往而不利。及Quevedo著书，则意思深刻，文词雅驯，而讽刺锐利，可与前之Lukianos，后之Swift相并，尤为不可及也。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作小说Don Quixote，为世界名作之一。论者谓其书能使幼者笑，使壮者思，使老者哭，外滑稽而内严肃也。Cervantes本名家子，二十四岁从军与土耳其战，负伤断其左腕。自Messina航海归，为海盗所获，拘赴Algiers，服役五年脱归。贫无以自存，复为兵者三年。后遂致力于文学，作戏曲小说多种，声名甚盛，而贫困如故，以至没世。所著小说Galatea及Novelas Ejemplares等，皆有名，尤以Don Quixote为最。Don Quixote本穷士，读武士故事，慕游侠之风，终至迷惘，决意仿行之。乃跨赢马，被甲持盾，率从卒Sancho，巡历乡村，报人间不平事。斩风磨之妖，救村女之厄，无往而不失败。而Don Quixote不悟，以至于死，其事甚多滑稽之趣。是时武士小说大行于世，而纰缪不可究诘，后至由政府示禁始已。Cervantes故以此书为刺，即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第七章 文艺复兴期条顿民族之文学
十 英国十四世纪有Wyclif，开Luther之先，Chaucer继Petrarca及Boccaccio之绪。唯二人皆先时而生，后无绍述。直至百年后，始有John Colet者，为Oxford Reformers之一，以提倡古学，改革宗教为务。而意大利之文学，亦由Wyatt与Surrey二人传入英国。Thomas Wyatt（1503—1542）以王事使意，因得熟知古拉丁及意大利著作，始仿Petrarca为短歌（Sonnet）。其徒Henry Howard, Earl of Surrey（1517—1547）继之，又译Aeneis二卷，初用无韵诗（Blank Verse），后世作诗曲多用之。二人生时不自梓其诗，至Surrey死后十年，有书贾Richard Tottel刊Miscellany of Songs and Sonnets，二氏之作在焉。时颇风行，仿者甚众。Sidney之Astrophel and Stella，与Spenser之Amoretti及Epithalamion，皆称名作。同时译之业亦盛，如Thomas North之Plutarkhos《名人列传》，George Chapman之Homeros史诗，Thomas Phaer之Vergilius皆其尤者，Ariosoto与Tasso，亦有译本。其影响于新兴文学之力，盖甚大也。
Edmund Spenser（1552—1599）学于Cambridge，与Sidney为友。初作《牧人月令》（Shepheardes Calender），分十二月，各系牧歌一篇。或为寓言，或为怨歌，或颂女王，或嘲教徒，不一其体，而外形仿古代之Pastorale。又作Faerie Queene，今存六章，欲假譬喻以示人生之准则，书颇仿Ariosto及Tasso，唯人物则非游侠英雄，亦非十字军武士，所言皆圣洁和平诸德，而冠以人名，终乃纷错，不可甚解，唯其诗至美。Spenser对于人生，虽怀Puritan之意见，然亦受Platon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影响，故其思严肃而其文富美也。Amoretti与Epithalamion，皆结婚时所作，为艳歌之最。四年后以爱尔兰之乱，室被兵燹，幼子死焉。移居英京，困顿而卒。
Philip Sidney（1554—1586）为女王Elizabeth朝重臣。后战殁于Zutphen，初不以文学名。作艳诗及小说一卷，至殁后始有人为刊行之。其咏Stella（Devereux）之歌，情意真挚，为世所称。小说曰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亦Pastorale体。纯仿希腊著作，纪述山林韵事，不如后人之影射时事也。书中事迹综错，论者谓分之可为二十说部资料。文辞亦多修饰，而甚为世人所喜。是时又有John Lyly（1554—1606）作Euphues二卷，乃尤过之。多用双声对偶。譬喻典故，或曼衍成数十百言，或精炼为骈句。举世靡然从之，模仿其言词以为美，世称Euphuism焉。Lyly之书，本意亦在教训，对于当时侈靡之风俗，攻难甚切，唯为文词所掩，后之人无或措意于此矣。
Thomas More（1478—1535）亦Oxford Reformers之一，为Henry VIII所杀。以拉丁文作Utopia，述理想之国，与Rabelais之Thelema, Bacon之Nova Atlantis，同出Platon之Respublica。唯More致力于信仰，Bacon致力于学问，Rabelais则以人生为主，辅以学问信仰，以底于完成之境，此其异也。Francis Bacon（1561—1621）又作论文五十八篇，世与法之Montaigne并称，文句简炼，而流畅则逊之。
英国戏曲起源，与欧洲各国同，并由中古之宗教剧出。每当令节，教会宣扬圣书故事，以喻人民。徒言不能甚解，乃假为书中人物演之，曰Liturgical drama，实由Dromenon变为Drama之过渡也。所演为《旧约》故事，自创世以至末日裁判，或基督一生事迹，自降生以至复活，称神秘剧（Mystery），或演古德奇迹，称奇迹剧（Miracle）。至十三世纪初，演剧之事，乃由教会移于工商行社（Guild）。每行各有Patron Saint，率于每年祭日，演其毕生行业，以大车为台，游行市中，曰Pageant。十五世时，譬喻盛行，于是转入戏曲，饰善恶为脚色，以教道德，而道德剧（Morality）以生。又缘枯索无味，则假Vice演为滑稽之言动，以助兴趣。继复引申之，别成一节，曰Interlude，后或分立，成喜剧焉。曲词作者，初皆无主名。十六世纪中，John Heywood始作Interlude甚多，有The Four PP最有名。而当时所谓大学才人The University Wits者，亦仿罗马Plautus与Seneca诸人，著作渐盛，至Shakespeare出，乃集其大成也。
英国之有剧场，始于一五七六年，James Burbage之建The Theatre至Shakespeare自创The Globe，已在一五九九年矣。剧场大抵外作六角形，两傍有廊，以居贵客，余皆露立。台上覆瓦，县毡为幕。刻木剪纸以为道具，榜地名以晓观众。Greece剧中演Venus之入场，至县倚引之上，已为极妙，他可知矣。演剧以下午三时始，先有人致词，为Prologue。一折终，复有人出，古衣长髯，致下场词，为Chorus。及全剧了，伶人尽出为女王跽祷。至王政复古时期，始有离合背景，亦始用女优，其先皆以童子为之也。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幼孤寒，受学于文法学校。二十二岁时至英京，学为伶人。作Venus and Adonis，诗名顿起，唯其尽力乃在戏曲。初但为剧场修改古曲，后遂自作，计二十年，共三十五篇。中分喜剧历史剧悲剧三类。著作年代，亦可分为四。一曰习作时期（1590—1596），二曰历史喜剧时期（1596—1601），三曰幻灭时期（1601—1608），四曰传奇时期（1608—1612），与其身世，亦有相关。凡所取材，不出Holinshed之Chronicles与Plutarkhos之《列传》，意大利小说等，而一经点染，顿成妙作。思想又深远溥博，不为时地所限。故论者谓其戏曲，在希腊以后，为绝作也。
Shakespeare作喜剧，大抵在首两期中。末期所作三曲，则别谓之传奇（Romance）。而悲剧中间亦常含有喜剧分子，故其喜剧之作风，复可区别为三。其一以荒唐纰缪之事，作滑稽之资，如The Comedy of Errors，与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等是。其二写爱恋之事，中更忧患，卒得谐合，如Much Ado about Nothing与As You Like It等是。晚年三曲，则写家人妇子，散而复聚之事，盖亦境遇使然。其三则假诙谐以寄其微意，皆散见于悲剧中，如Macbeth之门子，Hamlet之掘墓人是也。
Shakespeare第一期中，尝作悲剧二种，唯其极盛，则在第三时期，所作以（一）Hamlet（二）Othello（三）King Lear（四）Macbeth为尤最。Romeo与Juliet之死别，虽因缘于人事，实亦定运之不可逃。至Hamlet等作，则不涉宿命说（Fatalism），而以人性之弱点为主。盖自然之贼人，恒不如人之自贼。纵有超轶之资，气质性情，不无偏至，偶以外缘来会，造作恶因，展转牵连，不能自主，而终归于灭亡，为可悲也。犹疑猜妒，虚荣野心，皆人情所常有，但或伏而不发，偶值机缘，即见溃决。如僭王之于Hamlet, Iago之于Othello，二女之于Lear，巫之于Macbeth，皆为之先导，终乃达其归宿，破国毁家，无可幸免，令观者竦然有思。Aristoteles所谓悲剧之二元素，哀怜恐怖，盖兼有之。福善祸淫，世所快心。若其性情欲望，本亦犹人，乃以偶尔遭会，俱就陨落，易地以处，知在己亦莫能免，于是哀矜之情生。彼我之间，无复差别，则彼已往之悲剧，焉知不复见于我，可惧又孰甚焉。Shakespeare悲剧之力，盖在此。
十一 德国受文艺复兴之影响，学者辈出，唯其效果，则在宗教为多。马丁路德虽非人文主义者（Humanist），而乘思想自由之流，改革旧教，以底于成。文学草创，多为宗教论难之资，非为观美。讥刺之诗最盛，Desiderius Erasmus与Ulrich von Hutten等，多假此以发主教长老之覆，旧教徒亦反报之。唯嘲骂之言，往往出于弱败，故激烈之作，亦出于加特力教。Thomas Murner著Vom grossen Lutherischen Narren，其言极厉，盖以Luther为旁门，肆力抨击，则有功于圣道。虽意见偏执，然讽刺之才，不可及也。新派方乘时而兴，不专恃文字以自障，故无巨制，迨反动起，论争复烈。有Johann Fischart（1550—1590）学律，为法官，匿名作诗，攻难旧教。又译Rabelais之Pantagruel，自加融铸，名之曰Geschichtklitterung。对于社会凡事，无不讪笑，而中含深意，无夸诞之嫌。又所作Das glückhafft Schiff Von Zürich一卷，以纯诗论，亦甚精炼，为十六世纪名作也。
Hans Sachs（1494—1576）者本缝人子，眇一目，出小学为靴工。又学为诗，后遂有名，世称之曰Meisterlieder。安居乐业，怡然自得，故其诗亦流丽恬静，若与尘俗隔绝，盖足为当时市民心理之代表者也。其所致力，乃在戏曲，凡作二百余种。去宗教剧之枯淡与俗剧之粗鄙，代以优雅之词，于国民剧之发达，至有力焉。
第二篇 十七十八世纪
第一章 十七世纪
十二 十七世纪为欧洲文学停顿之时，因宗教改革之反动，酿为扰乱。政教两方，唯以压制为事。其后渐得平和，而民气衰落，文学遂亦不振。又以文艺复兴之影响，一时著作颇盛，及能事既尽，犹欲刻意求工，终至忽其大者远者，反趋于末。最初有西班牙教正Guevara，始创所谓高文（Estilo Alto）者，至Góngora等而大盛。英之Lyly，立Euphuism，意有Marini，以警语（Concetti）作诗，于是所谓雅体（Cultorism）之诗，风靡天下。作者专事模拟，争尚颖异，莫知所止。其诗贵多奇句，形容譬喻，不甚切近，盖意不在能动人而在惊人，不在感发性情而在得读者之骇叹。于是诗之效用，几尽失之。虽有一二先觉，力与抗争，而时势所趋，终不能挽。法国有Boileau出，力排旧说，使复归真率纯正之境，英亦兴起从之，文学并称极盛。其余诸国，一时莫能及也。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期，文化为各国冠，及其衰也，亦甚于各国。十六世纪末，有文禁，政教之事，悉不得言，即论自由称古学者，亦在禁列。于是著作日希，难于流布，诵读者亦益少。其后解禁，而民气衰苶，直至法国革命时，犹未能振起。当时雅体之诗，风行于世，Giambattista Marini（1569—1625），首倡之。所作Adone一诗，凡三万四千行，叙希腊Adonis之神话。仅写情景而无事迹，造辞典丽，取譬新异，极人工而乏天趣。论者比之木偶人，只此辉煌之景，悦目一时而已。Marini尝游法王路易十三之廷，众皆悦之，其诗风遂大行于法。本土之模仿者尤众，有Chiabrera, Filicaya与Guidi等，力矫其弊，然竟不胜。散文著作，较为发达，唯大抵关于哲学及科学者尔。
十三 西班牙之雅体，始于Guevara，继之以Sotomayor，至Luis de Góngora而大盛，可与Marini方驾。Góngora初以简明之词作诗一卷，不为世人所好。乃转而模仿雅体，又益夸大之，于是声名顿起。Cultorism四方景附，唯其势力有所限。Vega以当世大师，力攻Góngora派所为，尝嘲之日，余为此言，且不自解，又孰能解乎。Vega之后，有Calderón，振兴西班牙戏曲，与英国比盛焉。
西班牙戏曲，亦犹英国然，发源于宗教剧，曰Auto。又分之曰神剧（Comedia Divina），曰圣徒剧（Comedia de Santos），盛行于十六世纪，民间甚好之。剧中主旨，大抵福善祸淫之事，唯所谓善恶，则一依教会为准则。故神之慈惠，独厚于教徒，而所以罚离经叛道者，亦极严酷，犹不如兴奸作慝者可藉信仰而得赦也。Auto之后，转为Comedia，兼有悲喜两种，至Lope de Vega（1562—1636）而集大成。Vega幼颖慧，通古文学，作小说Arcadia, Dorotea及史诗等数种，戏剧最有名。所作凡五百余种，取材至广，或上溯Nero帝时，说罗马之大火，或述哥仑布涉险事，又或写现代社会。观察极精彻，又以客观态度写之，故可谓写实派，而Pedro Calderon（1601—1681）则理想派也。Calderón本为军人，晋爵为贵族，尝任宫廷剧场监督。所作剧曲，善能写人间理欲之抵触，思想富美，制作亦视Vega为备，故称为西班牙戏曲之第一人。及殁后，戏曲亦遂衰落矣。
Picaresca之小说，时尚盛行，Francisco Quevedo（1580—1645）之Don Pablo de Segovia为最著名之作。至Vicente Espinel作Vida del Escudero Marcos，多描写社会情状，不仅以叙事为能，已开近代小说之先矣。
十四 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之零落，视意大利尤甚。宗教改革，延为三十年战争，民生衰耗，殆达其极。虽受文艺复兴之影响，亦第有模拟而无兴作，前后Silesia派之诗，实只因袭法意往事而重演之而已。第一Silesia派，以Martin Opitz（1597—1639）为之长，奉法之七星派，因撮要义著《诗法》一卷，以教其徒。拘守绳墨，不得自由，于是乃有反动，而C.H.von Hofmannswaldau（1617—1679）出，是为第二Silesia派，所师法者，为意之Marini。其徒Caspar von Lohenstein（1635—1683）于诗曲之外，复作武士小说，以新异之文词，写夸张之感情，虚诞之行事，举世好之。盖文艺复兴，至此已见流弊，德以丧乱之余，智力薄弱，故受其敝，亦尤甚也。
当时小说虽无足称述，然亦有杰出于一时者，则Grimmelshausen之Simplicissimus是也。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21/22—1674）故武人，尝与三十年战争之役。其为此书，本仿西班牙之Picaresca，而不务造作，专据一己所经历，演为五卷。虽事多凶厉，文不雅驯，然实写世情，与人生益益相近，以视虚华之小说，迥不侔矣。其后无继起者，迨十八世纪初，英国之Spectator与Robinson Crusoe流入德国，始复震动，风气为之一变。
十五 法国文学情状，故无异于各国，唯以国家强盛，文士得假承平之际，致力于文，故发达亦最盛。Marini至法，一时诗人翕然从之，称Preciéux派，顾其风不久衰歇。一六三五年敕建法国文艺院，以厘定国语为职志。Malherbe与Guez de Balzac之徒，先后兴起，各有所尽。至Nicolas Boileau（1636—1711）主张真美一致，廓清旧敝，建设新派，一以清真雅正为归，于是遂为古典主义之最盛世也。
法国戏曲，亦萌芽于宗教剧，文艺复兴以后，模仿古代著作者亦愈多。分道而驰，不相调合。宗教剧行于民间，多失之野，古剧则学士所为，适于吟诵，而不宜于演作，美于情文而乏气势。十六世纪中，Theodore de Bèze取材《旧约》，造作悲剧，欲调和其间，顾未能就。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始合二者之长，成完善之戏曲。Le Cid写情爱与孝思之冲突，Les Horace写家国感情之冲突，Cinna写慈仁与报复之冲突，至Polyeucte则转而言基督教事，写爱与信仰之冲突，凡家庭邦国政治宗教之问题悉具焉。虽其理想人物，迥出常类，性格无发展之地，而情文并茂，足以掩之。盖自Corneille出，而法国戏曲始成纯粹之艺术，足以怡悦性情，感发神思，不仅为民众娱乐之具矣。
悲剧始成于Corneille，而喜剧则始成于Jean Baptiste Molière（1622—1673）。其先模拟意西著作者，大抵取爱恋涉险为材。至Moliere始一反所为，求之于日常生活中，自狂愚纰缪之事，以至家常琐屑，无不得滑稽资料，盖昔人所未尝知者也。Molière本商人子，初学法律哲学。二十一岁时，弃而为优于巴里，业败，负债下狱，以援得脱。乃去都。周行各地者十二年，多所阅历，文思益进，遂仿作意大利喜剧，自演之。至一六五九年，作Les Preciéuses Ridicules，写当时社会，于标榜风雅之习尚，加以嘲笑，此风因之渐衰。又于L'École des femmes，示天性之发达，不能以人力防御。及Tartuffe出，攻难者一时蜂起，而教会尤力，至于禁绝诵读，吓以破门。五年后，始得公演。唯Molière之绝作，则为Le Misanthrope。盖在家庭社会间，多历忧患，故心意亦益坚苦，于此剧一罄之。Alceste以清俊之质，邂逅浊世，高情覃思，迥绝常流，独爱Célimène，而Célimène不能遗世而从之。于是觉悟之悲哀，遂为是剧终局，盖喜剧而具有悲剧之精神矣。
Jean Racine（1639—1699）者，Molière之友，而Corneille之继起者也。幼孤，育于大母，受学于教会。初学Corneille为悲剧，后乃自辟径蹊，善写人情之微。其最佳之剧，皆取材希腊，而别具精彩，可与古代名作并驾，Andromaque及Phèdre是也。唯当时名流，或不满意，倩人别作Phèdre之剧，同时上场。又出万五千佛郎，募人分赴剧场，力抑扬之，Racine遂败。因忽发愤，自忏笔孽，隐居不出，嗣后著作遂鲜。
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所作有诗歌小说，然以寓言闻于世。二十六年中，凡著十二卷。仿希腊Aisopos，而实绝异。古之作者，多假寓言以寄教训。La Fontaine则重在本事，教训特其附属，或且阙焉。盖合小说（Conte）于寓言（Fable），而托之于纯诗者也。故纪载描写，更益精详，与古之寓言以片言明意为上者异矣。且天性纯朴，爱好天物，故状写物情，妙绝天下，称为不可仿效之作。唯十九世纪时，丹麦有Andersen作童话，亦为绝技，或可比拟耳。
散文著作，则有Duc de La Rochefoucauld之《语录》（Maximes），与Jean de la Bruyère之《人品》（Les Caractères），而小说亦渐渐发达。Madame de la Fayette（1634—1696）著La Princesse de Cléves，已脱离旧习，趋于简洁，为Manon Lescaut之先驱。近代小说，当以此为首出也。
十六 英国十七世纪文学，实可析为前后两期。上承伊里查白时代之余绪，下为奥古斯德时代（Augustan Age）之先驱。文化发达，极于侈丽，物极而反，Puritanism遂渐胜。终乃颠覆王朝，立共和之治，唯峻厉之教旨，不能终厌人心。一六六O年王政复古，而文艺潮流，亦大变易。法国Boileau之影响，被及英国，检束情思，纳诸轨则。至Dryden乃定古罗马著作为文章轨范，嗣后古典派势极隆盛，以至法国革命时代。
Lyly与Sidney之后，所谓警句（Conceit）之风，盛行于诗歌，一变而为十七世纪之Fantastic派，John Donne（1573—1631）为之长。Caroline之诗人，大抵蒙其影响，如Herbert及Herrick，皆最显者也。Herrick善遣绮语，颇称佳妙，其媮乐之精神，犹可见文艺复兴小影，与当时清教思想，正可反比也。
戏曲自Shakespeare后，渐就衰微。虽Ben Jonson继起，然不能及，Shakespeare写人生之深密，而Jonson止能写一时世相。其后Beaumont and Fletcher合作戏曲，妍美足称，雅健则不足。自余作者，益务迎合流俗，趋于放佚。清净教徒对于剧场，力加攻击，初禁礼拜日演剧，至革命时，遂悉封闭之。
清教思想，蕴蓄已久，渐由宗教推及政治，终有一六四二年之革命。文学中有Milton与Bunyan二人为代表。John Milton（1608—1674）出自清教家庭，受古学之教育。初作“The Ode on the Nativity”，犹有Fantastic派余习。继作“L'Allegro”及“Il Penseroso”二诗，乃归雅正。“Lycidas”仿希腊Theokritos诗，悼其友之死，假牧人之词，多攻教会失德，Puritan之思想，已明著矣。及革命成，Milton任为Cromwell记室，十余年来，不复为诗。一六五二年以过劳目力，遂失明。六〇年秋Charles二世复位，几不免，后遂隐居，复致力于诗，命其女笔之于书，乃成三大史诗，一曰Paradise Lost，叙撒但之叛与人类之堕落。一曰Paradise Regained，叙基督抗魔之诱惑，复立天国。一曰Samson Agonistes，叙参孙髡顶矐目，为Philistine人之奴，终乃摧柱覆庙，自报其仇。皆取《旧约》故事，以伟美之词，抒崇高之思，盖合希伯来与希腊之精神而协和之者也。John Bunyan（1628—1688）者，行事著作，与Milton绝异。父补釜，Bunyan世其业。生平所读唯圣书，而宗教思想，深纯独绝。因从新派，游行说教，被捕下狱十一年。及信教自由令出，得释，未几令又废，遂复被禁三年。狱中作《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用譬喻（Allegory）体，记超凡入圣之程。其文雄健简洁，而神思美妙，故宣扬教义，深入民心，又实为近代小说之权舆。盖体制虽与Faerie Queene同，而所叙虚幻之梦境，即写真实之人间，于小说为益近。其自叙体之Grace Abounding，亦有特色。至Defoe乃用之作Robinson Crusoe，此体益以完成矣。
王政复古，政教复一变。Samual Butler仿Don Quixote作Hudibras，以嘲清教徒，大为世人所好。昔日整肃之俗，转为放逸。演剧复盛，而日趋于堕落。及党派分立，利用文学，施于政争，讽刺之作，因此大兴。又以时代变迁，情思衰歇，人重常识，不复以感情用事，当时文人，被法国之影响，乃奉古代诗法为模范，重技术而轻感兴，遂别开一新时代。John Dryden（1631—1700）实为之主。Dryden系出清教家族，始附王室，终归旧教，盖对于政治宗教，初无定见，但随世俗转移。其造作诗曲，亦多迎合时好，非由本意，故或称其以著作为业。至晚年，亦自悔之。惟规定文体，以明决为上，甚有造于后世。英文学之奥古斯德时代，实造端于此矣。
第二章 十八世纪法国之文学
十七 十八世纪为理智主义最盛之时代。文艺复兴，希腊之文明，流播欧土，人心久苦束缚，遂竞赴之，本其自然之情意，力与禁欲主义抗，以立主情之文学。时学术亦主怀疑实验，破烦琐学派（Scholasticism）之障，成主智唯理之哲学。及思潮衰落，文学亦随以不振，哲学则缘理智为重，乃不与之转移。自Bacon创经验说，Descartes立唯理论以来，且益复发达，影响渐及文学。于是昔之诞放繁缛之词，悉见废黜，凡事一准理法，不得意为出入。是事始于十七世纪中，至十八世纪而极盛。论其趋势，与文艺复兴之运动，盖相违忤，唯奉古代著作为师法，则略相似，故并称尚古时代也。然其所尚，第在形式而非精神，又抑制情意，以就理法，亦有偏至。故及Rousseau出，倡复归自然之说，而昔日文艺复兴之精神，复现为传奇主义而代兴也。
欧洲十八世纪之文学，以英法为极盛。二者之中，又以法之影响为最大。百年之内，由专制为共和，由罗马旧教为信仰自由，由古典主义为传奇主义，凡此急转，皆大有影响于世界。而推其元始，并由当代思潮所动荡，文人学者，本其宗信，各假文字之力，宣扬于众，以底于成。此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之所以异于他国，亦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十七世纪之思想，虽亦力去故旧，倾向自由，然仅以个人为主，而是时则推及于人群。十七世纪之著作，其不朽者止因美妙，初不以宣传宗旨为务，是时则多以文字传其思想，不仅为贵人娱乐之具。凡此趋向，盖已见于路易十四世时，La Bruyère作《人品》，于社会敝俗，已多慨叹之辞。至十八世纪，而致意于此者，乃益多矣。
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3）在路易十四朝，为皇孙师保，取材希腊史诗，作Télémaque一书以教之。用散文作诗，以小说谈教育，甚有特色。于政治道德，尤多新义，已有立君所以利民之说，后遂以是罢免。宗教上之怀疑思想，则先见于Bernard de Fontenelle（1657—1757）。所著《神示史》（Histoire des Oracles）以论辨希腊罗马托宣之俗为名，而实于基督教神异之说，加以掊击。盖所言虽限于古代异教，而迷信起源，本无二致，鉴古征今，可知正教之奇迹，与外道之神言，相去固不一间也。及Montesquieu之《波斯尺牍》（Lettres Persanes）与Voltaire之《哲人尺牍》（Lettres Philosophiques）出，而此新思潮，遂益复完全表见矣。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以《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一书闻于世。《波斯尺牍》成于一七二一年，假为二波斯人记游法所见，贻其亲友之书，于当时政教社会各事，加以评骘。微言妙语之中，实寄忧世之深情。Montesquieu虽法家，亦长于文。是书托之波斯人作，则便于评议，又藉东方风俗以为渲染。简毕往来，游人记所目睹，而故乡消息，则举波斯之事相告。宫闱之中，妇寺构煽，尤多隐秘，为谈论之资。故其结构纯为小说，而对于政教之意见，则精神仍与《法意》近也。Voltaire本名Francois-Marie Arouet（1694—1778），颠倒其姓以自号。以讪谤疑罪被放，后复被禁锢十一月。至一七二七年，又与豪家斗，遁居英国三年，遂作《哲人尺牍》，详述英国情状，而于信仰自由，尤所神往，重真理爱人类之气，露于行间。法国当局虑其惑人，遂禁传布，并命刑吏以一册焚于市云。Voltaire所作，初多诗曲，尝仿史诗作La Henriade，咏亨利四世事，甚行于世，至比之Vergilius，然实非其特长。《尺牍》以后，著作甚多，虽种类殊别，而思想本柢，在破迷执而重自由则皆同。六十岁后，隐居村间，多作答问小品传布之，攻难宗教甚力。盖天性既与宗教之神秘思想素远，而感觉又特明敏，多见当时冤狱，如Calas, Sirven及La Barre等案，事至凶酷，其因乃悉由教争。故平生以摧毁污恶为务，若其所谓污恶者，则宗教也。唯Voltaire虽以宗教为文化进行之大敌，毁之不遗余力，而于政治颇主保守。其论艺文，亦奉古代义法，与并世文人别无所异。
二子《尺牍》之出，为新思想代表，而当时绝少应和。及中叶以后，世事顿复变易，路易十五时政治日坏，弊已彰著，于是二人文字之功，亦渐成就。先觉之士，咸奋然兴起，有改革之心。此诸“哲人”（Philosopher）怀抱之旨，得以二语总之，曰理性，曰人道。既不满于现社会之情状，乃欲以智识真理之力，破除一切偏执迷信，愚蒙缪妄，合人群知力，以求人类幸福。又以政教之敝，实由义旨之差谬，故当专务治本，以文字为道具，觉迷启智，先谋国民精神之革新。而其影响，则崇尚理性，毁弃旧典，主思想自由，开近世科学精神之先路。护持人道，于非刑曲法之事，力发其覆，又反对奴制，非难战争，亦皆率先大号。其精神颇有与文艺复兴时相类者，唯其为学，不求一己之深造，而冀溥及于大群。欲世界文化，分被于人人，得以上遂，至于至善之境。故对于现在，虽多不满，而于未来则抱昭明之希望，此实当时哲人共通之意见。而其事业，则见之于编纂《类苑》（Encyclopedie）一事。为之长者，即Diderot也。
Denis Diderot（1713—1784）初佣于书肆，以卖文自给。其所宗信，由自然神教（Deism）转为无神论，复进于泛神论。尝作《盲人说》，假为英国学者之言，以申其意，坐禁锢三月。一七四五年，巴里书贾谋译英国Chambers类苑，属Diderot主之。Diderot允之，而不以转译为然，因招诸人，共理其事。教会忌而力阻之，共事者或稍稍引去，Diderot不为动，朝夕撰集，终得成，前后已三十年矣。其书本类书，又多草创，故未能尽美，唯传播思想，则为力甚伟。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之成功，实在于此。Diderot曾作戏曲论文，又仿英国Richardson等作小说，Le Neveu de Rameau最善。当时未刊行，至十九世纪初，Goethe自原稿译为德文，始见知于世。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行事思想皆绝奇，影响于后世者亦独大。Rousseau生而母死，父业造时表，使世其业，Rousseau不愿，遂逃亡。少行不检，飘流无定止。一七四一年至巴里，以音乐闻，又作剧曲得名，与Diderot等为友。偶读报知Dijon学会县赏征文，论美术科学之进步与道德改善之关系，作文应之，得上赏。后又作文，论人类不平等之起原，并论其是否合于自然律，虽不得赏，而Rousseau之大事业，实始于此。一七六一年后，La Nouvelle Héloïse，《民约论》（Contrat Social），Émile相继刊行。一时世论哗然，政府公焚Émile于市，欲捕治之，逃而免。Rousseau性好争，又多疑，与Diderot绝交，又与Voltaire以文字互相诋諆。历奔各地，皆不见容，益疑Voltaire害己，终应Hume之招，避居英国，始作《忏悔录》（Confessions）。顾复疑Hume与谋将见陷，乃匿名返法国，至七八年七月暴卒。凡Rousseau思想，可以复归自然一语，为之代表。意以为人性本善，若任天而行，自能至于具足之境，唯缘人治拘牵，爰生种种恶业，欲求改善，非毁弃文化，复归于自然不可。其说与当世哲人之提倡文明，欲补苴为治者，迥不同矣。虽由今言之，或不无偏至，而其时发聋振瞆，为效至大。公道平等之义，由是复申于世。文艺思潮，亦起变革，其影响所及，盖不止十八世纪之法国文学已也。
Rousseau中年所作论文，于当时虚伪浮华之俗，抨击甚力，主复归自然之说，Voltaire评之曰，汝使人将以四支并行矣。Rousseau意谓人生而自由，各自平等，社会后起，因被束制，强分贫富贵贱强弱主奴之级。所言生民原始情状，与社会起源由于契约，不与史实相合，Rousseau亦自知之。唯假以说明现状由来，并指示未来之归趣，则至为便捷。资财私有，实侵自然之权利，反抗权威；为个人之特权，人人相等，平民之尊，不亚于贵人学士，凡此诸义，皆得由是成立。及作《民约论》，乃由破坏而进于建设，示人以自由与政治得相调和，谓人生而自由，及其入世，乃随处在缧绁中，故道在复返自然。然社会秩序，亦为神圣，则唯当变革社会制度，使益近自然，斯已可矣。故应本民约原旨，以投票之法，取众人公意，立为政府，庶几自由可得，平等可至。盖人人以公意为意，自得自由，在民意政府之前，又人人平等故也。此Rousseau之民主思想，影响于后世人心极大，Robespierre亦私淑Rousseau之一人，至革命时而实行其说焉。
La Nouvelle Héloïse者，以小说而言家庭之改良。书用尺牍体，言Saint-Preux爱Julie，而女从父命归他氏，Saint-Preux断望出走。后复还，遇Julie，历诸诱惑，皆不失其守，未几Julie以保育过劳卒。其书上卷，盖以写人间本性，发于自然。次卷则示其与社会之冲突，而终以节制，归于和解。唯其本旨，乃在写理想之家庭，简单真挚，与世俗之虚伪者不同。Émile者Rousseau言教育之小说，述Émile幼时之教育，一以自然为师法。生而不束襁褓，俾得自由，五岁就外傅，使亲近生物，嬉戏日光颢气中，凡虚伪造作诸事物，悉屏绝不使闻见。十二岁读书，观察实物，习为劳作。读Robinson Crusoe，学自助之道。十五知识初启，教以悲悯慈仁之德。读Plutarkhos与古贤相接，读Thukydides以知世事，读La Fontaine以知人情。十八岁乃可教以信仰，进以美育，以成完人。Rousseau教育学说，本出理想，非经实验而得，然至理名言，至今弗改。自Froebel以后，儿童教育，大见变革，实Émile为之创也。
《忏悔录》凡十二卷，为Rousseau自传。自少至长，纤屑悉书，即耻辱恶行，亦所不讳。而颠倒时日，掩饰事迹，亦复恒有。然Rousseau性格，亦因此益显其真。其为是书，意盖欲自表白，谓天性皆善，第为社会所污，虽能自拔以至于正，而终为世之所弃。同时Saint-Simon亦自作传记，于一己之感情，鲜有叙及，盖当时之思潮使然。Rousseau此书，则自写精神生活，处处以本己为中心，导主观文学之先路。且其爱自然重自由之意气，亦浸润而入文学，为传奇派之一特色。故言近世文学，于传奇主义之兴，不得不推Rousseau为首出也。
十七世纪以来，法国文体，归于雅正，小说亦渐改观。Abbé Prévost（1697—1763）初为牧师，后弃去，漫游荷兰英国各地。比归，以著述自给。译Richardson诸小说，又自作小说甚多，唯Manon Lescaut一种称最。其书盖承La Fayette余绪，而更进于美妙。Manon既爱Grieux，复眷现世之安荣，Grieux知其不贞壹，而不能不爱。数经离合，终乃追随至美洲荒野，及见Manon之死，实一世之杰作也。当时La Sage作Gil Blas，仿西班牙之Picaresca，而实写世相，称百折之喜剧，Marivaux作Vie de Marianne，分析女子性情，多极微妙，皆为长篇佳制。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哲学思想，渐及小说，与感情主义溷合，于是面目又一变，Rousseau之La Nouvelle Héloïse，则其代表。写人世之爱，发于本然，而归于中正。赞扬物色之美伟，称述理想之家庭，盖以艺文抒情思，并以传教义者也。继其后者，为Bernardin de Saint-Pierre（1737—1814）。其Paul et Virginie一书，上承Rousseau，下启Chateaubriand，为新旧时代之联锁。Saint-Pierre幼读Robinson Crusoe及耶教传道纪行，即有志远征，立Utopia于荒岛，弃人治而任天行，期造一美善之社会。后以政府遣，往Madagascar为工师，归而作游记，极赞自然之美。Rousseau方隐居巴里，甚相善，而Saint-Pierre亦病，几发狂易。后渐愈，乃致力于学，作《自然研究》三卷。意见与Rousseau略同，谓自然慈惠而谐和，唯社会暴恶，实为之障。天地间事物，悉为人群乐利而设，瓜之大，以供家人之分享，而瓠尤大者，以备与邻共之也。又以为欲求真理，当藉情感，不能以理性得之。当时人心已渐厌理智主义之寂寞，复生反动，Saint-Pierre之意见，遂得世人盛赏。一七八八年，《自然研究》第四卷出，Paul et Virginie即在其中。言二人相悦，见格于姑，终至死别。写纯挚之情，以热带物色为映带，成优美之悲剧。作者旨趣，盖以自然与情爱之美大，与文明社会及理智人物相反比，而明示其利害。思想本之Rousseau，题材则取诸希腊Longos之Daphnis kai Khloe。唯荟萃成书，则为Saint-Pierre一己之作。书出，举世叹赏，那颇仑亦其一也。
第三章 十八世纪南欧之文学
十八 意大利十八世纪情状，较前世纪特见进步。其时方脱西班牙羁勒，政教稍稍宽和，民气亦渐苏，文艺学术，遂得兴盛。又受法国影响，Gian Vincenzo Gravina之徒，于十七世纪末年，创立Arcadia学院，提倡诗法，偏重韵律，虽病枯索，而视Marini派之奇矫已有进。中叶而后，独立之诗人亦渐出。Giuseppe Parini作讽刺诗《一日》（Giorno），分朝午夕夜四篇，述贵介子弟一日中行事，以刺游惰。刻画世情，颇称工妙。Giovanni Meli以Sicilia方言为诗，多述自然之美，又善写故乡人情风俗。德国Heyse称之曰，歌谣拟曲，皆出Sicilia，古今同然。盖以古希腊之Theokritos与Sophron，皆生其地也。
意大利戏曲，自Machiavelli以后，已渐发达，至十八世纪而极盛。古时之剧，出于宗教，与欧洲各国同。Rappresentazione者，专演圣迹，与西班牙之Auto相类，其后转而言史事，遂与仪式分离。唯缘罗马文化影响，作者多模仿古剧，不能自成一家。及十八世纪，Vittorio Alfieri（1749—1803）始作完善之悲剧。Carlo Goldoni（1707—1793）仿Moliere为喜剧，亦绝妙。然意大利国民戏曲，尚别有在，与此二剧并自外来者殊异。即俗剧（Commedia dell'arte）与歌剧（Opera）是也。俗剧通称假面剧（Mask），行于民间。盖与希腊喜剧，同起于Dionysos之祭。酒滓涂面，转而为面具。自罗马古代以至中世，相传不绝。至十六世纪乃益盛，Francesco Cerlone演之为滑稽剧。唯进于文艺，则自Carlo Gozzi（1720—1808）之Fiabe始。以神怪传说为材，而隐讽当时，与希腊中期喜剧，有相似者。及Gozzi辍作，此体亦绝，唯存民间旧有之曲矣。歌剧者，正称Melodramma，盖合景色音乐歌咏三事而成。草创于Apostolo Zeno，至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而大成。Metastasio本姓Trapassi，幼时讴歌道上，为Gravina所闻，收为义子，更其姓。希腊语义曰移居也。其诗才殊敏妙，又美声音，故得大名，假面剧与歌剧，虽性质殊别，不能并论，然其为意大利特有之艺术，则固同也。
十八世纪中，英法小说盛极一时，意大利别无创作，即模仿亦罕。唯Alessandro Verri取材古代，作小说数种。及Ugo Foscolo（1778—1827）出，已在革命之后。Foscolo生于希腊，其先为威尼思人。甚爱故国。及共和政府亡，悲愤不能自已。又以爱恋失意，因为小说Le Ultime Lettere di Jacopo Ortis，言Ortis悼叹身世，终于自殊，盖用以自况。其次第在Goethe之Werther与Chateaubriand之René之间，虽美妙不能及，亦一时名作也。
西班牙文学，此时亦颇受法国影响。十八世纪初，Montaigne之文，Corneille等之戏曲，多见移译。Ignacio de Lúzan（1702—1754）学于意大利，作《诗法》一卷，以Arcadia派之说为本，而主义则与Boileau一致。Góngora之诗风，遂因此衰落。Lúzan之论文艺，合教训而一之，谓诗与道学目的相同，古代史诗本为启发君心之用，其说多不可通。唯除旧布新，为力颇伟耳。Jose de Hervas与Benito Feijóo等皆从新派，致力于文，诗人亦渐兴起，然别无名世之作，故不详述。
第四章 十八世纪英国之文学
十九 英国十八世纪上半期文学，大概为门户文学。Tory与Whig二派争长，各以文字相嘲骂，艺文之事，在位者假为政争之具，在下者则依以谋食。一世才智之士，莫能脱其范围，至于末流，则阿谀侮辱，莫不过量，因入恶道，Pope作Dunciad之诗，历加诛伐，正未为过也。文学目的，既在党争，故讥刺诗极盛。抒写世相，揣摩人情，亦至深切。虽所言限于都市，研究人生亦肤浅无真谛，而体状社会，类极微妙，为未曾有。文章规范，自Dryden以后，益归整壹，简洁晓畅，重在达意，若情思想象，悉所废弃，其内容亦重人事而远天然。以此因缘，十八世纪，乃文盛于诗。小说勃兴，影响及于世界。诗则Pope而后，此派渐衰，终趋于变也。
Alexander Pope（1688—1744）继Dryden之后，为文坛盟主，而不以文为业。译Homeros史诗，得酬九万金，遂隐居Twickenham。人从而称之曰Twickenham之壶蜂，言善刺也。尝作Dunciad以刺当时文士。Essay on Man则教训之诗，虽鲜宏旨，而词义精炼，多为后世称引。其最大著作，为《劫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一篇。以史诗体裁，咏琐屑之事，甚见作者特色，且足为都会文学之代表。女王Anne时，英国文化，流于侈丽，士女酣嬉无度，此诗颠倒重轻，善能即小见大，时代精神，于此仿佛见之。
英国Essay之作，始于Bacon，其时法国Montaigne所作，则流丽轻妙，别具风致。王政复古后，Cotton二次移译，遂大流行，模仿者甚众。一千七百九年Steele及Addison刊行Tatler，始用于报章。十一年Spectator出，改为日刊，社会万事，俱加评骘，造辞隽妙，令人解颐。每金曜日多论文艺，土曜论宗教以为常。Addison尝言，吾自学校书库中，取哲学出，而致诸公会茗肆之间。其传布思想于民间者，为力至伟。二人著述，多不题名。谓有公会，集诸名流，以观察所得相告。中有Sir Roger de Coverley，为乡邑士夫，记其言行，久之成卷，描写性格，能得神似，于小说发达，颇有影响。二人亦作诗曲，唯不闻于后世，其所以不朽者，唯在报章论文（Periodical Essays）而已。
十八世纪以前小说，大抵皆Romance而非Novel。如Utopia及Nova Atlantis，所言并为理想之乡。Arcadia之牧人，亦非人世所有。Euphues以游记载其箴言，Pilgrim's Progress则喻言也。Coverley一卷，几近于Novel，唯本为报章文字，偶然而成，故无脉络以贯之。至Robinson Crusoe，而近代小说始成立。Daniel Defoe（1659—1731）毕生从事政教之争，尝以文字之祸，荷校于市，又居狱者二年。独编Review，平论时政。至一七一九年，Robinson初卷出，Defoe年已六十矣。十五年前，有舟人Alexander Selkirk，为同僚所弃，独居Juan Fernandez岛四年，后得返国，报纸争传其事，Defoe曾亲往询之，及后遂成此书。想象之力，记叙之才，皆独绝，举世称赏。是后复作小说七种，多记冒险事，写实小说之风，于是始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记一七二二年大疫情状，后世史家，至误为事实而引据之。Memoirs of a Cavalier则为最初之历史小说，实开Scott之先路者也。
Jonathan Swift（1667—1746）作Gulliver's Travels，与Robinson齐誉。其初亦致力政争，尝任主教，及落职穷居，乃发愤作《游记》四卷，以刺世人。侏儒巨人，浮岛马国，皆非人境，事亦荒唐无稽，而记载如实，乃与Robinson同。大意仿希腊Lukianos之《信史》（Alethes Historia），而设想奇肆，寄意深刻盖过之。Lukianos所刺，犹有程限，Swift则意在诅祝其所“深恶痛绝之禽兽”，即人类是也。马国之人（Houyhnhnm），马形而人性，具至德。Gulliver自视，则身入Yahoo之群，圆颅方趾，而秽恶凶厉，不可向迩。平生愤世疾俗之意，于此悉倾写之。论者谓书页间有火焰丝丝散射，善能形容其气象者也。Swift天性刚烈，有大志而不得申，因孤愤厌世，终以狂易卒。
Defoe与Swift小说，多言涉险，故事迹虽非神怪，亦殊异于寻常。至以家常琐事为小说者，乃始于Samual Richardson（1689—1761）。又言感情而非叙事实，故变自述体为尺牍。一七四一年作Pamela，又名Virtue Rewarded，篇首署言为培养宗教道德而作。继以Clarissa Harlowe，写女子心情，皆至微妙。Henry Fielding（1707—1754）戏仿其意，为Joseph Andrews，假言即Pamela之兄。以相嘲弄。顾初意虽为Parody，渐乃自忘，成独立之作。一七四九年Tom Jones出，结构精美，称英国小说之模式。Fielding书皆记叙，不用尺牍，又不以教训为主，与Richardson异。专纪社会滑稽情状，Byron称其善言人情，名之为Prose Homer。次有Tobias Smollett（1721—1771），初仿Picaresca作Roderick Random，杰作曰Humphry Clinker，则成于晚年。Smollett业医，附海舶漫游各地，多所阅历，其为小说，旨在披示世情，使人哀其愚而疾其恶。是三子者，同为当世小说名家，而影响于世者，微有差别。Richardson以描写性格见长，Fielding则善图世相，后世小说，由此分为两支。Smollett乃两无所属，盖乘新兴之流，合写实小说与冒险故事，别成一体者也。
Laurence Sterne（1713—1768）作Tristram Shandy，与Johnson之Rasselas同年行世。是书及Sentimental Journey，皆为Sterne独绝之作。唯体制略近Addison，几与小说殊途。Samual Johnson（1709—1784）继Pope为文人领袖，编刊Rambler。其作Rasselas，七日而成，但以寄意，初无结构，虽无与于小说之发达，然足见当时小说流行之盛况矣。Johnson为文，厚重雅正，足为一世模范。且性情高洁，谢绝王公饷遗，一改前此依附之习，立文士之气节，此其功又在文字之外者也。
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者，Johnson之友，其行事至乖僻，而文才隽妙。所作小说Vicar of Wakelield，结构颇散漫，设想布局，或有阙缪，然文情优美，时鲜其俦，古今传诵，非无故也。又仿《波斯尺牍》作Citizen of the World，设为二支那人Lien Chi Altangi与Fum Hoam之言，评议英国风俗，凡百十余篇。《旅人》（Traveller）及《荒村》（Deserted Village）二诗，亦杰作，形式虽旧，而新精神伏焉。盖都会文学，渐变而言乡村生活，人事之诗，亦转而咏天物之美矣。
自来诗人歌咏，不外自然与人生二事。前代文学，大抵以人为中枢，自然只用于点缀，未尝专为题旨。一七二六年James Thomson（1700—1748）作Seasons四卷，分咏四时之美，最为首出。二十年后有William Collins与Thomas Gray等，咏叹自然，而寓以人生，Goldsmith之诗亦属之。且平等思想，渐益发达，对于人类，具有同情。齐民生活，遂渐代都市之繁华，为文章主旨。又于古代异域之文化，亦多兴趣。一七六五年，Thomas Percy编刊《古诗残珍》（Reliques of Ancient Poetry），民谣始见著录。六十二年Macpherson译《Ossian之歌》，虽真伪难辨，而传播Celtic趣味，使人发怀古之情，为力至大。凡是诸流，终合于一，演成新派，以Cowper, Crabbe与Burns为之先驱。若Blake则以画家诗人而为密宗（Mystic），遗世独立，自成一家，亦十八世纪之畸士，古今所未有也。
William Cowper（1731—1800）早年著作，犹守Pope矩矱，后乃变更，废对句（Couplet）为无韵诗，又改译Homeros史诗。所作Task一诗，始于一七八五年，凡六卷。言乡居景物，凡节序变化，山林物色，田园生活，以至兽类之嬉戏，无不入咏，似Vergilius之《田功诗》。而于微贱之人生，尤有同情，与Crabbe相同。George Crabbe（1754—1832）于一七八三年作The Village，写民间罪恶疾苦，力反前此Pastorale之理想主义，归于实写。自言吾画茅檐中事，一如真实，非若歌人所吟。Byron称之为自然最酷最真之画家，世以为知言。Robert Burns（1759—1796）本苏格阑农家子，用方言作诗。一七八六年第一卷出，其歌咏贫贱生活，与Crabbe同，而爱怜物类，则似Cowper。有《咏田鼠》（“To a Field Mouse”）一章，蔼然仁者之言。与Cowper之爱及昆虫，谓亦自有其生存之权利者盖相若。唯Burns于此二者之外，乃更有进。其诗多言情爱，直抒胸臆，不加修饰，为近世所未有。又以爱其故国，于古代光荣，民间传说，皆得感兴。是皆传奇派之特色，而于Burns先见朕兆者也。
William Blake（1757—1827）工诗善画，时得灵感，睹种种幻景，其《预言书》（Prophetic Books），则合是三者而一之，一七八九年作Songs of Innocence，以真纯之诗，抒写童心，称绝作焉。爱儿童，怜生物，述常事，皆为新思想代表。复憎政教之压制，理智习俗之拘囿，亟求解脱，故致力于伊里查白时文学。其《呈诗神》（“To the Muses”）一诗，乃叹情思之衰微，冀复返于古昔自由之时代。故其诗上承文艺复兴，下启传奇主义。十九世纪初，Wordsworth等出，力抑古典派文学，去人为而即天然。Blake诗云：
Great things are done when man and mountains meet；
This is not done by jostling in the street.
即示此意。“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为《预言书》中最要之作。《魔之声》（“Voice of the Devil”）一节云，人舍精神外，别无身体。盖身体者，即精神之一部，可以官能感觉者也。力即生命，自身体出，而理乃即力之外界。义甚精密，为古来言灵肉一致者之最，故其思想甚为近代推重也。
第五章 十八世纪德国之文学
二十 十八世纪德国文学，发达至速，且称极盛，可与英法比美。前世纪中，前后Silesia派，模拟意法，益流于滥，千七百三十年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起而振之，著《批判诗法》（Kritischen Dichtkunst），乃纯依Boileau之说，其提倡戏剧，亦以法国著作为宗。唯英国文学思想，亦渐流布，当时文人如Johann Jakob Bodmer等，均蒙影响，相率而起，力斥理智主义，以情思为文学根本，势力日盛。Friede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作《救主》（Der Messias），虽在今视之，已为陈言，然脱离旧典，依个人情思，发为文学，实自此始。普鲁士时以Frederick之功烈，勃然兴起，日耳曼民族亦自觉，发独立自尊之念，于条顿文化特致爱重。故思潮之来源，多在英国，与法渐远。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则自幼受Platon哲学之化，中年著作，多归依希腊，或取诸东方，以寄其尚美之教。所作小说Agathon，及Musarion一诗皆是。Musarion曰，唯美可为爱之对象。伟大艺术，唯在能分析之，使与物离耳。即Wieland之主旨也。七十年后，有H.Johann Voss与H.Christian Boie等，结林社（Der Hainbund）共论文艺，以Wieland崇尚外国思想，颇反对之。此派之诗，以Klopstock为宗，多爱乡怀古之思。Voss作田园诗，力主单纯，写乡村生活。Gottfried August Bürger则为民谣大家，其Lenore一篇，影响深广，盖不亚于Goethe之Werther也。Ossian与Percy Ballads，传译入德国，众始知天籁之美，非人工所能及。其言质实，其情挚诚，多涉超自然之事物，富于神秘思想。皆足感发人心，与Klopstock派之个性主义相合，造成新流。是可谓之Sturm und Drang之一支，而见于诗歌者也。
Sturm und Drang之运动，始于Herder，而先之以Winckelmann与Lessing。二人所事虽不同，皆以希腊为艺术模范则无异。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著《古代美术史》，盛称希腊雕像之美。Laokoon父子，为巨蛇所缠，而雕像殊镇靖，乃不类Vergilius所言。Winckelmann谓其表示Noble Simplicity与Quiet Grandeur之精神，为希腊雕刻所同具。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作Laokoon一文辩之，以为绘画雕刻，但表物体，诗表行事，不能相通。唯Lessing于艺事初未深造，故所论不能甚密。生平事业，专在戏剧。其说见Hamburgische Dramaturgie中，推重希腊古剧，以Sophokles为典型。英国文艺复兴时戏曲，去古未远，亦可师法，不当以模拟法国十七世纪著作为事。按其主张，盖纯粹之古典主义也。所作剧Miss Sara Sampson仿英国Lillo作，写日常人生之事，自称Bürgerliche Trauerspiel。次为Emilia Galotti，为完美之家庭悲剧。杰作则为Nathan der Weise，取材于Decamerone，以三指环立喻，说信仰自由。意谓诸宗之教，各具至理，别无短长。唯比量善果，乃有次第可见，而其时又须在千万年后。其宏博之见，与当世哲人鄙弃宗教，因以放任为信仰自由者，迥不同矣。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盖批评家而非文人，故别无创作。幼读Rousseau书，又受博言学者Hamann教，以为研究人类历史，当自元始状态始。故其论诗，亦以古代或原人之作为主。其说曰，诗者人类之母语。古者治圃之起，先于田功，绘画先于文字，故歌谣亦先于叙述。各国最古之作者，皆歌人也。且其诗歌，各具特色，不可模拟。盖缘言为心声，时代境地，既不相同，思想感情，自各殊异。古歌虽美，非今人所能作，但当挹其精美，自抒情思，作今代之诗，斯为善耳。Ossian诗出，Herder著论称赏，谓可比Homeros。且曰，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多生气，出于自然。Homeros与Ossian皆即兴成就，故为佳妙。歌人作而诗转衰，及人工起而天趣遂灭矣。Herder本此意，为诗选六卷，曰“民声”（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分极北希罗拉丁族北欧日耳曼诸篇，以示诗歌标准。所尊重者为自然之声，感情锐敏，强烈而真挚者也。千七百七十年，Herder就医Strasbourg，乃遇Goethe。其后新潮郁起，Goethe为之主，而动机即在此与Herder相识时也。
Sturm und Drang者，本Maximilian Klinger所造，以名其曲，人因取以号当时之思潮。其精神在反抗习俗，以自由天才精力自然四者相号召。重天才，故废弃法则。崇自然，故反对一切人为之文化。于社会制度，多所攻难，或别据感情判断，以定从违。以情感本能，为人性最高之元素。凡刚烈之士，与社会争，或世网者，为人生悲剧之英雄，皆所乐道。至于文体，则忌驯而尚健，尽所欲言，不受拘束。或以一言概之，谓即以本然（Urnatur）抗不自然（Unnatur）是也。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少学律，初仿Klopstock为诗，及与Herder相见，又受Rousseau之化，思想遂一变。复识Friederike Brion，多作抒情之歌，意简而情真。终复诀去，心怀楚悲，于后此思想，影响至大。七十三年作历史剧Götz von Berlichingen，述十六世纪勇士Gottfried mit der eisernen Hand事，为当时代表著作。次年Die Leiden der jungen Werthers出，声名遂遍欧洲，与Pamela及Nouvelle Héloïse同称言情小说之祖。唯写青年之哀愁，足以见时代精神者，则Goethe所独具也。已而复爱Lili Schönemann，然又重其自由，遂去故乡，客Weimar侯之廷，一时著作中绝。居十年，忽去而之意大利，漫游二载，思想渐变为纯粹之古典主义。所作曲皆以希腊为式。无复往时不驯之气，Sturm运动亦渐衰。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早岁受思潮影响，作《盗》（Die Rauber）《诈与爱》（Kabale und Liebe）诸剧，多反抗之音。后见希腊文艺而大悦，又从康德治美学，以美感为人生向上之机。遇Goethe于Weimar，遂相友善，称古典文学双璧焉。Schiller所作皆戏剧，以Wilhelm Tell及Die jungfrau von Orleans为尤最。Goethe著小说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前后二卷，初言剧场内情，终乃推及十八世纪社会。Wilhelm游行贵族平民间，从经历中得处世之术，所谓如扫罗然，寻驴而得国也。又仿古代田园诗作Hermann und Dorothea，止写类型，不重个性，为古典派名著。Faust二卷，则成于十九世纪初，为Goethe毕生大著，诗才哲理，皆可于此见之。
Goethe作Werther，盖受Héloïse影响，二者并用尺牍体，言爱恋赞自然亦相似，又俱与著者身世相关。唯Rousseau虽缘Mme.de Houdetot之爱，转以写Julie，而全书主旨，乃在述理想家庭，播布己见。Goethe则初无寄托，仅直抒所怀愁绪，殆类自序，故深切颇过之。Goethe既别Friederike，复悦Charlotte Buff，而女已字人，因设Werther自况，爱Lotte不见答，作书遗友朋，以寄其哀怨。唯Goethe终复亡去，得自救免，而Werther乃断望自杀。是时有少年Jerusalem死事与此正同，Goethe盖于Werther自述心曲，而假Jerusalem为结束也。凡青年期之悲哀，人所同历，Werther实为之代表，故其书虽故，而与人性常新。十八世纪末，思潮转变，集为新流，Goethe此书亦首出。其时人心动摇，郁抑倦怠，不满于现世，彷徨而不得安。Tacitus所谓人生之倦（Tedium Vitae），十二世纪之沮丧（Athymie），十八世纪之时代病（Mal de Siècle）皆是也。Werther之悲哀，亦即此时代精神之一面，而Faust之不满，则又其一也。
Faust第一卷成于千八百八年，又二十四年，次卷始出。Doktor Faust者，德国中世传说之英雄，以求无上智慧故，鬻其魂于妖鬼Mephistopheles，其说流布民间，或演之为傀儡剧。Goethe少时日记云，Faust剧时系吾心，吾亦尝求种种智，而知其虚空。又阅历人事，益复不满。盖蓄意作此已久，初稿一卷，今通称Urfaust以别之。其书言Faust百不满意，因弃正道，别求神通于天魔。又爱Gretchen，而终诱之以入于灭亡，盖纯为Werther时代之英雄。全书以Gretchen悲剧为主体，当时新派诗人Heinrich Leopold Wagner作《杀子之妇》（Die Kindermorderin），亦取此意，为家庭悲剧。唯其稿初未印行，越三十年，始刊第一卷。虽以旧作为本，而大有增改，精神绝异。前此之Faust，为激烈少年，后之Faust，则深思力行之哲人。其与鬼约，非仅以求媮乐，得神智，且实与之角。苟能使自厌足，止其上遂之志者，以魂魄归之，犹约百之往事而反之者也。卷中亦言Gretchen事，唯先之以丹室之场，饮丹药以驻颜，为初稿所无。又与Mephistopheles誓约之言，亦Goethe中年作，其意至第二卷始显。Faust以魔力事国君，化纸为泉货，召Helene之影于泉下，以娱君心，大得宠任。其后分封海隅，乃尽力民事，精进不懈。比及百岁，遂付魂魄于天魔。虽终未满志，亦不悔其虚生。临绝时云，人唯日日为生命自由而斗者，乃克享其生命与自由。天使歌云，凡奋斗不息者，吾侪能救之。故魄归天魔，而魂终不可得，此Faust一篇之乐天人生观也。Goethe早年著作，以个性主义为根柢，渐乃转变，染十八世纪利他主义之思想，至晚年益深。以为人生目的，应求个性之发展，唯当以利群为依归，奋斗向上，各尽其力而止。如Faust，智识幸福，以至真美，皆不能厌足其心，唯置身世间，自为众人中之一人，勉力进行，乃能于不满足中，得人生究竟。此诗解释纷纭，迄今未能悉详，言其大意，或当如是而已。
第六章 十八世纪北欧之文学
二一 北欧文学自Edda发见后，阅时五百余年，传说（Saga）以外，无名世之作。至Ludvig Holberg（1684—1754）出，立丹麦近代文学之始基，所作喜剧，今犹传诵之。Holberg本诺威人，时诺威与丹麦合国，又别无文字，文人皆用丹麦语著作，故后世亦称之为丹麦诗人也。Johannes Evald（1743—1780）取材古代神话，作为诗歌，为传奇派之先驱。又作Rolf krake，称丹麦最先之悲剧。Jens Baggesen（1764—1826）著作甚富，有声于时。唯别无覃思宏义，不能代表时代之精神，故Oehlenschläeger兴起，其势力亦就衰矣。
瑞典文学之兴，在宗教改革以后。Georg Stjernhjelm（1598—1672）多作诗曲，自具特色，为十七世纪最大诗人。唯当时文学趋势，渐倾向法国，Boileau之势大张。Gustavus三世提倡甚力，文人辈出，盛极一时，如Kellgren及Oxenstjerna皆是也。Johan Gabriel Oxenstjerna（1750—1818）为诗虽守旧型，思想已渐趋于变。描写山林物色与民间生活，有Cowper流风。德国传奇思想，亦渐流入。Karl Mikael Bellman（1740—1795）作诗感怀古昔，多爱国之音，甚为国人所好。启明星派与峨斯会遂相继而起，而传奇派文学，亦造端于此矣。
二二 俄国在十八世纪前，舍民谣（Bylina）外，几无所谓文学。其初为蒙古所侵，继复苦于苛政，故民气消索，无欢愉之音。又其宗教最足为文化阻梗，盖俄国奉希腊宗，自称正教，与欧洲诸邦不相系属。政教当局，热中卫道，欲以墨斯科为圣教中枢，自命为第二东罗马。拒西欧旁门教化，唯恐不严。收束民心，俾定于一，以旧本圣书为人天根本指要。有研究学问者，即是我慢。诗歌多含异教思想，为罪恶种子，故虽民间讴歌，亦在禁列。其严厉之教，殆较欧洲中世，为尤甚焉。及文艺复兴，各国悉受感化，并自振起，俄国则略无影响。间有一二先觉，亦悉被教会诛夷。直至十八世纪，彼得一世改革国政，西欧文化，始渐渐流入。又以古文不适于用，改作字母，除教仪外悉用之。由是文学稍兴，至十九世纪乃极盛也。
十八世纪上半有Lomonosov，由政府派遣学于德国，乃仿Gottsched派为诗。Sumarokov则多作戏曲，称俄国之Racine。加德林二世初受法国思想感化，提倡文艺学术。自作喜剧数种，并编月刊以论文学。一时诗人辈出，Derzhavin（1743—1816）用浅近语，写优美之情景，为后世所重。Fonvizin（1745—1792）以日常生活作喜剧，俄国戏曲，至是乃始完成。且多写实之风，亦实开Puschkin之先路者也。Karamzin（1766—1826）为俄国第一史家。尝仿《哲人尺牍》，作书一卷，述欧洲自由思想。又作小说，虽颇染当时感情主义（Sentimentalism），而感化之力至大。其一曰Liza，言农女爱一贵家子，终为所弃，赴池而死。一时人心大震，至有自墨斯科驰赴其地，求所言池，凭吊Liza者。俄国农奴制度，久致识者不满，Radischtchev仿Sterne作《莫斯科纪行》，力暴其恶，至以是得祸。Karamzin所著书，于此亦多寓微旨。至十九世纪中，Turgenjev之《猎人随笔》出，而国人之同情，益以感发，奴制乃终废也。
第七章 结论
二三 以上所说为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文学大纲，与文艺复兴期合称古典主义之文学。虽历年五百，分国五六，然有共通之现象，一以贯之，即以古典为依归是也。至其精神，则似同而实异。当中古时，教会厉行出世之教，欲人民弃现世而从之，求得天国之福。然人性二元，不能偏重，穷则终归于变。武士文学，一转而为Trobador之抒情诗。浪游之歌，起于教士，而异教思想，自然流露。及东罗马亡，古学流入西欧，感撄人心，起大变动，遂见文艺复兴之盛。盖希腊之现世思想，与当时人心，甚相契合，故争赴之，若水就下。艺文著作，虽非模拟唯肖，而尚美主情之精神略同。迨至末流，情思衰歇，十七世纪时，遂有理智主义者起以救其敝。虽亦取法古代文学，而所重在形式，此十七八世纪之趋势，与文艺复兴期之所以异。本源出于一，而流别乃实相抗矣。盖希腊文化，以中和（Sophrosyne）称。尚美而不违道德，主情而不失理智，重思索而不害实行。古典主义即从此出，而复有异者，各见其一端故也。
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艺文，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十九世纪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