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方面在解放区沿着文艺为广大人民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自由、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则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压迫，经过重重斗争而获得发展。
一九四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贯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加紧与敌伪勾结的同时，又采取种种法西斯手段，增强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压迫，并于一九四三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文化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工作者实行高压和箝制。一九四一年七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竟“取缔书刊”达九百六十一种之多。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间，张道藩、梁实秋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文化先锋》上先后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等文，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鼓吹“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表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意识”(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文化运动纲领”，并于十一月间在重庆举行所谓“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本来，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提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之类的口号是无可厚非的。但国民党一则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对立起来，叫嚷进步作家不要“站在劳工劳农的立场”去创作“憎恨”剥削阶级的作品(注：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20日)；二则把“民族意识”与封建思想混为一谈，在“民族文化”的旗号下宣扬封建主义的内容。他们在文化上提出的这些口号，是为国民党政治上鼓吹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效劳的。因此，他们的所谓“民族”云云，指的只是民族中占极少数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的压迫和摧残，给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造成了极大困难：政治上，作家生命没有保障，创作没有自由，出版受到查禁；经济上，由于物价上涨，纸张印刷成本急速增高，加之苛捐杂税的重压(如重庆的戏剧上演税高到票价的百分之五十五)，使得一些优秀作品难以出版或上演，作家生活没有保障。这些都严重阻碍着文艺事业的发展。
虽然如此，进步文艺界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继续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善于灵活作战，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虚伺隙，互相呼应，终于能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击垮了一切反动派的文艺活动，而打了胜仗。”(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国统区各地分会依然继续开展活动，它广泛地团结各抗日阶层的文艺工作者，并动员与组织他们参加许多工作。皖南事变之后，党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一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不仅团结了许多进步的文化人，而且团结了大批中间的文化人，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针对国民党喧闹一时的“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新华日报》发表了《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必须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国统区进步文艺界还曾通过纪念鲁迅、庆祝作家生辰等特殊方式，推动革命文艺运动。在祝贺郭沫若、茅盾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均按中国传统习惯计算年龄)，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一九四四年)的时候，《文艺生活》、《抗战文艺》、《文哨》等刊物，均出纪念特辑，表彰他们对文化革命的杰出贡献，总结文学运动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团结，鼓舞了斗志，对反动统治者起了打击和示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在纪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之际，热情地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并对郭沫若寄以深切的期望：“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注：《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又号召文化工作者以鲁迅为榜样，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正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引导和殷切期待。
国民党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的鱼肉人民、敲诈勒索“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4页)。抗战最后两年，国统区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四四年，在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2页)湘桂溃败是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大暴露，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这也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一九四四年六月，郭沫若发表了《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指出：“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为促进训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文化工作者应有权要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同年七月，“文协”鉴于“若干作家病不能医，盆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并为了“加强文艺工作和社会人士的联系”，发起了“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这个运动发起以后，很快得到了社会广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推动了民主运动和文艺运动(注：可参阅《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这年九月，中共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深得群众拥护，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起了号召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一九四五年，是民主运动公开化的一年。这年一、二月间，民主同盟、工商界、妇女界、青年界、文化界接连发表要求民主的宣言。其中，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影响最大。《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废除有碍民主实现的各项措施。《进言》提出：“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进言》说出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声，在上面签名的达三百七十多人。《进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国民党当局为了抵制《进言》的巨大影响，先由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出马，强迫个别签名者登报声明“并未参加”；再由CC系另拟一篇反动宣言，威逼一些教授签名，刊登于同年四月重庆伪《中央日报》上。随着《进言》的发表，国民党更把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视为眼中钉，便在同年三月底强令解散。一九四五年，“文协”第六届年会规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文协”在《为纪念文艺节公启》中说：“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和民主，不但开发了那以后的中国人民的光辉的英勇斗争潮流，而且依然是今天的中国人民的光辉而英勇的斗争方向。”“文协”号召文艺工作者在纪念首届文艺节的时候，“检讨过去、策励将来”，发扬“五四”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为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贡献力量(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文艺运动汇入了民主运动的洪流，许多民主的集会通过文艺讲习会、文艺座谈会的方式举行。很多作家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并用自己的作品推动民主运动。茅盾的《清明前后》揭露了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摧残，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同人民一起参加民主斗争，才能“打断那把工业拖得半死不活的脚镣手铐”。政治讽刺诗、讽刺喜剧和战斗杂文象一把把犀利的尖刀，刺向国民党的心脏。连张恨水也写出了《八十一梦》这类尖锐讽刺国统区黑暗现实的小说。诗人闻一多更因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潮流的激荡，从书斋生活走到民主运动的前列，热情地在群众集会上进行讲演或朗诵诗歌。闻一多的道路代表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革命转折时期向左转倾向。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是坚持抗日、要求民主的，不少人还写出了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但由于当时国统区的现实是那样黑暗，罪恶势力暂时又还那样强大，周围气氛是那样污浊而令人窒息，在这种困苦环境中，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本身也暴露出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弱点。表现在创作中，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的情绪滋长了；回避重大斗争而描写身边琐事、爱情纠葛的倾向抬头了；有的迎合庸俗趣味，采集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织无意义的故事；有的缺乏阶级观点，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此等等。创作上出现的这种内容空虚、情绪低沉的“非政治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中脆弱、灰色的一面。怎样改变这种处境，摆脱创作上这类不健康倾向？文艺理论上也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强调“人生态度”；有的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有的强调投身现实斗争，克服非政治倾向；有的则把问题归结到注重艺术技巧上去。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及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中，几乎都涉及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和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引起了《新华日报》内部的争论。于潮说：“我们正是处在方生和未死之间：旧传统的遗毒还没有死去，新文化还没有普遍地生根；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注：《方生未死之间》，《中原》第1卷第3期，1944年3月)。如何弃旧迎新呢？于潮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树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有了这种生活态度，就能“创造出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注：《论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主义》，《中原》创刊号，1943年6月)。作者感觉到当时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麻木、疲倦、消沉、观望等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却对这种现象作了不正确的解释，提出了不正确的答案。于潮不着重分析造成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客观社会原因及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弱点，说明只有参加实际政治斗争、改造思想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而是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作解决问题的钥匙。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他认为作家只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作力底充沛和思想力底坚强”，才能对“目前泛滥着的，没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观主义”文艺进行斗争。有些文艺工作者不同意胡风的这种观点，提出批评意见，这就引起了从抗战后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一九四五年还曾因为对于某几个具体作品的估价问题，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的争论。有现实政治性很强的作品，然而被认为是没有艺术性的主观公式主义；也有被认为是艺术性较高而与现实的政治脱节的作品。为了使文艺工作者认清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举行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这次讨论中虽也出现过简单化的倾向，但通过讨论，批评了文学创作和评论中的“非政治倾向”，坚持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相统一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周恩来同志非常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他一方面严肃批评带有错误倾向的文艺作品和理论主张，另一方面又耐心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他建议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过去的文艺工作，来改进自己的文艺工作。”(注：何其芳：《回忆周恩来同志》，1978年《文学评论》第1期)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与理论主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除了客观社会环境的恶劣之外，还应该从作家的主观方面找出原因：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属于被压迫阶级，所以有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面表现为消极低沉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具有原则的区别，不进行认真改造，就不可能对文艺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所以要建议文艺界共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以后，不仅指引着解放区文艺前进的道路，也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起着指导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即《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不久，重庆《新华日报》便发表了一篇根据《讲话》精神写成的指导国统区文化运动的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这篇社论指出，文化建设一定要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社论号召文化工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社论正面阐述了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在人民大众面前摆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不同的文化建设观，对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四四年元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在重庆《新华日报》摘要发表。这是《讲话》在国统区第一次公开和广大读者见面。刊登《讲话》的编者按语说：《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第二天，《新华日报》又在《读者与编者》栏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还转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及周扬等介绍延安文艺整风和评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四月，党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到重庆，任务是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传达《讲话》，并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同志不仅在内部经常领导、组织文艺界学习《讲话》，阐释党的文艺方针，而且还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文协”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公开介绍了《讲话》以后延安文艺界呈现的“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周恩来同志说：《讲话》以后，许多作家“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周恩来同志号召重庆的作家向解放区学习，使国统区文艺运动取得更大的成绩(注：《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2日)。
《讲话》传入国统区，国统区文坛犹如“久旱”逢“甘霖”，很多作家努力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并结合国统区实际贯彻《讲话》精神。他们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应当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郭沫若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为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注：《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文艺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茅盾联系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实际，正确论述了应当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为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同样的，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注：《如何击退颓风》，《茅盾文集》第10卷)何其芳撰写了《大后方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他认为大后方文艺的任务，“就是推动大后方广泛的人民群众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民主运动。”为此，作家要扩大生活领域，描写群众的痛苦、要求，作品形式要大众化。一九四五年春天，文艺界提出“面向农村”的口号，稍后又提出“农民文艺”等，这些提法虽然未必确切，却是力图贯彻《讲话》精神的。
在学习《讲话》、并以《讲话》精神指导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同时，解放区产生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也陆续传入到国统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飞返重庆，“秧歌剧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注：郭沫若：《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新文化》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1月14日)一九四五年一至二月，《新华日报》社为庆祝该报创办七周年和欢度春节，先后举办过两次秧歌晚会，演出了《兄妹开荒》、《军民联欢》、《牛永贵受伤》、《一朵红花》。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小型秧歌舞剧在重庆演出，使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别开生面。接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也相继传入国统区。国统区作家称赞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反映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文化”(注：郭沫若：《〈板话〉及其他》，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1946年8月16日)，认为这些作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足资借镜”(注：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6年12月)。他们还从解放区新型文艺的出现领悟到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只有深入工农，改造思想，获取源泉，才能创造出为人民所喜爱的文艺。国统区和解放区虽然环境、任务有所不同，但国统区作家积极从《讲话》和在《讲话》指引下产生的文艺作品中吸取营养，用以推进国统区文艺运动，毕竟“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注：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076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要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这场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构成了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兴奋的心情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当前反压迫、争民主的政治斗争。《文艺杂志》主编邵荃麟写的《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一文，表达了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战斗决心：“首先，作为我们当前迫切任务的，便是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汉奸和打击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斗争。这在主观方面是要求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更密切结合，而在客观方面一个迫切要求，即是言论出版创作研究的自由。……其次，从文艺工作本身来说，我们应该更肩负起国民精神代言人的职责，更深广地去反映和倾诉今天人民的愿望和表达人民的意志。这就要求每个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现实斗争，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量。”(注：《文艺杂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双十协定”的公布，使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一线曙光；但这曙光又被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云所笼罩。昆明“一二·一”流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人民愤怒的反抗。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政协”召开前后，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纷纷向“政协”呼吁，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茅盾、冯雪峰等三十人签署的《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说：“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注：《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20日)重庆文艺界人士陈述了对“政协”会议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希望和要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抗战胜利后改名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并于次年移至上海继续领导文艺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文协”总会发布《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郭沫若起草)，文中说：“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向作家提出要求：“我们应该严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的意识彻底大众化，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中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当时的进步报刊曾以不同标题刊登了这个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如《文联》一卷七期登载该文时，题目为《今日文艺工作的方向——纪念第二届文艺节》)，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民党反动派对“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并不信守、执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当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时候，反动派指使特务匪徒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和新闻记者六十余人受伤，造成了著名的校场口事件。接着，三月出现了南通血案，六月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与美帝勾结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完毕，便彻底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国统区人民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工、农、商、学各界在党的领导下，配合革命军事斗争，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规模革命群众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文化批评家、平民教育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杀害；仅隔四日，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也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愤怒抗议。中共代表团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缉拿凶手、公葬死者、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等七项要求(注：《中共代表团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周恩来同志闻此凶耗，悲愤交集，立即于十八日在上海寓所举行有中外记者百余人参加的招待会，向新闻界控诉反动派的暴行。他说：“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我们非常愤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注：《周恩来将军谈三大问题》，《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反动派企图杀一儆百，但全国掀起的追悼李、闻二烈士的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更大声讨。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在北平身染重病，但仍积极支持民主运动，毅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至死不屈。毛泽东同志对闻一多、朱自清为人民不惜牺牲的精神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2—1433页)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组织部分作家奔赴解放区开展革命文化活动，一方面帮助大批文化工作者撤至香港建立文化革命的新据点。革命文化工作者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聚集力量，出版刊物(主要有《大众文艺丛刊》、《小说》、光复版的《文艺生活》、香港版的《群众》，并为《华商报》副刊开辟了《热风》、《茶亭》等文艺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批判错误文艺思想，提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与抗战后期相比，这时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自觉性更加提高，而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香港进步文化界曾分别以《文艺问题》、《论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一九四七年五月，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又以《毛泽东论人民的文化与人民的文艺》为题，节选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的部分章节。《讲话》的公开出版发行，为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冯乃超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等论文，都是在当时条件下认真学习《讲话》的产物。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新文学的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作家思想改造、文艺大众化、统一战线等问题。当时还开展了“方言文学”、“马华文艺”问题的讨论。“方言文学”讨论的实质，正是为了在国统区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反共反人民、麻醉人民斗争意志的反动文艺。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文化上大肆鼓吹“戡乱”。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印的《文化先锋》，发表《对剿匪戡乱应有的认识》(张道藩)、《文化界怎样动员》(褚百思)、《文艺作家的昨天和今天》(赵友培)等文章，污蔑共产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攻击共产主义文化是“野蛮文化”、“霸道文化”，责令作家“要挥如椽之笔，向匪徒作无情的扫荡”。他们千万百计扼杀民主文化，封闭报馆，查禁书刊，迫害作家，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人民的心愿，因而受到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当时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超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不左不右的姿态出现，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他们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在我国对内对外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错误意见：对内否定人民解放战争、人民民主运动和土地改革，对外散布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进步文化界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曾集中火力对它进行了批评，帮助教育了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文艺工作者。此外，进步文化工作者还对毒害人们精神的封建文艺、色情文艺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意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罪恶，表现了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在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和解放区新文艺影响的扩大，这个时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也有新的发展：从思想内容上看，出现了许多暴露黑暗、颂扬反抗的作品，特别是讽刺作品更为盛行；艺术形式也呈现出一种新倾向，“那就是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政治讽刺诗的蓬勃发展，是本时期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诗歌创作抗战前期多为对民族解放的热情呼唤，到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兴起以后，便转向了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讽刺，产生了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以及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马凡陀的山歌》等政治讽刺诗，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运动中，或被朗诵，或被书于旗帜，或被改编为街头剧演出，它们连同《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讽刺歌曲一起，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效果。“讽刺诗多起来了，这不是由于诗人们的忽然高兴，而是碰眼触心的‘事实’太多，把诗人‘刺’起来了。”(注：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宝贝儿》代序)。此文最早载1945年6月14日《新华日报》，题目稍有不同。)朗诵诗多半是非职业的文艺青年们创作的，它产生于民主运动，又服务于民主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集体创作的性质。这个时期的戏剧创作，由政治形势逆转时的历史剧，发展成为直接暴露反动统治和要求人民民主的作品，出现了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升官图》、田汉的《丽人行》、吴祖光的《捉鬼传》等作品。这些剧作或暴露官僚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压榨勒索，或揭示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丑恶，或描写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反抗斗争，具有明快、犀利的战斗特色。戏剧创作中讽刺喜剧色彩的浓厚，曲折地反映了人民力量的增强和反动势力的衰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对戏剧运动的迫害，许多剧作家转移到了电影部门。他们根据“站在人民的立场，暴露与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和在这种统治下广大人民所受的灾难与痛苦；并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一条斗争的道路”的编导方针(注：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制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等很有影响的优秀影片。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反映社会生活面比较宽广，题材和人物更为开阔多样。茅盾的《锻炼》、沙汀的《还乡记》、艾芜的《山野》、黄谷柳的《虾球传》、姚雪垠的《长夜》等，不仅暴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还或明或暗地描写了各个时期人民的反抗斗争。适应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这个时期还继续产生了一批匕首、投枪式的杂文。郭沫若、茅盾、冯雪峰、朱自清、何其芳、林默涵等作家的杂感，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抨击“旧时代的阴魂”、迎接“新时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
综上所述，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国内外敌人百般压迫下坚持斗争，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创作了一批对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有强烈政治意义的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企图同人民靠拢的。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压迫之下，和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固守着自己的岗位，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或配合的作用。反动派扼杀新文艺运动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