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没有形成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小说创作那样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在反动派压迫下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作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又极其恶劣的缘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入国统区以后对文艺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讲话》精神要有一个过程。而战争和政治形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发展，也使一些作家在把握和反映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斗争方面感到困难。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辛的生活处境，当然更严重摧残了作家的创作。尽管如此，国统区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仍然继承“五四”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学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新鲜经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小说创作，努力反映和暴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描写和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时期，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沙汀、艾芜、骆宾基、靳以、姚雪垠等许多作家都发表了新的小说作品，而且出现了一些新人新作。
这一时期小说作品的题材更为开阔，主题和人物也更多种多样。从抗日的前线景象到后方风物，从国统区的农村面貌到城市生活，从知识分子的初步觉醒到劳动人民的自发斗争，从小公务员的朝不保夕到大官僚的贪得无厌，以至活跃在山区的绿林人物，流浪在大城市的少年儿童，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随着作家思想的发展变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认识日益提高，对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认识日益加深，许多小说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较前一时期有所前进，它们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暴露国统区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通过艺术形象告诉人们，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并且对光明的新中国寄以热切的期待。
在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的小说中，前曾简要提到过的巴金的长篇《第四病室》、《寒夜》，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作者三十年代有些作品相比，固然气势没有那么宏大，色调显得比较灰暗，但严峻的现实主义风格仍一脉相承，艺术技巧的圆熟也不减当年。《第四病室》采用日记体裁，通过一个姓陆的青年在住院期间所见的人和事，反映当时黑暗而冷酷的现实。第四病室是外科病室，也住着内科病人和传染病人。在这里金钱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病人无钱医治，只能在痛苦中挣扎、死亡。“住在这里，人好象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注：《第四病室·小引》)这样的病室，岂不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缩影！小说通过生动的细节和富有性格特色的对话，刻划了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在黑暗重压下有的悲愤激越，有的麻木不仁，有的顽强挣扎，有的听天由命。作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青年女大夫杨木华，“她的眼光是那么柔和，那么善良，那么真诚，而且那么明亮”。她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但给病人以温暖和希望，宛如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寒夜》则自始至终充满沉重而悲愤的气氛。作者说：“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说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注：《寒夜·后记》)小说描写了国统区一个小职员家庭的悲惨故事。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都是大学毕业生，由恋爱而结合，本来是美满的，但是，生活的重压使美满化为酸辛。婆媳之间的纠葛又加重了精神上的痛若。小说的情节在丈夫、妻子、婆婆三人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环境的压迫和内心的矛盾描写得极其细腻。丈夫的肺病日益加重，妻子的忧痛有增无已。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位和摆脱婆媳的矛盾，妻子离开了家庭但没有背弃丈夫。抗战的胜利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任何转机。当妻子回到家庭时，丈夫早已吐尽了血痰而死去，婆婆带着孙儿不知去向。“夜的确太冷了！”小说通过曾树生的感觉得出了这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四病室》、《寒夜》这两部小说共有的现产主义特色，不仅在于真实地描绘了小人物之死，而更主要是富有浓重的时代气息，画出了国民党统治时代旧中国阴暗的画面。
艾芜的小说也善于勾画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画面，但从题材、主题到艺术手法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艾芜这时期进入创作的旺盛时期，不但继续写作短篇小说，而且积极创作中篇、长篇小说，完成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等许多作品。这些作品同作者三十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相比，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面更广，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剪裁的手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许多作品仍然保留了浓郁的地方色采和淳厚的乡土气息。
同沙汀在这个时期写的许多小说相似，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许多作品，也都以国统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丰饶的原野》分两部，第一部《春天》写于抗日战争前，第二部《落花时节》写于抗战期间，全书一九四六年始出版。这部小说从写景、叙事到人物对话，都富有地方色彩，用朴素而又生动的笔致，把四川岷沱流域的景色和人物展现在读者眼前。丰饶的原野景色宜人，却不是劳动人民的乐园。小说着重刻划了三个不同性格的雇农的形象，写出他们所受的压迫相同，但对待压迫的态度则异，在邵安娃身上表现为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表现为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表现为反抗和服从的两重性格。邵安娃在地主汪二爷的盘剥下，无声无息地忍受，而刘老九则敢于面对面反抗，他说：“大路摆在面前，把草鞋朝足上一登，走了就是。”(注：《丰饶的原野》，第165页)但是小说中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并未深入展开，缺乏完整感人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较单薄。这类缺陷在《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石青嫂子》等作品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一个女人的悲剧》描写农村妇女周四嫂在反动地方势力残酷迫害下家破人亡被迫跳崖自杀的故事。《乡愁》描写贫苦农民陈酉生在重压之下的反抗，终于冲出天罗地网，走向“对穷人好”的地方。《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这些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结构完整，语言朴素洗炼，特别是时代气氛强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农村的罪恶统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反映了中国黎明之前浓重的黑暗。作者坚信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将来到。短篇小说《幕夜行》通过两个不同性格的青年在幕夜中走向游击区的故事，反映了作者渴望光明的思想情绪。
真实地描绘和反映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仍然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课题。艾芜在长篇小说《故乡》和《山野》中从不同的侧面描写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城乡的生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故乡》是作者在抗战后方迁徒不定、卖稿度日的情况下写作的，一九四二年开始在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上连载，一九四七年出版单行本。全书分六部，约五十万字，是作者写作的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小说以抗战初期扬子江以南的多山地带的一个边远县份为背景，主人公是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余峻廷。抗日战争爆发了，余峻廷回到故乡，怀着满腔热情想干一番抗日宣传工作。但是，回乡后接触了许多人和事，深感到“我们的家乡，真是黑暗，黑暗，第三个黑暗”。他虽然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但面对着反动腐朽的社会势力却无能为力，对自己母亲以高利贷盘剥农民虽深深不满却无可奈何，终因失望而再次离开故乡。小说以余峻廷回乡二十多天所见所闻为线索，描绘了这个县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幅抗战时期国统区县城的社会生活画面。从土豪劣绅的为非作歹到官僚政客的倒行逆施，从被压迫农民的含辛茹苦到爱国知识分子的奔波呼喊，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有些场面(如怒愤的农民冲击银行及县衙门)写得有声有色。但作者对战时国统区城乡主要矛盾和斗争挖掘仍不深，有浮光掠影的缺点，人物比较概念化，而且生活琐事写得过多，刻划人物性格的细节过少，使读者有冗长沉闷之感。
继《故乡》之后，艾芜在一九四七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野》，思想性艺术性大大提高了一步，标志着作者在长篇创作上走上成熟时期。作者说：“因为限于所见所闻，我不能把全部抗日战争的悲壮事情，通通写了出来，我只能将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勉力记下。”(注：《〈山野〉后记》)小说围绕着“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刻划了农村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物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作者注意克服《故乡》结构松散的缺点，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既高度集中又充分舒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派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把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组织得有条不紊。小说中出现了几十个人物，较之《丰饶的原野》、《故乡》，主要人物形象性格更鲜明，行动更活跃。作者在阿岩、阿树、阿寿、阿劲、阿龙这些贫苦青年农民身上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把他们作为抗日斗争的主力来写。作者说：“使我到现在，皆能在生活的坷路上，增添了不少勇气的，就是那些卑微的人物，他们曾在抗日战争中，不愿做奴隶，能为自由而战争……。”(注：《〈山野〉后记》)这些“卑微的人物”积极投入了保卫山村的战斗，其中阿寿、阿树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这些“卑微的人物”相对照，小说刻划了韦茂和、徐德川等山村上层人物。工商业者兼地主韦茂和由于工厂商店被日寇烧毁，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只是为了他的财产和地位。他表面上精明干练，实际并无组织战斗的本领，而且在关键时刻赞同了地主徐德川的委协投降活动。徐德川则是混在抗日陈营中的投降派，暗中派人与敌人来往，甚至向韦茂和献策阴谋杀害抗日积极分子阿龙。同以上两类人物相比，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作品中更为真实生动，特别是韦美珍的形象用了大量笔墨细腻地加以刻划。韦美珍是韦茂和的二女儿，性格爽朗，意志坚强，高中毕业回乡恰好碰上这场战斗，初见战火虽有些胆怯，但在实际战斗中锻炼得沉着坚定，在宣传动员、救护伤员，特别是在粉碎她父亲和徐德川的投降阴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抗日斗争中涌现的先进的女知识青年的形象。小说把农村的阶级关系表现得那样准确而鲜明，这在国统区的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进展。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这部小说给以很高的评价。小说不足之处仍然是工农群众形象不如知识分子形象那么血肉丰满，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欠真实，这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作者以很大努力突破这个局限，长期深入工农群众，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解放战争初期出版的姚雪垠的《长夜》，也是当时反映农民反抗斗争的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以一九二四年军阀混战时期河南西部山区为背景，通过一个回乡途中被土匪“绑票”的青年学生的亲身经历，描写以李水沫为头目的一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揭示出许多穷苦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被迫为匪的社会原因，表现了农民中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小说真实地塑造了薛正礼、赵狮子、刘老义、王成山等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写出了他们内在的善良正直的心灵。象《长夜》这样以现实主义笔法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五四”以后新文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从题材方面为现代小说的发展作了新的开拓。小说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采，写出了从伏牛山到桐柏山地区的风土人情，大量运用群众口语及土匪暗语。作者在《后记》中说：“将这部小说题名叫《长夜》，是因为在我的计划中还有《黄昏》与《黎明》。在《黄昏》中要写静静的旧农村是怎样的开始崩溃，怎样的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形态。在《黎明》中要写农村在崩溃后由混乱走到觉醒，虽是‘风雨如晦’，但已经‘鸡鸣不已’。”可惜作者后来并没有按计划写下去。姚雪垠这个时期还写有中篇《记卢熔轩》和短篇《人性的恢复》等。前者是一个爱国科学家的传记小说，后者则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实行特务统治的残暴手段。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抗战胜利前后曾以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而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张恨水的长篇《八十一梦》、《五子登科》。张恨水(1895—1967)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由鸳鸯蝴蝶派向新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的《啼笑因缘》，曾经风行一时，还被改编为戏剧、评弹和拍摄成电影。这个以樊家树为主轴的多角恋爱故事，曾使畸形的旧中国产生一批“啼笑因缘迷”。这是因为它将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和锄强扶弱的武侠传奇熔于一炉。樊家树这个殷实富户的少爷的所谓“平民思想”的慷慨恩赐，使一部分有产者感到颜面增光；而他的卑躬下士和关氏父女的行侠好义，使找不到出路的小市民阶层得到短暂的兴奋与陶醉。小说对军阀的飞扬跋扈和丑恶生活有所暴露，在结构技巧上也有可取之处。“九一八事变后，有些鸳鸯蝴蝶派作者从事“国难小说”的创作，张恨水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他这类配合时事之作，大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弯弓集》中。他曾自我剖白：在“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无死所”的国难时期，“心如火焚”，要以小说“唤醒国人”，尽一点“鼓励民气”的责任。但张恨水的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往往追求“故事能在抗战言情上兼有者”，以吸引他们特有的读者层。《大江东去》叙写一个女子和两个抗战军人之间的纠葛。作者主观上想反映抗战军人以国家大局为重，不受女子朝秦暮楚的播弄，实际上只是以抗战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说；但其中写南京失陷时日寇灭绝人性的大屠城的片段，很有控诉力量。《热血之花》先是剧本体裁，后又由作者改写为同名长篇，同样也跳不出“抗战加言情”的窠臼。这些作品大都根据第二、三手材料写成，往往缺乏生活实感。一九三九年所写的《巷战之夜》(又名《冲锋》、《天津卫》)，是他的抗战题材中很值得注意的作品。小说以教员张竞存为主人公，写他如何成为一支自发的游击队支队长的经历。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日寇侵占天津时的狂轰滥炸和血腥杀戮，用满腔热情的笔触，刻划下级官兵与天津人民同心协力浴血巷战，抗击侵略者。这部中篇基本上没有鸳鸯蝴蝶派的陈腔俗套，很是难能可贵。张恨水在抗战时期的另一类较有影响的题材是社会讽刺小说。《八十一梦》以梦幻的形式，有时参照《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及近代谴责小说的笔法，站在清贫的小市民的立场讽刺国民党贪官污吏以及大后方官绅的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这类题材在抗战胜利后，还作过进一步的开掘。《五子登科》就是反映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专员”沉醉于“金子、女子、房子、车子、条子”的荒淫靡烂的生活之中，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鲁迅曾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重点原有——引者注)张恨水在抗战时期的作品显示了他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作家，在时代的教育和磨炼下，获得了可喜的进步。
同过去每个历史时期一样，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老一辈作家扶植帮助下，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茅盾主编的《文阵新辑》、《小说》、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以群主编的《新绿文丛》、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副刊，以及胡风主编的《七月新丛》等丛书、刊物，都重视刊登、出版新作者的作品。郁茹、路翎、谷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进文坛的。他们的小说尽管在思想上艺术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但都以新颖的艺术特色。力图反映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的风貌。
郁茹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爱》，一九四四年在茅盾主编的《文阵新辑》上发表，不久又出版了单行本，受到当时文艺界和知识青年的重视。这部小说具有明快的风格和深厚的气魄，通过细腻的心理刻划、强烈的抒情描写和人物性格的相互对比、衬托，表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罗维娜，如何突破私爱的小天地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大道，热烈歌颂罗维娜敢于反抗恶劣环境的倔强意志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商尚品格，小说从罗维娜离开重庆的小家乘船去外地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开始写起，回叙了她的身世，然后用俊逸的笔调描写她反抗恶劣环境和摆脱私爱缠绕时激荡的内心斗争，最后以罗维娜在哥哥帮助下远赴浙西参加游击队作结束。小说中罗维娜这个青年妇女的形象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茅盾曾指出：“我们所以感到喜悦的，是因为这一部小说给我们这伟大时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个明晰的面目来了。……通过了仔细分析的内心斗争的过程，我们看见一个昂首阔步的新女性坚定地赶上了时代的主潮，——全身心贡献给民族。”(注：茅盾：《关于〈遥远的爱〉》)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比较成功地塑造出罗维娜的形象，是由于作者极其熟悉罗维娜这类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作者说：“在我写它时，我只想借着维娜提出一个问题，也是想介绍在现社会中艰苦挣扎的女性底一部奋斗史。维娜不是一个女性的片面描写，而是我历年来在各种生活的重压下看到的无数女性的一个综合。”(注：郁茹：《遥远的爱·再版题记》)这部小说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一些缺点，如结构不够完整，除罗维娜外其他形象都比较概念化，罗维娜的内心矛盾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但是小说歌颂了为民族解放献身的精神，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有启发鼓舞作用的。解放战争期间，郁茹发表了中篇小说《龙头山下》，描写浙西农村一个家庭在抗战前后发生了阶级分化，父亲发了国难财，当上反动官僚，儿子走上龙头山，参加游击队。小说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通过这个家庭的变化，报发了国统区人民渴望解放的情绪，从侧面反映金华、肖山一带游击队的活动。这部作品表明作者开始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子，努力表现农村的生活和斗争。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完成于一九四五年，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以江南一家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的风流云散为中心，力图反映“一·二八”以后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提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作者是刚走进文坛的新人，注意学习和吸取西洋文学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创作经验，因而驾驭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也颇熟练。小说分两部。第一部结构虽稍凌乱，但线索仍很分明，从“一·二八”写到“七·七”事变前，故事中心是苏州头等富户蒋捷三一家在内外多种力量冲击下分崩离析的过程，穿插交错地描写在上海、南京、苏州的将家儿女的活动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第二部结构则完整紧密，线索更加清晰，从“七·七”事变写到苏德战争爆发，集中描写蒋家的小儿子蒋纯祖在大动乱中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也穿插描写蒋家其他儿女在抗战后方过着平庸麻木的生活。小说写了七十几个人物，除蒋家儿女及其亲友外，还写了士兵、军官、演员、教员等许多人物。叛党后的陈独秀和投敌前的汪精卫也在作品中出现。作者把财主的儿女，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里加以刻划，表现他们的思想面貌，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作者说：“我所检讨，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底知识分子们底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这是要牵涉到中国底复杂的生活的；在这种生活里面，又正激荡着民族解放战争底伟大的风景。”(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这种意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作者的思想、生活等多种原因，作品既有显著的成功之处，也有严重缺陷。这部小说，在描写大财主家庭的豪华生活方面，在描写大财主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相互争夺方面，在暴露国统区黑暗腐朽的社会面貌方面，都比较真实生动，具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采。小说塑造了王熙凤式的人物金素痕，以这个人物为中心在蒋家内部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斗争，写得有声有色。但是，小说在不少方面，特别是在描写知识分子道路方面，很大程度上又背离了现实主义。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大批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不断改造自己，由投身民族解放斗争而走上同工农结合的大道。而《财主底儿女们》这部以描述知识分子道路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却不是努力反映这个客观实际，而把具有浓厚个人主义思想的蒋纯祖作为当代英雄加以歌颂，鼓吹蒋纯祖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是一条脱离广大群众，脱离斗争实际的歧路。作者说：“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小说中的蒋纯祖是财主蒋捷三的第三个儿子，抗战爆发后脱离令人窒息的家庭走向社会。作者以巨大的篇幅描写蒋纯祖在抗战中曲折的遭遇，用细腻的心理刻划展现蒋纯祖时刻在激荡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笔下，蒋纯祖忠厚、善良、高贵，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他憎恶他所处的苦闷的现实”(注：《财主底儿女们》第635页)，对邪恶势力有一定反抗性，但是他又软弱动摇，在压迫加重时往往逃避，从混乱的前线逃到麻木的后方，从演剧队转到乡村小学，又在农村恶势力压迫下逃回城市，终于在贫病交加和失恋的精神重压下死去。如果作者用正确的观点分析这个人物，自然能给读者以启发，但在小说中作者对这个人物同情多于批评，甚至赞扬他孤高自赏，仇视一切理论，实际上也就是肯定和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鼓吹拒绝党的领导、脱离革命集体的个人奋斗。小说中描写的其他几个财主儿女，思想面貌和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共同之点都是一事无成。蒋家大儿子蒋慰祖受家庭内部倾轧和妻子放浪的刺激成为疯子，多次逃离家庭与乞丐为伍，最后烧毁住所，跳入长江，淹没在波涛之中。这个形象对财主家庭是个尖锐的讽刺，寄托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愤懑，和对私有财产制的谴责，许多情节动人心弦，但结局却是消极的。蒋家的二儿子蒋少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较早脱离家庭参加抗日爱国活动，但并没有从立场上思想上背叛财主家庭，抗日也只限于空谈，后来成为新的地主、绅士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者。蒋少祖所走的道路是通向反动营垒的歧路，但作者对这个人物欣掌多于批判。小说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企图解答“在目前这种生活里……，这个世界上，人们应当肯定，并且宝贵的，是什么。”(注：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但作品的实际却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给读者的印象只能象小说描写蒋纯祖和他的同伴逃出石桥镇时“……他们无路可走了。……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注：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298页)但小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和强烈的时代气氛中，通过一个封建家庭的崩溃及其儿女们的曲折生活道路这一侧面，显示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而且篇幅巨大，又出自一个青年作者之手，因此小说出版后受到进步文艺界的重视。
路翎除了创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以外，还写了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出版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炼中》等短篇小说集，在当时青年作者中创作数量是最多的。这些小说取材范围很广泛，从矿工、农民、士兵、流浪汉到各种嘴脸的剥削者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在作品中出现，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艺术上也表现出一定的才力，注意结构、剪裁和人物精神世界的刻划，语言虽有欧化痕迹，但还比较清丽。《饥饿的郭素娥》以矿区为背景写了一个下层妇女的悲剧。《蜗牛在荆棘上》写一个士兵怀疑妻子不贞而回乡复仇的故事。《棺材》(收集在《青春的祝福》中)写了靠剥削起家的两兄弟狗咬狗相互争夺的故事。《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收集在《求爱》中)写一个孤独的老农妇，在小猪身上寄托改变生活窘境的希望终于迅速破灭的故事。《王兴发夫妇》(收集在《在铁炼中》里)写勤劳善良农民夫妇反抗抓壮丁的故事。作者抱着“人们总是在生活着，生活总是在前进着”(注：路翎：《〈求爱〉后记》)的观念，力图按生活本来面貌反映生活，但是他不了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也不熟悉工农群众的生活，因而小说往往不能准确反映生活，剥削者、知识分子的形象比较真实，工农群众的形象则比较苍白甚至被歪曲，往往写成愚昧而带有神经质。例如，《罗大斗的一生》(收集在《在铁炼中》里)把一个受欺压的农民写成软弱无能、奴性十足的可怜虫。
对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及中篇、短篇小说的进步倾向和严重缺陷，当时进步的文艺阵营曾给以分析和批评，作者也表示：“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象过去追随得那么艰苦。”(注：路翎：《〈在铁炼中〉后记》)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总崩溃前的最黑暗的日子里，《虾球传》的出现给窒息的文坛送来了春风。这部小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华商报》副刊连载，随后分《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和《山长水远》三部出版了单行本，在当时国统区特别是华南地区曾广泛流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这部小说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作者黄谷柳(1908—1977)，抗战时期已开始发表作品。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过曲折而辛酸的生活经历，在黑暗中探索着走向光明的道路。《虾球传》的创作就是这种探索所结出的艺术硕果。《虾球传》是一部富有浓厚地方色采和强烈生活气息的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从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小说中的虾球，原名夏球，出身于华侨工人家庭，自幼在香港做小工、小贩，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在生活的重压下，十六岁的虾球走出家庭，到处流浪求生。但是，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下层人民的乐园与天堂。虾球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流浪生活，受过拘押、捆绑、殴打，从香港流浪到广州，又到粤南各地，经过曲折惊险的道路，终于找到了革命队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成为一名优秀的游击战士，从为个人求生走上为人民求解放的光明大道。虾球既勇敢又机智，在追求新的生活过程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祖，终于化险为夷。作者力图在虾球形象中概括地表现出华南地区少年儿童梗直、精明、勇敢、义侠等等特点。小说毫不隐晦地写了虾球在流浪中沾染过旧社会的污秽。虾球在无路可走时曾做过小偷、扒手，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博，但是他本质忠厚、善良，特别是接受了革命道理以后，他坚决摈弃了这些旧社会的污秽。虾球的经历，似乎带有传奇性，但符合虾球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而又富有现实性。作者居住香港、广州等地多年，对流浪少年儿童的生活作过细致的观察，“他曾为一个象小说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注：夏衍：《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新文学史料》第三辑，1979年5月)《虾球传》通过虾球的曲折经历告诉人们，在豺狼当道的旧社会，个人奋斗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革命道路，穷人才能获得解放。
《虾球传》不是单纯地孤立地描写虾球的惊险遭遇，而是把虾球放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虾球和他的小伙伴牛仔在“鳄鱼家庭”当差所见的人和事，画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小说描写了绰号“鳄鱼头”的城市流氓头子洪斌及其上司、同僚，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这伙妖魔鬼怪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灵魂。“鳄鱼头”起初混迹香港，明抢暗盗，无恶不作；后来易地广州，摇身变为“舰长”、“团长”，同官、高、绅相勾结，为非作歹，罪恶累累。虾球起初分不清人和鬼，多次在“鳄鱼头”家里当差，在血的教训中才看清了“鳄鱼头”阴险狠毒的嘴脸，并同他作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鳄鱼头”及其一伙，实际上是当时反动统治集团的一个缩影。小说通过“鳄鱼头”的发迹和灭亡，预示反动统治最后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中屡见不鲜，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是，城市流浪少年儿童的苦难遭遇，城市流氓势力的为非作歹，在现代文学中较少涉及，因而《虾球传》的出现给人们以新颖而别开生面的感觉。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具有特色。较多地接受了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的影响，故事曲折动人，情节经人入胜，语言朴素简练，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正如茅盾在评价包括这部小说在内的作品时指出：“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由于作者思想、生活和创作经验的限制，《虾球传》在描写旧人物旧事物时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而描写新人物新事物则存在着概念化的缺点，对党的地下工作和游击队的描写缺乏生活实感。一九四九年六月，黄谷柳到十万大山地区参加粤桂边区游击队，走上崭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虾球传》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并改编为电影在香港上映。建国后作者对这部小说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充实。
这时期重要的长篇小说，还有茅盾的《锻炼》，和前已提及的老舍的《四世同堂》，沙汀的《还乡记》等。此外，夏衍的长篇《春寒》，碧野的长篇《没有花的春天》，于逢的中篇《乡下姑娘》、《深秋》，司马文森的长篇《雨季》，王西彦的长篇《古屋》等等，也都是这个时期在国统区写作和出版的小说作品。尽管其中有些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但这些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它们力图反映时代面貌，暴露社会的黑暗，对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迎接新中国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艺术上也各有不同的长处，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文学争夺阵地方面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