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开筑界壕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侵。这一巨大工程始于金初,断断续续,直到章宗统治时全部毕工。界壕分四部分,其西北、西南、临潢三路大致在章宗承安二、三年间(1197—1198年),王静安先生《金界壕考》作了明确的论断,(1)无须赘述。唯东北路界壕究于何时毕工,史籍记载有不易解之处,王《考》也说“惟东北路界壕则筑自何人,成于何年,殊无可考”。述东北路界壕开筑的唯一资料,为《金史》卷九三《内族宗浩传》,传称:

进拜尚书右丞相,超授崇进。时惩北边不宁,议筑壕垒以备守戍,廷臣多异同。平章政事张万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独谓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毕,上赐诏褒赉甚厚。

王《考》云:

考宗浩拜右丞相,在泰和三年(1203年)正月,而张万公即以三月朔致仕。又据《万公传》,万公谏开壕,乃因旱灾言之,而旱灾在承安元年(1196年),则传所谓宗浩行省事以督开壕之役者,与传首所云“北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者实为一事,事当在承安元、二年。传系之于拜右丞相之后,殊为失实。

按王《考》认为《宗浩传》有误,其主要根据是张万公因旱灾谏开界壕,而旱灾在承安元年(1196年),而且宗浩于泰和三年正月始为尚书右丞相,而万公于三月致仕。这里涉及张万公反对开筑界壕究在何时。卷九五《张万公传》:(2)

初,明昌间(1190—1196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御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万公对以“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

传称“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其事具见卷九四内族《襄传》,不记年月,卷一一《章宗纪》三承安三年十一月丁酉,“枢密使、兼平章政事襄至自军,癸卯,以为尚书左丞相,监修国史”。张万公请罢开筑既在内族襄还师前,故王《考》认为《张万公传》所云“因旱灾问万公”云云,乃指承安元年之旱灾,但传文却颇有抵牾,传称:

(明昌)六年(1196,是年十一月改元承安),改知河中府……移镇济南,以母忧去职。卒哭,诏起复,拜平章政事,躐迁资善大夫,封寿国公。时李淑妃有宠,用事,帝意惑之,欲立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书论之,帝怒,御史大夫张削一官,侍御史路铎削两官。端修杖七十,以赎论。淑妃竟进封元妃。又大兵虽罢,而边事方殷,连岁旱暵,灾异数见……万公于是两上表,以衰病匄闲。诏谕曰:“……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赐告两月,复起视事。”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

以下叙章宗因旱问万公。据此则万公反对开筑壕堑之前,正为平章政事,这时又发生了谴责言官,李淑妃进封元妃,以及万公赐告两月事。按卷一一《章宗纪》承安四年(1199年)正月书“前知济南府事张万公起复为平章政事”,承安元年,万公出知河中府,未拜平章。又《章宗纪》载张、路铎、姬端修得罪事在承安四年四月,李淑妃进元妃在十二月。(3)至张万公赐告两月又在次年,《章宗纪》承安五年七月辛未书“平章政事万公特赐告两月”。以上诸事,年月班班可考,并在承安四、五年间,万公请罢开筑壕堑,传叙于此数事后,怎么能在承安元年呢?

至于旱灾则明昌二年、三年,承安元年、四年都曾发生。俱见卷二三《五行志》,所以《万公传》说“连岁旱暵”。《章宗纪》承安四年五月壬申朔书“以旱下诏责躬,求直言”,可知本年旱灾是比较严重的。然万公建言,传系于承安五年七月赐告两月之后,则还不是四年五月应诏直言。《章宗纪》承安五年十月辛丑书“集百官于尚书省,问:间者亢旱,近则久阴,岂政有错谬而致然欤?各以所见对”。《万公传》所云“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当在此时。

《张万公传》叙事年月,本来明确可据,却在后面忽然加上一句“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一语,以致错乱。如上所述,丞相襄师还乃在承安三年十一月,考卷九四《内族襄传》云:

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诏可,襄亲督视之,军民并役,又募饥民以佣即事,五旬而毕。于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请。

至承安五年十月,不但临潢路界壕早已毕功,西北、西南两路,据卷九三《独吉思忠传》、《仆散揆传》、卷九四《完颜安国传》也在承安三年讫事,何但张万公之力阻。《内族襄传》只称临潢、西北、西南三路的壕堑开筑,唯独不举东北路,知承安三年还剩下东北路界壕没有完成,承安五年御史台诸臣及张万公所请罢者实止针对东北路界壕而言。可能因群臣请罢此役,曾经暂停,泰和三年(1203年)正月,宗浩为右丞相,乃以行省事督役,东北路界壕始告毕工。《宗浩传》所云“时惩北边不宁,议筑壕垒,以备守戍,廷臣多异同,平章政事张万公力言其不可”数语,显然是追叙之辞,“议筑壕垒”当然不起于泰和三年宗浩拜相后。又考《宗浩传》云:

功毕,上赐诏褒赉甚厚。撒里部长陀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蹑,与仆散揆军合击之,杀获甚众,敌遁去。诏征还。

按卷一一《章宗纪》泰和三年九月书“召右丞相宗浩还朝。冬十月……壬子,右丞仆散揆至自北边”。卷九三《仆散揆传》称“进拜尚书右丞,寻出经略边事,还拜平章政事,封济国公”。《章宗纪》仆散揆为右丞即在泰和三年正月。宗浩与仆散揆合军破敌,宗浩于九月征还,仆散揆亦于十月还朝。纪失载二人于何时行边,却记下了还朝的月日。如果宗浩于春夏间以行省督役,在五、六个月内毕工是完全可能的,内族襄督临潢路界壕工事,本传说“五旬而毕”,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因为那是督役,并非开始兴筑。

综上所述,东北路界壕于泰和三年毕工,主其事者是宗浩,《宗浩传》不误。张万公请罢开筑壕堑,事在承安五年十月,《张万公传》记于给假两月后,叙事次序亦不误,误在以内族襄开筑界壕系于张万公请罢此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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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堂集林》卷一五。

(2) 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一六《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无万公请罢开筑壕堑事。

(3) 《遗山文集》卷一六《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云:“元妃李氏有宠,上欲立为后,台谏以为不可,交攻之。监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遗路铎、翰林修撰赵秉文皆得罪去……上言:‘国朝立后,非贵种不预选择。元妃本出太府监户,细微之极,岂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为彰德军节度使、兼应州管内观察使,其后立后议寝。上思公言,召为大兴府尹。(明昌)二年九月,拜参知政事。”按封元妃在承安四年十二月,《金史》卷六四《后妃章宗元妃李氏传》称“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明年,进封淑妃”,岂得于明昌元年已议立为后。碑文显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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