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 约·里瓦伊
由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建议，中央讲员局文化政策理论委员会在1951年4月17日和24日的会议中讨论了伊米尔·皮楞伊（Imre Perényi）的论文“近代建筑中的西方颓废潮流”和玛提·玛约尔（Máté Major）作为答复所提出的反驳“今天建筑中的混乱状态”。特被邀请的专家们参加了这次讨论。最后由里瓦伊同志做了讨论结果的总结。
这次讨论所留下的总的印象是什么？无疑地发言的人们只攻击了玛约尔同志，有些比较严厉而坦率，另一些比较间接而婉转。虽然事实是玛约尔同志受到攻击，但是没有人发言支持皮楞伊同志。对于这种踌躇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不愿使这次对于玛约尔和皮楞伊两同志之间在我们的建筑的两个方向的争论成为个人间的争执。假使是这样，那我是绝对赞同的。假使我们的建筑问题以两个个人间争执的形式达到群众的耳朵里，那就是绝端的错误了。
要使建筑问题成为人民的共同事业，建筑师们就必须勇敢地说出他们心里的话。假使只是玛约尔和皮楞伊两同志在公开场合中争辩，这问题会显得好像是皮楞伊和玛约尔二人间私人的争吵。无论这两位同志多么努力把他们的争辩维持在原则性的水平上，假使它采取的是那种形式，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个人间的争吵。这是我们所要避免的。而且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只要他把匈牙利建筑的前途放在心里的话，愿意那样做的。因此，我要同志们更多的勇气、坚定、信心和对于原则性的坦率的表达。我们事实上正在鼓励和推动我们文化生活中每一部分的全体美术家们在他们之间展开辩论。不要以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途径已经画出来了。我们不要认为当我们建议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就是说将苏维埃建筑用某种方式机械地抄袭或采用过来。当然我们可以从苏联采用很多现成的好东西。有许多问题在那里已经解决了，我们不必为它们重新绞我们的脑汁。例如冬季施工的技术问题已经在苏联解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重新去发掘这问题呢？虽然如此，很显然的我们却是不能从苏联拿过一些现成的方子、现成的答案和一个现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风格。匈牙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风格的问题不是一件有现成的道路的事，而是一件需要我们自己，在你们——建筑师和人民——共同合作下，经过克服困难，跨越障碍的过程而演变出来的。
绝对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曾经在这时候或那时候或多或少地维护过建筑中的一个摩登学派而得出结论，认为他无论从道义方面或思想意识方面都不能再站到另一个立场了。有些人能够很快地改变过来，有些人要慢些。我们绝不应采取这样的观点：认为改变过来就是机会主义，无原则的行为，或是不诚实。一个人不需要几十年才能使自己清醒过来；在训示和范例的教育影响下，有人也许在一年中，也许另外有人用三个月就行了。我们绝不因为一个人过去是错误的观点和方向的信徒而拒绝他，假使他诚心诚意地另翻过生活中的一页，并且采取步骤来改正他的错误。仅仅是为了害怕被指责为无原则、机会主义的行为而坚持错误观点是不容许的。
在讨论中已很明显没有人支持玛约尔同志的观点。我请同志们回答这个问题：假使是那么一回事，假使玛提·玛约尔是孤立的，并且每一个人都绝对地清楚他所维护的是错误的——怎么可能我们的建筑创作和新建房屋中很大部分都是按照他所维护的精神建造起来的呢？这个问题并不是最后才向皮楞伊同志提出的。突出的事实是这位反对玛约尔同志的观点的人就是匈牙利建筑设计的负责人，然而在我们计划之下的绝大多数建筑作品却是布尔乔亚——摩登派的房屋。到底谁应对此负责的问题自然就到我们心里来了。
目前对于我们的建筑的辩论是被生活自己提出来了。我们对于我们相当大部分的房屋和建筑物不满意。政府和党，以及我们人民对于这些房屋不满意。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盖了又贵又丑的房屋。我们建造了一些匣子、堡垒，像童话书里贾克所盖的那样，而叫它做，比方说，建筑工人工会总部。我们盖了些封建堡垒，却叫它们做国防部等等。造价和美观的问题同时提出来了。这些建筑物不给任何人以具有目的性和满足了功能上的需要的印象，也不表达我们人民正在建立着的新世界和新社会。
建筑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相信我没有必要在这个集会中解释建筑是一个思想意识的问题，因此，也就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关于文化政策理论委员会的建筑辩论，我接到一位在工业大学工作的女同志的来信。她写道，大学中的反动派集合起来支持玛约尔同志。我肯定这是事实，而且非如此不可。玛约尔同志以一种值得敬佩的诚实和坦率坚持他的观点——但是一个观点的政治效果与一个人的意图是两回事。玛约尔同志的观点，支持摩登建筑以反对苏联的建筑，除了是建筑中反动的旗帜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玛约尔同志认为在反对他的意见的外衣下也隐蔽着有敌人。他引用了一位“新近”转变的，可能是没有原则的建筑师，把一些恩派亚式[1]或古典的灰浆贴到他所设计的一座房屋上去时所说的话：“假使他们认为这是够好的，那就是够好了，我没有意见！”我肯定地相信是有那样的建筑师的，并且我们必须提防着他们。然而问题的要点不在此，而在摩登建筑大概已是今天惟一能够在匈牙利公开活动的与人民为敌的方向，而在我们的队伍中竟有它的公认的代表，而且在他们的周围，反动的建筑正在响应着它这一事实。敌人思想的建筑方向的危险是增加了，它比我们文化生活的其他部门中的敌人的思想意识更难根除和击败。在我们的音乐、文学、戏剧文学等等方面也有或曾经有过不值一文的、形式主义的、敌人思想的创作和倾向；不过，在那些方面，问题是比较容易的。除了思想意识斗争之外，还可以采用一些步骤，例如在演出节目中删去一出戏，从图书馆或书店中去掉一部书等。但是杜那贲提里（Donapentele）或是勒赫尔（Lehel）广场上丑恶的房子不可能“从节目上删去”或是“停止流通”的。假使我们建造不值一文的、摩登而颓废的、不好而丑恶的东西，它们将要屹立几十年，为我们带来耻辱。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更加谨慎，更好地考虑我们建造什么。我们要建造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后仍可以引以自豪的呢，还是建造不是在三十年以后，而是当它们刚刚一完工的时候就必须当众指谪的建筑呢？
对于摩登建筑的评价
这次建筑辩论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对于新建筑，即摩登派建筑的评价。这种建筑是不是要全部扬弃，抑或它还有某些正确的基本原则呢？按照玛约尔同志的意见，它是有的，不过却被错误地应用了；只是资本主义把这些正确的原则毁坏了，歪曲了，贬价了。按照他的意见，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把摩登派建筑从歪曲中拯救出来，并且实现那些显然是正确的原则，恢复到它们原来的纯洁。他坚持有一种理想的摩登建筑，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和环境，其结果是——按照玛约尔同志的意见——除了在美国百万富翁的奢侈的别墅中，它从来没有得到成长。除了这种理想的摩登建筑外，另外就是那实际上存在的、实际上应用了的摩登建筑，这些，他自己承认是糟糕的，形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等等。
问题就发生了：这种显然是正确的原则，却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被歪曲了，而且就会和应用起冲突，它到底有多少价值呢？按照玛约尔同志的意见，是资本主义把它们歪曲了、损害减低了它的价值，不信任它。但是摩登派的建筑在苏联也是被认为没有价值的！苏联已经完全扬弃了摩登也是一个事实。它是被资本主义所贬价和不信任了，社会主义又把它舍弃了，并且反对它，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反对它，而且远在三十年代中就那样！为什么苏联舍弃了这些建筑中的摩登派原则呢？为什么苏联在三十年代中就以异常严厉的态度反对市侩的摩登派建筑，这些近代资产阶级的建筑实践和理论呢？玛约尔同志并没有解释这一点。然而这个事实证明摩登建筑不只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是糟糕的——因为据玛约尔说，资本主义显然是与理想原则不能相容的——而且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是失败的。
玛约尔同志对于摩登派建筑的评价的忽高忽低，按照他的说法，是这摩登建筑有一种理想的和一种已在实践中所应用的不同的两种的。为了在那已经湮没了的目标中拯救一星半点东西，玛约尔同志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在一方面，他追溯这个摩登建筑的根源到十六和十七世纪，这观点——依照我的意见——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在理论上、历史上和思想意识上都是错误的。他把这个倾向的根源追寻到十六世纪，因为他想借此为他的说法辩护，想说明摩登建筑一部分是垂死的封建主义，一部分是新兴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结果。他的第二个方法是当他讲到摩登建筑的原则显然是如何健全和进步的时候，就用一种一般性的，因而是空洞的言论，这言论其实是对于任何一派的建筑都可以应用的。那就是说，因为摩登住宅设计也包括注意人类对于阳光和空气的需要的方面这一点，他就坚持这种摩登建筑的本质就是“为人类服务”了。这真是对于事实真相的一个完全的曲解。
“为人类服务”
包豪斯和勒可尔布西尔[2]的倾向不是从蒸汽机或工业革命时代开始的，它的根源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中开始的！勒可尔布西尔与用钢构件和框架建造房屋开始于十七世纪中这一事实是毫不相干的。“为人类服务”作为摩登建筑的原则其实是一颗扣子，一整件形式主义的衣裳是缝到这扣子上去的。主要的是衣裳，而不是扣子。资产阶级建筑的本质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玻璃墙壁，是立在高跷上的房子，是连“功能的”意义都说不上的、毫无道理的、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光秃秃的墙面。
所有这一切形式主义建筑的元素是与钢筋混凝土和新的结构材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这一切不是由于钢筋混凝土而产生的，而且不是由材料预定的。这个派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它的灵感的，不是从若干世纪以前在房屋中已使用的钢筋混疑土和钢架结构中得到的。我不否认在那些摩登新建筑的创造人之中，连勒可尔布西尔本人在内——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对于建造贫民窟的社会秩序有过某些反抗的因素。认为住宅问题是社会改造的关键这一事实说明了对于现存情况的不满。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不满都是革命的。我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普遍危机时期中在美术、学术和思想范畴中所产生的一切，因为没有立刻就同无产阶级革命站到同一立场，就是在本质上，毫无例外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颓废的。只举一个例子：阿地（Ady）的观点并不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完全相同，然而它并不是彻头彻尾地颓废的。他对于存在的情况和秩序的反抗，在最后的分析下，并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颓废的。我还可以提到贝拉·巴尔托克（Béla Bartok）、德尔柯维特斯（Derkovits）及其他。
很清楚的是，在那种伟大的反叛之中，健全的东西之所以是健全——虽然它们并不一贯地与进步阶级、工人阶级的运动或者与群众性的斗争融会在一起——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地是它们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中不健全的部分，表现为颓废的因素或动机，则是与它们同这些群众运动缺乏足够的联系有关的。
在建筑方面，情形是特殊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悲的；建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者不可能会与群众运动密切联系着。对于一位作者或作曲家，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位在反叛中的建筑师怎么可能与进步的群众运动建立关系呢？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可能的，但是无产阶级的建筑在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前，是不可能产生的。
假使是这样的话——而我是相信是这样的——那么玛约尔同志的争点，认为死亡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正在兴起的进步阶级的思想意识同时在包豪斯运动中体现出来是根据什么的呢？二十年代中在德国兴起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在包豪斯运动的努力中，什么人代表了德国的工人阶级呢？虽然按照玛约尔的说法，这运动同时具有衰亡的和进步的因素，但为什么它依然以一个一贯的派别倾向，以一个一贯的建筑派别出现呢？怎样可能在一个以一贯的理智现象出现的倾向的后面，可能有衰亡的资产阶级和兴起的工人阶级同时并存呢？玛约尔同志未能为这一说法辩护和证明，因为那在本质上和历史上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能得出结论说进步阶级、工人阶级支持包豪斯的思想意识和建筑作风派别，不能说因为属于包豪斯的建筑师是超阶级的，他们对于存在着的秩序是不满意的，他们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雇佣的。
我现在要谈谈奥列尔·贝尔纳特对于辩论的贡献。他说建筑中的摩登派是绘画中的那基班亚派。那就意味着：正如我们的绘画必须回溯到那基班亚而不是追溯到米海里·孟卡西来作为我们所赓续的传统一样，我们的建筑传统就不必追溯到古典建筑而只到近代摩登建筑。我们对于一个进步传统的想法当然是一件世界观和意识信念的问题，而不只是趣味的问题。显然我们不会喊“打倒那基班亚！”那基班亚代表过望前走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它所走向的是在当时匈牙利美术情况中的一些新事物。然而我们并不愿意将那基班亚理想化，把它捧起作为今天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理想。那基班亚或是孟卡西——这表现了我们怎样看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景象抑或是一个故事，作为一幅图画抑或作为思想的斗争，人民、阶级和新与旧的角斗场所。我相信假使我们用这种态度来评判孟卡西同那基班亚的对垒，我们就必须决定我们所愿奉为传统，高举起来作为我们绘画艺术的榜样的是把世界不看成一张图画，而看成各种理想的斗争和它们的历史。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摩登建筑中“为人类服务”的问题吧，它引诱了玛约尔同志并且把他迷着了。在191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印象派文学在德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种文学中，无论在诗里或散文里，每隔一个字——有时用大写，有时用小写——就是一个“人”字！人就是这种印象派和构成派文学的脑瓜、中段和尾巴。后来历史揭露了这整个革命是官方特命的：它把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重问题的注意力转移了方向。这次“革命”，它的中心口号是“为人类服务”，如同包豪斯运动一样，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所开放的一个保险阀——用社会分工的复杂结构的方法——给由于战争的恐怖的结果而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间积累起来的不满的热气找一条出路；这股热气是可以放出去而使它消散了的。以抽象的“人”做口令的运动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
有一些文化的和思想意识的革命——文学和绘画的复兴，作风派别的革命——是一个社会革命的预兆和先声。但是我们正在讨论中的印象派文学的“为人类服务”和包豪斯式的建筑的“为人类服务”是不属于那种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革命做预兆和先声的一类的！包豪斯以及整个摩登派建筑运动的社会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革命浪涛的低潮和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在德国失败时期。当工人革命被搁浅和被遗弃的时候，这个知识界的思想倾向就在战败的土壤上兴旺起来。
我要提醒玛约尔同志特别注意，他是被“为人类服务”所迷着了的，注意下面的分析的价值：这种“为人类服务”的文字，以及建筑物——在开头的时候曾高举着解决住宅问题的旗帜的——怎么会发展成为“新客观论”的，因为它就是这个，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这个“新客观论”就是在文化以及美术的范畴内否认人道原则的。“新客观论”的作风把人变成一件没有灵魂的客观事物。包豪斯和新客观论之间的一致性是不容否认的。为什么玛提·玛约尔也不分析一下那个宣布了的人道原则怎么会在建筑中变成一个公开地反人道主义的原则呢？勒可尔布西尔的蓝图，设计出来为社会中被压迫的阶层供给阳光充足、空气流通的住家的，怎样又会变成了那座反人道原则的“机器住宅”呢？
谁对着包豪斯运动之转变——那样大声疾呼地喊着人道主义原则，又变成了反人道的“新客观论”——闭上眼睛，在理论上他就是一个懦夫。让那位相当勇敢地支持一个彻底错误观点的玛约尔同志，也拿出胆量来把这个分析进行到它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吧。
不过，这一切并不只是与建筑有关的。这整个所谓“机器美学”并不只是一个建筑方面的现象。在二十年代和以后，这个表面上似乎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颓废的倾向把它的触角伸出来了。资本主义的整个文化生活充满了这种对机器的崇拜，充满了把机器看作美学上的理想的思想。对于机器，混凝土结构和“纯粹的实用目的性”的歌颂统治了新建筑的理论和实践。
功能主义
现在我要来理论一下那个特殊的“功能主义”了。让我通知会议：拉科西同志是密切地注意着这个建筑辩论的。我向他汇报说在建筑的功能主义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建筑至少是合乎功能的”。我想专家们立刻会体会到这个似乎诙谐但实际上极其严肃的评语。例如色培尔的学徒之家是建在高跷上的，天知道为什么这是从色培尔学徒之家作为一个学徒之家的特殊功能而产生的。它是无意义的，没有理由的，是昂贵的，并且从保暖的观点上看来是极端不利的。楼前面连一个花园都没有，然而新建筑的维护者却声称高跷是必要的，因为要在那楼的底下布置一个花园。并且，为什么从色培尔学徒之家作为一个学徒之家的功能来说，它需要那样庞大的、堂皇的门厅？为什么它的窗子必须用消防队的云梯靠在外墙上才可能洗擦？假使色培尔学徒之家至少是一个学徒之家，从解决功能问题的观点来处理，那么我们也早就不会这样单单强调立面外表了！
在皮楞伊和玛约尔两位同志之间是有一条统一战线的，那就是工会总部的大厦：他们两位对它都满意。在一个工会总部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大讲演厅，可以用来听报告，开会和文娱活动。从功能观点看来，最实际的是把大厅放在地面层而不在上层。现在让我们看看总部的大厅罢。它是放在二楼的，在它上面浪费了许多空间，而对于声学毫不注意。当后来事实证明声学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那些与大厅的功用毫无关系的，并不美观，也没有功能的，并且也不便宜的木板子却加安上了。我不知道这座建筑物的平面和立面图起先是怎么开始画的，错误是怎样来的。不过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就是一个错误！总部大厦里有又宽又大的走廊，仿佛是绅士们的俱乐部，或是要努力模仿一个国会的休息厅。其结果是，工作的房间——阅览室、文娱室、起居室、会议室——都又小又窄。如果是从一个工会总部的“功能”来着眼，设计人就很恶劣地使用这个空间，是没有按照他所应该做的来设计的。
我是不是继续谈谈国防部的房屋呢？大门前边有那么一个古怪的方匣子。它没有任何作用或所谓“功能”，是不是特为使上层的房间更难得到光线而设计的呢？我们更不用提内务部了，从远处望去，就像一个小孩子拿来装硬壳虫的纸匣子，为了不让虫子闷死，在上面戳了许多窟窿。
有人说到某些“近代”建筑师认为一个窗子并不是一个窗子而是一个“可以封闭的口子”。我自己是属于窗子派的，但是看来我们建筑师之中好像至少有一部分是属于“可以封闭的口子”派的。例如“自由人民报”（“Szabad Neép”）编辑部的办公楼，建造出来的不是窗子而是庞大的“可以封闭的”，并且还常常是害处比好处更多的，不能“封闭的”口子。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可能愿意同功能主义达成协议，假使我们新建的房屋至少是能够满足它们的功能的话。但是不要以为因此我们真就采取了两害取其轻的观点。不要以为我们在原则上接受了功能主义；不是的，绝不是那么一回事。
建筑中功能主义的理论是一个平庸的或是茶余酒后的陈腐之谈，不然就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概念。从来没有一种建筑不曾在它当时的社会中或多或少地满足过它的需要的，那就是说，没有不是用自己的办法具有功能的。假使我们可以用这种近代名词来说，连埃及金字塔也是功能派的建筑。功能的简单的概括的意义本来是可以同样地适用于今天的建筑和古代建筑的，因为每种建筑，无论从广义或狭义上讲，都必须满足社会的或人民的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功能要求超出这个概括的意义，那么我们就是在对付一个错误的观点了。在玛约尔同志的事例中，“功能主义”这一名词屡次地改变了它的内容。首先他说到建筑的功能不只是字面上狭义的物质的功能，而是精神的和物质的功能的辩证的统一。然后玛约尔同志又有第二种观念在他的分析中不断地涌出，抢到上头，占据上风，那就是把功能的观念局限到物质意义上、局限到满足人类肉体的舒适上。在无数事例中，他都是以狭义的，为了人的肉体的需要这种观念，引用了“为人类服务”这个名词。
形式主义
这个观点，按照我的意见来说，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玛约尔的功能主义，以它的物质意义的概念来说，是与玛约尔对于形式主义的解释正相反的，所以就更为错误了。玛约尔同志论到阶级社会中的建筑时说：“形式之创造在阶级社会的建筑中是极端着重的。”在他的结束语中，他再度强调这句话：“那些建筑成了形式的创造，和它比，一切都成了次要，都要从属于它。在阶级社会中的建筑所关怀的不是人，而是代表性的房屋。”在另外一处他又说：“在阶级社会中，形式是被放在内容之前的，那就是说为人类物质需要而服务的方面却拖在后面。——这情形有时比较轻些，有时比较厉害些——形式方面理智的动机是把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无敌的权力、强大的力量和无比的伟大宣扬出来。”他在结束的话里又重复着说：“恢复内容到主要地位上就是摩登建筑的新东西，那新东西就是新的建筑艺术，社会主义的建筑所必须推进并且付诸实践的。”
这简直是整整一连串的严重的错误。玛约尔在建筑史中划了一条界线，把建筑笼笼统统地分割成这样两种时期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按照他的分割法：在现在以前——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直到包豪斯和勒可尔布西尔的“新建筑”以前——建筑就是形式的创造，惟有到了后来才成为非形式主义的、“为人类服务”的建筑。我不是一个建筑史家，也不是艺术史家，即使不是一个专家，我还是以最坚决的态度向这观点挑战，因为他主张埃及和希腊建筑，高矗[3]、文艺复兴、巴洛克[4]和古典派别都是形式主义、形式重于内容的，而现代的、摩登新建筑是非形式主义的。假使一件东西可以把里子倒翻出来做面子的话，黑的说成白的话，那么玛提·玛约尔就把真理拿来这样搞了一下。
从这种意见看来，仿佛文艺复兴建筑是形式主义的，而包豪斯派却不是。人没有法子同这样的观点辩论的，因为在这里大家已没有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经验。例如一个人，当他拿勒可尔布西尔的集体住宅群、顶在杆子上的玻璃房子和希腊或高矗教堂建筑一起讨论时，却认为希腊建筑或一座高矗教堂是形式主义的时候，那么就很难有可能再同他进行辩论了。
同此点相关，我们还必须谈谈“为人类服务”的实际现象，玛约尔同志认为就是这因素才把从古以来就是“形式主义”的建筑改变成为非形式主义的。玛约尔和“新建筑”都假定了那么一个人类，这种人类是他们从社会关系中抽出来，认为他只有肉体上的需要的。然而他们的这个抽象“人类”的肉体需要——从“新建筑”的实际应用上证明——却还是极端被限制着的，是被资本主义剥削的程度所决定的。应该说，假使我们接受玛约尔同志的观点，那么我们衡量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建筑的尺度第一就是厕所同浴室。我是故意把玛约尔同志的思想赶到一个滑稽的程度，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观点的后面隐隐约约地到底藏着什么。从他的定义来看，资本主义在某种限度内是允许他所谓的“为人类服务”的，那就是说，充其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他所支持的“新建筑”只是一般老百姓的改良主义的乌托邦，而在另一方面，却是满足百万富翁的颓废的享受的安乐窝。
玛约尔同志那样笼统地对阶级社会中的建筑作出估价并且把它抹煞掉是错误的。说阶级社会中建筑的主要的、决定性的或唯一的作用是向被压迫阶级显示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力量是不确实的。玛约尔说巴洛克建筑是死亡中的封建主义的建筑。我虽不是一个艺术史家，但是我还懂得一点历史，并且我知道巴洛克不只是垂死的封建主义的建筑派别，主要的不但是垂死的封建主义的，而是垂死的封建主义和新兴的极权主义的建筑；作为这样一件东西，在当时，它确是在建筑范围内表达了在那时代里一定的社会进展所需要的一切。
说阶级社会的建筑只是统治阶级对于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和权力的显示是不确实的。当然它也表现出这一点，但是因此它也表达了某些为当时社会的进步所作的努力。因此，各个不同时代的阶级社会的建筑是能够产生一些建筑形式和它们的要素，不仅仅同当时统治着社会的阶级联系着，因而跟着它消失到历史的深坑里去，而是它们在一个时期内虽然为产生它的社会和当时的建筑服务，但在那个社会消灭了以后却仍然继续存在；它们也可以为后来的社会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例如券洞、檐子或者柱子是一些建筑形式的要素，它们不是被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和它的建筑所局限的，它们可以被后来的一个社会所灵活应用，并且也可以为后来的领导阶级和社会服务。苏维埃的建筑史家们不是简单地认为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上的华西里教堂就是沙皇的表现，而认为它们是俄罗斯民族和民间的艺术和人民的创造。我想假使我们深入地追究一下，我们在匈牙利建筑史中也可以找到相类似的东西。
说阶级社会建筑和我们的建筑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前者代表着一个风格的派别而后者是“为人类服务”的，也是不确实的。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莫斯科和巴黎的地下电车道比较一下。巴黎地下电车道可以说是完全满足需要的；从“功能主义”来说，我们无法说它一句坏话。但是作为巴黎工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它给予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情感呢？当他早晨去上班或者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走进地下车站——完全满足功能的车站——巴黎地下铁道的暗淡的“目的性”所引起的只是空虚、惨淡和绝望的感觉和对于自己飘泊无依生活的意识。
莫斯科的地下电车又是怎样的呢？它的建筑同雕刻——我乃至于可以说同奢华——结合在一起，它在那些去工作或回来的人的心里所产生起来的是：在苏联不只星期日是放假日的感觉。可以说这两种地下车站都是同样地“功能”的。但是是不同的“功能主义”！
苏维埃建筑所努力的是为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服务，（在解决这问题时总是比较成功的）那就是满足他身体的需要、他的舒适，而同时还满足他理智的和美感的需要，并且还努力代表和表达那个社会，那个社会秩序的伟大和足以骄傲的地方。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人第一次成为自己的主人。
卡尔多斯（Kardos）教授说到玛约尔同志的观点中的技术主义（纯技术观），我特别欢迎这个贡献，因为就我所知，卡尔多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基本要点上，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同意他所说的。让我摘读一段来证明玛约尔同志的观点中是有技术主义的；玛约尔同志写道：“某些建筑形式是合理的，当它所发展的结构和一般使用的材料没有被舍弃或代替以前。”按照这样说法，建筑的形式就连所谓房屋上为了人民的物质需要的那种人身功能的因素——例如让人吃得好，有一个好的浴室和厕所和一个像样的卧室——都不是了；换一句话说，形式连是这个因素所产生的都说不上了，而仅是为了洋灰、砖头、材料和结构的因素所使然的了。
在形式的形成中否认材料和结构的作用是不对的。不过材料和结构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的需要、社会的性格、社会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需要。玛约尔这种技术主义是一种假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并且是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的关系的完全的误解。
让我再举出他的一个典型的态度。在一个地方玛约尔同志说，由理论上说，建筑与雕刻的合作是不相容的，至少他认为是不好的，我们无需更细致地去对付他这句话，因为整个建筑历史已经把它驳斥了。
苏联的建筑
玛约尔同志对于苏联建筑的意见是怎样的呢？在最近的过去和现在正在匈牙利文化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的讨论证明：在我们将来的文化的形成中，每一个问题都将决定于我们的作家和美术家怎样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对于苏联各个方面正在形成的东西怎样评价呢？我们是不是想向它学习呢？在建筑范畴里也有同样的现象。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读玛约尔同志的反驳时，我们无疑地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苏联的建筑中存在着混乱的现象。按照玛约尔的意思，假使苏联的建筑师还搞不清他们自己的方向，我们还可以向他们学习吗？玛约尔同志引用了一位苏维埃作者的话，又引用了一位反驳他的人的话。因此他企图证明：在那样一个国家里，假使一个人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知道它是否还正确，那我们还有什么可向他学习的呢？
这是对于真理的歪曲，是苏维埃建筑的漫画化。玛约尔同志或多或少地公然说在苏联没有建筑理论。绝对不可能臆断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在科学理论治理之下的国家里，建筑的实践——它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是没有理论指导的，而理论不努力为实践指示方向的。绝对不可能，但是就让我们假定它是可能吧！在那种情况下，建筑的实践仍然存在着！玛约尔同志为什么不分析苏维埃建筑的实践呢？难道他从塔什干、埃里温、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建筑中什么也找不出来吗？或是从正在莫斯科建造起来的高楼中和建造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中呢？对于一个建筑史家来说，把这些建筑来分析一下，如同他分析勒可尔布西尔及其他一样，也是值得的。
我们是可以从苏联的建筑实践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我并不是说因此就从它的理论方面什么也学不到。诚然，关于社会主义建筑问题的辩论正在苏联进行，可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理论还没像绘画、音乐或文学的理论那样完善，虽然理论是不可能完全“完成”的，因为一切都是在前进、发展着。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因为苏联的建筑理论还没有“完成”，所以就根本没有理论。一个人必须从“新建筑”强加在他身上的概念和理想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他必须有勇气承认苏联建筑所产生的美，并且我还可以加上说实用价值。
进步的匈牙利建筑传统
我现在要讲到匈牙利建筑的进步传统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玛约尔同志的反驳又是含糊的。一方面他说他在匈牙利建筑中找不到什么进步传统，但是他又接着说：“你得试着去寻找不存在的东西，那是我——至少是在目前阶段中——所看不见的。”无论如何，奇怪的是，一位建筑师，他想要推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之形成，到现在才刚刚走到在匈牙利建筑中寻找进步性传统的阶段，假使这也是文学和音乐的境地，那就可悲了。需要对于匈牙利建筑展开辩论是否有进步性传统，假使有，在哪里，就是很可悲的情况了；进步性的传统是我们，如同在文化的其他部门中一样，所必须孕育的。在一方面玛约尔同志说：也许是有一个进步性的匈牙利建筑传统的，但是我不知怎样用它来形成新匈牙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我不愿意在匈牙利古典派建筑，作为一个传统来说，是否决定于波拉克（Pollak），希尔德（Hild）和别的人是斯瓦比亚（Swabia）人、日耳曼人或是匈牙利人这一问题上枉费唇舌。按照玛约尔同志的意见，匈牙利古典派建筑的原始是由于英国和意大利的影响，并且它还建造了许多府第来努力满足那些忠于奥地利皇帝的匈牙利地主们追求奢侈排场的愿望。这样他就已经宣布了匈牙利古典派建筑的罪状了。
对于这一观点的答复，请允许我用统治者和贵族被迫建造博物馆来说明。国立博物馆在这样一个格式里又怎样可以安进去呢？假使国立博物馆安不进这格式里去，那整个格式就没有用了——与波拉克的斯瓦比亚原籍和汉木（Hám）大主教的背叛都没有关系。有时统治者和贵族们会被迫做出一些可以丰富国家的东西的，虽然他们自以为它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威严。贵族地主的古典派建筑也是如此的。让我马上再补充一句，这不仅包括汉木大主教的府第和匈牙利宗教改革时代地主们的府第，而且还包括当时匈牙利的自由派的下层贵族的乡间住宅和厅堂。这一切已经成为构成匈牙利河山景物的一部分。当我们说要教育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在想着匈牙利的景物的。我们若说匈牙利景物的宣传——假使我们在这意义上用这个名词——和绘画对于宗教改革时期中灌输热爱祖国的情感和在1848年革命中鼓舞爱国情绪，并没有起培植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关系，是不对的；虽然事实是，绘画的力量是主角。只有瞎子和聋子才看不出、听不见皮托非（Petófi）的风景诗全是爱国诗。建筑和城市景色也是我们祖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当一个匈牙利人想到家乡的时候，他的心里不仅会想到皮托非所发现的大平原，并且也会想到维加多（Vigado）音乐堂和舞厅、国立博物馆，乃至那个以巴洛克样式建造起来的埃格尔（Eger）市镇。（我还要加一句，他还会想到由于五年计划而改变了的匈牙利景色。）重要的不在汉木怎样规划埃格尔，而在匈牙利人民是否感到这个或者那个建筑创作是匈牙利祖国的建筑景色。
皮楞伊同志所说，我们不应该只讲古典建筑，因为还有别的建筑传统是对的。当然，从传统和适用的观点上看来，我不会在所有古代建筑派别之间都划上一个等号。过去的各种派别中，有些在思想意识上和理智上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有些则比较疏远。我想建筑里也有一种现实主义派——也许它有别的名字——如同有精神派、理想派一样。例如汤玛斯·阿奎那斯（Thomas Aauinas）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文化中的伟大创造，但是我们绝不想到认它做我们的传统，如同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承认莱布尼兹（Leibniz）那样。犹如我不认为汤玛斯·阿奎那斯或者彼得·帕兹玛尼（Péter Pázmány）[5]是我们所要继续的传统一样，我相信我们也懒得去把巴洛克或高矗式作为积极的传统，如同我们承认古典式那样。资产阶级革命回到古典样式上去并不是偶然的，回到那些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以人为标准的理想上去——在建筑领域之内来说——而不回到不以人做准绳的高矗或巴洛克建筑样式上去。宗教改革时代的古典式，比起那些由于当时统治阶级和社会而产生了的理想的和精神的样式的时代——不以人做准绳和标准的时代——的建筑，同我们显然更接近一些。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古典传统之应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沉醉在唯古主义中；例如把一个乡村的文化中心弄得像一座贵族的乡间府第，玛约尔同志对于莫斯科农业展览会中匈牙利馆的批评，在许多点上我是同他一致的。在这里，问题不在这个檐子是肇源于意大利呢，还是得自斯纪培色格（Szepesség）或者匈牙利的行会市镇，而在——我又一次是功能主义者了——徒然模仿或抄袭一座武士的城堡、一个别墅，或者一个乡村会堂，是不能把它变成一座农业展览馆的。假使我们把“回到古典样式或其他派别”作为应用进步性的民族传统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就做错了。在诗和音乐方面，我们不会喊“回到民歌去”的口号，也不会说“回到山多尔·皮托非去！”我们说，应用人民的歌曲，但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音乐前进，表达今天人民的理想，而不是表达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前农民的理想。只有这样，古典传统才会被正确地应用在建筑上。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在实践中，这一切是怎样解释呢？古典传统若不是平凡的模仿又怎样应用呢？怎样利用希尔德和拉日塔，波拉克和列克那[6]，把他们的艺术的因素配合到我们所必须创作的新东西里去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创作的建筑师的任务。
这个问题在建筑中解决得最少。我们知道，在文学中我们不能抄袭卡尔玛尔·米克斯查特（Kálmar Milkszáth），我们却大概知道怎样向他学习。我们也不必抄袭西格孟德·莫理斯（Zsigmond Moric），但我们须要学习他的语言和他创造典型人物的能力，怎样正确地描写今天的农民和工人。在建筑中应该怎样做是没有现成的方子的。在这里我又要强调卡尔多斯教授所说的话：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建筑必须包含过去的建筑中一切进步的因素，必须由建筑师们在工作过程中，在设计中和建造中，在彼此批评中，发展出来。至于怎样将过去的用作新的因素，从苏联的新建筑中可以学习的多极了，还可以从苏联建筑中所纠正了的错误中学习。我们绝对没有义务来重犯苏联建筑作为一个建筑先锋所犯的错误。我们在这个范畴中也可以而且必须应用它的经验，使我们可以跳过发展中的一些过程。
关于这次举行过的建筑辩论，我作如下建议：
（一）这个辩论绝不可只限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建筑中的问题也要求一个公开的讲坛。我们必须努力使我们的建筑成为人民的事业，在积极方面而不是在消极方面来说。现在它已经在消极方面成为人民的事业了——人民住在勒赫尔广场的房屋里，而人民的儿子却在色培尔学徒之家受训练。建筑的事业应该成为人民的共同事业，犹如文学、音乐和美术已经是人民的事业一样。这个辩论必须勇敢地、坚决地、公开地继续下去，而不应只限在几个专家之间。
（二）我们必须使建筑部不仅建造房屋，而且对于建筑艺术关怀。我们必须肯定地使建筑部对于这个问题的轻视不再继续下去。
（三）一个普遍的、全面的匈牙利建筑师会议必须召开。明确的是，会议必须完全公开进行，并须予以最大的宣传。
（四）必须进行一次建筑教学的检查，并对工业大学改革的结果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我相信有许多错误会被揭露出来。在教授之中，摩登派建筑的支持者占着优势，课程中大概也有错误。我不相信把建筑同施工严格地分割开来。在建筑史的教学上轻视或缩减学时是不对的。
（五）我们的建筑师必须从从属于美术和工艺美术协会的地位上解脱出来。建筑是有资格有一个独立的美术协会的。
（原载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理论刊物《社会评论》1951年9月号，英译本。梁思成、林徽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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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派亚（Empire）式，原义是“帝国式”，是拿破仑帝国时代（19世纪初）在欧洲盛行的古典式建筑，是后期文艺复兴建筑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派别——译者注。
[2]包豪斯（Bauhaus）：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建立的一个建筑学派，创办人是格罗皮渥斯（Gropius），是所谓“功能主义”与立体派艺术的结合，风格冷酷无味；勒可尔布西尔（Le Corbusier）：法国建筑师，主张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用细柱将房子凌空架起是他最爱耍的花样——译者注。
[3]高矗式（Gothic）：中世纪的，主要是宗教建筑所形成的派别，用灵巧高耸的尖顶石券，教堂顶上常用尖塔，以表达天主上帝的高不可攀的情感，有丰富华美的雕饰——译者注。
[4]巴洛克式（Baroque）：法兰西王朝王室极权，资产阶级的人权主义兴起，封建的神权主义衰亡时期的建筑形式；是后期文艺复兴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派别——译者注。
[5]彼得·帕兹玛尼：耶稣教会会士，后升红衣大主教；匈牙利反宗教改革的领导人物（1570—1637）。
[6]希尔德，拉日塔，波拉克，列克那：19世纪末，20世纪初匈牙利的著名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