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何以生也，生于人之智也。虎豺之强，龙凤之奇，不能造为文字，而人独能创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阳，不为血气之浊所熏，故智独灵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横立之身，则必大愚，必无文字。以血气熏其首，故聪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积之岁年，必有文字。不独中国有之，印度有之，欧洲有之，亚非利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亚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鲁地裂，其下有古城，得前劫之文字于屋壁，其文字如古虫篆，不可识别。故谓凡为峙立之身，曰人体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万物，自能制造，不能自已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物有无形者，不能穷也，故以指事继之。理有凭虚，无事可指者，以会意尽之。若谐声假借，其后起者也。转注则刘歆创例，古者无之。仓沮创造科斗虫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见于古籀者，不胜偻数，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草、木、面、首、马、牛、象、鸟诸文，必仓颉之遗也。匪惟中国然，外国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国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焘使经其地，购得数十拓本，文字酷类中国科斗虫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于象形也。
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
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余有《新学伪经考》辨之已详）。《水经注》称临淄人有发齐胡公之铜棺，其前和隐起为文惟三字古文，余同今书。子思称今天下书同文，盖今隶书，即《仓颉篇》中字，盖齐鲁间文字，孔子用之，后学行焉，遂定于一。若钟鼎所采，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故诡形奇制，与《仓颉篇》不同也。许慎《说文叙》谓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今法、德、俄文字皆异，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乱经，则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论笔墨，则钟鼎虽伪，自不能废耳。
王愔叙百二十六种书体，于行草之外，备极殊诡。按《佛本行经》云，尊者棨黎教我何书（自下太子实为说书），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王有四十音是），佉虱卢叱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华果），阿迦罗书（隋言节分），瞢迦罗书（隋言吉祥），邪寐尼书（隋言大秦国书），鸯瞿梨书（隋言指言），耶那尼迦书（隋言驮书），娑迦罗书（隋言牜孛牛），波罗婆尼书（隋言树叶），波流沙书（隋言恶言），父与书毗多荼书（隋言起尸），陀毗荼国书（隋云南天竺），陀罗低书（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书（隋言右旋），优波迦书（隋言严炽），僧佉书（隋言等计），阿婆勿陀书（隋言覆），阿{少兔}卢摩书（隋言顺），毗耶寐奢罗书（隋言杂），脂罗多书（鸟场边山），西瞿耶尼书（须弥西），阿沙书（硫勒），支那国书（即此国也），摩那书（科斗），末荼叉罗书（中字），毗多悉底书（尺），富数波书（海），提婆书（天），那罗书（龙），夜叉书乾闼婆书（天音声），阿修罗书（不饮酒），迦罗娄书（金翅鸟），紧那罗书（非人），摩睺罗伽书（天地），弥伽遮迦书（诸兽音），迦迦娄多书（鸟音），浮摩提婆书（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书（虚空天），郁多罗拘卢书（须弥北），逋娄婆毗提诃书（颇弥东），乌差婆书（举），腻差婆书（掷），娑迦罗书（糊），跋阇罗书（金刚），梨伽波罗低犁伽书（往复），毗弃多书（食残），阿{少兔}浮多书（未曾有），奢娑多罗跋多书（如伏转），伽那那跋多书（等转），优差波跋多书（举转），尼差波多跋书（掷转），波陀与佉书（上句），毗拘多罗波陀那地书（从二增上凶），耶婆陀输多罗书（增上句已上），末荼婆晒尼书（中流），梨沙邢婆多波恀比多书（诸山苦行），陀罗尼卑爪梨书（观地），伽伽那卑丽爪尼书（视虚空），萨蒲沙地尼山陀书（一切药草因），沙罗僧伽何尼书（总览），萨婆韦多书（一切种音）。《三藏记》云，先觉说有六十四种书，鹿轮转眼，神鬼八部，惟梵及佉楼为胜文。《西阳杂俎》所考，有驴肩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牜孛牛书，树叶书，起尸书，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凡六十四种。然则天竺古始，书体更繁，非独中土有虫籀缪填之殊，芝英倒薤之异，其制作纷纭，亦所谓人心之灵，不能自已也。
《隋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盖天竺以声为字。《槃涅经》有二十五字母，《华严经》有四十字母。今《通志·七音略》所传天竺三十六字母，所变化各书，犹可见也。唐古忒之书，出于天竺元世祖中统元年，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余，母四十一，皆相关纽，则采唐古忒与天竺为之，亦迦虑之变相也。我朝达文成公，又采唐古忒蒙古之字，变化而成国书，至乾隆时，于是制成清篆，亦以声而演形，并托音为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为字，未必能遽合声为字，其合声为字，必其后起也。辽太祖神册五年，增损隶书之半，制契丹文字。金太祖命完颜希尹依效楷书，因契丹字合本国语为国书。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荣演书，成十二卷，体类八分，此则本原于形，非自然而变者。本无精义自立，故国亡而书随之也。
欧洲通行之字，亦合声为之。英国字母二十六，法国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声为字也。至其古者，有阿拉伯文字，变为犹太文字焉；有叙利亚文字，巴比伦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变为拉丁文字焉；又变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国籀、篆、分、隶、行、草之展转相变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异，亦其变之不能自已也。
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几席易为床榻，豆嵒易为盘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变，于人便利。隶草之变，而行之独久者，便易故也。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故谓变者天也。
梁释僧祐曰，造书者三人，长曰梵书，右行；次佉楼，左行；少仓颉，下行。其说虽谬，为文字之制，欲资人之用耳，无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圆读不便于手，倒读不便于目，则以中行为宜，横行亦可为用。人目本横，则横行收摄为多，目睛实圆，则以中行直下为顺。以此论之，中行为优也。安息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安息即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国之书中行，此亦先圣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写形，必先左后右，数学书亦有横列者，则便于右手之故，盖中国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实于右手大不顺，为最愚下耳。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之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
天竺开国最先，创音为书亦最先，故戎蛮诸国悉因之。《西域记》称跛禄迦国字源三十余，羯霜那国、健驮罗国，有波尔尼仙作为字书，备有千颂，颂三十言，究极古今，总括文书。《八弦外史》及今四译馆所载，悖泥、文莱、苏禄、暹罗、吕宋诸国书，皆合声为字，体皆右行，并未原于梵书。日本国书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国草书为偏旁，而以音贯之，亦梵之余裔也。
声学盛于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又以声闻为一乘，其操声为咒，能治奇鬼异兽，盖声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声为字之学，莫不本于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予别有论，此变之大者也）。
综而言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前以周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书自结绳以前，民用虽篆草百变，立义皆同。由斯以谈，但取成形，令人可识，何事夸钟、卫，讲王、羊，经营点画之微，研悦笔札之丽，令祁祁学子，玩时日于临写之中，败心志于碑帖之内乎？应之曰：衣以揜体也，则裋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观？食以果腹也，则糗藜足饫，何取珍羞之美？垣墙以蔽风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车以越山海，何以有几组之陆离？诗以言志，何事律则欲谐？文以载道，胡为辞则欲巧？盖凡立一义，必有精粗，凡营一室，必有深浅，此天理之自然，匪人为之好事。扬子云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皆有法焉。”而况书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亲定晋史，御撰之文，仅《羲之传论》，此亦艺林之美谈也。况兹《书谱》，讲自前修，吾既不为时用，其他非所宜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搜书论，略为引伸。蒙子临池，或为识途之助。若告达识，则吾岂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