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儒多言封建为唐虞以来所有，其实非也。夏殷以前所谓诸侯，皆邃古自然发生之部落，非天子所能建之、能废之。真封建自周公始。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见《史记》），不过承认旧部落而已。及“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左·僖二十四》）。其新封之国盖数十，而同姓子弟什居七八。盖一面承认旧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诸国参错其间，实际上旧部落多为新建国之“附庸”（《鲁颂·閟宫》云：“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任宿须句颛臾，皆鲁之附庸也。），间接以隶于天子。其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中央则以朝觐、巡狩、会同等制度以保主属的关系。而诸国相互间，复有朝聘、会遇等制度以常保联络。
封建制度最大之功用有二：一曰分化，二曰同化。
所谓分化者，谓将同一的精神及组织，分布于各地，使各因其环境以尽量的自由发展。天子与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公羊传》注文）。各侯国所有行政机关，大略与天子相同，所差者规模稍有广狭耳。天子不干涉侯国内政，各侯国在方百里或方数百里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权。地域小则精神易以贯注，利害切己则所以谋之者周。此种组织，本由部落时代之元后、群后蜕变而来，惟彼之群后，各就其本身之极觳薄的固有文化（？）徐徐堆集，譬犹半就枯瘠之老树。此之侯国，则由一有活力之文化统一体分泌出来，为有意识的播殖活动，譬犹从一大树中截枝分栽，别成一独立之新根干。故自周初施行此制之后，经数百年之蓄积滋长，而我族文化，乃从各地方为多元的平均发展。至春秋战国间，遂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壮观，皆食封建之赐也。
所谓同化者，谓将许多异质的低度文化，醇化于一高度文化总体之中，以形成大民族意识。封建之制，有所谓卫服即附庸者，既如前述。此等附庸，其性质在“司群祀以服事诸夏”（《左·僖二十一》文）。质言之，则旧部落而立于新侯国指导之下者也。不宁惟是，春秋诸名国，初受封时率皆与异族错处。故齐太公初至营丘，莱夷与之争国（见《史记》），鲁则密迩淮夷徐戎（杂见《诗》、《书》），晋则“疆以戎索”（《左·定四》），“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左·庄二十八》）。籍谈谓“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昭十五》）。吴更断发文身之裔壤也。（见《史记》）可见殷周之际，所谓华夏民族者，其势力不出雍岐河洛一带。周家高掌远跖，投其亲贤于半开的蛮族丛中，使之从事于开拓吸化之大业，经数百年艰难缔造，及其末叶，而太行以南大江以北尽为诸夏矣。此种同化作用，在国史中为一最艰巨之业，直至今日犹未完成，而第一期奏效最显者，则周之封建也。
我族人自称曰华曰夏，而目异族以蛮夷，此两相对待之名词，发源甚古，而相沿亦甚久。如“蛮夷猾夏”（《书·尧典》）、“获戎失华”（《左·襄四》）、“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定十》）此等辞语，常出诸贤士大夫之口。此盖民族意识之标帜，喜翘己以示异于人，恒情所不能免也。然而我国所谓夷夏，并无确定界线。无数蛮夷，常陆续加入华夏范围内，以扩大民族之内容。试举一例：《史记·楚世家》记周夷王时（西纪前八九四至八七九）楚子熊渠之言曰：“我蛮夷也”，春秋桓八年（前七NFCA1四）楚子熊通之言仍曰：“我蛮夷也”，襄十四年（前五八九）楚臣子囊之言则曰：“赫赫楚国……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左传》文）可见现代之湖北（楚）人，向来自称蛮夷，乃经过百六十五年后忽自称为抚有蛮夷之诸夏。此等关节，实民族意识变迁之自白，读史者不容轻轻放过也。然则其所以能如此者何耶？我国人四海一家万人平等的理想，发达甚早，《书》所谓“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为帝臣”（《皋陶谟》），《诗》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北山》），盖我先民之对异族，略如长兄对其弱弟，当其稚时，不与抗礼。及既成年，便为平等，弱弟之自觉，亦复如是。又同姓不婚之制，亦为夷夏混界一要具。据《左传》所记，周襄王有狄后，晋文公及其异母弟夷吾、奚齐皆诸戎所出，文公自娶狄女季隗，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当时民间夷夏杂婚情况何如，虽不可知，然贵族中则既有显证。此亦同化力猛进之一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