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由历史上，社会上各方面研究得极深。他在青年留学时期，就已经致力于民族性的检讨过去和追求将来这种艰巨的工作了，从此抉发病根毫无顾忌，所呼吁异常迫切，要皆出于至诚，即使遭了一部分讳疾忌医者的反感也在所不计。正惟其爱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毫不留情。他的舍弃医学，改习文艺，不做成一位诊治肉体诸病的医师，却做成了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他的创作和翻译约共六百万字，便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
他常常劝人多看历史，尤其看野史杂记，有云：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他又云：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他又劝人要正视社会的各方面，勿害怕，勿遮盖，有云：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
他又指示民族性研究的多方面，旧中国特产的毛病实在不少，因之可以研究的方面也实在不少。例如评论日本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结束有云：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
他更坚决主张民族性必须改造，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骨子不改，革命必无成功之一日。真革命家只有前进，义无反顾的，有云：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以上是说国民性之必须经过改造。鲁迅在创作里面，暴露社会的黑暗，鞭策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实在很多。例如有名的《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传统中的病态方面，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俱足以使人反省。鲁迅对于阿Q的劣性如“精神胜利法”等等，固然寄以憎恶，然而对于另外那些阿Q如赵太爷之流，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以诅咒旧社会，利用了阿Q以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而回头看一向被赵太爷之流残害榨取，以至赤贫如洗，无复人形的阿Q本身，反而起了同情。但是为整个民族的前途着想，要荡涤旧污，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从前只有两样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见《坟·灯下漫笔》），阿Q的劣性必须首先铲除净尽，所以非彻底革命不可。
此外，鲁迅描写我们民族性的伟大，可以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在《故事新编》中，便有好几篇，如《铸剑》，取材于古小说《列异传》：
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御览》三百四十三，《古小说钩沉》）
从这短短的几行文字，鲁迅演出了一大篇虎掷龙拏，有声有色，最富于复仇战斗精神的小说，使人们读了，看到英姿活跃，恍如亲接其人。
又如《理水》、《非攻》，鲁迅在描写大禹、墨子伟大的精神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有他自己的面影和性格反映于其中。……鲁迅生平真真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不愧为中国的脊梁！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