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抗战第二年,我在浙闽沿海一带旅行,春末到了福州,恰好碰上福建全省举行科学宣传周,也参加了开幕式。教育厅长郑贞文先生要我对青年学生作讲演。我说:近代中国思想,以“闽学”为主潮,不过,过去七八百年间的“闽学”,乃是朱熹在建阳南平一带所传授的格物致知之学。到了今日,这样的“闽学”还不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闽学”,郑樵(渔仲)的“到自然、到社会中去研究”的“闽学”。(郑渔仲和朱熹时代相先后,都是南宋学人。)我又说到我自己,本来如清代正统派的朴学家一样,研究考据之学,奉郑康成(东汉末年大经学家)为宗师。古人称郑康成之学为“郑学”,如今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郑学”——郑渔仲之学。这番话,很得贞文先生的赞许。(郑氏原是科学家。)我也举了一些战场上的实例。过了几天,陈仪(公侠)主席邀我谈话,他也提到我的演讲,他说我的主张和蒋百里先生相接近。(公侠先生原是百里的好友。)我说我是单不庵先生的弟子,单师也是百里总角之交。我们就谈到他们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

我本来是伏处书斋,作考据文史的工夫,过的是学究生活,抗战把我带到“行万里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从乾嘉学人的方式,走向顾亭林、顾祖禹的治学途径去了。这一方面,颇受百里先生的影响。百里说过:“现在哪里是青年人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从课堂上得来的可宝贵得多。”(见当年《大公报》)他所讲的正是我这番话的注解。八年的战地生活,倒把我一点“上不巴天,下不巴地”的空头学问弄得有点边际。最重要的一点,我并不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我本来是金华学派的后学,经过战地生活,更和颜元李塨的学派相接近了。)

先师单丕(不庵)先生,他也是乾嘉考证学的学人。(他的生活方式,则是宋明理学家这一型的。)他的读万卷书,是了不得的,可是,他一生学问竟如英国史学家亚克敦(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一般,书斋里井然排着几万卷图书,据说每一部每一卷都遗有他的手迹。而在余白上,还用铅笔的细字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单师则用毛笔。)他的无尽藏的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惊服的。……但他之于历史学,也到死为止,并不留下什么著作。这蚂蚁一般勤劬的硕学,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无一泓清泉,也就不曾喷到地面上来呢?”我是单师最心爱的弟子,当然没有批评他的意思,但我和查猛济兄(他是百里的至亲),和百里先生谈到单师时,不禁有“徒然的笃学”之叹。(我也觉得十分惭愧,总想把单师的一些劄记及考据文字整理起来,可奈我们那位不识字的师母,她顽强地拒绝把单师遗书送到文澜阁去保存起来,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最近根据手边的一些史料,替百里先生写一本传记性的小册子。就因为文献不完全,许多方面,只能缺疑,等有机会再来增补。像我这样不曾弄得十分完整便刊行的事,单师一定不赞成的。但许多事都不能俟河之清才来做的,我想百里先生不会怪我的草率。好在他的几个女儿都是了不得的,她们一定会写出另外的传记来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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