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的治事的精神我知道的不多。其治学精神我所佩服的是他读书必有新见解,且能得其要点,非过目不忘的人所能及。

——张君劢

百里先生不是幻想的乐观派,也不是虚妄的悲观派。他是从抗战过程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新生,他是要年轻一代在战争中锻炼自己的生活。

德国顾问团走了,有的着急地问他:我国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地说:顾问本无大用处,走了也罢。他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原来聘用德国顾问这一件事,是想在国际地位中建立一真正的现代的军事基础。百里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单是德国专有,英美苏法,俯拾即是,倒是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军事基础的观念可宝贵,我们应当体会着。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自己有能力,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力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的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建设停滞下去。”

百里说:“抗战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我们有办法,肯拼命,能够意志坚强,心气和平,敌人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血,把我们做的文章红圈子密密的圈起来。同时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一字一句的,不惜电报高价向世界报告着,同时,还有本国的老百姓手舞足蹈的向他们儿孙演讲着。”

他又说过,这次抗战中间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出去,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了,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指伪组织中的汉奸),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真多么危险!〔1〕

百里又说:“这一次抗战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见之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百里说到,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们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们只须经过书房、考棚、衙门,就可以负责担当国家的大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去”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校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他有一位世妹,那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知识青年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这是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

“悲观与乐观”“抗战之前因后果”

百里先生,从欧洲回到武汉,日军已在扣武汉的大门了,抗战已快一年了。他的兴趣却很高,替大公报写了许多专栏,除了《日本人》是最有名的一篇,还有《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也是传诵一时的。这篇专论的动机,倒是他的女儿蒋和所引起来的。那时,她和父亲在轮船甲板上散步,偶然引起了一点感想,她说:“爸爸,我们中国人,有的自尊心太过,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为这些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打日本鬼子,就应该老老实实打下去,打胜了,不必趾高气扬,打败了也毋庸垂头丧气,战争终有一天会了结。我们深信中国不会亡在日本人的手中的。你何不把这一点意思说给普天下人士听呢?”百里倒觉和女这点意思颇不错,他一路构思,到了香港,便在九龙饭店(今已拆掉在重建中),草成了全文的轮廓。到了九月十四日,才在汉口完成的。这篇文章颇长,我在这儿闲谈,当然不能称引了。(可看当年汉口、重庆的《大公报》)

百里说:“一个民族,受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来,士大夫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把人家骂得一钱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诿过,什么事作不动,都是人家不好,从骂老百姓起,一直骂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地具备了亡国的资格;而现在铁的事实摆在眼前,这抗战一年,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与突变。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的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的流出来;这不是单靠着几场演说,几本小册子,几张图画所能做到的。他必定有一个更大的原动力。有了这原动力,才能前仆后继的死而无悔,早作夜思的劳而不怨。”他说:“这次抗战是三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的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这“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前因中,指出了汉族的同化力与抵抗力。)

在“后果”中他说了一段最精彩的话:“真命天子出来了,这不是深山大泽的筹火孤鸣,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这是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则。究竟这个真命天子是谁呢?我说就是顾亭林之所谓‘匹夫’,分言之即一个一个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个的民族,夫是之谓‘民’,夫是之谓‘主’。”他说:“有一句唐诗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遥看近却无。’你们如果到乡间,只看见农民的愚蠢与破产的悲惨,你们如果到工厂里或立在码头上,只看见劳力者的不秩序与不整洁,这所谓‘近却无’;但是你如果飞在五千尺高空作鸟瞰,你如果立在昆仑山顶东望,包你有一幅锦绣山河,活活的现在面前。观察一个多数的大集团的发展,最紧要的就是不能近视。若实说罢,大群演变的趋势,没有先见的慧眼是看不出来的。”他的话,富有暗示性,由今看来,他的话正是先知的预言。

正如百里所说的:“谈过去,可以证诸事实,事实为人人所共见,故使人了解易。谈将来,只能求诸想象力,想象力为一人所独创,故与人共证难;况且能了解过去,不过是一种说明,一种学问,不能激发成为行为,而有益于实际者少,所谓历史之所教训于人者,如人类不受历史之教训是也。能印证未来,则可以使现在的行为得一种标准,而为将来之成功,更得一层保障。故实际上印证未来之重要,甚于过去,但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又是社会最容易犯的错误。”

百里说:“我不是仙人,卜课的也未必课课皆准,用十几年前的老话,来证明我现在悬测之不谬。就是说:许多人带了近视眼镜,我不能把他眼镜去掉,带他到野外,他还是看不见草色,只好拉几根黄茅送到他面前去。”

“英雄跳,我们笑!”

百里先生病逝宜山,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我们且看看他对于欧洲战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二次大战发生在他的身后一年。)

他说:“我们读欧洲史,终替大陆上英雄抱不平,尤其是陆军军人,仿佛是命运的注定,无论他在大陆上发怎样大的威力,结果终为海上的魔王所打倒。最奇怪的,譬如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条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走上了那条路,一样陷了进去。最奇怪的,他实际上竟是亦步亦趋,循着前人足迹,丝毫不爽的走入那个陷阱中间。这真是命定的吗?欲攻海国,先从大陆国入手。拿破仑的根本敌人是英国,但他奈何英国不得,便拿俄国出气,结果,一代英名断送在莫斯科。法国人完了,德国人起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明明白白是对英国的,但作战也须先从俄国入手。他把俄国打败了,但染上了传染病,自己也倒了。英国这个海上王,是不是历史上注定为永久不可抗的么?荷兰、西班牙都曾做过一次海上王,所以一定说海上王的宝座,为万世不易,我们不信。但很奇怪,大陆英雄终照旧日方式,送掉了自己性命。这方式就是欲攻英,先攻俄。从阿比西尼亚包抄埃及,自比拿破仑远征埃及来得高明。从大西洋上迂回进攻西班牙,比之德人卡来横渡北海,发动潜艇政策为得计。但西班牙的重心在地中海方面,而不在大西洋方面,这一条路线,对于法国也是一个致命的伤,因此一下寻到了两个敌人。我们从前不懂苏联有多大本领,有多少飞机,能不断运到西班牙去,现在才知道俄国军火都从达达内尔(今译为达达尼尔)海峡经过英国手里放出来的。苏联也明白知道,战斗员只有八千,宣传员却有二万四千。北方的大熊,在他广大的巢穴里,从容地剥食他的果实,打着会心的微笑。这不是替希特勒算定终身了吗?”

当百里先生从考察欧洲军事回来时,他在战略上有如次的认识。他说:“法国战术家认为攻击有两个基础条件:一为运动,一为射击(火力)。飞机出现以还(来),技术上的进步一日千里,如今空军已单独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同时向来最缺乏运动性的迟缓的炮兵,经过摩托化并有坦克战车的发明以后,它的速度也超过了从前几十倍。空军中的重轰炸机,将来速度可与驱逐机相等。欧战后的军事发展,专在运动性方面,而火力又跟随运动性的增加而增加。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功夫。因此,现代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到各国,尤其是持久战失败的德国,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世的自给主义,便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不过,文章是要从反面看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各国如今以守势为国策。须知他们一方面高谈持久,然而各种战斗方式,莫不趋向速决的方面,而持久却是达到速决的一个斗径。全民战争的痛苦太深久,负担也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对于民众的要求虽为持久,军事家对国家的义务则取速决。德法两国国境建筑的要塞,目的在掩护动员,决不想在那里死守。当年凡尔登的北区,正留有一个攻势地带,如今德国积极修筑高速度行军的国道,也正在守势中间寄托着一个攻势。总之,现在欧洲军事的方向,固然趋于速决,而政治的痛苦与经济的困难,则在于不能持久。他们苦心孤诣的经营,便在寻求速决与持久的平衡,要从此中发现一条新路,他们要求速决,所以不能讲持久,速决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由此,百里看到自己的抗战情势,说:“欧洲的问题是不久则不速,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我以为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使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

游击战

抗战初期,一般人所熟知的军事术语中,有“机械化”、“游击战”二语。有人夸张日军是机械化的,其实日军并未机械化;“机械化”了的那几个师团,都不曾在中国战场使用过。近卫师团到过广西南宁,也不曾投入作战。我们也有机械化师,即二○○师,但指挥二○○师在兰封作战的薛伯陵将军,他就不明白摩托化骑兵乃是机械化部队的触须;他把摩托化骑兵挖出来独立使用,便把二○○师的运动作战力减低了。因此,在武汉会战初期,二○○师移去江西樟树、高安线上,和十三军相配合,为总后备队。那时,百里先生任陆军大学校长,开始调训机械化部队下级干部。苏联军事顾问也就参加十三军的战术调整工作。一方面,军事当局就在湘西着手游击队的干部训练,又把新四军指挥部,从南昌移往皖南南陵,担负苏南地区的游击任务。在研讨游击战术中,百里也有过他的供(贡)献。(这一时期的文献,由于内战发生后,很多人有种种误解,我在这儿写往史,不能不如实写出来。)

百里所介绍的,乃是德国亨斯少校的游击新战术。亨斯少校,本来是德国国社党创办人之一,当法军占领鲁尔时,他曾亲自指挥游击,积有实际经验。后来他和国社党意见不相合,乃正式转入军籍,隐于下僚。他在国防部担任情报搜索工作。他主张中、德、苏联三国互相亲善,掌握大陆,且谓德国非联苏不足以对英法,俾士麦的外交政策,仍为德人将来不能不走的路线。这一观点,也正代表德军人一部分的主张。亨斯谓:“游击战之方式有二:一为俄国已经应用之旧方式。(往年西班牙及今日中国所试用者。捻军所谓‘以走胜之’,也是这一型战法。)一为德国自鲁尔被占后实验所得之新方式。苏俄方式成功于对付白俄及联军时代。但,当年我们(德人)曾采取这一战法,用于鲁尔区,即遭失败。盖对于组织严密、后方勤务完备之敌人,即失其效用,而自身之损失又太大了”。百里谓:“此说甚是。但中国北部区域广大,交通不便,苏俄方式仍可应用。惟中国南部及沿海一带,最适宜于新式游击战法。”

亨斯少校所谓“新游击战法”,不在于用武器,使敌方无法检查,不需多数人,我方给养可减少而效力则甚大。利用科学作战,使敌之作战器材日就减少,终于溃灭是也。他说:“游击战原为整个战斗指挥中一种有价值的辅助作战方法,其所注重的并非完全对于敌人之主力,而在对于敌人后方联络之作战。游击战不在乎人数之众,及队伍之密集,但应以使用专门人员及突击为标准。”(德法意各国,都在军校附设游击战专科,三个月毕业。)(这是传记文字,关于亨斯少校游击的新法,文繁不录。)

在武汉战争的重要阶段,他曾对我们说:“军事上守据点,我们只能以‘时间’与‘数量’来推测断定如何如何,就不合军事学校的原则。敌人以最大力量来攻,我们也以最大力量来守;其次是时间问题,谁能支持到最后的时间,即谁胜利。即如凡尔登一战,联军统帅也不敢判断他的一定胜或一定败的。”

“新”与“故”

一位朋友写信给我,问我的军事知识怎么学得的?我说:“我并非学得的。而是‘熏’得的。有一位在京剧团做行政事务工作的某君,他和朋友们闲谈,从京剧的角色流派、动作、唱腔一直谈到某些历史掌故,说得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朋友们问他这一套知识是怎么学来的?他说:‘在剧团里天天听的,看的,说的都是这一套,不用学,慢慢熏,也就熏会了。’我所谓‘熏’也就是这么一种意思。”

百里先生是会讲故事、爱讲故事的人。我且引述他所说的几个现代军事趋势的故事:先从普法战争说起,第一件,是师丹这一仗,拿破仑第三,以皇帝名号,竟投降到威廉一世之下做俘虏。他投降的时候,说一句话:“我以为我的炮兵是最好的,哪知道实在是远不及普鲁士,所以打败了。”拿破仑第三倒了,法国军人,可是镂心刻骨记得这句话,于是竭忠尽智的十几年工夫,就发明了新的管退炮。这种快炮,在十九世纪末,震动了欧洲的军事技术家,德国也自愧不如;所以改良了管退炮之外,还创造了野战炮,来压倒它。但是俗话说得好:“皇天不负苦心人。”法国军人以眼泪和心血发明的东西,到底有一天扬眉吐气。时为马仑战役之前,德国第一军、第二军从北方向南,第三军从东北向西,用螃蟹阵的形式,想把法国左翼的第五军夹住了,整个地解决它。法国左翼知道危险,向南退却,德军却拼命地追。在这个危急期中,法军第五军右翼的后卫,有一旅炮兵乘德国野战重炮不能赶到之前,运用他的轻灵敏捷的真本领,将全旅炮火摧毁了德国一师之众;横施的追击不成功,害得今天鲁屯道夫老将军,还在那里叹气说:“谁知道法国拼命后退,包围政策不能成功。”(《全体性战争论》)而贝当将军,因此一役,却造成了他将来总司令之基础。所以拿破仑三世败战是“故”,管退炮的发明是“新”,由管退炮而发展到野战重炮,是由“新”,而后“故”。而法人善于运用野炮,收意外的奇功,则又是“故”而翻“新”。

普法战争的时候,铁道在欧洲已经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了。老毛奇领会了拿破仑一世之用兵原理,便十二分注意到铁路的应用,将动员与集中(战略展开)两件事,划分得清清楚楚。于是大军集中,没有半点阻碍。法国当时,也有铁路,也知道铁路运输迅速,却将它来做政治宣传材料(法国当时想从速进兵来茵,使南德听他指挥),不曾把他组织的运用、动员与集中混在一起。预备兵拿不到枪就开到前线,拿了枪,又到后方来取军装,闹得一(塌)糊涂。所以宣战在德国之先,备战却在德国之后,法国的主力军,不到两个月就被德军解决,这是法国军人的奇耻大辱。所以,战后法国就添设动员局,参谋部也拼命研究铁道运输法,结果不仅追上了德国,而且超过它。发明一件东西,名曰调节车站制,这调节车站的作用是怎样的呢?譬如郑州,是“陇海”、“京汉”铁路的交叉点,这郑州是天然的调节车站。这个站上,有总司令派的一位将官,名曰调节站司令官,底下有许多部下,必要时还有军队(为保护之用)。部下幕僚多的时候可以上千。他们管辖的路线,有一定区域,在他桌上有一张图;凡区域内的车辆(此外军需品不用说),时时刻刻的位置,一看就可以明白;所以总司令部,调动军队的命令,不直接给军长、师长,而直接下于调节站司令官。站司令官接了总司令的命令,立刻就编成了军队输送计划,这张计划,只有站司令部知道,这种办法,不仅是简捷便利,而且能保守秘密。这是欧洲大战前法国极秘密的一件鸿宝,果然到了马仑一役,发挥了大作用。福煦将军之第九军,就是从南部战线上抽调回来而编成的,要是没有这调节站的组织,南部战线抽出来的军队,赶不上救巴黎,战败之数就难说了。所以铁路创造了三十年是“故”,毛奇却活用了,成了他的“新”战略。法国人又从毛奇运用法中,推陈出新地创造了调节站,把老师打倒,可见是有志气的国民。吃了亏,他肯反省,不仅有虚心地模仿人家,而且从模仿中,还要青出于蓝的求新路呢!

注释

〔1〕此部分观点是出自下节所提到的《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

集海阁网站拥有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源,涵盖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宝库。
本站非营利性站点,以方便网友为主,仅供学习。
京ICP备2021027304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