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由老粗掌兵到现代化的阶段，由文人指挥而专门家（军官学生）指挥的阶段，有一人焉，对中国历史文化富于研究，对世界潮流洞若观火，见得到说得出，眼、耳、脑、笔并用而能纲举目张的，恐怕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了。
——李小川
抗战第二年夏天，我随军到了上高（江西）。某师参谋长G君是我的至亲。他们那一军，一面是右翼预备队，一面是在整训。苏联军官顾问团派了一组在军中工作，顾问团的翻译D君是我的朋友。因此，我虽是随军记者，可以参与他们的会谈。那位苏联军事顾问问G参谋长：“你为什么不能作最后的决定？”依欧美军队的成例，在作战行动上，参谋长有着最高的权力。即如马因河之战，德国的少校参谋，就指挥了右翼大兵团的攻击。在中国，参谋长只是军师长的僚属，指挥作战，还是得听命于军师长的。D君对我说：“苏联顾问是不明白中国的情形的。”
那时，百里先生正在继任陆军大学校长，陆大正是培植参谋人才的学校。百里就任的演讲中，说到“军师”的条件，（军事当局对百里说：“在今日，用不着高深的学理，我需要一种态度严肃，精神饱满的军人。”）说：“本校目的是养成参谋人才，进化为高级指挥官。‘参谋’二字是从日本译来的。我们中国原来就有两个这样职位的名称，你们知道么？”（学生答：“军师”。）“还有呢？”（学生答：“幕宾”。）“不错，不错，是军师，是幕宾。你们要研究日俄战史、普法战史、欧洲战史等，我想你们现在研究战史，就等于看小说。但与其看外国小说，还不如看中国小说，问题在你们会不会看。《封神榜》、《楚汉春秋》、《三国演义》诸书，你们想必看过；‘军师’二字，就出在这三部小说里面。中国最古的参谋总长要算姜太公（吕尚）。所谓‘师尚父’，封神榜里面，写得何等有声有色。其后就是黄石公给张良一卷《太公兵法》，并且对他说：‘读此，可为王者师。’这是‘军师’二字的来源。这么一看，参谋长便是司令官的先生。但怎样才能做先生呢？你看，姜太公穷到那个地步，还在那里安心钓鱼，宁可钓鱼，不愿自己出来谋差事。一定要等到文王找他，才肯出来。他不想升官发财，不肯到处钻门子，这是所谓‘品’。姜太公的历史，太古老了，考据不甚明白，最可做模范的还是张良。”
“把参谋职务看得最真切的是汉高祖。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我们且看这位模范参谋长培养法（指张良），第一、他家世相韩，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韩国复仇，摇身一变，把一个文弱书生，变成雄赳赳的暗杀党首领（博浪椎）。他最初就肯‘牺牲自己为了大众’，这就是武德之锻炼，这就是军人，这就是意志坚定。及了格，所以黄石公才肯教训他；要他替他穿鞋，骂他，是教他能忍耐。有勇气的人能忍耐了，才算真是可教。牺牲自己，为了大众，是张良的一贯精神；他的目的，始终在于为韩报仇，不仅没有功名心，等到天下大事大定之后，他便摆脱一切，从赤松子游。这是他没有功名心的一种表现。”
“张良的无我精神，直接传授到诸葛亮，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等于太公钓鱼，就是说‘不必找事，我有饭吃’。他抱定主意‘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一定要刘备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驱。但他不出茅庐则已，既出茅庐，于感激驰驱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也不做。先生托孤时说：‘孺子可抚则抚之，不可抚，君自取之。’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临死的时候，还给后人以极大的教训，就是‘臣家有桑八百株，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报陛下’。这是何等的伟大，又是何等的道德！”
“知”与“能”
中国的士大夫，一向有做帝王师的愿望，却也只有做帝王师这一个愿望。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强立陈婴为王；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这位老太太，倒说尽了士大夫群的处世哲学。百里先生，也是不免于想做帝王师的人，其不能为“师”的，总想处于“师友”之间。可是师道一天不如一天，乃成为长官的部属了。
百里当时对陆大学生说：参谋官的位置，由军师渐渐降低，变为幕宾，这不是“老师”而是“客”了。可是人家对他的称呼还叫“师爷”，虽然不在司令官之上，仍然是对等地位。百里说：“幕宾的故事很多，我今天举一件：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关系。李在点翰林之先，就请曾看过文章，他的父亲与曾又系同年，当然是曾的后辈。曾对李最初就用黄石公对张良的办法，他说：‘此间局面窄狭，恐不能容。’但李一定要在他那里。曾氏幕里是讲风纪的，早饭必召幕僚会食；李起身较晚，以头痛为辞，但大家一定要等他来了才吃饭。食毕，曾正色对他讲：‘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不说谎。）李为之悚然，敬谨听命。到后来曾要参劾李次青，李不同意，就很坦率地说：‘门生不敢拟稿。’曾说：‘我自属笔。’李说：‘若此，则门生亦告辞。’我们看，在平常时候，他对老师是怎样服从；但遇紧要关头，他又是如何的有主张。后来李走了，一直不得志。迨曾攻占安庆之后，李写信道贺，曾就回信请他来。这次，可就不是以学生看待了，完全以宾礼相待。这是说参谋的情形。”
接着他又说：“参谋官的位置，始而由‘师’降为‘宾’，自新军成立后，又再降而为‘军属’了。民国初年，参谋官简直是高等的勤务兵。这个地位，今后要一步一步地提高起来，纵然不能提高到‘师’，至少也要有‘宾’的地位。这一点全靠高尚的人格去争取，如果只是去找人，以弄钱混饭吃为目的，人们怎样能够重你？我们莫怪人家不尊敬我们，首先要自己尊敬自己！”（这一番话是说武德的锻炼。）
百里指出学问是随地都要去求的。“求”就是所谓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就是一个兵卒，你们也可以向他获得宝贵的教训。从前顾亭林就是这样。日前，我见湖南教育厅长向军校讲话，说日本空军从张鼓峰事件中，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这话很有意义。人家一看见好处，马上虚心改进，可见学问是无穷尽的；就是要虚心，要平心，要低心去体验，才能获得。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乐山”是要有山一般品格。“乐水”是要有水一般虚心，所以讲学问第一要有大海般的心——“度量”，才能尽量吸收世界上各种细流。这是求学问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骨虽然要硬，脑却要柔软，法文Sonple照解释，是“柔软”的意思。在军事上用，就是说这个人能够适应环境。世界上最柔软的是水，盛到方的里面就变方，盛到圆的里面就变圆；水在大路流不通，可以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可以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倘若一个人脑筋硬化，墨守陈法，对于新的不能接受，就没有求学的资格。
一位陆大学生对我说：“‘夫子循循善诱人’，这句话，百里先生真的做到了，他是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
“慧眼”——陆军大学的意义
百里先生就任陆大校长以后，曾和学员们谈到陆军大学制度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大学是学日本，日本是学德国，现在所用的，还是大战前的德国制度。因为德国的军官，中尉要当二十年；如果在这二十年之内，天天教练新兵，这个人岂不是完了？所以就在陆大研究三年，使他不至于离开军队生活太远。学校授课以后，还准他到外国学些别的东西。但在这三年中，每三年，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与军队保持接触。他们现在还加以改变。我们却是整整的三年全在学校里，等你们三年从学校里出来，外边的局面完全改变，这岂不会变成一个落伍预备所吗？所以你们要时时刻刻，虚心去体验实际，这才是真正的学问。”
他又说：“现值抗战期内，只能把几种重要的功课，尽先讲一讲。我记得日俄战争时，我在日本留学，那时，我们就改订一个新的教育计划，把讲堂里的课程减少三分之一，改作野营演习；在毕业的时候，教育总监对改订这个计划的人极力奖励。（本来各国的陆军大学，到了战时，就解散了。）现在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抗战，所以还需要你们继续研究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状况。在这特殊状况之下，你们更要知道时间的宝贵和实践的重要。
“现在进一步要讲参谋教育的方向，关于这一点，须明白陆军大学的创始。我现先说一个名词，中文可译为‘慧眼’，法文叫‘Covpdoeul’，意思就是‘一瞬’。陆军大学的教育，是德国菲烈德大帝（今译腓特烈大帝）创始的。在他以前不久，是骑兵战为主的战术；骑兵运动性很大，前面发现有敌人，立时就要决定；所以总司令带了骑兵到前线，全靠一刹那间的判断和决定，这就是‘慧眼’。菲烈德那时的兵队渐渐增加。他到了一地之后，当面的情形虽然知道，左右两翼还不明了，所以他要派人到两翼去侦察。这个人就以指挥官之心为心，要有慧眼，他的报告，才能适合要求，这就是最初陆军大学的起源。陆军大学开始是测画略图及地形判断，渐渐变为测量学，所以测量和参谋是分不开的。我国把测量局附设在参谋本部，也就是沿此习惯而来。毛奇将军（德国著名战略家），最初在测量班，俄国的尼古拉斯大学，也是注重测量。当年菲烈德大帝因为军官都是些老粗，所以选出一批贵族子弟，给以陆军大学的教育，教以地理和数学；地理就是测量地形的基础，数学是以已知求未知，养成推理能力和判断力。所以陆大的开始是地理和数理，目的是养成‘慧眼’。你们想必听过传说兴登堡（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统帅之一）在坦能堡一役，建立不世的伟绩。他在第一团时，早把德国东部地形探测得很熟，乃是他所以一战成功的主因之一。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像演戏一般完全一样的，每次各有新的情况，这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才行。所以能变，才能打胜仗，不能变，就不能打仗，这是讲一切学问的基础。我希望你们把过去的东西暂时忘记一下，然后再把实际情形来引证，来体会，我举毛奇将军两句话相告：‘不知者不能’，从知到能，尚须一跃。”
（聚仁以一九四○年春初，到了瑞金，那时，百里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在瑞金废墟中看到红军大学的遗迹，从传说及文献中，知道红军大学的教学方案，证以百里的军事观，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前些日子，一位朋友在我的床边，翻到一本《新兵制与新兵法》，一看就看下去了。他坐了起来问我：“蒋方震是谁？”我说：“就是蒋百里。”他说：“难怪说得这么头头是道。大有道理的。”百里是有所见的人。）
在桂林的最后演讲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百里先生在桂林应广西省政府之邀，作公开讲演。这是他逝世前半个月的事，也可说是最后一次讲演，讲题是“半年计划与十年计划”。他说：十年以来，他不敢上条陈，尤不爱演讲。……有了自上达下的行政能力，然后才可以上条陈，才可以演讲。也除非有了行政能力的地方，才可以谈方法和理论。他提出两大前提：①应该针对时间的需要，不必高谈理论。②应该切合本省的环境，不必盲目模仿。我们旧有的习惯，就在人云亦云：人家有了十年计划，我们也想十年计划；人家有了五年计划，我们也想五年计划；议论纷纭，举棋莫定。我们不知人家有了深刻国际认识，所以定出五年，或十年的期间，而我们只晓得盲目模仿。譬如定下五年计划，做到一年半工夫，敌人一来，完全被其利用，岂不使人痛心？（百里仿佛在写预言。）
他说：“以往不说，我们抓住现实来说，再切切实实地检讨一番。我向各位献出第一个条陈，就是‘半年计划’；这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应该拿出原有原料来应用。例如‘买六千架飞机’这句话。若为本省财力所不许，顶好不说。因为这句话，绝对不能实行，便是废话。欧战时，德军迫近比利时首都时，比国人把平日积蓄的酒瓶，堆得极高，其结果有阻挡敌军前进之功，争取了不少的时间。我并不是说酒瓶一物真可战胜敌人，而是说一种工具，还须使用者运用得宜，才能发挥其效能。我们不要叹息武器不及人家，不能打胜仗。我们从敌情中，从敌兵军纪上，都可证明，我们的炮射程远，且极准确。除了数量不如人以外，武器方面，并不见得比敌人差。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运用工具的能力如何，否则仍无办法。”“我们对于兵器没有发挥可应用的能力。这是不必讳言，这也不是耻辱。这种现象，欧美各国极其普遍。运用新兵器的成功，在战时需要二年，在平时需要十年。且举英法运用坦克车一例：坦克车之为物，原本是美国的农家耕具，欧战时，大家鉴于炮兵、步兵总不易联络，不能充分发挥火力，故由一种农业耕具之模型，研究出坦克车来。（‘坦克’即水桶之意，苏联曾编刊一本《坦克史话》，可作参考。）一九一六年秋，英法用以攻德，结果试验成绩不佳，英法军方并不灰心，继续研究，设法改良。当时德国兵骄将悍，气焰太高，蔑视这种新兵器，此实为胜负之分际。所以鲁登道夫在笔记上写道：一九一八年，英法再用坦克车攻德军时，德方已无法抵御。就此一例，可见应用工具之重要。我们知道发明家决不能随时随处告诉大家应用工具的方法，全看使用者发挥使用的能力：随时设法，以谦抑态度对待之，以进取精神处置之，自无不胜之道。我们今日千万不要骛远，不要高调，假若对现有的兵器——机枪、迫击炮、坦克车等，能充分利用，对任何事物，尽量研究。这对于民族复兴的神圣任务上，必有大裨益。”
百里郑重指出几点实事：①我们向为农业经济的社会，其最大积弊，就在不大爱惜物力；一斗米的收获与两斗米的收获，农家对此，并未锱铢较量；其实粒粒的收获，都可发挥极大的效能。此种恶习不洗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②我们应用新工具享受新文明，一切都应合理化，才能物尽其用。他在赴桂林途中，曾见一汽车满载沙发及床铺等货物，综其价值不过数百元，而汽油的消耗，实已过之。他说这种人真没有享受新文明的资格。③我们惯例，某人任了新职，贺电如雪片飞来，这就是浪费。今日抗战紧急，交通工具极缺乏，而此种情形，依然不变。他希望大家不要唱高调，不要发空议论，脚踏实地定下半年计划是第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