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分析《灯下漫笔》的时候，曾说鲁迅把妇女与儿童问题同阶级斗争混淆了，因之并不能解决问题。而综观鲁迅所有的写作都是和他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他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文学家鲁迅的最伟大之处，他是一个革命家。因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革命家鲁迅的路线必然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政治上往前进，他自己的阶级的局限性就给突破了，就是从量变到质变。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规律。然而不认识鲁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是没有好处的，他的这个局限性就是到晚期也还偶有流露。《三闲集》同《二心集》是同时编的，同时写了两篇序言，在《三闲集》序言里鲁迅自己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错的，这是作者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曾经指出。对他所有的文章，如果取绝对肯定的态度，首先就不合乎鲁迅的精神。如早期写的《娜拉走后怎样》，就表现了鲁迅的局限性，而许多论者把鲁迅的这篇文章同易卜生的戏剧作比较，认为鲁迅看出了社会的经济问题，比易卜生深刻，显然是不恰当的。易卜生的戏剧同鲁迅的文章，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但两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各有其社会力量，反映在作品里的不同的思想，我们不能像对同一国家同一时代的作家那样作比较的。若说经济问题，鲁迅和易卜生又都没有超过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写在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的娜拉是可以走出家庭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认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虽然讽刺这样说话的态度，但他认为实在没有第三条路，分明是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有特别指出来的必要。
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提出中国的女子争取较为切近的经济权的问题。若像娜拉的出走，鲁迅说，“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在下文里又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下文又说，“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到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些话就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篇文章里的思想情感是一样，不过重点是解放自己的女子，话不是向“父亲”说而是向“母亲”说，鲁迅当着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女性青年面前认为这一点起码应该做得到。至于“此后去读书，或者去生发”云云，当然是幽默的话，表现了他对中国的事情很难有把握的神情。篇末他便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的老实话。帝国主义是打在中国人民背上的很大的鞭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定是要动弹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当时确是“不能确切地知道”。不过我们要注意，鲁迅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他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表现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一方面又表现他的苦闷，他要求中国革命而不知道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文章里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是他的真实的感情，他希望中国的改革，如果他的话是废话，那中国就有希望了。到了“三一八”时期，他感到他写的东西是“无聊的文字”，并说着“苟活到现在的我”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这就完全不是“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认清鲁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同时就是体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性，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必然会突破自己的局限性，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鲁迅晚期的文章，如一九三二年写的《上海的儿童》（《南腔北调集》），还是早期关心妇女、关心儿童的思想的流露，所谈的都是本阶级的事情，因此表现着局限性。当然，这不属于鲁迅晚期思想的主流，我们只是举出来让青年善于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