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婆国 占婆国（在今越南中南部），中国史上称之为林邑国。东汉初平（公元190—193年）初年，中原地区州牧混战，日南郡象林县的占婆人区逵也起兵杀象林县令，自号占婆王，都典冲城，即汉象林县城（今越南维川南茶荞地方）[1]。到了东吴孙权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占婆的势力向北推进，攻下东吴交州的西卷县，改称区粟城（今越南广平江南岸的高牢下村）[2]。从此区粟城便成为占婆国的别都，“兵器战具，悉在区粟”（《水经·温水注》）。区逵数传至外孙范熊为占婆王。范熊死，子范逸继位。范逸死（公元331年），其臣范文杀范逸子自立为王。他开始用兵攻灭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部落[3]，“威加诸国”，有战士四五万人，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强大力量。一方面，“林邑素无田土，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南史·林邑国传》）；另一方面，东晋、南朝的交州刺史和日南太守，大多侵刻百姓。因此占婆王国的势力不断北进，想攻占日南以北郡县，从而引起了战争，结果还是两败俱伤，“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晋书·林邑国传》）。
占婆国的风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书树叶为纸。”（《南史·林邑国传》）“文字同于天竺。”（《隋书·林邑国传》）由于占婆的气候，“四时暄暖，无霜无雪”，所以一般人民“皆倮露徒跣（赤足），以黑色为美”（《晋书·林邑国传》）。到了公元5世纪，“男女皆以横幅古贝（草棉布）绕腰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贯小环。贵者著革屣，贱者跣行”。“其王者，著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古贝繖（伞），以古贝为幡旗。”（《南史·林邑国传》）“良家子侍卫者二百许人，皆执金装刀。”（《隋书·林邑国传》）“国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杀之。”（《南史·林邑国传》）“有弓、箭、刀、槊。以竹为弩，傅毒于矢。乐有琴、笛、琵琶、五弦。每击鼓以警众，吹蠡（海螺）以即戎。”（《隋书·林邑国传》）国人“事尼乾道（尼犍外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南齐书·林邑国传》）。“其大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见妇，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为成礼。”（《南史·林邑国传》）
占婆国“从广可六百里”。著名的产品有古贝、沉香、瑇瑁、贝齿。“古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南史·林邑国传》）。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草棉布。自从汉九真（郡治胥浦县，今越南清化省马江右岸的栏村）太守任延推广耕犁以来，占婆的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了。“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占婆气候温暖，“至于草甲萌芽，谷月代种，早晚，无月不秀”。“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水经·温水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先进的丝纺织手工业技术的推广，大大促进了占婆社会经济的发展。
占婆国都典冲城，“西南际山，东北瞰水，重堑流浦，周绕城下”。其城“东西横长，南北纵狭”。“城周围八里一百步，砖城二丈”，城上起楼阁重屋。“楼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飞观鸱尾（屋脊两端装饰物），迎风拂云。”“城内小城，周围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绮牖紫窗”。“屋有五十余区，连甍接栋，檐宇相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庙，层台重榭，状似佛刹。”但是这个占婆国都城，只是王侯的堡垒，人民居住的很少，商业也不甚发达，所谓“郭无市里，邑寡人居”。城外更是“林棘荒蔓，榛梗冥郁”。别都区粟城“周围六里一百七十步”，也是“砖城二丈”，上起层楼高阁。“城开十三门，凡宫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余间，市居周绕”（《水经·温水注》），区粟城的居民要比典冲城为多，商业也要比典冲城为发达。
占婆和东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各个王朝，疆境相接，因此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太平御览》卷781引《林邑记》，提到东吴时占婆王曾赠“金指环于吴主”，这个吴主可能就是孙权。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太康五年（公元284年），东晋成帝咸康七年（公元341年）、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十三年，南朝的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十年、十一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孝武帝孝建二年（公元455年）、大明二年（公元458年）、明帝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南齐武帝永明中（公元483—493年），梁武帝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十一年、十三年、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六年，陈废帝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宣帝太建四年（公元572年），占婆国王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使节来到西晋京城洛阳和东晋、南朝京城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器、香、布等方物；东晋、南朝回赠了很多珍贵礼品，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扶南国 扶南国在今柬埔寨境内。“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中，广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湄公河）西流入海。”（《南齐书·扶南国传》）它的都城“去海五百里”。“土地下而平博”（《梁书·扶南国传》），因此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扶南人“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晋书·扶南国传》）。
中国史书记载扶南人的神话传说，说：“扶南国俗本裸体，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梁书·扶南国传》）“有摸趺国人，字混填……夜梦人赐神弓一张，教载贾人舶入海。混填晨入庙，于神树下得弓，便载大船入海，神回风令至扶南。柳叶欲劫取之。”（《太平御览》卷347引康泰《吴时外国传》）。“混填举弓遥射，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怖，遂降。混填娶以为妻。恶其裸露形体，乃叠布贯其首，遂治其国，子孙相传。”（《南齐书·扶南国传》）这个摸趺国，《太平御览》卷787引康泰《扶南土俗》[4]，又作横跌国[5]。《太平御览》同卷引《扶南土俗》又提到“乌文国，昔混填初载贾人大船入海，所成此国”。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扶南国在内，都有几个部族迁徙融合的过程。
柳叶和混填“生子，分王七邑”。后王混盘况不久又统一了七邑，建成了一个扶南国。混盘况死，子盘盘立，不久病死，大将范蔓取得政权，“攻伐旁国，咸服属之”。“乃作大船穷涨海，开国十余，辟地五六千里”。“自号扶南大王”（《南史·扶南国传》）。扶南一时成为东南亚的强大国家，开始“攻略旁邑不宾（不服从）之民为奴婢”，用奴婢来“货易金银彩帛”。因此奴隶制度有了较快的发展。贫富分化已非常显著。“大家（有财有势之家）男子截锦为横幅，女为贯头，贫者以布自蔽。”（《南齐书·扶南国传》）从人们的服饰上就可以分别出不同的身份来。
扶南“无牢狱，有讼者，则以金指若鸡子投沸汤中，令探之；又烧锁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烂，无罪者不伤。又令没水，直者入即不沉，不直者即沉也”（《南齐书·扶南国传》）。康泰的《吴时外国传》，还提到扶南国的“鳄鱼，大者长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宫，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寻敕捕取置沟堑中，〔范〕寻有所忿者，缚以食鳄。若罪当死，鳄便食之；如其不食，便解放以为无罪”（《太平御览》卷938引）。可见这个原始奴隶制国家，刑法是既不合理而又非常残酷的。
扶南国人“所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梁书·扶南国传》）。“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为船八九丈，广才六七尺，头尾似鱼。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斗鸡及为乐。”（《南齐书·扶南国传》）“王坐，则偏踞翘膝，垂左膝至地，以白叠（白色草棉布）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梁书·扶南国传》）“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晋书·扶南国传》）扶南的文字，大概和梵文相近。从东晋末年起，天竺的婆罗门教和其他一些外道，传入扶南。《南齐书·扶南国传》说扶南“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大自然的主宰者）”。《梁书·扶南国传》也说扶南“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扶南的婚姻比较自由，“男女恣其奔随”。“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南史·扶南国传》）
扶南国和我国从三国东吴时起，就有了友好往来。东吴孙权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交州刺史吕岱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等国[6]。归国后康泰撰《吴时外国传》，朱应撰《扶南异物志》，记述海外见闻，可惜两书都已散佚。孙权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聘问，带来乐人及方物。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太康六年（公元285年）、七年，东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十二年、十五年，南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六年、十八年、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五年，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年）、宣帝太建四年（公元572年）、后主祯明二年（公元588年），扶南国王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扶南赠送东晋、南朝的方物有象牙佛像、珊瑚佛像、犀牛、驯象、火齐珠、瑇瑁盘、琉璃器、郁金、苏合香、婆罗树叶、古贝等，东晋、南朝政府也回赠以珍贵的丝织品如绛紫地黄碧绿纹绫等，这就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金邻、顿逊与狼牙修国 在今天的泰国境内，公元3—6世纪时有金邻、顿逊、狼牙修等国家。
这里先讲金邻国（在今泰国的西南部）。万震《南州异物志》介绍金邻国的风土民俗，说“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太平御览》卷790引）。康泰《扶南日南传》也谈到“金陈国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六月不雨常晴，岁岁如此”（《太平御览》卷11引）。由于金邻国地处暹罗湾上，所以古时称暹罗湾为金邻大湾。
在金邻国的西南，有一个顿逊国，也在今天泰国西南部。中国史书上说它在扶南“南界三千余里”。又说：“顿逊国在海崎（海岸弯曲处）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梁书·扶南国传》）康泰《扶南传》还说“顿逊国人，恒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种……冬夏不衰，日载数千车于市卖之，燥乃益香。亦可为粉，以傅身体”（《太平御览》卷981引）。竺枝《扶南记》还谈到顿逊国“属扶南。国王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唯读天神经（婆罗门教经典），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有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瓮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太平御览》卷788引）。在南北朝时候，昆仑是指马来人而言的。顿逊国王名昆仑，国王大概原是马来人，而又崇拜婆罗门教，和扶南一样，信奉天神（大自然的主宰者）。这个国家距离扶南要比金邻国远，当在今泰国东南部马来半岛万伦湾（Bandon B. ）沿岸一带，这是当时横断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必经之地，所以东西商贾云集，商业非常发达。
《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提到“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梁书·中天竺国传》作投拘利口。这个投拘利口，就是今天泰国南部马来半岛西部的帕克强（Pokchan）河口。这是从马来半岛乘船去五天竺的重要港口。
狼牙修国，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上的北大年（Pattani）附近一带。这也是当时东南亚地区东西贸易繁荣发达的地方。《梁书·狼牙修国传》说它“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缦。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贯布，以璎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盖，兵卫甚设”。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普通四年（公元523年）、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狼牙修国王凡三次派遣使节至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这就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媻皇、丹丹与媻媻国 媻皇国[7]，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境内马来半岛上的彭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孝武帝孝建二年（公元455年）、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媻皇国王凡七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礼物，这就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丹丹国，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南部的吉兰丹。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陈宣帝太建三年（公元571年）、十三年、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丹丹国王凡六次遣使来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琉璃杂宝、火齐珠、古贝、香药等等，在太建三年的一年中，便派遣了两个使团到达中国，从而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媻媻国，据《太平御览》卷787引《梁书》说，媻媻国在“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这个小海，是指南海而言的。唐僧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里提到的盆盆洲，《宋史·真宗纪》里提到的蒲婆国，实际都是指媻媻国，当在今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北部沙捞越或沙巴和文莱境内[8]。《太平御览》卷787引《梁书》，说媻媻国“百姓多缘水而居，国无城，皆竖木为栅。王坐金龙床，每坐，诸大人皆两手交抱肩而跪”。“其国多有婆罗门”，“王甚重之”。“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读佛经，皆食肉而饮酒。”“其矢多以石为镞，矟则以铁为刃。”南朝宋文帝元嘉（公元424—453年）、孝武帝孝建（公元454—456年）、大明（公元457—464年）中，梁武帝的中大通元年、四年、五年、大同六年，陈宣帝太建三年、后主至德二年，媻媻国王先后近十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沉香、檀香、詹糖、菩提树叶等方物，说明这个地区很早就和我国有了经济文化交流。
诃罗单、干陀利与婆利国 诃罗单国，《宋书》说它“治婆洲”。据近人考证，婆洲即今爪哇岛。还有一个婆婆达国，也可能在爪哇岛上。诃罗单国在三国东吴时，称为诸薄国，“诸薄”就是“婆”的异译。《梁书·扶南国传》提到“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后之马礼洲，即今之巴厘岛）。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今加里曼丹岛）”。《太平御览》卷820引康泰《吴时外国传》说：“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这种织作白叠布（草棉布）的草棉，当时已逐渐移植到我国岭南一带，行将成为我国纺织手工业史上的大事。康泰《扶南土俗》还提到“诸薄之西北，有耽兰之洲，出铁”（《太平御览》卷787引）。这个耽兰洲，就是今天的苏门答腊岛了。嵇含《南方草木状》里还说，“铁出耽兰洲，裸夷装船载铁至扶南买之”（《太平御览》卷813引），大概当时耽兰洲的铁器，是驰名东南亚的。万震《南州异物志》说：“鸡舌（香）出在苏门。云是草花，可含，香口”（《太平御览》卷981引）。这个“苏门”，和前面提到的耽兰洲的“耽兰”，合起来成为“苏门耽兰”，正是今天苏门答腊岛的异译，那是最早见之于中国史书的。
爪哇岛上的国家，很早就和我国有了友好往来。诃罗单国王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遣使来建康，赠送金刚指环、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赤鹦鹉鸟等珍贵礼物。元嘉十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九年，又四次遣使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婆婆达国王也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遣使来建康访问，馈赠方物，加强了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
干陀利国，据近人考证，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梁书》也说它“在南海洲上”。“出斑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我国东晋时的著名旅行家、取经僧法显，从师子国搭船回国，泛海九十天，到达耶婆提国，在这个国家住了五个月之久。耶婆提国就是干陀利国的异译。干陀利国王在我国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七年、普通元年（公元520年），陈文帝天嘉四年（公元563年），凡五次遣使至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宝器、玉盘、金芙蓉、杂香药等珍贵礼物，南朝皇帝也回赠许多礼物，从而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婆利国，据近人考证，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梁书》说它“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这个国家“有一百三十六聚（自然村落）。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其国人披古贝如（襆），及为都缦。王乃用斑丝布，以璎珞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帘，其导从吹螺击鼓。”（《梁书·婆利国传》）其“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婆利国的刑法，“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隋书·婆利传》）。
南朝时代，婆利国和我国有了友好往来。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婆黎国王遣使来宋访问，并馈赠方物，婆黎国就是婆利国的异译。梁武帝天监十六年、普通三年，婆利国王又先后遣使到达建康，馈赠兜鍪（盔）、琉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方物数十种，梁王朝也答以厚礼，这就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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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经·温水注》：温公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
《晋书·林邑国传》：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
[2] 《水经·温水注》：泠水……东径区粟故城南。考古志并无区粟之名。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治西卷县。”《林邑记》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余里。”《交州外域记》曰：“从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国，四百余里。”准径相符，然则〔区粟〕城故西卷县也。
[3] 《水经·温水注》：“船官口川源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体，女以树叶蔽形，外名狼，所谓裸国者也。虽习俗裸袒，犹耻无蔽，惟依暝夜，与人交市，暗中臭金，便知好恶，明朝晓看，皆如其言。”从这条材料看来，占婆的近旁，还有许多比较原始的部落，占婆是这个地区最为先进的国家。
[4] 按《扶南土俗》与《吴时外国传》，实即一书。
[5] 按《太平御览》卷787引康泰《扶南土俗》曰：“优钵国，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国同。”又引康泰《扶南土俗》曰：“横跌国在优钹之东南，城郭饶乐，不及优钵也。”横跌、摸趺，是同一国名，当有一误。优钵在天竺东南五千里，摸趺又在优钵的东南，大概在今孟加拉国境内或缅甸的西北部靠孟加拉湾一带。
[6] 按吕岱于东吴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出任交州刺史，到了孙权黄龙三年（公元231年）被调走。康泰和朱应的奉吕岱命令出使扶南等国，“南宣国化”（《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当在孙权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这一段时间里。
[7] 《太平御览》卷787引《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嘉〕二十六年，蒲黄国献牛黄等物，又献郁金香等物。”按此蒲黄国疑即媻皇国的异译。
[8] 以前的人以为媻媻国在今马来半岛上，这是不确当的。由于今本《梁书》有残缺，稽考媻媻今地址的人没有发现《太平御览》里所引《梁书》佚文有在“南海大洲中”和“北与林邑隔小海”这几句话，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它既在林邑之南，只有把它安置在加里曼丹北部最为合适；如果是在马来半岛上的话，应该说“东与扶南隔小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