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最难，如何用人，平日颇能知之、言之；而临事每不能完全实践其所知、所言者，固比比皆是，乃至于一反其所知、所言者，亦复有之。抑岂惟用人最难，即批评人如何用人，亦岂易易。
同治中兴，人才鼎盛，曾国藩素著知人之鉴，幕府宾从，自极一时之选。胡林翼不甘示弱，在湖北设宝善堂，专揽俊杰，自言欲与国藩争贤才之多寡，各奔前程。左宗棠卓立其间，于用人尤自负，且自视胜于国藩、林翼，尝与林翼书云：
……楚才之经涤公唾弃，及自鄂归者，一经训勉，便各扬眉吐气，亦不可解。……
又一书云：
……林天直、刘富成，皆老兄不甚许可者，然弟用之，则无不如志矣。……
浸至士之不得志于国藩所者，以就宗棠，宗棠无不特加重用，而士之为宗棠所赏识者，以就国藩，国藩则迟疑不敢果用，是中虽不无意气作用，要因两人性情不同，故衡量人才亦不无殊异。注974
宗棠对于用人之道，议论颇多，择其尤透彻者著录之，则如云：
……人才极乏之时，再不宽以录之，则凡需激厉而后成，需磨练而后出者，举遭屈抑矣。只要其人天良未尽汩没，便有可用。我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此中稍有分寸也。……厨丁作食，肴果都是此种，味之旨否分焉。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凡用人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常令其喜悦，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矣……。
又云：
……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否则必之山而求榛，必之隰而求苓，乌乎可，且乌乎能也。……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此圣人示人用人之法也。……
自来用人之道，固尽于此矣。注975
然宗棠本人之用人，果何如乎？其在幕府时期，并不直接用人，仅处举荐地位。则塔齐布当为宗棠第一选拔之人才，由一候补都司，擢权湖南抚标中军参将，嗣于两年之中，叠经张亮基、国藩奏保，遽官至提督。王錱亦为宗棠当时所最赏识，罗泽南课徒长沙省城，王錱与李续宜、李杏春均从，后又皆参与泽南戎事。宗棠尝访泽南于定王台，遂与相识，其题泽南遗像诗，所谓“省识旧游如昨日，春风归咏定王台”者也。宗棠赞骆秉章肃清湖南四境，王錱之功居多，与塔齐布皆可列为征讨太平军前期名将。注976
及宗棠奉诏襄办国藩军务，募勇五千以行，始自有直接用人之权。而其后用人之情状，王闿运尝与书论之：
……屡闻雨苍、保之、孟星言，公每与人言，辄虑贤才不登，而自叹衰老孤立，何大臣深思之贤乎。闿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以胡文忠公(林翼)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今姑以节下用人论之，严受庵才气跅弛，欲以死发其狂，今得备一卒，死锋刃，将百人，偿其志，等死也。而故靳之，使发狂疾自缢而死，岂闽粤营哨诸弁，犹胜受庵乎。此节下欲成全人材，而反夭枉人材者，一也。邓保之一善论说文人，本非吏材，而节下使之为营务，作府道，卒又不悦而遣之，岂保之先则胜受庵，而后则不若受山乎。此节下欲奖拔人材，而又不鉴别人材者，二也。孟辛负气好奇，其锐敏不可多得，节下既赏之矣，而不留之，不调之；欲其自投而后收之，此欲笼络人材，而卒坐失人材者，三也。蒋抚、杨督，皆以荐起。蒋则粗官，杨乃阴鸷，均不得终席。节下徒知文人之非远器，而不知辩士之非远模，徒知马谡之违节度，而不知魏延之非驯扰，此欲别拔人材，而不知遏抑人材者，四也。委克庵以关中，留寿山于福建，一则非宏通之选，一则为客气之尤，节下久与游而不知，是不智也。无以易之，是无贤也。将兵十年，读书四纪，居百僚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贤，亦不能如淳于之日进七士，而焦劳于旦暮，目营于四海，恐求士而士益裹足耳。……
又光绪五年(1879)己卯正月四日日记云：
……昔余言，胡文忠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高能访人才而不容人才，此皆天下所谓贤豪，乃无得人才之用者，天下事尚有望耶。……(按同时尚有一书致丁宝桢，亦作如是语，惟其间又加一句曰：“刘荫公〔长佑〕、丁稚公乃能知人才而不能任人才。”)注977
闿运自负其才，而不见用于曾、胡、左诸人，不无耿耿。对诸人措施，常致不满，故凡所云云，自不足遽认为定论。且即其所论，先后歧异，足征其初无的见。惟按此致宗棠书中所提诸人事迹言之，确可窥见宗棠用人之一斑。
严受庵，名咸，湖南溆浦人，十七岁中式举人，词章沉博雄鸷，喜论兵，愿慷慨为烈士。邓保之，名绎，湖南武冈人，通贯经史，考求古今得失，又潜心理学，以酌其宜，所著《云山读书记》五十卷，宏通精密，言多可行。孟辛，左枢字，湖南湘乡人，才气纵横，好谈经济，年二十余时，已诗文浩瀚，卓厉不可一世。严咸、邓绎，均为宗棠入浙时所特保。当宗棠去闽赴陕时，左枢尝与一度通讯，宗棠覆函，备致嘉勉，后从席宝田西南军中，竟客死异域。此三人者，均未尝得志于宗棠所。注978
蒋抚指蒋益澧，杨督指杨昌濬，克庵，刘典字，受山，周开锡字。此四人者，合之为宗棠总理营务之王开化，及为宗棠主办粮台之王加敏，均不失为宗棠东征时期中之干部人才(详四十八节、六十八节)。至入于西征时期，则宗棠之干部人才，刘典、开锡、昌濬、加敏，仍先后追随外，可益以刘松山、刘锦棠(详六十九节)，然而何其寂寥也。大抵宗棠为人，予智自雄，诸事一手包揽，故凡有才气，有主张，以及真有学问之人才，不但不易为宗棠所容，即彼等本人亦不欲久为所用。此严咸、邓绎、左枢辈之终不获在宗棠所展其抱负也。宗棠尝与刘典书云：
……弟与营务诸君，皆以情意孚洽，至于大事大疑，则颇取独断。除王贞介(开化)一人，为生平所推服，未尝一语违忤外，如阁下及石泉(昌濬)，则间有可否，不嫌异同。……
此为宗棠自视甚高，遇事专断之自白。不第对于军政大计如是，即对于奏咨书牍批札，亦亲自削草，不假手他人。故宗棠幕府之中，可谓绝少奇材异能之士。注979
刘典为宗棠所特别器重，而刘典对宗棠尤阂切，然当刘典署陕西巡抚时，尝与宗棠失和。此事见于吴大廷自订年谱，同治八年(1869)记云：
二月十三日，同子俊赴三原县，留行李于西安，令张小齐守之。次日，谒克庵中丞于大营，时方因公与左公相忤，人颇惶惶，余力为解之。……十六日，辞赴乾州。次日，抵营，左公极依依故人之意。……住营十日，左公亦时以克翁不能和衷为言，余又力解之。二十七日，辞赴三原，反复关说，督抚之嫌尽释。……
夫以刘典与宗棠，公私情谊平日甚深切者，犹且如此，其他可知。于是更可见宗棠为人之难与相处。注980益澧入浙，克复一省城、四府城，与十余县城，有助于宗棠甚巨，而宗棠遇之苛。益澧尝为郭嵩焘言，生平受左君挫折甚多，始犹相与争胜，继乃一力周旋，勿论其他。是又可见宗棠为人，及如何方可与相处。注981
国藩固罗致人才甚多，然尝谓彼募练湘军，而如泽南、王錱、李续宜、杨岳斌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彼与胡林翼、骆秉章等脚下盘旋。因怪李鸿章募练淮军，而如刘铭传、潘鼎新辈，气非不盛，乃无自辟乾坤之志，甘在鸿章脚下盘旋，以为鸿章之善于驾驭，在彼之上。注982余谓此非国藩之不善驾驭，正见国藩度量渊弘，足以听人并助人之自由发展。即宗棠在国藩处，亦岂不如是。若宗棠之器度，不免褊浅，未足以语此。如益澧在宗棠干部中，才气最大，以是开锡、昌濬既不得志于福建、浙江，仍走依宗棠，不惜在宗棠脚下盘旋。益澧则虽不得志于广东，虽清廷尝饬往宗棠军营，而竟未往。又如加敏在宗棠处，经理军需，始终仅为一勤谨之账房先生，至晚年方放补道缺。若李瀚章在国藩处，初亦经理军需，而后则回翔疆寄。由是而言，闿运谓宗棠不能容人才，似尚非无的放矢。且宗棠对于有才之士，喜先加摧抑，而后拔擢。此在古人自有行之者，意在敛才就范，然必欲强之惟命是听，则是敛才就己，绝非有才之士所甘。且此种术数，当仅可施之其人未有作为之时，若施之于已有名位之人，殆难收效。即如鲍超为人素高伉，剿捻之役，惧归宗棠调度，称病不行。宗棠亲往视之，责以大义，陈之清廷，冀其因清廷之压力，乐为己用，而超卒不屈。注983又施补华尝与人书，论宗棠遇李云麟事：
……雨苍都护，磊落光明，八旗人杰，在营与兄甚契合，将来西北之事，或当寄之。相国有意磨折之，虽有成就之雅，而用意太迂。人生四十余，材具识见，进益亦复有限，及其朝气而用之，可收目前之效。若蹉跎岁月，至于精力减而元气隳，是非成就，实糟蹋也，好汉惜好汉，颇为太息也。……注984
后云麟果以不肯伈伈伣伣，怫然而去，凡此又为宗棠不善容人才之例。
宗棠此种用人方式，当其精力壮盛之时，诚能手挥五弦，目营四表，照顾周到，应付裕如，否则易有弊病发生。故宗棠晚年，向所倚赖之周开锡、刘典，既已先后谢世，昌濬、锦棠，已独当一面，加敏则又已补缺，均不能再为宗棠分劳。于是总督两江，而以王诗正总理营务处，诗正则宗棠四子孝同之妻弟也。督办福建军务而以黎福昌总办江西粮台，福昌又宗棠三女孝琳之婿也。宗棠于福昌之变产捐官，向所鄙薄，而此时奏报之词，则许为“廉慎勤干，办事实心”。宗棠于诗正，固尝认为“性情挥霍”，嗜欲太重，而仍进之要职，盖已不免流入引用及偏信私亲之一途。注985后诗正便为宗棠引致一严重之参案，彭玉麟奉旨查办，亦颇责备宗棠用人之不当。此则尤为宗棠平日不能容人，寻致无人可用之失也(参阅七十六节)。
在宗棠西征之后期，多引用湖南同乡，此其故，固亦有可得而言者。甘肃本属边陲，当地人才寥落，复经十年“回乱”，内地人士咸不乐往，当大军逐步前进，须有人办理运输等务。及各郡县收复，又须有人办理善后等务。本省正规候补人员既鲜可调遣，惟有就军中幕僚遴派，不特相知有素，可以信赖，且此辈万里长征，无非希图寸进，追随有年，亦自不能不有以慰其意。不幸其中多数为湖南人士，于是反感丛生。如陶斯咏以浙江会稽人，为宁夏道，以故为宗棠所罢免，而代之以湖南桂阳人魏喻义。同时，余士穀以江西南城人，为甘州府知府，亦不得志于宗棠，因案罢免，而代之以湖南安化人龙锡庆。故斯咏致书士穀，发为慨叹曰：
……今日陇头，非楚产不足见珍，谚云：“惟楚有材。”若吾辈三江，备员宇下，宜乎摈弃。……
此种情绪，弥漫于官场，积之既久，形诸歌咏：
数载听鼙鼓，于今尽盖锅，囊中无白镪，地下有黄河。绝学将焉用，奇勋又若何，不能生在楚，只好见阎罗。
盖悲愤之气深矣。逮大军出关，而湖南人士更布满天山南北路职位。宗棠虽常却湖南同乡之求官者曰，此间非仕国，顾在旁人视之，甘新实已成楚国。即论宗棠之用湖南同乡，确尝考量才能，并非无所区别，要亦未必无滥竽其间者，即如上述之龙锡庆，自不失为贤能之吏，而魏喻义则难称循良之选矣。注986
抑清代用人，文武考试，均统于礼部，文职铨叙，统于吏部，武职铨叙，统于兵部，均有一定则例。其意固在以用人之权壹归之皇帝，实含有专制色彩，要其主于集中统一，尚不背于人事行政之原则。顾自太平军兴，而此种则例，稍稍破除矣。循旧则例登进之人才，未能应付事变，不足于用，而不能不变通办理也。自洋务兴而此种则例，则更大破除矣。循旧则例登进之人才，不通外国语文，不谙外国法典，及一切科学，不足于用，而不能不变通办理也。于是上下均不惜破格用人，而凡有一才一艺之长者，不拘进身之阶，无不脱颖而出。如宗棠，即以一举人而骤为巡抚者也。向以防止营私植党，不容任意调用与保举者，至是准许自由调用。如开锡、加敏，即经宗棠一再调用，由浙江而福建，由福建而甘肃。而加敏则更由甘肃而江苏者也。亦准许自由保举，且可保封疆大吏，如益澧，即由宗棠先保督办军务，而后擢督抚者也。然行之既久，流弊滋生，诚以当事者苟无大公无我之心，不免有用情徇私之处。故自太平军平定，而又渐加裁制矣。宗棠颇不以为然，在陕甘总督任内，曾有以申其说：
……治乱安危，虽关气数，而拨乱反治，扶危就安，则必人事有以致之。人事既尽，虽气数之天，亦退处于无权，而旋转之机，始有可验者，所谓干戈起而文法废，文法废而人才出，人才出而事功成也。安常习故时，刀笔筐箧之士，奉行例案，亦可从容各奏其能。至事故叠生，则非其人其材，不足以当之。天之生才不易，人之应运非偶，古今以奇才异能著闻，而大名盛业，足重当时，传于后世者，亦有几人。苟能补救世局，卓然有所表见，则不得谓非一时之选，然即此已不易得。矧时会方殷，待人而理，需才之亟且众。如今之陕甘，甚于各省，今之新疆，又甚于陕甘，岂可刻以相绳也。将营广厦，须购众材，将合群力，必呼邪许，不蓄三年之艾，何以治七年之疾，不挈旧侣，何以为万里之行乎。……注987
所谓不挈旧侣，何以为万里之行，亦宗棠解释其所以多用湖南同乡也。在两江总督任内，又有以申其说：
……制治以文，勘乱以武，为政首在得人，则求才宜亟矣。循资格以求之，可免幸进之弊。而美玉耻于炫采，无由自献其奇，采虚誉以致之，虽博好士之名，而鱼目每以混珠，无以济时局之用。自非限以资格，无以肃铨政而慎登庸，亦非兼用荐举，无以拔殊尤而备时用。从来世运之隆替，系乎人材之进退，大抵然也。顾言语气类攸分，见同难确，吏、兵两部司进退人材之柄，既拘于例案，而爱憎又不能无偏。如是，不肖者不必遽退，所进者，不必皆贤，而士气销靡，人材因之不振。至知人尤贵善任，廷臣纵虚怀好善，能明而不能远，非责成督抚因材器使，何能使长短各称其任，铢两悉称其施，而怀才者不能各尽其才，在所难免。……注988
当时清廷对于前一折，则批留中，对于后一折，则批另有旨，旨意如何，今无可考，或竟无复下文，亦未可知。(按宗棠奏稿，凡奉有批回者，均录有原文。)清廷欲限制各省破格用人之意，灼然可见。虽然，积重难返，清廷此种愿望，诚难贯彻。太平军以后，勇营代制兵而兴，由是兵权在典兵大员私人，而不在政府，浸至酿成中华民国之军阀。人事行政，一经破除则例，用人之权，亦不复集中政府，而各省督抚得操其柄。驯至清亡，几无可挽救，既入中华民国，仍复铨政难以建树，其理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