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1812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是晚清地主阶级中比较爱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左宗棠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全家虽有四十亩地,由于人口较多,生活并不宽裕。十六岁那年,其母去世,十九岁时,又死了父亲。二十一岁时虽然考中举人,但随后三次入京会试都名落孙山。此后,他放弃科举,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军事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因为生计所迫,还从事私塾教学,有时也参加一点田间劳动,曾自号 “湘上农人”。在陶澍、贺长龄等师友的熏陶下,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影响下,他崇尚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逐步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左宗棠的一生是功罪兼有的: 从1852年开始,他相继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他靠这一血腥事业起家,成了声势显赫的所谓 “中兴名臣”,成了和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封疆大吏。这方面,无疑是应当批判和否定的。但是,他在新疆沦陷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毅然挥师出关,收复了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这场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精湛的用兵艺术。
海防塞防 力主并重
1874年冬到1875年春,受到英、俄两国支持和控制的浩罕侵略者阿古柏,侵占我国新疆的天山南北已达十年之久,沙皇俄国直接出兵强占我国新疆的伊犁地区也已四年,饱受殖民统治的新疆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清军早日出关,驱逐外国强盗,使新疆归回祖国。这时,左宗棠所部清军已经基本结束了在甘肃的战事,出兵收复新疆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正当清政府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出兵收复新疆之际,发生了日本侵犯我国台湾的事件,东南海防因此紧张起来。于是,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
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 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收复,对国家元气无伤; 有了新疆,对国家只有损失而无收益; 阿古柏已与英、俄两国勾结一气,即使收复了也守不住; 目前财政困难,无力顾及新疆。因此,应该放弃塞防,专顾海防,准备出关的部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就是所谓的 “海防沦”,实质上是放弃新疆的卖国谬论。
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认为: 西洋各国,以俄为大,离中国最近,又最狡猾; 目前已经侵占了我伊犁地区,势必长期不还; 如不迅速出兵收复,沙俄必将得寸进尺,继续入侵。因此,“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①这就是所谓的 “塞防论”,实质上是主张暂弃海防,专注塞防。
这时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从自己王朝的利益出发,还不甘心放弃新疆,但在海防论者的喧嚣声中,又感到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于是,密谕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粮饷事宜的左宗崇,不指名地转述了海防、塞防两种意见,让左宗棠帮助拿主意。无论资历、声望,还是地位、才干,左宗棠都是当时唯一可以同李鸿章相抗衡的人物,他的意见,无疑将对清政府的最后决策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左宗棠原来打算在陕甘战事结束之后告病回乡。但是,当他得知沙俄强占伊犁的消息后,便决心在垂暮之年 “与此虏周旋”。从此,他以收复新疆为己任,密切注视着新疆局势的发展。1874年10月,他受命督办新疆粮饷之后,已经从后勤的角度,开始了进军新疆的实际准备工作。
1875年3月19日,左宗棠在兰州军营接到密谕之后,周密筹画了二十多天,于4月12日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多字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坚决反对放弃塞防、专顾海防的主张。他认为: 自从福州船政局开设以来,海防的创办已有头绪,不需别筹经费,经常性的练军之费不多,也不用别筹; 如果西北塞防费用充裕,自然可以匀给海防一些,可是,历年来,各省、关欠解塞防之饷已达两千多万两,没有余钱可匀; 乌鲁木齐没有收复,无总要之地可以扼守,断无撤兵之理; 即使收复了乌鲁木齐,停兵不进,防军之数不可能减少,也不会节省军饷; 只有尽快收复新疆,以伊犁和南疆等富裕地区的财富来负担新疆的防务,才有可能节省军饷;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①因此,左宗棠主张: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②这就是所谓的 “并重论”。
同一天,左宗棠还上了一道《遵旨密陈片》,毫不客气地弹劾了原任新疆统帅景廉的无能和死板,弹劾了原任粮饷转运帮办袁葆恒的主观武断,对用兵新疆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
5月3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认为左宗棠 “所见甚是”,决定采纳海防、塞防并重的主张,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出兵收复新疆; 决定将景廉和袁葆恒调回北京任职; 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且表示“不为遥制”。这样,清政府就打破了边疆不用汉人的传统,将收复新疆的大权全部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前的国防重点是塞防,是在西、北两方。从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各国相继从东、南沿海入侵,海防变得严重起来。从此,清王朝几乎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了海防方面,忽视了塞防。林则徐最早看到了这个危险,他指出: 沙俄最终将成为中国的主要祸患。然而,他的话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时过不久,沙俄就割占了我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于这样重大的国防失误,恭亲王奕诉却轻描淡写地说成没有仔细考察疆域舆图。可见清政府在塞防上糊涂到了何等地步。李鸿章发展这一错误,竟然主张放弃新疆、专顾海防,如果得逞,其后果之严重,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左宗棠的“并重”主张,不但避免了专注塞防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克服了放弃新疆的危险性,实际上是一条从当时全国大局出发的唯一正确的国防方针。
注重后勤 粮运兼筹
用兵新疆,有兵、饷、粮、运四大困难。左宗棠认为: 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粮、运两事,是用兵新疆的关键,“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①。因此,“非粮运兼筹不可”①。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运对作战的重要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象左宗棠这样,把粮运提到战略首位,在其之前的中外战争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历代战争,大都在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进行,既可以取粮于敌,又可以随地征粮,粮运问题并不突出。然而,用兵新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荒漠贫瘠,水草缺乏。特别是兵锋首达的东疆、北疆地区,戈壁纵横,产粮极少。就是邻近新疆的河西走廊,因为多年战乱,粮食也很短缺。从甘肃到新疆,远隔数千里,沿途尽是戈壁、沙漠、高山、深谷,即使买到了粮食,要想运到新疆前线,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条件下,不首先抓粮运,就谈不到打仗。清政府调兵遣将多年,全无成效,成禄一军赖在高台七、八年,就是不出玉门关,景廉、金顺虽然出了关,却打不了仗,基本原因都在粮食。因此,左宗棠断然把粮运摆到战略首位,是十分必要的。
左宗棠受命之后,以相当长的时间和极大的精力,着重抓了以粮运为中心的各项进军准备工作。
首先是军队的整顿。进军新疆的数量问题,清政府缺乏深虑,总以为多多益善,在调遣景廉、金顺两军进疆之后,又催令左宗棠分兵出关,还调遣穆图善、宋庆、刘铭传三军出关。李鸿章从阻挠西征的目的出发,企图釜底抽薪,奏请将刘铭传部二十二营铭军调往山东、江苏驻防。有趣的是,当清政府征求左宗棠意见时,左宗棠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要求把穆图善、宋庆两军调走或裁遣。他依据粮运的战略地位,坚决主张“精兵”。为此,他对已在新疆和准备出关的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陕甘战争结束时,左宗棠辖有一百八十多营,他汰弱留强,一下裁掉了四十营,以后又作了进一步的裁减。金顺部原有三十营,进疆之前接统成禄部十七营,进疆后接统景廉部三十四营,共计八十一营,金顺以拥多兵为荣,不愿裁减,左宗棠便奏请清政府,命令他裁掉了四十二营。景廉在新疆时,曾教条地搬用古代 “寓兵于农”的政策,搞且耕且战,结果不伦不类,粮食没有生产出来,仗也打不了。左宗棠一接任,立即划分兵农为二,择其精壮者为兵,散其老弱者为农。对于原来驻守新疆各城的清军残部,则令保守现驻城隘,不担负作战任务。另从五十五营老湘军中精选二十五营作为主力,在粮运完成以前,暂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整训,待命出关。已经出关的张曜部十四营嵩武军,令其在哈密举办屯田。经过这番整顿,不但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为军饷和粮食的筹备数量提供了依据。
其次是军饷的筹集。用兵新疆,每年需饷约一千万两。当时的饷源仍靠各省、关供应陕甘的协饷、厘金和海关税,总计每年应到八百多万两。可是,拥护 “海防论”的督、抚们,一味拖欠,有的甚至停解。就连主张全力西征的王文韶,解饷也很不积极。当时,李鸿章系统的淮军,每年可发九个月实饷,而进军新疆的部队,每年只能发一个月实饷,这对于实行雇拥兵制、靠薪饷养家的勇营军队来说,是难以维持的。由于左宗棠与士卒同甘共苦,将每年官俸的大部分捐作军需; 加上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军心还未动摇,薪饷还可继续积欠下去。但是,全军的粮草、盐菜、武器、被服的采买费和数额巨大的运输费,是绝对不能积欠的。
1875年,左宗棠筹办粮运,需饷急如星火,当年却只收到了二百六十多万两协饷。1876年初,左宗棠在要饷、催饷无效的情况下,申请借外债一千万两,又受到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反对。不得已,左宗棠再次恳请清政府准借四百万两外债以解燃眉之急。清政府体谅左宗棠的难处,决定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一次拨给左宗棠二百万两,令各省、关三个月内合解三百万两,逾期不到,准左宗棠指名弹劾,从重治罪。另外,让左宗棠自己设法借外债五百万两。左宗棠接到上谕,高兴万分。开战前的军饷筹集终于有了着落。
此后,左宗棠通过上海采运局,几次向外国银行借债,至1881年,总计借了一千三百多万两。同时还向本地、外地富商挪借了一些。加上各省、关每年解到一些,总算勉强解决了筹饷的难题。
与此同时,左宗棠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进行军粮的采运。他改变了过去成禄之流采取的摊派强征和拉差逼运的办法,实行采买和雇运的方针。他强调 “民为军食之本”,规定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支付运费,一地采粮不准过多,要保证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日后准备粮源。
按左宗棠在西北修订的《楚军营制》,步兵每营五百人,长夫二百人,骑兵每营二百五十人,长夫一百人,战马二百五十匹。兵、夫月需口粮四十五斤,战马月需粮料一百五十斤,草三百六十斤,草不够以粮料补充。总计入疆部队最多时达到百营左右,其中骑兵约占四分之一。每年约需粮食五千万斤,准备三个月作战口粮和三个月储备口粮,需要两千多万斤。军粮的采运,基本上按照这个标准进行。
在采买方面,左宗棠开辟了五个粮源: 一是河西地区。1875年采购到三千六百多万斤粮食。二是口北地区。由于河西地区粮少价贵、运费高昂,左宗棠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宁夏、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以西盛产粮食,经外蒙边有一条近路直达巴里坤,用骆驼运送,每百斤粮只要八两银子,比从河西采运便宜一半左右。左宗棠就在归化设了采运总局,在包头和宁夏设了分局。从1875年夏到1876年夏,共从此区采购到七百多万斤粮食。三是北疆地区。从古城(今新疆奇台)到济木萨,产粮虽然不多,还可以买到一点。为了防止采粮过多,左宗棠采取事先调查、确定购量的方法,共买到三百多万斤粮食。四是俄商之粮。1875年夏天,俄国商人索斯诺夫斯基到兰州拜访左宗棠时,主动提出从俄边斋桑湖一带为清军采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古城,每百斤收费七两五钱,条件是允许俄商来西北做生意。左宗棠一合计,觉得很划算,答应新疆收复后再行通商。双方当即签订了合同。其实,这个所谓的商人原是沙俄军官所扮,卖粮的目的是为了左右清军行动,左宗棠虽未识破其阴谋,但也没有依赖俄粮。由于战争迅速胜利,索斯诺夫斯基的罪恶目的没有得逞。五是屯垦之粮。张曜所部于1875年开荒近两万亩,1876年收获了一百五十多万斤粮食,也解决了一点问题。
在运输方面,左宗棠采取了多种办法。俄粮包给俄商运送,口北粮食包给骆驼商队用直达方式运送,这两路的运输,费力不大。最困难、最复杂的是河西一线,不仅要运输几千万斤粮食,还要运输大批的武器、弹药、军装、被服等军用物质。从凉州经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安西、哈密、巴里坤到古城,全长三千五百四十里。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年久失修。尤其是从安西到哈密的一千多里,茫茫戈壁,砂砾纵横,除马莲井有点水外,没有台站,没有水草。从哈密到巴里坤,中隔天山,山高路险,大车难以翻越。由于多年战乱,牲口、民夫和车辆严重缺乏,购雇两穷。左宗棠从实际出发,规定玉门关内主要采用车运,玉门关外主要采用驼运; 在发挥官运(辎重部队)作用的同时,主要雇清民夫运输,关内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加价一钱; 具体方式是 “节节短运”,分程包干,各运一段,层递衔接,流水而进; 此外,还让军队裹粮出关。凡出关部队,除随身背带和车、驼装运一批粮食之外,走一大站后,再腾出车、驼回头再运一批,如此往复而前。
在左宗棠的调度下,从1874年10月到1876年5月,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才将大批作战物质运达新疆前敌,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库存了两千多万斤粮食。至此,以粮运为中心的各项后勤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先北后南 缓进急战
1876年春,左宗棠奏调擅长办理后勤的刘典抵达兰州,负责陕、甘和新疆的后路事宜; 同时,委托 “英锐果敏、才气无双”、是年只有三十三岁的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负责指挥前敌诸军作战。4月7日,他自己从兰州移大营于肃州,居中坐镇,统筹调度。
依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条件,左宗棠计划以歼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任务,战略部署是“先北路而后南路”①。4月26日,刘锦棠在肃州正式受命出关时,左宗棠又授以 “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告诫他务必做到 “前途有粮可因,后路有粮为继,乃为稳着”②。
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清军出关后,第一个战役是攻占北疆,收复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扼全疆总要之处,为南进准备后方基地。
这时,阿古柏的主力都在吐鲁番地区,北疆是由投降阿古柏的白彦虎、马人得、马明各部防守的,总兵力约有两万人,主力六千余人部署在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今米泉)。
左宗棠确定: 由刘锦棠和金顺两部六十四营、三万多人马担负作战任务; 刘锦棠到济木萨与金顺会师后,首先攻占古牧地,撤乌鲁木齐屏障,“成捣穴犁巢之举”; 再攻占乌鲁木齐满、汉各城,如果阿古柏从南路率军来援,“当有数大恶战”,刘、金两部应合力猛打数仗,歼灭阿军援兵,为下兵南路大张声威; 此后分兵两路: 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南北二城,刘锦棠率部在乌鲁木齐地区清剿残匪,准备对付阿军可能的反扑。战役发起的时机,左宗棠和刘锦棠反复商酌,最后定在秋初,因为届时 “新谷遍野,有粮可因”。
1876年8月上旬,北疆战役打响。在刘锦棠的机动指挥下,迅速攻取了古牧地和乌鲁木齐,金顺部西攻时,不战而下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历时仅十多天。白彦虎、马人得率残部南逃。阿军五千骑兵来援,刚到达坂城,闻败而止。这些进展,比左宗棠预计的顺利得多。
左宗棠闻讯,高兴异常,立即着手部署天山战役,准备分兵攻取天山地区的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计划一上奏,清政府也很满意,谕令他赶紧和刘锦棠 “约定师期”。不料,金顺 “攻坚无善策”,玛纳斯南城久攻不克,直到刘锦棠派去十一营老湘军增援,到11月6日才攻克。这时大雪已经封山,无法南进了。
清军攻占乌鲁木齐后,阿古柏非常恐慌,一面请英国主子出面调解,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清军南进; 一面赶赴托克逊部署防御,企图以吐鲁番、达坂城、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坚固设防,阻止清军南进。后见清军没有动静,又重新部署: 以南逃的白彦虎、马人得残部配合艾克木汗步骑八千五百、民团一万防守吐鲁番; 以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步骑四千四百防守达坂城,并于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成一座新城; 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防守托克逊,总兵力约有三万多人,其中作战主力两万余人,并配备了大量的后膛枪、炮。阿古柏自己则退居喀喇沙尔(今焉耆),作遥控指挥。
为了保护阿古柏这条走狗,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代表阿古柏“乞降”为词,发动外交攻势,要求清政府停止进军,准许阿古柏为 “属国”,“免去朝贡”。清政府转询左宗棠,左宗棠断然拒绝,指出英国的阴谋是让阿古柏长期侵占我南疆地区。同时,左宗棠函告刘锦棠,大军南进时,如果阿古柏派代表真意求降,可押解肃州大营,如果意图缓兵,即将来使遣回。
左宗棠认为,天山战役不同于北疆战役,清军将同阿古柏的主力交战,需要认真对付。为此,他计划: 集中刘锦棠、张曜、徐占彪三支部队作战。同时给刘锦棠增调了骑兵、炮队各三营,给张曜增调了骑兵、炮队各一营(共计十六营),给徐占彪增调了骑兵一营(共计六营),合计三部兵力为五十三营、两万多人。依据敌情和刘、张、徐三军的分布,兵分三路,同时进击: 以刘锦棠为北路,从乌鲁木齐出发,由北而南,攻打达坂城,如果得手快,则分兵配合张、徐两军夹攻吐鲁番; 以张曜为东路,从哈密出发,由东而西,以徐占彪为东北路,从巴里坤出发,由东北而西南,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与张曜在盐池会师后,合兵西攻吐鲁番,如果进展快,则西进配合刘锦棠夹攻达坂城;两城攻克后,三军合攻托克逊。战役发起的时机定于来年春融,具体师期,由刘锦棠与张曜、徐占彪约定,分期出发,定期攻敌。
玛纳斯一战,再次证明金顺 “粥粥无能”,难以独挡一面,恰逢清政府任命金顺为伊犁将军,左宗棠便将金部三十九营裁并为二十营,担负玛纳斯以西到精河一带的防务; 奏调驻包头的金运昌部十营皖军西行,接刘锦棠之防,驻守乌鲁木齐地区; 调徐万福三营、范铭一营接徐占彪之防,驻守巴里坤、古城地区,哈密防务则由刘风清部两营豫军和原哈密四营防军负责。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左宗棠令古城粮局采运九百万斤粮食到乌鲁木齐,加上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收割和采购的秋粮,为刘锦棠一军备足了四个月口粮。并令巴里坤粮局就地采购两百万斤粮食,加上从口北运来之粮,合成六百万斤,供徐军与接防之军食用; 又令肃州粮局、采运六百万斤新粮到哈密,满足张军之需。同时还赶运了一批军装、被服和新买的后膛枪、炮到达前敌。
南进之前,左宗棠向各部反复叮嘱: “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①,必须严禁杀掠奸淫,严禁骚扰百姓,要宽待阿军俘虏,争取南疆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按照左宗棠的部署,天山战役从1877年4月中旬开始,前后不到半个月就胜利地结束了。刘锦棠一路攻打达坂城,仅用了四天就全歼守敌,无一漏网,还生擒了爱伊德尔呼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接着,刘锦棠分兵一部,与张、徐两军同日抵达吐鲁番城下。这时,艾克木汗、白彦虎已经南逃,马人得稍作抵抗后,率部投降。刘锦棠自率一部直捣托克逊,海古拉接战不利,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总计这一战役歼敌两万余人,救出百姓两万余人。刘锦棠对俘虏全部宽大释放,对百姓作了妥当的安置。爱伊德尔呼里主动写了劝降信给阿古柏。左宗棠的战役计划顺利地实现了。至此,南疆八城,门户洞开。
天山战役结束后,被左宗棠誉为 “深明缓进急战之义”的刘锦棠,建议 “暂作小停顿”。左宗棠认为,只作小停顿,粮运准备还来不及。从吐鲁番到库尔勒一千多里,沿途产粮极少,必须采运足够的粮食才能进军。吐鲁番本是产粮区,可是,存粮已被敌毁,当时青黄不接,新粮还要三个月才能收获。哈密、巴里坤、古城和乌鲁木齐各粮局所储存粮,短时间内运不出来。需要派人到吐鲁番和托克逊设粮局,采运粮草,还需要调运足够的银两随军前进,以备在库车以南随地买粮之用。因此,左宗棠决定,部队暂缓进军,待暑天过去和 “秋粮采运足供”之时,再举进兵。
清军的缓进,客观上促进了阿古柏营垒的分化瓦解。当天山战役打响之际,阿古柏从喀喇沙尔退到了库尔勒。库尔勒是维语“观望”的意思。阿古柏在 “观望”城中,观望到他的主力溃不成军,观望到被释放的俘虏为清军义务宣传,观望到他的部下纷纷投奔清军,观望到他的大总管给他的劝降信。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再也观望不下去了,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在残酷殴打他的部属时,突然中风,不治而死。树倒猢狲散,阿古柏的死亡,引起了一场内乱的爆发。海古拉携其父尸逃向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途中,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进据阿克苏后被伯克胡里打败,逃奔沙俄。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尼牙斯在和阗起兵,进围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原叛国投敌的喀什噶尔汉城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军占据喀什噶尔汉城。这时,白彦虎独成一股,偷息于开都河西岸,随时准备逃窜。敌方的分崩离析,给清军继续进兵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左宗棠预计,阿古柏死后,当面之敌,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大,伯克胡里长于坚守,白彦虎长于流窜。一旦清军进攻,白彦虎必然迅速逃窜,其窜路有三: 一是西窜库车、阿克苏,正为清军追剿之途,不必别为布置; 二是经罗布泊、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逃入青海。这一路山泽盘旋,荒僻少粮,可能性不大,三是由西转北,经伊犁边界,回窜昌吉、玛纳斯一带,这一路地势平衍,道路纷歧,威胁最大,必须预先设防。为此,左宗棠令金顺和金运昌两军,“远发侦探,加意预防”,随时准备截击白彦虎的回窜。
南疆八城,以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为东四城,夹在天山山脉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东西一线,延绵三千余里。以喀什噶尔、英吉莎尔(今新疆英吉莎)、叶尔羌、和阗为西四城。由阿克苏向南,经一千五百多里驿路到达叶尔羌,叶尔羌以东七百多里是和阗,往西约三百里是英吉莎尔,再往西二百多里是喀什噶尔。八城中,以阿克苏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
根据这种敌情和地势,左宗棠安排南疆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攻占东四城,控制阿克苏; 第二个阶段攻取西四城,收复整个南疆。为了使战役顺利进展,左宗棠组成了三个梯队: 以刘锦棠部三十一营为 “主战”之军,组成一线兵团,首先出发攻敌; 以张曜部十六营为 “且战且防”之军,组成二线兵团,稍后出发,接防已克之城,清剿残敌,防敌回窜; 徐占彪一军在天山战役中曾勒索敌财,破坏军纪,左宗棠觉得徐占彪“不明事理,不受教益”,便将其撤回巴里坤、古城一带驻防。另调易开俊部七营安运军为 “防军”,组成三线兵团,在张曜之后出发,填防阿克苏以东各城。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授权刘锦棠决定。
1877年9月下旬,清军粮运准备完毕,先遣部队控制了托克逊至曲惠一线。刘锦棠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南疆战役。由于白彦虎一触即逃,刘锦棠机动灵活,断然率精锐步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月驰驱三千里,在维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一举收复了东四城。
在此之际,英国又向清政府交涉,要求清政府准许伯克胡里在西四城 “立国”,作为属国,每年入贡。驻英公使郭嵩焘和李鸿章一唱一和,鼓动清政府批准这一侵略要求。清政府将情况通报左宗棠,左宗棠怒不可遏,立即上奏痛斥了李鸿章之流的卖国主张和英国的无理要求,同时命令刘锦棠一意进军,如遇外国人交涉,请其到肃州大营说话。
1877年12月初,刘锦棠得知尼牙斯和何步云反正的消息之后,不待张曜一军到达阿克苏接防,便分兵三路,于年底收复了西四城。除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各率一部、分道投奔沙俄而漏网之外,余敌全部被歼。阿古柏侵略势力终于被消灭了,沦陷十多年的天山南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胜利捷报传到肃州大营时,左宗棠高兴万分,情不自禁地赞扬说: “大军西征,如飞如翰”,“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①
所以功成迅速,当然和左宗崇的正确指导分不开。尤其是他制定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先北后南,正确地选择了战略打击方向。从敌情看,阿古柏比沙俄弱,北路白彦虎、马人得等部又比南路阿古柏嫡系弱,先打北路,做到了先拣弱的打。从地理看,清军控制着哈密和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一带,具备先打北路的后方基地,乌鲁木齐是全疆的总要之地,可以制约南路。先打北路,既可以使清军依托后方,稳步进展,又可以割断阿古柏与沙俄的联系,制止沙俄东侵,形成对南路阿军的东、北两面逼攻之势。
缓进急战,正确地解决了新疆特殊条件下作战的基本问题。缓进的实质是粮运问题,新疆缺粮,军粮靠从外地采运。依靠当时的运输条件,要把几千万斤粮食和其它作战物质从几千里、上万里之外运到新疆前线,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部队进军快了,粮运跟不上,仗打久了,粮运更困难,这就是用兵新疆的特殊所在。“缓进急战”四字,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真正把粮运放到了战略首位。左宗棠本人对此也极为看重,他曾指出: 收复新疆之战,“决机致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①这个看法,颇有道理。
此外,左宗棠对历次战役的部署也是正确的。战争期间,他一直坐镇于肃州大营,离作战前线远达数千里之遥。但是,由于他对敌情、我情和新疆的地理都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因而,能够通过当时军台、营塘传递文报的通信联络,实施了符合实际的战役指挥。真可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表现了算胜先于战胜的指挥特点。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次年8月,崇厚同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仅收回了伊犁一座孤城。左宗棠坚决反对这一卖国条约,坚决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在一场著名的 “和、战之争”中,他成为主战派的旗帜。1880年4月,左宗棠作出了三路出兵、收复伊犁的战役部署。5月底,他以六十九岁高龄,出玉门关,移大营于哈密,决心与沙俄决一死战。在左宗棠的积极奋战之下,色厉内荏的沙俄被迫将已吞并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归还我国。
此后,左宗棠为国计民生,特别是为抗击法国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885年8月,他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住所。
本书以1920年左宗棠第四子左孝同编校整理的上海铅印版《左文襄公家书》为主要依据,参考《左宗棠全集》《左宗棠教子书》等著作,选编左宗棠写给儿子、夫人和侄儿的家书共计82则,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基本保持了家书原貌。少数篇目只选取精华部分,对无关主旨的部分做了删减。全书遵循丛书体例,在每段家训原文后,依次按照今译、简注、实践要点的结构,全面解读左宗棠修身、为学、齐家、处世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点,重点揭示家训文本隐含的深层意蕴及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实践价值。左宗棠一生尊奉程朱理学,试图将其贯穿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家训的形式传递给子孙后代。左宗棠在继承历代家训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丰富经历和独特体会,在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左宗棠后人谨遵“读书不为科名”的训诫,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名医乃至院士,体现了其家训思想的恒久影响和积极作用。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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