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廷大臣，风节凛然，作法垂后。奠国家于苞桑之固，措人民于袵席之安者，其人亦不可胜数。独子房不矫矫以立异，亦不庸庸以随俗，不泥涂乎轩冕，亦不热中乎富贵；似隐非隐，似谲非谲，盖以才智自喜，而又得力于黄老之学者也。
群雄纷扰之秋，则兵强者胜矣。然高祖语项王曰：“吾宁斗智，不愿斗力。”其后灭项兴刘，卒恃智而非恃力。高祖之敢为此言，盖自知己之兵力，不敌项羽，惟子房之才智，则日在高祖之心目中，虽遇失败仍隐然恃之，以为有斯人在吾终不亡。史称子房常常称病，怯弱如妇人女子，及其挥智术，运奇谋，则力扫千军而有余，非萧何、陈平所能望其项背。高祖之为人也外柔而内刚，外拙而中巧，独遇子房则质直如小儿，天真烂然，相见以诚。是盖深信子房之忠于为国，而其智又足以决事也。
汉六年，天下已平，大封功臣二十余人；未得封者，日夜争功不决。高祖居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数十人，并坐沙中，指天画地，若有大事相议者。高祖甚疑之，以问子房，子房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夫谋反何事，而乃聚数十人于禁近之地，倡言无隐，此虽至愚者亦不出此。子房之为此言，盖逆知革除之后，人人自以为有功，欲尽裂地而封之。则土地有所不给，不封则人怀反侧，早晚必有大乱，故思设法以消弭之也。高祖闻之，蹙然不安曰：“为之奈何？”子房曰：“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取天下。今陛下已为天禧，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若辈虑陛下有意督过之，故相聚而谋反耳。今急先封雍齿。天下皆知雍齿，为陛下所怨，今且得封，余子自安然待命，无有谋反者矣。”高祖以为然，于是功臣皆安。
自来建都一事，常为有国者之一大问题。我国自开辟以来，皆建都河南。虽黄帝之都幽魝，尧舜禹之都冀方，于今皆为河北，在昔皆为河南（郑樵《通志·都邑略》云：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魝之邦，冀都之壤，皆为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后，河道湮塞渐移南流，至汉元光三年，徙从顿邱入渤海河道遂南）。自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洛阳；自汉晋以来，江南之都，惟金陵、杭州。然吴、越又常为偏安之首选也。洛阳据中国之中，八方之所会集，亦二千年前重要之区。高祖会诸大臣，共议定都之地。刘敬谓宜都关中，而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古称太行以东诸地，为山东，非今之山东省也），多劝帝都洛阳。帝以问子房，子房谓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宜都关中。西汉、全唐，我国极盛之时也，皆卜宅于长安，此亦子房佐命中之可纪者也。后世迭经寇乱，冲车所攻，矢石所集，繁华之都，划为荆榛。加以文明之会，交通之利，日趋于江海之区，而黄河流域，遂无复建都者。
【批评】
高帝项王，皆楚人。沛临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岂一日忘山东哉。羽见秦地皆已烧残，乃思东归。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关中也。汉五年夏，虽自洛阳，驾之关中，然长安宫殿，寄治栎阳，高帝之在关中，无几时矣。五年秋，亲征臧荼，复至洛阳。六年十二月，取韩信，退至洛阳。七年冬十月，自征韩信，又自洛阳至长安。时宫阙已成，乃是栎阳徙都长安，则高帝都关中定矣。萧何未尝劝驾，而营未央宫，特为壮丽，以坚帝四迁之心，其用意深矣。
鼎革之后，人人自以为有功，常有报者倦矣施者未厌之苦。独美国独立功成，自华盛顿以下诸元勋皆解甲归田，其平日为农者仍为农，为工者仍为工，灯前酒后，追话当年战争事，以为笑乐，未尝有责偿食报之心也。盖彼之视国事，犹家事也。家中有意外之事，子弟各弃其职业，而赴公家之难。虽已解矣，则仍各返其业，此有何责偿食报之可言。及至化家为国，则国内之事不能不有人承之。然某也贤，可当某事；某也才，可当某事，皆听国人之公举。公举及之，始不得不弃其故业，出门就道焉。此卓然平民政治之风，美之所以盛也。吾国自古以来，视官吏为一种之职业，且视为最荣之职业，故有功之人，无不欲谋充一官，以慰夙望。而聪明才智之士，皆视实业为卑陋，而不屑为。振古如兹，滔滔不返，社会安得有起色哉。
汉朝的大臣，风骨节操令人敬畏，行事方法留传后世。为国家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令百姓生活平安稳定，这种人多不胜数。唯独张良没有觉得自己不同凡响而标新立异，也不庸庸碌碌俗于众，不轻贱权贵，也不刻意巴结富贵之人；像隐居又不是隐居，像狡诈又不狡诈，这都是因为他以才智而自好，而又得益于黄老之学啊。
各路英雄互相残杀的时候，只有兵强马壮才可以取得胜利。然而高祖却对项羽说：“我宁愿斗智，也不愿斗力。”后来消灭项羽兴建汉朝，他依靠的都是智慧而不是武力。汉高祖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兵力不如项羽，但是张良的才智，却天天记在高祖的心里，即使遇到了失败，但高祖仍隐隐依靠着张良的计策，认为只要有张良在，自己就始终不会失败。历史上称张良经常称病，性格胆小的如同妇人女子，到他挥洒自己的才智，运用奇谋，则是力扫千军而绰绰有余，不是萧何和陈平可以赶上的。高祖的为人，是外柔内刚，外表笨拙而内心灵巧，唯独遇上了张良就变得质朴，如同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以诚相待。这是因为他深知张良对自己的忠心，而他的智慧又可以决定天下大事。
汉六年，天下已经平定，皇上大封功臣二十多人，其余没有得到封赏的，日夜都在争抢功劳，争执不下。刘邦住在洛阳南宫，从楼阁复道看见几十个将领，并排坐在沙地上，指天画地，好像在议论什么大事。刘邦很是疑惑，便问张良。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商议谋反呀。”
他们是要谋反什么，聚集了几十个人在皇宫禁地，畅所欲言，毫不隐瞒，再愚蠢的人也不至于会这样做。张良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预料到变革成功之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功劳，都想着自己能分封到土地。但土地不能分给所有人，没有受到封赏的人肯定会有反叛的心，这样天下早晚会有大乱，所以他故意设下这个局来消除这个祸患。汉高祖听了，局促不安地问：“应该如何处置？”张良说：“陛下以平民身分起事，靠着这些人取得了天下。现在陛下做了天子，而所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陛下所亲近宠幸的老友，所诛杀的都是仇人。如今计算将领们的功劳，天下的土地不够一一封赏，这些人怕陛下有意责难而不封赏他们，所以就聚在一起图谋造反了。现在请赶紧先封赏雍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最讨厌的就是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大家对自己能受封必会坚信不疑，自然就没有要谋反的人了。”于是高祖按照张良说的封赏了雍齿，群臣果然全部都安心了。
自古以来建立都城的事情，常常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自开天辟地以来，大部分建都在河南。纵然黄帝当时建立都城在幽州和蓟州一带（魝字，后来书中记成“蓟”字），尧、舜、禹建立都城于冀方，现在都属于河北，但在古时候都是属于河南的（郑樵《通志·都邑略》说：黄河古时候从碣石入大海，碣石山位于河北省昌黎城北1公里，北京和河北的土地，都属于河南的地方。周定王五年以后，河道因为堵塞逐渐向南边流动，到了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瓠子决口，再次向南摆动）。自周朝以后，河南的都城只有长安和洛阳；自汉、晋以后，江南之地的都城，只有金陵和杭州。然而吴、越，又是偏安东南的小国常常选择作为都城的地方。洛阳地处中国中央，四面八方的来客汇集在这里，在二千年前就是重要之地。汉高祖面见众大臣，共同商议定都之事。刘敬认为应当定都关中，而左右大臣大多是山东人（古时候太行山以东的地方称为山东，而不是今天的山东省），多数劝皇上定都洛阳。皇上问张良怎么办，张良认为洛阳四面受敌，不是建都之地，应当定都关中。西汉和盛唐，是我国历史上的极度繁荣昌盛时期，全部定都在长安，这也是张良辅佐汉朝事件中可值得记载的。后世历经外患和内乱，这里遭冲车冲撞，箭石攻击，繁华的都城变成了荒芜之地。加上文明汇集的地方，交通便利的地方，逐渐向江海地区靠近，因此黄河流域便再也没有人在这建立都城。
【评论】
汉高祖和项王，都是楚国人。丰沛、临淮（汉高祖，沛丰邑人，因以丰沛称高祖故乡。临淮，安徽凤阳县临淮关镇），离得很近。汉高祖和项羽的心里，又怎么会有哪天忘记过山东呢。项羽见秦朝的宫室都已经被烧毁，便想着回山东。假如将这恢复它往日的昌盛，他未必不会定都关中。汉五年夏天，刘邦虽然从洛阳移驾关中，然而长安宫殿空置，政务大多在栎阳处理，汉高祖在关中的时间并没有多少。汉五年秋天，刘邦亲自征讨臧荼，又回到洛阳。汉六年十二月，攻打韩信，退回到洛阳。汉七年冬天十月，亲自征讨韩信，又从洛阳回到长安。当时长安的宫殿已建成，于是将办公地从栎阳迁移到长安，则高祖定都关中一事才定下来。萧何没有尝试过劝说高祖，只是把未央宫建得特别华丽壮观，用此来坚定高祖四次迁都的决心，其中的用意是非常深刻的。
改朝换代之后，大家都认为自己有功，常常是上报功勋以求赏赐的下人都跑累了，但功臣们却还不满足。唯独美国的独立战争胜利后，从华盛顿往下的将军元勋都解甲归田，平日里做农民的还是农民，做工人的还是工人，也就在灯前酒后，追忆下当年战争的事情，当作笑话取乐，没有过想要报答的心思。因为他们都把国家的事，当成了自己的家事。家中有了意外之事，家中子弟们便都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而赶赴公家的危难。国家的危难已经解除，他们仍各自返回自己的岗位，这又有什么要求报答的呢？等到后来把家和国联成一体，那么国内的事情就不能没有人来承担。然后某人贤能，可以做某件事，某人有才，可以做某件事，这些都要由国民来选举。大家推选了他，他便不得不丢弃原本的职业，出门踏上就职征途。这样不平凡的平民政治风气，就是美国繁荣昌盛的原因。我们国家自古以来，都把做官作为一种职业，并且看作是一种最光荣的职业，所以有功劳的人，没有不想谋求一官半职的，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聪明智慧的人，都把实业看作是低下的行为，不屑去做。远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滔滔之水一去不返，社会又怎么能有所起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