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命令发表之后，我即率领部队开驻南苑。我们从河南开拔时，吴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二十万元为我们的饷项，但这显然是一句哄骗的话。在他，是唯恐我们的队伍不溃散，原有的款，亦必克扣不发；哪里还会为我们在别处筹饷的道理？我一离开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诺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时的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吴鼻息，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因此财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须，为我们筹发饷项。我们全体官兵多年在饥困之中挣扎，幸赖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得以自存。在河南两月，稍得喘出一口气，至此又重新陷入粮匮饷乏的境地。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那时的国务总理陆军部长为张敬舆先生，辛亥年间他为二十镇统制，我在他部下为八十标第三营营长，曾共同酝酿革命、讨伐复辟之役，他又为我赞划甚多。这些前面都已说过。因此他对我有极好的印象。此时看我处于如此困境，就尽力为我帮忙。首先把我的部队改编为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十一师包括二个旅：一以鹿钟麟为旅长，一以刘郁芬为旅长。部队有了名义，饷项就不难设法。经我多方奔走呼吁，始得由崇文门税关和京绥铁路局两处每月合拨十五万元。数目虽然不敷分配，并且要到十二年下期方开始拨付，但洛吴的阴谋诡计也毕竟没有成功。
关于饷项方面的事，后来派薛子良、邓鉴三及杨慕时三人分任督办与总办，整理得弊绝风清，税收增加甚多，真是点滴归公。自有崇文门监督之设，当以此时办得最清明。在我们部队的饷项还无着落、正在百般筹措的时候，张敬舆先生尤热心为我们设法。他常常向黎总统替我们说话，黎总统以我们在浦口在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为词，表示对我不放心。张对他极力解释，并劝他去看我们部队，希望能从我们队伍整齐与精锐上引起他的些许同情，而予我们相当帮助。但黎总统是个圆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为我们出力？那天张先生同荫午楼先生陪同这黎总统看完了队伍以后，黎总统集合全体官兵讲话，大意说：
“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着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
我真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敬舆先生说了几句，勉励大家刻苦努力，勉励大家奋进不懈，勉励大家要做救国救民的军人，而不为一派一系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话，颇能助长官兵的精神。散后我和荫昌先生同坐一车，他发表他的感想说：“您这没有别的，就是卖什么的吆喊什么。不像别人，明明卖的油条，却吆喊着卖馒头，明明做着政客土匪，却还顶着军人的头衔。”时荫午楼先生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在饷项窘乏之中，部队的训练工作并未一刻懈怠。学科方面，分为士兵、正副目、初级军官、中级军官与高级军官几个班次。一般兵士的课目有军人教科书、八百字课、简明军律、军人教育、精神书、军歌和各种兵教科书几种；正副目于一般课外加授军士战术和军士勤务二种；初级军官复另加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五种；中级军官再加高级战术、军器学、欧洲战史以及各种经书和子书的选读；至于高级军官则另组各种研究会，从事各种专门问题的研究。
除教导团继续开办外，又举办高级教导团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导团毕业的学员。所请教官大都是陆大的优秀分子。以段雨村为高级教导团团长，熊斌负教育之责，孙连仲、石友三、梁冠英、李忻等都是那时的学员，他们的学识能力，得于此者甚大。
那时—民国十二年，听说王铁老先生为辞去江苏省长，在定县闲住。我自幼对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领教为憾，此时特派鹿钟麟专诚敦请，为我们各级军官团讲书。多蒙铁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诺，但提出三个条件：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纸烟，三不能改穿短服。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但是及至来到南苑，他却自动地不肯吸烟。问他为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嗜好，破坏团体的纪律。日常相处，铁老先生尤能言语有则，起居有定，潜移默化之间，予我们全体官兵极好的熏陶。除听讲《易经》、《书经》外，我还读了一部《群书志要》。课外时间并且随时领教，得益匪浅。此外还有一位张先生和一位陈老先生，也请来为我们讲经书的。陈老先生是我的参谋陈琢如的尊翁，福建人，那时还留着小辫子，每谈及父母，必流泪叹息。张先生后留张之江处为秘书。玉、陈、张三位先生各讲过一篇《易经》，驻南苑期间，《易经》共讲四遍。我以为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时代，要读中国经书，《易经》甚为重要。这是中国的一部哲学大著，卦辞爻辞所说的人生处世，国家大事的原则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但读者却不可迷信，尤不可执泥。可惜我那时读它，就不免过于崇信的毛病，以致待人处世种种方面都受其影响。比如谦卦中三翻四覆说的一个谦字，“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尊而光”等等，使我总以为消极的退让，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对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积极态度。其实这并不是书不对，而是我自己的错误。我以为对人处世固当谦下，但对国事，对政治，却必须有一种当仁不让，积极负责的精神。一这不过举起一端而言之罢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罗堂，以纪念在常德为疯人击死的罗感恩大夫。我用此堂作为请名人给部队讲话的处所。王儒堂、颜惠庆诸先生都在那儿讲演过；黄膺白和蒋百里二先生更应我们的约请，经常地来讲话。黄讲的都是关于国际现势及中国政治的问题，蒋讲的都是军事学方面的问题，每星期两次。使我们全体将领，耳目均为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术科的训练还和往常一样，军官队及军佐队成立的体操团尤予严格注意。刺枪、劈刀、射击、器械体操等人人都会数套。至于应用体操，每连中除二三情形特殊者外，其余的人都能在杠子上拿顶，跑八道阻拦。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训练，便是在严冬三九天举行的沟叠比赛。在那样的天气，大地到处结着很厚的冰，土层也冻得三四尺，坚如铁板。各团营官长目兵在下半夜集合出发，在裂肤堕指的寒风中挥舞着镐锹锄铲努力各自团体的沟垒工作，到黎明的时候，各团营的沟垒都掘好了。工作最快捷最坚固适用者，予以胜利的奖状。此时优胜者每个人脸上都含着愉快的微笑。这种比赛，意义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队养成耐寒冷耐困苦的习惯，以及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其团体活动的精神与纪律。至于在沟垒工作中获得实际知识与经验犹其余事。
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因此我于教育训练而外，对于每个官兵的生活，自早即知所注意。而于残废和阵亡的官兵在可能的范围尤多方设法，予以特殊之关切。
残废和阵亡的官兵，为最勇敢最有为且为对团体最有功绩者内。我们于战斗之后侥幸不死的人，对于他们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尽力予以安慰救济和抚恤，实是义不容辞的事。对于残废的官兵，我总要很郑重恳挚地赠送给他们一些礼品，并每年举行一次特别宴会，以表敬重之意。聚会的地方搭盖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层，历年战阵受伤的官兵，都有详细的光荣记录。据此查考，凡受伤三次有特别勋劳者请坐在第一层台上，每人面前都有很丰富的五碗菜肴；受伤二次者第二层，每人菜四碗；受伤一次者坐第三层，菜三碗；仅有轻伤者坐第四层，菜二碗；没有受过伤的坐第五层，每人只菜一碗。饭后，赠给礼品，也按着层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礼品的价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数等。又每年举行一次音乐会，专门招待并娱乐残废官兵。
对于阵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筑了一个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厢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对着大门，院子后面一片广阔的坟地，便埋着历次阵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对于阵亡官兵的家属，我每年派员前去慰问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顾。他们有到达学龄的子女，便领来送入官佐子弟学校，一切费用都由军中供给。没有子女者，并设法为之立嗣，比如李振芳阵亡后无子，即为过继李正义为嗣。正义原是北京孤儿院孤儿，后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学，抱来的时候只有五岁，后来毕业于育德中学及中央交辎学校。又如史家德的父亲因教习抛掷炸弹，不慎炸死，我即供给家德入校读书，以至自立。这些办法，是一个团体应尽的义务，只要有心，没有办不到的。
有一次，过之纲四十四团有一个弟兄得了严重的败血病。一天我查问病号，向医官问到那个士兵的病情，知道已送协和医院。输血多次，仍不够，还要继续输血，请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给输血。
按照医学上的知识，一个年轻体壮的人，牺牲若干西西的血，原无损于健康。但是士兵都是从乡间来的，一点医学常识没有，照传统的观念，总把自己的血，看得珍重无比。若是我下一命令，强令他们去输血，于情于理都不合适。我以为救人助人，是最快乐的事，但必须出于自愿。我就要求他抽验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问题了。
“好！”医官答应着，立刻便去拿抽血针去了。恰好这时候正遇着各营营长上讲堂，他们听说抽验我的血，都跑来看，看见我坐在那儿仰着臂膊，等待抽血，都兴奋极了。个个争嚷着抽验自己的血，输给那病兵。取过我的血之后，又取了张自忠的血。大夫一面详说血液的学理、输血的手术和那弟兄的病况，一面便分头抽验他们的血液。结果除张自忠外好几位官长把血输给了那个病兵，那个病兵不久便完全痊愈。这件事使全体官兵都感到兴奋，大家都觉得官长与士兵不但共着甘苦，而且是同着生命的。彼此间的感情便越发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个团长名叫马玉田的谈话。他是民国二年时招来的兵，共事已经多年。谈起他家庭的现在状况。知道他父母已亡，现在带着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我问他有小孩没有？他说曾经生过两个小孩，但都是患了脐疯症，生下没几天便夭折了。我把这事记在心里，一天请教一个美籍医生，问他脐疯症到底是什么毛病。医生告诉我说：
“这个病在欧美各国已经没有，可说是中国特有的小儿病。因为中国旧式收生者毫无科学知识，小儿落地后剪断脐带时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传入小儿的血内，数天内毒性发作，即无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决不会患这病的。”
我想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当即打听他如何雇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说雇请一位新式产婆，每月不过数十元的薪资。我们这里的官兵带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诞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请一位专门收生医士，实在是十分必需的。我立刻听从了他的建议，请来一位专门收生的医士长川供养着，从此以后，不但婴儿的死亡率大减，就是产妇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达结婚年龄者，我极力提倡他们联亲。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比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因此愈加巩固。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必两方送礼，送男家的是锅碗瓢筷等一套厨房用具，送新娘的则是一架织布机。大家送礼，也都必须适合实用，必须采用国货。有人问道：
“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样的入学读书，到结婚时候为什么又要女的学习织布呢？”
我回答说：“这是二而一的事情，并不矛盾。婚前学些做人的知识，婚后学习谋生的技能，都是要女子不依赖男子，能够卓然独立。各人的境遇不同，资秉互异，不是每个人都能继续升学，取得那大学文凭。何况她们纵然能够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但是婚后学得一点实用的技能，也是应该的，并不就是辱没了她。我以今日中国中上阶层的女子，多半不事生产，在社会上是个消费者，在家庭中，则为男子的附属者；因此女子的地位无法提高。同时，男子也因为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赘，以致对于职业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节，亦无奈何。我在她们结婚时送一架织布机，便是希望她们能够学习切实的生活技能，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不做男子的寄生者，在社会上能够参加生产，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可不为丈夫之累，两下都可不相牵挂，各做各的事业，各做一个有益国家社会的铁铮铮英豪！”
官佐中凡有婚丧一类的事，我们的规矩是只许上级官对下级送礼，下级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备礼赠送。这一点，在当时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惊异。我有一位第八师的朋友，在我营中住了几天，看见这个现象，和我说：
“我在军队中看见的惯例，是只有下级对上级送礼，连长送营长，营长送旅长，旅长送师长，谁的礼品办得贵重，长官就喜欢谁，到后说话就特别有效，官也升得更快。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礼上面用心、努力。送一次礼，典卖借贷，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下的本钱，升官之后即可一本万利的。下级官对上级官送礼，有这番讲究。你们这个规矩却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我们这些办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骂我为活妖怪的原因。
我在南苑办的培德学校，在通州设立分校，专为教育官佐的眷属。派苏钦文为校长，对校务勤勤恳恳，成绩斐然可观。学校中的课目除读书外，就是做工艺，以纠正一般家庭妇女坐请吃穿的积习。另外办有附属小学和幼稚园，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们的子弟年龄较大的，则送入我在北京办的育德中学读书，育中校长派余心清任之。余为美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办事甚认真，极小之事亦不放过，故当时曾造就出不少的有为青年。我现在记得的军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学校毕业，后来考入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总站服务，颇有能力。还有一位姓李的学生亦以成绩特优、做事认真，后来甚有贡献于国家社会。可惜这个育德中学没能够办得长久，即以政局影响而致停顿。
在此时间，对于退伍及残废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过去办法办理。即是退伍后送入营中所办的工厂学习工艺，军中遍贴非工不食的标语，每个士兵都一定要学得一种技能，以维持生活。这时工厂厂长以石友三任之，办理颇努力，对伤病兵照顾得尤其细心。后来石友三入高教团，改任许长林为厂长。
地方的公益事业，也如往常一样，在能力之内，令部队踊跃参加。那年永定河在丰台西南决口，一时北京永定门和平则门外的居民惊惶异常。我知道以后，即命鹿钟麟等督率着两旅人驰赴当地，星夜抢救，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把决口处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绅看见我们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抢救的精神，都夸奖不已。
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谓无定河，但是年湮代远，河流业已改道多次，不复是旧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这常常酿成灾变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当时计划疏浚旧河床，并且加宽加深：拟开三十丈阔，一丈深，先开个三百丈远程，必须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涨，永定河的水即可归入旧道。计划确定，我们队伍即着手挖掘。那工程真是困苦，一团一团地开上前去，五天一换班，在那风狂沙暴的天气里工作着，连鼻子耳朵也塞满沙土，一直做了几个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对国民军感情很好，决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在南苑期间，与北京社会亦多接触。北京那时为中国的首都所在，各国都有外交人员驻节于此。那时苏联公使为加拉罕，因王正廷与徐季龙两先生介绍而相识，常相过从，谈谈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许多新的认识，觉得他们国家实有伟大的前途。时俄国正有旱灾，我国人士亦颇关切，曾努力赈济。一日加拉罕开一会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谢意。我认识了使馆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装，胸口挂满勋章，仔细一看，全有列宁的像。与之谈话，恳切而多智慧，实是很有能力的人物。又有一次在西山开会，到夜间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车，他自己司机，开得又快又稳，非常熟练。我很惊异，问他身为大使，何以也会开汽车。他说他是工人出身，这在他们是极平常的事，就如我们会走路一样。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回来也学着自己开车，可惜没有长久时间的练习，学得究不到家。
一次，高级教导团宴会，专请有十多个日本人。收拾会场时，例悬挂万国旗以为点缀。我叫把万国旗中的日本旗全都撕下。客人到齐，有一位日本人注意到此点，即问何故不见日旗。我告诉他说，这旗是从街上买来的，我们办事的人跑遍了全街，也找不着带有日本旗的万国旗，真是奇怪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贵国对我国提二十一条的事，使百姓的恶感深刻不磨。另有几位也说：“一定是百姓干的，这些地方正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意思。”我请小幡公使不要以为此是小事而漠视之，应当打个电报报告他们政府，俾能知所考虑与反省。
又在五月七日黎明，令西苑、南苑我们的军队大放地雷，以纪念国耻，警勉同胞。是日又令部队游行示威，各持一纪念五·七国耻的小旗，喊着口号，唱着国耻歌，整齐而又严肃地走过大街。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即刊载新闻，说冯玉祥恶作剧，闹得北京市民都不能睡觉。
英美各国公使亦不时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国公使请我们吃饭，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和一位美国朋友格里君同去。那时天还未黑，车到东郊民巷口，一个中国巡捕忽拦住车子，用手中棍子一阵敲打。我问他什么意思，回答道：“你们没有灯，车子不让走！”我叫点了灯，又说点得太晚，仍是不许走。我说，若是违犯了章程，或是罚钱，或是扣人，都可以，怎么就胡乱打车子？究竟是为什么缘故？他说：“没有缘故，就是不让走，你忘记你是中国人！”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夺过他手中的棍子，还敬他一顿打，把他推倒一旁，令车子开了过去，直到公使馆赴宴。散席以后，公使对我谈及岗兵被打的事，说他们巡捕要报复。我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了他，并请格里君作证，我说：“主人请客，客照约定的时间赴宴，你们雇的巡捕不许通过，而且无理打车，出言不逊，岂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则我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公使明白了真相，很是抱歉。
此外以基督教关系，常有几位美国朋友往来。有一美教友叫做戴牧师，事母至孝。他母亲已八十五岁，新从美国来，办有一个圣经必带会，刊印一种小本《圣经》，赠送友人。那天来看我，汽车一停，戴牧师就下来，背着他的老母亲走入室中。老太太精神很好，说话也还清楚，和我说：“快要死了，特意来看看您，并且赠你这书。”那时戴牧师年过五十，犹未结婚。问他为何不娶，回说若娶了亲，必须与母亲分离，就不能照应母亲了。但不打算抱独身主义，将来母亲过世，再说婚姻的事。我看他语真意直，与中国人在礼教下所讲的孝道又有不同。我以为孝亲之道，出于人情与天性，古今中外都有此一个至情至理。我国新文化运动初起，曾有人主张非孝，那不过是对礼教的一种反响，实在不免矫枉过正。戴牧师生长在个人主义风靡全国的美国，而不为社会累没至性，我始而以为稀罕，继而不能不佩服其人格之伟大。他请有一护士照应他的老母，自己也朝夕不离左右。
美以美会还有一位名叫刘海兰的牧师，即是北平汇文学校的创办人，他和他太太结婚五十年，此时已八十多岁，还很健实。循照欧西风俗，结婚五十年，谓之金婚纪念，是个盛典。我特意赠送一只花篮，亲去贺喜。看见主人只在桌上办置了几盘点心，客人来了，亲热地拉一拉手，愿意吃的，吃一块点心，即走。简便而又恳挚，什么繁文缛节也没有。金婚过后没几年，刘牧师即死，不到九十岁。送葬在西城外一个教会坟地中。发丧的时候，我也亲去送殡。到的朋友很多，丧仪简单，但极其哀痛。想到我们中国的出殡，叫花子雇他数百名，行列绵延十数里，一点哀痛之情也没有，时间金钱消费于无用，无非摆摆排场，显显阔绰而已，那真是败家子的办法。从这种礼俗对比上，显得我国社会实在腐败，人家的社会实在是向上进步的。
在此时间，国民党中的朋友亦往还颇密。一次孔庸之（祥熙）先生来看我，带有一份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给我，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当时谈了几句，匆匆即走。他说日后再来看我。我把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无从笔述。过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见面，他问我看了那个写本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必定照着这样办，中国才能够成为自主的现代国家，卓然独立于世界。自从读了这个，我完全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后来民国十四年孔先生到张家口看我，告诉我这写本原是赠送宋庆龄先生的，那次借来送给了我，打算另写一份归还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写，即已故去。现在这写本已是一女许配两家，归了我，宋先生就没有了。我说我虽把写本视为珍宝，但我绝不能将孙夫人的纪念物夺为己有，当时翻箱倒笼，好容易才找了出来，即请孔先生携归孙夫人。他要我在上面写一小跋，记述此段因缘，以留纪念。但以人事倥惚，一直未得写成。倒是后来到了南京，替孙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写了一个小跋。
又有一位刘盥训先生和一位郭维一先生为了山西的事来看我，谈山西人民的苦痛，谈山西的种种假做法，话说得很多。我听之后，亦未加思索，就叹息一声，冲口而出地和他们说：“我有一句俗话要奉告两位：是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哪一省可以比得上？”我的话刚刚说完，郭维一先生即红着脸把脚一跺，扭过头来就走。追上去请他不要生气，他说：“你既这样说，我和你就没有话说了。”当时情形至今我还记得。
北京的官长，我自来不肯随和周旋。我的种种不合事宜的干法，除去少数有知识、有良心的人尚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场社会都讥我孤雁出群，骂我为活妖怪，把我当着眼中钉看待。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对我上条陈，说我在河南失败，在北京领饷无着，领械领弹无门，所遇种种困难与打击，都是因为我太不随和，太不讲应酬的缘故。我觉得也有相当道理。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也勉强和各方应酬应酬。那时的北京上层社会，总而言之，是官僚恶习太深。只拿请客一事来说，请柬上明明写着六时到席，可是到八点钟客还不齐。我老是前五分钟或准时赴宴，至则阒无一人，连主人也没来。等得我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叫一盘包子或一碗面条，吃完，留一张明片谢谢主人即走，多少次多是如此。他们把我看做怪物，我把他们看做更怪的怪物。而且请客并不预先约定，总是临时下请帖，往往同日同时收三四份亦或四五份请帖，到时只好在这边坐三分钟，吃一点汤；又到那边坐五分钟，吃两粒瓜子，一餐饭要吃数处。东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远，汽车也来不及。大家都是这样，结果十人一桌的席，不过剩个三两个坐着，主人费了许多金钱办起来的丰盛珍贵菜肴，几乎没一人下箸。这样的宴会，金钱上、时间上都成浪费，既不能吃，又不能谈，只是摆官僚排场而已。我想为什么不能预先约定时间，家常做四五样简单的菜，大家聚一聚，又好吃，又好畅谈呢？官场中固是如此，其他绅商大老，也无不要摆官僚场面。记得一位周姓银行老板为其尊翁做寿，叫了戏子彩排唱戏，请了数百男女客人，仆役进出忙乱，数以百计。那个烦嚣杂沓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烦躁而感不安，哪里顾到孝道！有一次瑞福祥请吃春酒，也是唱戏，请着数十桌客人，那种铺张的场面，我这个穷小子也总看不惯。我想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些钱捐给孤儿院，或是捐给图书馆，定要如此浪费掉才觉得痛快呢？
敬舆先生的生活在当时原算是最俭约的，但因周旋于各部长及国会议员们之间，有些方面也就不免习于奢靡而不自觉。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炮台烟，问他每天须消费多少，他说每天约须二十筒上下。我又打听他的账房，也是说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余筒。这个数目使我很觉得惊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计算，那么，仅仅香烟一项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余元。人们每以为这是小事，不加重视，其实不然。据我所知，民国八年时的估计，全国香烟消耗每天达六万万二千万余支。到民国十七年，别家烟公司的不算，只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销售八十二万万五千万支。以此折算钱数，还不够惊人吗？外国人以不解饥渴的烟草来，换取了我们大量的金钱。他们把这些金钱运回去，造成飞机炮舰，把此落后的民族威压得俯首帖耳，一任他们宰割，这果然可以视为小事吗！
和北京当政的大人先生们往还久了，使人更进一层地认识了他们的面目。他们三个五个聚会一块，多无一言涉及国计民生。大家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谈着的，不是昨晚打牌输赢了多少，明晚梅兰芳的什么戏牌，便是某某女戏子怎样风骚，谁家姨太太怎样标致，再不，就是商议着如何卖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墙、卖砖瓦一类的勾当。使人只见目前漆黑一团，简直闷得透不过气来。
为一国元首的大总统黎元洪氏，是个不肯负责、圆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总要邀请在京的各首长在居仁堂会餐。被邀的不外国务总理、各部部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个人，吃的常是西餐。每次大家坐下，吃着谈着，总要引起黎总统的牢骚来，这时他就诉苦道：
“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一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下去，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在座的人的答话各样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说他忠厚仁慈，有的说他大仁大义，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说往后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来，一概不予接见。一次我却纳闷不住，瞪着眼睛，脱口而出地说道：
“总统是当旅长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
“存的呀！”他局促地说。
“旅长的饷每月不过几百两银子，怎么会存那么多呢？”我这样鲁莽地追根到底，自然使他发窘。但总统总有总统的襟怀和雅量，他对这些无可置答的闲话只以呵呵一笑了之，脸上红也没红。到底他心里是怎样地怀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我每见到总统府华丽的陈设和总统个人的豪奢生活，便想到全国大众的颠连苦痛的现状。数十年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已如天罗地网，使中国农村一天天入于破产的厄运，而无可避免的连年的水旱兵燹，尤使全国民众都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大量的农民，徘徊在饥饿线上，流亡到魔窟似的都市中。多少贫苦无告的老弱，无法挣扎，终于做了道路上的饿殍！百姓的情形如此，狼心狗肺的军阀们，仍是野心勃勃，计划着杀人夺地的战争。一般脑满肠肥的官僚政客们，仍在醉生梦死，恣意淫乐。而我们身为一国元首的总统，日居富丽辉煌的府第中，一食百金，一衣千金，还诉告着自己不能赚钱！什么是民生疾苦！什么是建国大计！姨太太是他的性命，女戏子窑姐儿是他的安琪儿；国家人民的事谁有工夫去理会呢？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我每想到这句话，便不禁感到心头刺痛。
政局是处处演着明争暗斗的丑剧。张敬舆先生等看着吴、曹胡闹，早知事情不好，故竭力拥护黎为总统，吴、曹便做出一个吴大头吴景濂时时与以掣肘。可是到后来黎总统和张国务总理之间也是意见不合，无法协和一致。黎是那样地圆滑，张有许多好办法，黎都不敢施用。张说在目前环境下，必得有些实力为后盾，对局面始有办法。黎不肯采纳。张要改组卫戍总部，并收警察总监等机关而隶属之，命令写好，黎却不肯盖印，说：若总统干不成，洗手回家亦是好的。黎既如此只顾个人，不想做事，议会里又有位吴大头蓄意与张捣乱，故张纵有良好办法，亦无可措施。
北京政府虽然堂哉皇哉地称为中央政府，实则一切大权均操于遥镇洛阳的吴佩孚之手，非吴者逐，异吴者去，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一些不肯与吴苟合、不为吴所喜的部队，便都不免于粮匮饷乏。这时的财政部长是张弧。一天，我找他商谈领饷的事，他很沉痛地对我说：
“部里哪有钱开支饷项呢？别的不说，譬如拿钱不做事的顾问、参议、谘议就有几百个，这些大人先生一个也不敢更动，稍有松缩，他们马上便到国会造谣捣乱。额外还有所谓特别顾问，现在就有十七个：七个是女戏子，其余都是走红的姨太太。她们月薪都在四百元以上，每月必得二十六七就送钱去，不然，我这个财政部长的饭碗就捧不住。部里的开支都是类此，人们犹正嫌其拮据，不能畅所欲为，您想军队的饷项等等，谁肯理会！这部长我是不能干，也不打算干了，这样糊糊涂涂地干下去，实在良心上说不过去！”
这是财政部长良心发现的说话。中国政治黑暗到这种地步，我不知道实揽大权的吴佩孚，究作何解释。
那时驻守北京的部队，不仅我们这一部没有粮饷，卫戍司令部、警察总监、步兵统领等部分，也是饷项缺乏，奔告无门。有一次我和王卫戍司令、薛警察总监及聂提督几个人，趁着国务院开国务会议的时候，跑去催索。等到各部长、次长到齐，张敬舆先生就领导开会，把各处来的电报报告完毕后，以荒唐鬼著称的财政部长刘恩远（这时张弧已经下台）就大发牢骚说：
“财政部长简直不能干，一天到晚东也要钱，西也要钱，谁也没本事应付。譬如胡笠僧这种土匪，也是再三再四来要钱，国家拿钱养土匪，真是从哪里说起！”
因这一番话，我看见了一幕喜剧。刘部长讲完了以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正要进行讨论别的议案时，农商部次长刘定五先生忽然站起来说道：
“我们今天要先讨论财政部长的话。他既说胡笠僧是土匪，实在，国家为什么要养土匪？我们该请总理把这土匪拿办。若是胡笠僧不是土匪，那我们也该有个说法，不能任便人家血口喷人，不问事实。”
财政部长听了这话，红了脸，不能答复。大家也都静默着，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话说，空气变得异常紧张。停了约有十几分钟，张总理才说：
“我们还是先讨论别的问题吧！”“不行？”刘定五先生倔犟地说，“我们今天要一定先根究胡笠僧是不是土匪的问题，这是关系国法的大问题！”停了又有几分钟，刘恩远才勉强地笑着说：“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句玩话，您何必这样认真！”刘先生板着脸，严肃地说道：“这是国务会议，不是随便说玩笑的场合。这件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通电，承认你说的话如同放屁；再一个就是下令讨伐胡笠僧！”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看着是非僵局不可了，但出人意外地是刘恩远竟跑到刘先生跟前，行了个三鞠躬礼，并且连声说：“你算是祖宗，我的话算是放屁，请您饶恕了我，好不好？”一场僵局就这样喜剧似的结束了。刘恩远在当时是权势煊赫、炙手可热的一个人物，刘定五先生竟能持正不苟，当众撕破其丑面皮，实在令人非常痛快，非常佩服。
王怀庆在民元时是杀革命党最多的一个屠手，滦州起义的一般朋友都是惨遭他的毒手，可是这时他却在首都当着卫戍司令。他虽是个武人，但做官的伎俩却十分高妙。他为讨好黎总统，就把黎氏左右侍役以至老妈子都买通了，每个人月送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不等，叫他们专为他报告黎的动静，比如黎每天会的什么客，说的什么话等极小的事，他都打听知道。一有机会，他就可借以取悦取信于黎。徐世昌为总统时，他也是运用的这一套手段。徐看的哪几本书的哪几页，他知道了，连忙看那几本书的哪几页。及至与徐晤谈，徐一开口，他便应对得恰合其意。因此徐常夸奖他博学多能，的确是个人才。其实他那种人才说穿了原是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呢！
他此时在北京拿着卫戍司令在手里，却想尽钻营搜刮的门路。他和薛总监、聂提督三个人合起伙来，先是偷拆北京城墙的砖，拿去出卖；接着原为旗人所有的坐落在西山的土地、落魄的清室遗族的府第大宅，他们都设法以贱价买来，以高价卖出，从中攫取大利。天坛、社稷坛等公地的树木，他们也设法偷着变卖。后来南苑大红门内一块大空地，他们也私下卖给了外国人做跑马场。南苑是个军事重地，如何能够听从他把这儿的空地卖给外国人？他连这种事也胆敢做，还有什么不敢做呢？
王怀庆之流为何胆敢如此无法无天、无所顾忌？就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时直系专权，整个直系的军阀与政客就正在寡廉鲜耻、为所欲为的情形下，酝酿着贿选运动。
贿选的第一步手段，就是对原任总统黎元洪氏加以驱逐。他们先收买了几家报纸，利用之以对黎作种种的攻击，更进而收买了大批猪仔议员，使之对黎作种种的非难，最后，更唆使直系的师旅长们群起向黎索饷项。黎本是胆小怕事的人，看着环境险恶，知道势已不能恋战，便怏怏然一走去职。
黎氏既然让出了总统的缺，猪仔们便捧出曹锟。选举的运动是每票五千元，替他直接活动的政客们，所得的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如此一来，一幕贻笑世界、触怒全民的丑剧就完全登场了。
但是一手掩不了天下耳目，金钱也毕竟买不了人心。贿选的丑剧演出不久，邵飘萍、林白水等一般有骨气有热血的新闻记者，便把此事底细全盘揭露，甚至买票的收条也照相刊出。恬不知耻的曹锟在舆论鼎沸、万众怒吼的场面中，仍然一不做、二不休，装模作样地上台，做了总统。后为总统府秘书长的某功狗说道：
“他们说我们贿选，这是古已有之的。历史上唐尧禅舜，就是贿选。史家为要说得好听，有意编出揖让的故事。其实哪有的事！将来我们也可以编历史的，我们编得比他们的更要好听些！”
竟有此一段荒唐无耻的说话！呜呼！真正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