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
旬余前，《传记文学》主编人嘱崇以在清华先做学生后任教职的经验与认识，为清华人一致爱戴的梅校长写小传，尚未克属稿，先师竟已归道山。悲痛之际，仓促成篇，以志哀思而已。三四年前，曾请先师告知家世先德，承录示云：“幼年曾见《梅氏家乘》，尚略记忆。此《家乘》载：明初一将军梅殷，原籍武进，尚太祖之公主，生二男，燕王夺位，将军旋卒，公主携二子北上，后移居天津。在津梅氏人口不繁，多以教书或‘做盐务’为业，鲜有经商致富者，因而梅家有‘穷念书’的雅号。在清末，以诗或书画称小名家者，颇有数人。”先师之曾祖名汝钰，祖名茂先，皆曾中举贡。父二十余岁时，考中秀才，以后两试不第，乃从事盐务，家境非裕，但对子女之教育，必尽力成全。师兄弟五人，学有成就，先人之赐也。
月涵先师于前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生于天津，幼时曾经庚子之乱，短期避地保定。十五岁时，张伯苓先生在津创办南开学堂，先师是其第一班学生，十九岁毕业。翌年（一九〇九年）应政府之美国退回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录取四十七人，先师名列其中，遂赴美入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电机工程。学成归国，于一九一五年入清华任教，此后几乎终生为清华服务。初任教时，青年俊逸，有卓立超群之风度，即为当时师生所重视。所授为数理课程，如物理、图形几何等课。崇时在校受业，不特钦佩先生之数理专精，且感觉其国学根底亦胜侪辈，写中国字，秀而刚劲，有如其人。一九一九年夏，与师母韩夫人结婚，时年方三十，于今四十余年，伉俪之笃，亦足为清华学生之模范。一九二五年，清华改大学，初任教务长为张彭春先生。次年，张先生辞职，校中诸教授即公推先师继长教务，师之忠于所事、清正不苟，此时已为众望所归。一九二八年，改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赴美视事。三年后，清华因数易校长，群情不安，国民政府乃电召师回国，任命为校长，于是年十二月就职，至去年十二月，恰达三十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故今年校庆日（四月二十九日），有梅校长任职三十周年之庆典，先师且自病榻录音，勖勉同学。放播之时，在场数百听众感动万分，乃今尚未匝月，音犹在耳，而师已与数十年来亲承教诲之清华学生永别矣，痛哉。
回念先师主“清华”校政三十年，感人以诚，昭人以德，列举事迹，恐只能表达微末。崇于去冬曾就所知，写《梅贻琦先生与清华大学》一文，兹节录于下：
梅先生就任校长时（一九三一年），清华已在国立大学中有相当声誉。文、理、法三学院规模颇具，唯工科只有土木工程一系，尚未能成为学院。梅校长就任后，便增设电机、机械两系，成立工学院，增聘教授，扩充设备，兴筑教室与工场。这个新成立的学院，在几年里进步很快，成绩可观。理学院也是校长所特别关心，尽力培植的。各系致力研究，所发表的研究结果得国内外的科学界的重视。理工毕业生参加各种专科留学考试，也多获录取。衡量这些成就，我们当记得这几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正是“九一八”东北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华北的野心一天比一天猖獗。在如此危难的环境中，清华竟有如此蓬勃的气象、切实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校长的领导有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起，北平为日寇所占，在平院校仓促迁往内地。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先成立临时大学于长沙，后更西迁于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经费支绌，物质艰难，师生们在颠沛流离的景况中，维持煞费苦心。幸得三校校长（蒋梦麟先生、张伯苓先生与梅先生）诚心合作，尽力克服困难，于烽火警报之中，不特弦歌不辍，而且努力求提高学术水平，清华更增加设立几个特种研究所（如航空、金属学、农业、社会调查等）以应特殊的需要，使得滇池上的昆明城在抗战几年里成为学术重镇，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者两千多人。抗战结束，三校各自复员，清华准备返回北平西郊的校园。因校舍曾被日军占用，破损甚多，屋宇需修缮，仪器设备需补充，图书需整理，经校长与诸教职员的努力，始克于一九四六年十月重在清华园开始上课。这时国内战事又起，北平近东北战区，更感受到战争影响，学潮时起，主持校政者真是棘手万分。梅校长于群情恟恟时持之以镇定，靠平时的德望维持学校的秩序，同时引导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复校后的二年多，不特各院系渐复旧观，而且颇有成就，各地优秀青年，多愿投考清华。
一九四八年冬，共产党军队突由南口进至北平西郊，与国民党军队战于学校墙外。已而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处在郊外的清华园处于共产党军队的势力范围。梅校长适于前一日因公入城，遂留在城内，国民政府派遣专机迎接校长去南京。一九四九年，去法国参加联合国教育组织大会后，转到美国，去从事保管及运用“清华基金”。用基金每年的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的研究工作，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术书刊，“恢复《清华学报》”，专载对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文。
一九五五年，“教育部”前“部长”张其昀先生观察国际潮流所趋，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奋起直追，乃与梅校长筹商“恢复清华研究院”。聘若干学者成立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先在新竹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由梅校长主持一切。择地、建屋、购置图书仪器、装配实验室，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备历艰辛。而尤感困难的是，指导做这种研究的人才难于聘请。原子科学的研究，近年突飞猛进，学者必须在科学发达的环境下从事积极的研讨，而且要与其他从事研究者保持联络，始免落在人后。因而留美、留欧的学者，鉴于台湾的设备缺乏、书刊不全，多不愿长时期离开他们现时的研究处所。罗致人才遂成为建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头号难题。梅校长对于这个难题的谋解决，可说煞费苦心。他曾几度去美国，访问留美的学人，敦聘他们回来为研究所效力。先后曾有几位回到新竹，或担任教学，或主持兴建，指示装配，虽然各只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的停留，终使这研究所基础树立，规模粗具。又研究所在成立几年中，所培植的青年科学家也已有几位学成归来，为所服务，更使研究所的前途乐观。同时梅校长又努力获得美国在台机构的赞助与合作，于资助实验室仪器设备之外，聘请了几位核子科学专家，来加强教授的阵容。
至于梅校长本人对于研究所及反应器建立的努力与贡献，在原子炉落成典礼中，“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说得很清楚。他说：“梅博士，他是真正建设‘清华’原子炉的人。自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起，从设计筹划一直到建设完成，他无止无休地辛勤工作，事必躬亲地努力实现了他的宏谋大略。为了这个研究所进步的科学研究，梅先生费了时间精神，缜密地思考，决定了这一座最能适合我们要求和条件的原子炉，在设置的地点方面，在订购一切装置上的必要零件方面，煞费苦心，终于完成今天各位在新竹‘清华’的校园里所看到的这一座高等学府，有现代最新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三百万电子伏特的范氏加速器，以及我们今日庆祝落成的水池式核子反应器（原子炉），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清华’原子炉，在科学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今天庆祝原子炉的落成，还另有一个意义，因为这也表扬了梅校长几十年对教育与科学贡献的最高成就。”
梅先生在“清华”任教十几年，任校长三十年，及门弟子二三千人以上，对于这位校长始终爱戴。得人爱戴如此，所以致此的原因似可略为检讨。一个原因，是梅先生处事的态度谨严。梅先生曾向访问他的人说：“我受的是科学训练，教的也是科学，有时处理事情拘谨一点，慢一点，也许就因为我的科学观念叫我不肯随便。”这种态度，不说别的，在日常谈话里，随时表现。顽皮的学生曾集梅先生常用的字眼来作打油诗，有句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这样的口头语，是梅先生说话的分寸不苟，不欲轻做肯定，而不是犹豫，不着边际。遇到重要关头，同学都晓得梅校长是守正不阿、坚定不移的。还有值得佩服的，是梅校长善于分辨重轻，明识大体。于处理校政，他始终保持教授治校的原则，遇事公开讨论，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主持其大要，而以计划及执行，委之能胜其任的教职员，以诚信相孚的态度鼓励他们放手去做，所以各方面有欣欣向荣的进步。梅先生就任校长时，便向全校师生提出一个“诚”字，约大家相见以诚，他的实事求是、诚恳待人，便是这“诚”字的实行，也收了诚实的效果。最使人钦佩的是梅先生的人格感召。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而又饶有风趣，富有幽默感。不喜做洋洋长篇的演说，而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寻味。自奉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对于清华的巨额基金，丝毫不苟，是以梅夫人居美国时，有时不得不以所居分赁，以维家计。为人处事，力主朴实，避免浮夸。他人方侈言原子科学，耸动听闻，而梅先生潜心努力，于不事声张中使“清华”研究所健全成立，原子炉运用得宜，奠立高深科学研究的基础。事功俱在人心，无须丝毫宣传，这就是梅校长主持“清华”的一贯作风。
先师于两年前，在“教育部长”任内辛劳致疾，病居医院将达两年，数频危殆，乃以师之意志坚强及医护之尽力，几次转危为安。在病榻上，对于“部务”及“清华”研究所之事，尚密切关心，策划进展。“清华”原子炉之筹备，在师病困之前，迨启用成功，已缠绵床褥，不克亲往新竹一视，但在启用前后，师之用心，只有参与其事者始得知之。闻侍疾者言，每需参阅文件时，师言在其架某格，往取辄不爽，可见其用心之缜密，处事之不苟。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先师逝矣，遗爱将永留人间，为万千青年之楷模。
原载《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六二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