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季陆
一
陈辞修先生已于八月三十日安葬台北县泰山乡，我在参加送殡行列悲感的气氛中百感交集，他生前的志节和功业，现正激荡于每一个人的心上，沉痛地表现于对他死后的追思。我自一九五〇年春“行政院”改组，他由台湾“省政府”主席调任“行政院院长”，到他一九六四年因病去职，除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段时间离开“行政院”，改任“考试院考选部长”之外，可以说我在“行政院”追随他的时间要算是自始至终，未曾间断。我曾担任“行政院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和“内政部”“教育部”两任的“部长”，说到公私方面的关系，回忆起来真不知从何说起！往事不堪回首，为了避免胸中的郁闷，只有从以往轻松愉快的事上寻解脱，因而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他阳明山官邸一次吃酒的故事，而这一故事的主人翁并不是他，而是“为酒无量，不及乱”的梅贻琦先生。
辞修先生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割治胃病以前，自负是一个饮酒的强者，自此以后，他因为遵照医生的警戒，便不敢多饮酒了。他说过许多他以前豪饮的故事，其中他最引为得意的一次是奉命到山西太原接洽公事，被山西的“饮者”围攻，这次真是吃酒无量，并未示弱，同时圆满完成了他奉命前往的使命。我常以“好汉莫说当年勇”“能者表现在今朝”来挑起他饮酒，可是到了他真正不服气拿起杯来要吃的时候，为了他的健康，我又自行退兵了。他时时作弄我，要我饮酒，我说，因为身体太胖，医生嘱咐我不能多饮酒。当我出外应酬时，我的太太亦曾一再以此相戒。当我兴致一来不能自抑，端起酒杯要饮时，他向我取笑道：“你不怕回家太太责骂？”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我拒绝不饮时，他又向我取笑：“现在为何又怕呢？”我说：“为人要忠实，不能因为太太不在而妄自饮起酒来。如果你一定要我饮，我并不敢辞，不过这只能说是你的命令，不是出于我自发自动的。”我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吃得个酩酊大醉，而他亦时时以我假传命令贪饮为笑谈，使此类聚会轻松而愉快。辞修先生对人亲切而富幽默感，对事负责而坚定，到台十余年来，我追随他做事，他那种信任之专、对人之尊重的风度，真使我永志不忘。当然，我们之间并不是件件事都融洽无间，有时在观念上亦会发生距离，在他的个性上，这是一种很大的忍耐，迄至他逝世为止，在我的感觉上，他对我的信任与尊重并未有所改变。这也许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也是我今天最值得反省的地方。
我们每月有一次工作会谈的小组聚会，参加的人有辞修先生、蒋梦麟先生、梅贻琦先生、袁守谦先生和后来加入的傅秉常先生。每月每人轮流以便餐做主人一次，每次都有饮酒的机会，辞修、梦麟、秉常三先生都饮酒不多，梅贻琦先生则是我所仅见的能饮而最具酒德的一人。他从不向人求饮，可是谁向他敬酒，无不有求必应，数量的多少完全由对方决定，从来不予拒绝。他酒量之大，饮酒态度之雍容有度，安详而不任性，可以说得上是酒中的圣人！在无数次与他同席中，每次我总得以他为对象，向他挑衅，使他一醉为快，可是每次我几乎都遭遇了失败。当有时我吃得过量带着醉意时，他仍是那样雍容安详而看不出醉意。只有一次是例外，那便是在阳明山陈辞修先生的官邸，这次梅先生醉倒了，醉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使我事后感觉十分冒失！梅先生这一次的大醉，大约是起因于辞修先生有了两瓶友人送他的拿破仑白兰地酒，他视之为一种稀罕的珍品，在酒过数巡之后才特别拿出来招待我们，于是引起大家饮酒的兴趣，趁此机会以一醉为快。
由于大家在先已吃了不少其他的酒，待到陈先生的拿破仑酒出现时，除了桌上每人略事品尝少许外，其余大约由梅先生、袁守谦先生和我三人共同分担，而梅先生一人饮得特别多。他在饭后大家休息闲谈时独坐一处，一声不响，闭目不动，待到大家要散席回家时，他竟不能站立向主人告辞，于是大家才发现他已醉不能行了。我很得意地向他取笑说：“梅先生今晚如何？”他只是摇头不动，仍然不能起立同走。我以为这只是他一时醉了，并不会太为严重，于是我扶着他上车，并陪他回到金华街“清华”办事处的寓所。车在门前停下了，梅先生已醉到泥般的不醒，没有办法扶他走下车来，于是只得由办事处的工友把他背到卧室，放置在床上，使他能安静地养息，并一面为他取来大量的饮料，使他能借此把酒的强度冲淡，清醒过来。不料他滴水不进，只是闭目不语，频频以足用力往下起伏不停地伸缩，似在表示他十分难过。此时我和与梅先生同住的查良钊先生都慌了，于是我们打电话请了一位执行医生业务的“清华”校友前来为他解酒。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以后，他才安静地熟睡。我大约候至第二天早晨二时，才回家就寝，但心中仍不禁悬悬不安，痛悔不应使高龄的梅先生饮酒过多，万一真正影响他的健康，那就太不幸了。
我记得这大约是一九六〇年秋天一个礼拜三晚上的事，因为第二天是礼拜四，我其时任“考试院考选部长”，礼拜四上午是“考试院”的例会，我照例必须前往出席。由于放心不下，我在早晨八时左右前往出席院会之前，特顺道再往“清华大学”办事处一视梅先生醉后的状况。我看他安睡未醒，用手摩了他的脉搏，听了听他的呼吸，似乎都很正常，我才放心离去。正午十二时“考试院”院会完毕回家用饭，我又顺道前去他的住所一看情形。进入住所的门内，我问一位照护梅先生的工友梅先生的情形如何，这位工友立即对我说道：“梅先生不在了！”我听了这位工友先生的答话，真如晴天霹雳，心中十分惊慌！于是我再追问一句：“究竟情形如何？”工友很从容地答道：“梅先生到板桥国民小学教师研习会讲话去了。”
原来“不在了”这句话，在我们四川话里的用法是“死去了”的意思，所以我听了不由得不惊慌。此时我知道，既然梅先生已能去教师研习会讲话，当然酒是已经醒了，健康当然更没有问题，我才转忧为喜，心神才镇定下来。现在回想起这件事，这位工友的话究竟是由于各地方言的使用意义不同呢，还是有意和我开玩笑？抑或是怪我和梅先生闹酒，使他吃得一个大醉，几乎闹出事来，他因此不高兴而出此言？由于这一次的经验，我自此便不敢和人闹酒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更不能勉强他吃酒太多。就我个人而言，在壮年时代时时任性豪饮，取快一时，十杯是醉，百杯同样是一醉，又何必舍百杯不饮，以图一快呢？但在年岁渐渐增长之后，别的豪气还可勉为保持，只是对吃酒一项却有今昔不同之感了！
二
自从有了惹起梅先生这次可怕的饮酒过多的经验，我便抑制自己不挑战式地迫使人吃酒，与人闹酒和狂饮的习惯确实改变多了。当中自然亦难免有几次例外，那便是和王云五先生同席时，总不免要多喝几杯，只是和这位长者同饮，我完全居于被动的地位，我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由于云五先生酒量大、兴致高，为人又极豪放，在没有人陪他饮酒时，我当然是他选择的对象，不能不勉强相陪，以表示我不是一个饮酒的弱者。因此，亦曾醉过几次。醉了之后回到家中所招致的后果，自然没有饮酒时那样痛快而豪放了！云五先生饮酒和梅先生有点不同，梅先生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王先生吃酒后话最多，梅先生则醉后一声不响。云五先生醉到不能再饮，同席的人亦不让他饮时，最好的检验他醉的程度的机会便是他用英文演说的时候，他的英语讲演之流利，要在大醉之后才听得到，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梅先生和王先生有一共同之点，便是醉后不让人搀扶的那种不服老、不认醉的态度。云五先生在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后，曾对新闻记者讲过几句话，表示他饮酒的态度和哲学，他这几句话大概嗜酒的人都有同感。他说：“吃酒伤胃，不吃伤心；要得不伤心，痛快喝一杯！”
我少年时代并不太嗜吃酒，虽然偶尔一醉，并不成为一种贪饮的习惯，因为前一辈人对青年子女的教训，都认为吃酒是一种无益身心而醉后又易于失性闯祸的不良嗜好。我喜欢吃酒是从中年以后才开始的，而且竟成为一个吃酒有名的“酒霸”。
在一九一五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我经常和住在租界内从事反对袁世凯帝制的同志保持联系。有一次，因为我年幼，不易招人注意，他们要我做一件危险的工作，运送几支手枪和少数其他危险物品，由法租界到英租界的一个机关，交给一位从事实际行动的同志。他们交给我一包扎好的东西之后，顺便给我一杯酒，要我饮下。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饮这杯酒，他们说：“饮了可以壮壮你的胆子。”我听了此话，把酒杯接过来，狠狠地向地下一摔，酒洒得满地，酒杯亦打碎了。我很自负地说：“一个有胆有识、献身革命的党人，要靠饮酒来壮胆才能工作，那真是笑话，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于是我掉头不顾，悻悻而去执行任务，这是我拒绝饮酒的一次最有价值的回忆。
当我乘着黄包车到了英租界跑马厅与一品香旅馆之间马路上的时候，忽然有两位印度巡捕，上海人叫作“红头阿三”的印度人，命令拉车的立即停车“抄靶子”，亦即是突击检查的意思。由于当时上海租界经常发生盗案及绑票等事件，此类突击检查之事常常都会遇到。照习惯，一遇到这类检查，被检查的人应站起来，将两臂伸起，任由巡捕全身搜索。我当时很沉着，我把放在大腿上的那包危险物顺便放在两位巡捕站立的那一面的座位上，亦即是车座的右面，任由他们全身搜索，结果一无所得，我便得以安然通过，达成任务。我当时纯是一种很自然的下意识动作，态度安详，一点没有表现出慌张，巡捕的注意力似乎只在搜身，而没有注意另有危险物放在最接近他们的一面。我回到法租界宝康里八号的机关，大家知道这一经过之后，大大称赞我的机智勇敢，于是命人买了一些豆腐干、花生和烧鸭之类佐餐，举杯为我庆功。此时我放肆地大吃大喝起来，喝得一个大醉，因此一醉竟几乎闯出一场大祸来！
我酒后回到南洋中学的宿舍，南洋中学是在中国地界日晖桥，位于军事基地龙华与上海兵工厂之间。大约是在半夜的时候，忽然听见炮声隆隆，是停在兵工厂附近河里的兵船向龙华北洋军队的基地轰击。南洋中学正是在大炮弹道的中间，其时但听见大炮的发射声，并没有听见炮弹爆炸的声音，大约发射的是些穿甲弹的缘故。在炮声不停之际，我很兴奋地知道是海军起义了，是反对袁世凯帝制的第一次炮声，亦即是著名的肇和兵舰起义之役。我深悔不能留在租界机关部亲自参加战斗，不久，忽听见宿舍下面马路上紧急行军的步伐声，原来是驻龙华地区的北洋军队向兵工厂方向增援。此时宿舍和马路上的电灯全熄，一片黑暗，紧张的战争气氛笼罩着一切。我住的一间房间的窗户正靠着马路，我此时酒意正浓，在兴奋、紧张和愤怒不能控制的情形下，便顺手拿起一张坐凳，向黑暗中在马路上前进的军队投掷，隐隐造成他们一度的惊慌，一部分军人惊散之后又复集合，奉命前进。南洋中学亦被军队的长官命人把大门把守监视。到了天明，在肇和兵船起义遭遇失败之后，军队派人与我们慈爱的校长王培荪先生交涉，要查究捕人，经过王培荪先生的苦口求情，以及指为年少无知，出于一种误会的解说之后，事情亦便不了了之。大约是有人报告王校长此事是我做的，因此王校长便派人找我谈话。正巧我其时到租界的机关部打听消息，已数日不在校内。待我回到校内去见他，我并不否认是我做的，他很嘉勉我的坦白勇敢，不过他仍勉励我此时要用功读书，充实自己，报国之日正长，不可逞一时之忿而误了将来，因小而失大。最后他劝我转学离校，最好选择一所设在租界的学校完成学业，比较安全妥善。于是我选择了在徐家汇李公祠的复旦公学，完成我的中学学业。王培荪先生真可以说得上是一位献身教育，以培植青年，蔚为国用，诚笃而仁厚的长者，我至今深以不能在南洋中学毕业，多聆他的教诲为遗憾。
以上是我幼年时代拒绝吃酒以表示勇敢，及达成任务之后得意忘形而大吃其庆功酒，几乎闯下大祸的一段可笑的追忆。这段故事是不是酒后才能做出来，在我的个性和自信上，恐怕即使我不吃醉酒，亦会做得出来。那一次的庆功酒，我事后和机关部的曹叔实诸先生闲谈，追问他们为何不使我知道起义在即，他们都说我年岁太小，要我安心读书，所以不让我参加。当日最真实的内情是他们并不是为我庆功而吃酒，而是他们在出发之前饮酒来“壮壮胆子”。因之，我骂他们是“懦夫”，直到多年之后，我仍以“懦夫”二字来取笑他们！
三
我幼年时代对饮酒既无特别嗜好，为什么我说到了中年反而因吃酒而有名呢？
一九二六年，北伐的浪潮高涨，革命的势力已推进到了长江流域，我由上海经武汉、宜昌回到四川，抵达重庆之日，正是一九二六年的国庆纪念日。自重庆由水路经泸州转富顺到达成都，则正是一九二七年元旦。我自幼离开家乡四川，这次回乡虽然是为了公务，但对于我土生土长的四川的风土人情，这次才有获得了解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吃酒，我由无名而变成有名，平时不感兴趣忽而变为兴致勃勃。到达成都之后的第一项遭遇便是应酬，应酬愈多，则饮酒的机会也愈多。成都是著名的小北平，小吃之精巧，富有一种特别的风味，是成都最令人难忘的一项享受。可是，为了政治原因而引起的应酬，多半是丰富的酒席，场面虽大，久之反觉得可厌而乏味。
邓锡侯是四川军人中最圆滑、好客而能饮酒的人，家藏的佳酿更不少，他被人称为“水晶猴子”，即是圆滑之至的意思，特别是在诱人吃酒方面，也算得上是一位能手。由于他以饮酒著名，他的高级幕僚人员亦大都是量大的饮者，俗话说“物以类聚”就是这个道理了。一次，他设了一桌丰富的酒席，在南门外百花潭他精致的别墅康庄宴请我，陪客尽是他的高级幕僚人员。百花潭这个地方风景优美，花木争妍，离青羊宫、武侯祠和杜工部草堂都不远。百花潭这地方是很有来历的，相传唐时有位姓任的老妇梦神人授以大珠得孕，生了一个女儿，自幼虔诚礼佛。一次，忽一僧过其家，满身疥疮，臭气四溢，见者趋避，独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求浣，女欣然接受，临溪洗濯，每一漂衣，就有莲花应手而出，一时五色莲花浮游溪上，蔚为奇观，其地遂名为百花潭。邓锡侯这次宴请我，是颇有用意的，大约是他安排要把我灌醉，从我的口中得着一些他急切要知道的政治内幕消息，特别是关于日益恶化的“容共”问题。我事先亦有所警觉，有所准备，预备在吃酒的时候，于轻松愉快之中，用话来打动他，使他赞助我。由于彼此心中各有打算，于是“饮酒”便成了相互利用的媒介，他的目的是要我“酒后道真言”，我的打算是“酒后要慎于说话，不要耽误了大事”。
入席之后先是大家举杯共饮，继之以个别敬酒，每饮必干一大杯。照理我亦得向每人一一回敬，如此巡回互相敬酒，使我渐渐感觉面热、心燥，头脑昏昏的，但此时饮酒的兴致反而更为增加，起初只是一杯一杯地饮，如品铁观音茶样地饮，后来简直是一杯一杯不计数地往肚里倒了！
最后，这位能言善辩、饮酒无量的主人，世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先生亲自出马敬酒了。他的敬酒技术和诚意迫使你不能不饮，他不属于使对方吃亏，自己却滴酒不进的一类，为了使客人高兴畅饮，他自己饮两杯而劝客人只饮一杯以做交换。这种待客的诚意，使客人认为是一种便利，而感觉主人的隆情盛意不可却而大醉，以致上了他的圈套！他这种敬酒的方法并不常有，而是在预先安排下，先利用陪酒的人把客人灌得一个半醉，而后他才亲自出马敬酒，一击便把客人打入醉乡。任你有多大的酒量，在这种情形下，无不变作他饮酒的俘虏，我此时当然亦不能例外了！他的这种策略，说句老实话，亦并不是一点酒量都没有的人能办得到的。他固然会引人吃酒，同时亦很有安排，有计划，妙语动人，使人感觉愉快轻松，盛情难却而饮酒。他最大的本钱还是在自己酒量大，本钱厚，不是如一般专弄技巧诱人吃酒，以人家醉了难受为快，而自己却一点量都没有，妄想在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可比。有人说他盛酒的酒壶是特制的一种机关，一面盛酒，一面盛水或茶，以酒的颜色为配合，敬客人的是酒，而自己吃的则是水或茶。因此，他可以使人醉倒，而自己则若无其事。此事经我一再查明，完全与事实不符，关于他酒壶有机关的谎言，大约是那些饮酒胜不过他，而又不服气的人，引以为口舌聊以自宽、自慰，为自己解释而已。
在邓锡侯这位主人巧妙的安排下，我醉了，我倾肠倒肚地吐了，把方才所吃的一切都即席奉还了他，所不同的是：吃时在桌上，吐时则都掉在地上！他和他的高级幕僚原来计划乘我酒醉，套我当时政治问题的口风，我只是说：我回川预定的行程是六个月，现在已经满了三个月，再过三个月就有眉目了。三个月之后，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底，一天的早晨，邓到我的住处看我，一进门便大声说：“恭喜，恭喜，南昌的消息，全面的‘清党’已经开始了。”
而这一时候，正与我酒后所说的三个月之后的时间相合，他们对我的看法加重了其神秘的猜测，而更为对我尊重。
四
自这次吃酒大醉的经验，我发现了饮酒的几项原理：第一，醉了不过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痛苦；第二，酒并不是毒药，不会发生吃得与吃不得的问题。因此，吃酒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
根据以上原理，我自此以后便放胆吃酒，目中无人，自视几乎是无敌于天下的可笑。前面我说过，我幼年的时候对于吃酒并无特别嗜好，到了中年，其实那时才二十七八岁，却对酒负有能饮的盛名，很少有人敌得过我。这是由于“敢饮”，不一定是“能饮”！敢是勇气，能是量；有了酒量不一定敢饮，却是有了勇气的人，虽然量不大，亦能豪饮起来。天下任何大小的事，其成功的因素多半是勇者才能做得出来，能者如无勇敢的精神，便亦只有默默无闻，无所作为了。
在抗战发生前几年，我又回到了广州，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中，遇见了以能饮酒闻名南北的罗文干和杨熙绩两先生。当主人请大家入座的时候，他们二人独据一桌，声言：“能吃酒的才请到这一桌来。”大家听了他们二人的豪语，怕吃酒的都却步不前。此时我的好胜心和能饮的自负心忽然涌上心来，我走向那一桌和他们两人坐在一起。我向他们二人挑衅，我说：我们吃酒便吃酒，不用纠缠，我们三人举杯共饮，相互不为增减，以示公平，吃到不能再饮为止，谁先倒下是谁输，否则不算饮酒的好汉。如果你俩同意，便请其余的朋友做证。于是大家都鼓掌赞成，坐看我们三人吃酒决战。乃没有料到罗文干、杨熙绩两位先生对于饮酒只有虚声，而无实力，不到席散，便已“烂醉如泥”。罗文干先生表现的是昏迷不醒，抬送回家；杨熙绩先生则倚酒骂坐，失去常态，使在座的人为之不安。看见他们二人如此情形，我又乐了，因为此时我的神志仍十分清楚，特别表示如平时的安详，我的能饮酒的自负心亦随之而增强，愈有目空一切之概！所有与会的客人都一致称赞我是“海量”，认我居然能胜过以能饮闻名南北的罗、杨二人为奇迹！他们不耗费一点本钱，竟称我为“酒霸”！这一“酒霸”的荣衔，自此便不胫而走，每遇饮酒的场合，都被人围攻，被人暗算，被人以打倒我为快，我为此不知吃尽多少苦头，醉了不知有多少次，身体不知受了如何的损伤！大名之下不可久居，树大招风的成语，真是一项宝贵的人生教训！其实我的“酒霸”这一荣衔，细细研究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罗文干、杨熙绩二位先生以往本是饮酒的能者，但是此时已上了年纪，我则仍是壮年，我把吃酒认为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的原则应用来对付他们，当然他们便不是我的敌手了。如果我当时与他们二人年岁相若，我未必能够取胜，这是他们二人失算的地方！
五
吃酒是一种个人的兴趣或嗜好，但酒后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和风度，“观人于微”应用在吃酒方面可能更为有效。像梅贻琦先生那种雍容有礼，能饮而不放肆，不挑衅，不逞能，一声不响，有求必应的饮酒风度，真可说得上君子之风，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仅吃酒是如此，做事的态度亦如饮酒一样。他在筹备“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困难，别人都要灰心生气的事，他却能处之泰然，不怨不尤，忍耐地去克服。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行政院”任“政务委员”，没有实际的主管责任，他为了“清华”由美运来的许多精巧细密的科学仪器，如天平之类，被度量衡检定机关视为普通称煤炭一类的量器扣押起来了，使他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而来到我的家里，求我的援助。我把负责的朋友请来，恺切地告诉他们，现在精密的科学仪器是用来研究科学的，有些物质元素，不但肉眼不能发现，就是普通的显微镜亦发现不出来，你们如何能用普通量称煤炭、石头的眼光，来等量齐观地对付精密的科学仪器，予以留难？你们这样做，阻挠了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将罪遗子孙！他们推说是受了法令的限制，不得不如此。其后，此事虽获解决，但当时我已气不可抑，发为一种怒吼与感叹，而梅先生却安详如平时，反而安慰我不必生气。他说：“这样的事很多，我们终得忍耐，努力去解决，何必如此着急自恼呢？”本年海外学人回台，暑期讲学会开幕时，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致辞中对胡适之和梅贻琦先生发展科学的贡献极为推重，他说：“梅先生做事公平无私，不偏不倚，一声不响，口衔着纸烟，听人倾吐一切。他最后所提出的意见，无不切中肯要，公平合理，正直无私。”陈先生最后的结语是：胡、梅的精神不死，科学成功！
梅贻琦先生饮酒的态度和雍容安详、沉默寡言、做事公平认真的美德，固然很值得我们敬仰学习，但是他的生活亦有他幽默而平易近人的一面。记得在一九五六年，我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会议，他是团员之一，我们在东京同住太子饭店，相处非常愉快。没有到过东京的团员同人，对于东京流行的现代歌舞非常向往，企求一观。大家因为梅先生为一严肃的长者，想约他同往，又不便启齿；不约他，又有些过不去。于是我便以大家的意见转达梅先生，不料梅先生的答复轻松而令人不失望。他说：“这算什么！我已经看过两次了！”后来我回到台北，和蒋孟邻（蒋梦麟）先生谈及此事，孟邻先生说：“月涵的话是真的，他所说的看过两次的话，有一次还是我和他同去的。”这两位老人在严肃的生活中都有其轻松、平易近人的一面，现在他们二人均已作古，令人不胜怀念。梅先生在筹备“清华”原子研究所时期，几次约我前去参观，我都不克前往。有一次，我不使他知道，偷偷前去，后来他知道了，特别问我看后的感想如何。我说：“我秘密前去不让你知道，是不怀好意的。”他问我：“如何你要不怀好意？”我说：“我在先认为在台湾科学如此落后，环境如是困难之下，你很难筹办一所合于标准的原子研究所。看了回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是你的成功。我不但满意，而且更愿尽我一切的力量来帮助你，共同努力来使我们在发展新兴科学方面突破现状，进入原子科学的时代。”
真是不幸，在“清华”原子炉“临界”开始工作时，他已病倒在台大医院，而接任他“教育部部长”职务的正是我。在我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就任那一天，我对道贺的朋友说，我预备把“清华”原子研究所改名为梅贻琦原子研究所，以纪念他的努力和贡献。由于后来有少数人士对此加以非难，未即实现，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商同陈可忠校长，把“清华”原子反应炉的建筑改名为“梅贻琦纪念馆”，这样总算了却我一项心愿。
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四期（一九六五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