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间，贵筑（今贵阳）高廷瑶（字青书）以举人官通判，洊擢知府，历安徽、广西、广东三省，有循干之誉。所著《宦游纪略》二卷，自叙宦迹，颇可观，尤足供治学者之参考。
余所见凡两种版本，一为刻本，署“桐乡严锡康重刊”，弁以“胡文忠公致前贵州荔波县知县严伯雅太守（锡康）手书（公时官贵州候补道补授黎平府知府） ”，有序六：咸丰十一年辛酉孟春前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鲍源深，咸丰十一年辛酉季冬前署贵州按察使后学沈西序，前漕运总督愚侄朱树，（咸丰己未）十二月既望候选知县世愚侄莫友芝，云阳县训导前署广西柳州府融县知县后学李咸若，同治元年壬戌季春顺天府尹侄婿石赞清。一为排印本，署“安徽印刷局印”，有序四：（滇刻《宦游纪略》序）光绪二十年甲午秋九月滇黔使者仁和王文韶，和州鲍源深（文与严刻本不尽同，盖一稿而经修改者），十二月既望独山莫友芝（文与严刻本同），监利王柏心。跋一：门下士李锦云。两本均就上下卷分为二册，严刻本各篇多附列评语，署受业侯金楷或晚学生方恒泰。又有眉批，或即出严锡康乎？（严刻本，余仅见上册，字句与皖本有不同处，大体无殊，下所引据皖本。）
同通（同治通判）之官，专厅守土者，与州县相若，其仅为府佐者，闲曹也。对府属州县，虽亦在长官之列，而州县初不禀命，谑者谓同知曰点头大老爷，通判曰摇头大老爷，盖于州县偶以公事相启白，点头示不敢持异议，摇头示不敢表意见也。通判秩正六，而知州秩从五，通判可升知州，故又有“升到卑职”之谑。（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五云：“国朝官制：知州于通判为属员，公事须用申文，而通判又可升为知州。故为知州者，常意轻通判，而称谓之间，又不得不稍自抑。尝有知州与通判争事，曰：‘俟汝升至卑职时，便知此事难处。 ’”
此为相传之谐谈。据余所闻，知州之语，为“等大老爷升到卑职的时候，才知道卑职的难处”，尤为得神。州县旧称同通为大老爷，后多改称宪台，至卑职之称，乃同通州县对长官所通用。
清末各省始多废此称，改令自称其官，如知州即自称知州之类。）世之谈官场故事者，对于同通闲曹，率不置意，而如高氏所记，则以地位较尊之故，亦非全无关系也。本书卷上记嘉庆七年官安徽庐州府通判事云：“余在庐州府通判任，仅七日耳。有三事焉。到任之次日，府县校官来见，佥称府学生员某，为其子求拜门墙，愿送贽仪三百两。余曰：‘我是来作官，不是来教学也。伊有三百金，仅可请一名师，何用余为？’其意不过欲结官长，为出入衙门地步，收此三百金，将来听其父子使唤，伊于胡底，辞焉。后访此生极健讼，官长与往来者，多为所累，稍不慎，即堕其术中矣。一日司阍某仆，持一呈进，禀称有人在途拾得二百串钱票一纸，求存案。余曰：‘得遗失物，应赴县呈明，何必来此？’某仆曰：‘伊有话面禀。 ’余见之。其人恳将票发钱店取钱，留以充公，伊则听凭赏赐。余曰：‘失票人必至钱店挂失票，尔何不持此票至钱店，俟其来将票还之，伊必以尔为盛德人，或酬尔一二十千，未可知也。若我取来与尔瓜分，是我为窝家，与尔同伙作贼矣，官可作贼乎？’将其呈发还。又一日，书役二十余人，联名禀讦皂隶某为子纳粟入监，谓其名尚在卯册，每月轮值，皆以佣赀倩人应役，己则自贩稻谷，由庐之三河镇运往苏州，三十年中居积至二三十万，合肥县前高闳厚垣者，即其宅也。某仆亦密言主人方谋迎眷，苦无费，此等事虽万千取庸何伤。余笑曰：‘诺。’立传某父子诘问。某年已七十余，其子年近四旬，未顶戴，父子咸伏地叩头，恐惧不能出一言。余问尔皂隶乎，为子纳监乎。则又叩头曰：‘死罪死罪。’问其子何不顶戴，曰：‘不敢。’余曰：‘尔父子有志向上，特误于不谙成例耳。尔若为盗为娼，有玷民籍，我必不容。若为子纳监，是立志为好人，何不可之有？况挂名役籍以避烦重差徭者，比比皆是，今尔既未执皂隶之役，亦犹之未充皂隶。不除容名，一误也；不许纳监，必再误矣。官之一念，使人数世蒙耻，其可乎？凡事贵核实而得情者，此类是也。’遂命其子顶戴。后取卯册至，除其父空名，钤印而示之，父子相率拜谢去。一时堂上书役相顾骇愕。余晓之曰：‘何识之褊也。见人略有好处，便生嫉妒心。尔曹中有似此空名挂役，能如其向上而不得自脱于籍者，可悉告，亦将为尔除之，尚愿尔曹人人如是也，何讦焉？’时郡守为福建张曲园先生，合肥令为阳湖左杏庄，后官至湖南抚军。杏庄闻之，告曲园曰：‘新来通守，举动出人意表，有见识，有操守，非常人比也。’因言此三事。曲园为人素简傲，即日命舆过访，礼貌有加，杏庄亦从此为知己。某仆者，京师某所荐也。余谓之曰：‘尔随我不相宜，给尔盘费，归投旧主可也。’由此三事观之，官闲曹稍不自爱，而又有若辈指使之，寡廉鲜耻，将无所不至矣，可畏也夫。至七日札调接解淮安饷赴鄂，自此离庐郡矣。”闲官数日，居然有以自见。
又卷下云：“宋东田之子（名灼），以入赀得通判。来见，求给一冠一补服，取衣钵相传意也。请曰：‘先生服官上信下孚，行一事无人不慕，断一狱无人不服。某随父任在皖二十年，更未见有如先生者，此中必有道焉，愿受教。’余曰：‘善哉问。余自愧知识短浅，何以副此问也。虽然，不敢不以所身历者告：大要不过小心谨慎而已。余官通判久矣，深知其难，请先言其当戒者三：一自大，二多事，三卑鄙。通判与知府体虽平行，而分位县殊，州县视通判亦如长官礼，今俗通称之曰大老爷，然其心不悦也。必躬自谦抑，友而敬之，知府则当尽僚佐之礼以事之，庶几相安。若侈然自大，是将众不为礼，孑然一身，进退维谷矣。知府未有不重视州县而重视通判者也，州县亦未有敬事通判如敬事知府者也，则自大之当戒也。
通判缺多苦，要能守分安贫。如见知府之尊荣，州县之利禄，薰心肆欲，擅理词讼，赃私累累，一旦事发，或告赃，或酿命，一败不可收拾。见府县则昏夜乞怜，曲全了事，辱莫大焉。
官声由此玷，终身无进境矣，此之谓多事。次当戒卑鄙，通判缺虽苦，事事节俭，毋养闲人，毋为无益之费，如居家然，一切服食器具，朴质无华，取给用而已。若事事求奢，必事事过费，过费必不足于用，不能不有求于人。乞粟贷金，人将厌之。久且不应，愈以增累，所得几何，而所丧实多，此卑鄙之尤不可不戒也。诚能循分尽职，有识力，有操守，正己无失，郁久必彰，遇上官委办事件，尽心尽力，必求妥协，立定主意，洁己奉公，勘破此关，则得其大半矣。钱则有所不取，事则无所不办，群相倚重，声誉益增。有要事，上官必曰非某不能办，僚友士民亦曰非某不能办。上官既优待有加礼，府厅咸来商质，州县则麇至求教，视从前之萧索，又是一番景象矣。至此仍必愈加谦抑，勉为大器，行见蒸蒸日上，岂通判所能限乎？若夫谨言慎行，留心政体，则无论典守何职，皆宜服膺，又不仅为通判言矣。’宋曰：‘谨闻命。’后闻其分发湖北，官声卓然。予喜曰：‘此君其有味乎予言哉。’”详言此官之地位及应如何自处，可合看。
卷上记接解淮安饷银赴鄂事云：“余于九月初二到任，初九日即调接解淮安饷银十万赴湖北交纳。先是，江苏盐经历薛某解至安徽桐城地方，失去九十二号一鞘，至下站查出，故委余接解。余至省，藩库将银补足，眼同弹兑。余见方伯曰：“见在九十二号某眼见装银入鞘，其余概系薛经历自淮安解来，鞘内是否银两及平色高下，某未由得知。其鞘见存潜山县，离省只八十里，恳提来省劈鞘另兑。某乃赤贫士，设有舛错，无力赔缴也。’方伯以为拘执，首府亦以不必烦琐为辞。余又力求方伯，银不另兑，恳发封条九十九张，将原鞘封固。接解官所解者九十二号是在皖省新装银，其九十九鞘是淮安原鞘。如原鞘有失，惟接解官是问。
如鞘中傥非银两及平色不足，惟原解官是问，可免将来推诿。方伯又不准，催促即日起程。
余次日至潜山县，订一册，钤县印，将九十九鞘一一过称，某鞘重若干斤，详注册中，发通禀立案而后行。至湖北谒同抚军，问曰：‘足下接解此银，鞘中皆银乎？平色足乎？’余以在安徽屡求不准及通禀立案缘由禀知，并将禀稿清册呈阅。抚军细阅之，曰：‘如此可无虑矣。’弹收幸无差错。差竣回皖，寅好告曰：‘前通禀到时，两司及首府均以为事出冒昧，抚军则曰，此人办事真结实可靠，大嘉奖，浮言始息。 ’抚军姓王名汝璧，号镇之，四川进士。 “
虽若过于迂执，而干系过重，谨慎可免后患，观之可增阅历。
潘世恩《思补斋笔记》卷七（《管闻》）云：“宫保尚书李书年前辈奕畴，乾隆庚子翰林。
陈臬安徽时，有霍山县民某以事至妇翁家留宿，是日与妇共食，适有人从门外招之出，数日不反，迹之不得。其父至妇家诘讯，以实告，疑有别情，鸣诸官。县令亦疑之，拘其妇，严刑拷讯，遂诬认与雇工人有奸，同谋毙命。狱成，亟请于公，求速结。公曰：‘人命至重，天道难欺，今尸身未获，案情未确，而欲草率了事，于心安乎？’案悬未结。逾年其夫妇，言是日正食时，其友招之出，问曰：‘有货物一挑，从某至某，可得百钱，汝愿行乎？’曰：‘可。’自是每日以此为业，颇有赢余，近始归里，急投县供明，事遂得释。向从县令言，则两人同抱不白之冤于地下矣。公时年六旬，尚未有子，嗣后连举六男，长子铭皖，予庚子（按：此谓道光二十年庚子）会试所得士。今春公九十寿，铭皖乞假归祝，还京来谒，言公康健如壮盛时，盖阴德之报云。书之以告世之司刑者。”略述案情，推李氏耆福之由，颂其阴德。而阅高氏此书，记此谳经过颇详，盖深赖高力也。卷上云：“嘉庆十二年，安徽霍丘县招解民妇范顾氏商同奸夫杨三等谋死亲夫烧尸灭迹一案，连血衣残骨凶器招解到司。廉访李书年先生，恐有冤抑，驳提尸亲证佐到省，委余与某令研讯，各供相符。廉访隔屏谛听，曰：‘供情似真矣。’某令曰：‘供情结实，衣骨凶器确凿，案不错。 ’余曰：‘伪也。’廉访曰：‘何以知之？’余曰：‘范寿子赘于岳家，正月十三夜同妻母弟诸人出观灯，灯散回家。乡间虽无更鼓，应有二更时分矣。又他往斗牌返，自己三更矣。返后范顾氏与杨三及母弟诸人商定，各持械将范寿子凶殴致死，自己四更矣。又将尸支解，煮成肉汁，捞骨烧灰，然后弃埋漫地。人肉未经煮过，猪肉则所常食，每烹煮必须一二时方熟，若要熬成肉汁，非昼夜不能。四更至五更，为时几何？此不确之大端也。况范顾氏母家住居集中，前后左右，各有紧贴邻舍，死者被殴，岂无声息，焚骨臭味，岂无见闻，此理之易明而事之所必无者也。’时已交三鼓，廉访曰：‘明日再细心鞫之。’次日复讯，某令请病假不来，余先唤尸父至前，曰：‘汝媳罪拟凌迟，杨三斩决，媳母媳弟及雇工三人皆拟绞候，冤乎不冤？’尸父曰：‘无冤。’余曰：‘汝媳与诸人正法后，设汝子出，则五人之命应汝抵偿，汝愿具结乎？’尸父曰：‘我止告子赘不归，所有因奸谋死之情，乃官审定，与我何干？’余将全案一一研讯，俱如昨供：打死后砍成八块，肉煮化了，骨烧了，尚存零碎骨数块可据，天衣无缝，欲雪无从。余沉吟久之，因案关五命，哀矜之心不觉见于颜色。范顾氏及其弟顾三麻子忽然叫冤。余曰：‘寿子之尸地方官详辨是煮了烧了，今日寿子若是尚在，固可伸冤。即使已死，或是全尸，亦可从此根究。今日既不知尸身所在，尔曹又未供有别故，何以见得冤？’顾三麻子曰：‘地保同犯人一路来省，他说此案实在冤枉。’余曰：‘地保昨日审过，如有冤枉，岂不供出？’佥曰：‘解差再三谆嘱，按察司衙门审案，如有翻供者，就夹一夹棍，因此地保不敢直说。’即提地保问曰：‘此案是官访闻？是尸亲告发？’地保曰：‘是尸父四月初来县告状，官差头役李遥协同小人查访。’余曰：‘访得如何？”地保神色惊惧，嗫嚅不言。掌责之，地保曰：‘小人实供：五月初十外，小人同李遥查至寿子姨父陈大凤家。大凤外出，伊妻说寿子十五来拜年，指厢房云，在这间房宿，十六吃早饭方去。’余曰：‘此等情节，如何不禀官？’答云：‘未见官，是以未禀。不知李遥已禀否。’提李遥问之，地保谓李遥曰：‘这里审案，不比府县，我已将访得实情供了。’李遥所供无异，余曰：‘汝禀官否？’李遥曰：‘小人查访回时，捕衙官已问成煮了烧了，官未见面，是以未禀。 ’提杨三问之，供曰：‘犯人实未杀死范寿子，因捕衙官问犯人要尸，犯人何处寻得尸来？熬刑不过，乱供数处，第一次起不出尸来，鞭背二百，第二次鞭一百，第三次夹一夹棍。犯人没法，就供说尸是砍成八块煮了烧了。’余曰：‘汝一人诬服，顾氏诸人何亦诬服？’顾氏乃与众人佥供熬刑不过，是以诬服。寿子既十五尚在，十三之未死可知，禀提陈大凤到省，讯之果确。遂逐层驳诘，按名细讯，原审情节，尽属子虚。诘其血衣、凶械、残骨从何而来，原役云：‘因官比急，始令杨三诸人家属用猪血染衣，取家中刀锤及荒冢内朽骨，送官作据耳。’余复于廉访，将五犯提禁保候，饬县确查范寿子踪迹。此嘉庆十二年十月事。十三年十二月，范寿子自河南回，而五人之奇冤始雪。
呜呼，原告只因伊子久赘不归，呈追下落，而县令性耽安逸，辄烦典史代劳，以致酷刑锻炼，逼认重情。招解过府，不过略问一堂，依样招转，几致良民五命负屈夜台。可见鞫狱不可徒事刑求，微员不足专任要件，而于无尸可验之案，尤应慎益加慎矣。再委员往提时，霍丘令已撤任，委陈令往署，案虽讯有端倪，府县大不输服，啧有烦言。余谓署任陈令曰：‘寿子一案，一日不了，为足下一日之累，不可不密为防范。设府县嘱陈大凤等不认，将奈之何？君到县，将各证交委员起身后，传陈大凤之妻，取一结实口供，专人送来，使不能翻异。此事宜密，不可泄漏。’陈令然之。越十数日，接陈令来禀云：‘陈大凤之妻已传问明白，寿子十五在他家宿，十六吃早饭而后去，并该氏口供一纸呈阅。’云云。余阅毕存之。后数日，委员解大凤到省提讯，供云：正月十五寿子实未到伊家。出示伊妻供，始无词。问其何以不认，供云：‘本府嘱云，若认寿子十五在他家住，则此案无出路，故嘱无认。’设使无伊妻之供，则案情又不能得矣。甘心杀人而不顾天理，忍乎哉，忍乎哉！再寿子归来，霍丘县适到省。是日除夕，颍州守亦在省，各有司佥至抚署庆岁，抚军曰：‘今日本不欲见诸君，因范寿子已回，不得不见。向非高别驾细心研鞫，力平此狱，则五人已伏法，今日将何以处，诸君尚得晏然卒岁耶。’又顾颍州守谓曰：‘君前此退有后言，今寿子死耶未耶？’某守长跪请罪。抚军又言：‘乾隆间苏州一案，与此相类。有舆夫左脚大指骈生，共六指，肩舆度日，出门两月余矣。一日水漂一尸沙滩上，左脚大指亦骈，地保告其妻视之，皮肉皆化而六指宛然，妻误以为其夫也。官审为恋奸推夫堕水，照例正法。后数日，其夫归，邻里以为白日见鬼，皆走避之。其人曰：‘日正午，何以有鬼？我人也，非鬼也。’众告以数日前其妻凌迟、奸夫斩决之故，其人号哭至县署击鼓鸣冤。府县地保问抵，抚臬遣戍。此二命以三命抵之，今五命如何抵法？’某守面色如灰，各官骇然，余亦心胆惊破矣。”个中曲折， 缕悉具，且霍丘而非霍山（霍丘属颍州府，霍山则属六安直隶州），几以冤死者亦不仅两人也。特范寿子因何赴豫，而其行不使人知，高氏何未叙及乎？篇末侯金楷附注云：“此案向闻之李书年尚书，谓余作安徽廉访时，昭雪范顾氏一案，全藉高别驾一人之力，皖民以高青天呼之，固宜。至同时委审之某明府，余庚子同年也，而于此案转多方规避，不副所望，至今不能无撼也。今得读此篇，因并志李公语，门下士侯金楷谨识。 ”（皖本未录诸评，惟此篇亦缀侯注。）
是李亦归功高氏焉。与霍丘事情节相类之案，忆他书尚有记之者，一时不及检查，惟李慈铭《与樊增祥书》有云：“颇闻己巳、庚午间，直隶有夫外出，不告其家人，或控妇杀其夫。
时曾文正为总督，太仓钱中丞为臬司，竟磔其妇。越三年而其夫妇，官吏猲制之，不得白。 “
语焉不详，盖仅属一种传闻，似未必果有事实根据。
卷下记设法援助宣城故令事云：“宣城令陈君（名受培，湖北江夏人），在任病故，接署之员以亏缺仓库银十七万两揭报。抚军骇异，并以本管知府近在同城，毫无觉察，即欲具折参奏，有檄余接署府篆之议。时余晋谒，因进言曰：‘虽据禀揭，但实在亏短之数，尚未核实，与其先参后查，莫若先查后参。’抚军允之，即令藩司下札委余前往查封。余驰诣宁郡，会同太守锺君（名英），密赴县署，见二堂旁屋楹悬喜联，询知系新婿入赘，余急曰：‘此甥馆也，乌可波及？’命从人毋惊扰，随入上房查点。除亲属男妇辈随身衣服外，查封入册者，估计不值三百金。其子年仅十四五，匍伏庭前，泣请援命，目睹惨状，交相惋悼。因为之调齐卷簿，彻底清查。除可报销请领者，实亏银四万余两，在管事家丁及经管书吏名下追缴银九千有奇，余则均系因公挪用，毫无着落。余思数逾三万，实难弥缝，且连及本府同干例议，踌躇再三，因谓太守曰：‘属员亏空，知府例赔六分，君既未能查察于前，又不据实揭报于后。今人亡事败，处分固所不免，而勒限分赔，更例所应然，曷不乘此未经参奏，先同赴省认赔，分限缴补，则万事俱可冰释。夫同一赔也，而一则严干部议，一则保全功名。是非为陈计，实为君计，深思计孰得？’太守唯唯，洎酒阑将寝，又谓曰：‘大府濡笔以待，不容缓。余明日行矣，果否请决于此夕。’诘旦，太守出曰：‘细味公言，真笃诚君子也。为谋良是，请即偕行。’余思公款既有着落，或可仰邀宽恤，惟寡妇孤儿，如何归里，自愧宦囊羞涩，不得不慷他人之慨也。因佯谓太守曰：‘委员奉差，地主当为尽情，必得白金三百见赠乃可。’太守如数送出。余故令家人开封检兑无差，置几案间，复谓曰：‘今既不署府篆，此数实不足用，可复增二百。’维时不独太守诧异，即伺列仆从，亦无不互相惊讶。余故更为催逼，太守不得已，复如数补送。余始告之曰：‘高某虽系穷通判，几曾见出差而收人馈送乎？君既肯以数万金保全一家性命，又何惜数百金而不令其家属扶榇归里耶？此阴德事，我为君种之。’用太守名刺送交，旋即同行晋省，婉为乞请而止。此嘉庆十年事也。自后由皖而官粤西，由粤西而官东岭，嘉庆戊寅于广州任内引疾还黔家居数载。道光三年，鸿爪重寻，膏车北上，途次直隶之柏乡县，适与新选广东增城县令明君（名达，亦湖北人）望衡对宇。
侦余曾守广州，投刺请见。述及伊即陈婿，先年查办亏空时，伊适在彼，其就姻者乃其僚婿也，深知拯恤之恩。陈氏举家至今衔感，询以当年出见之稚子，答曰：‘名銮，已于庚辰以第三人及第，典试浙江归词馆矣。’余闻之喜曰：‘有子如此，陈君不死矣。’抵都甫二日，忽谒者传云：‘陈太史拜谒，已登堂矣。’余未整冠出迎，而太史已长跽堂前，随拜随泣。余即出扶之起，告以途遇明君欢忭之繇。太史云：‘尔时身遭颠沛，若非保全终始，业已早填沟壑。今日之能读父书幸叨寸进者，皆出自仁人之赐，衔环莫报，没齿难忘。’余追怀畴昔，亦不禁今昔荣衰之感。自后频来客馆，动问起居，杯酒言欢，扇联相赠，既殷勤于握手，复稠叠于濒行。余以奉命又复东来，重知首郡，与明君同寅者再岁，而太史亦已一麾出守矣。
年壮才优，后日之腾骧正未可量。此事在当时不过自尽其心，事远年湮，忘之已久矣。太史诚能树立，不谓隔十八年后而有京邸之一遇也，焉得不书之以志一时之盛事乎。”盖其得意之举，叙次亦颇有致。陈銮于道光五年以编修简授江苏松江知府，后官至江苏巡抚，卒于署理两江总督任，蒙优恤，加宫衔。
书中所记政绩，尚多可述，兹不备引。
清代官吏三载考绩之典，各省曰大计，以计典被举者称卓异。犹京曹之有京察一等也。
《宦游记略》卷上云：“嘉庆十三年，安徽计典，铁冶亭制军致书董观桥抚军，问所举劾之人。抚军覆书，谓卓异必其人才识超群，气量宏深，将来可至督抚两司，方膺斯选。今安省道府厅州，勉强供职，无可卓异之人，一一加考送阅。可卓异者，高通判一人而已，亦加考送阅。制军覆书，以为必得七人方合例。抚军以太平府通判邹（名骏）、石埭县白令（名守廉）、教官二人、杂职二人足其数，道府厅州无一人。人议其举劾太严云。”亦大计旧事之可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