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名:清高宗
- 性别:男
- 朝代:清代
- 出生日期:1711年
- 逝世日期:1799年
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清世宗胤禛第四子。
二十五岁即帝位，年号乾隆。在位崇文尚武，先后弭平准噶尔部并大、小和卓木割据势力，底定西部疆域。乾隆二十年(1755)，申鸦片烟禁。五十八年(1793)，严拒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之蛮横要求，挫败其殖民主义侵略图谋。开馆纂《四库全书》，命修《清通志》、《清通典》，续修《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又大兴文字狱，诛连之广，犹甚康熙、雍正时。晚年宠信和珅，纲纪日弛，而清王朝亦由极盛而中衰。在位六十年，自号“十全老人”，谓文治武功，为古今帝王之最，实乃自炫过甚之辞。后传位太子，仍主要政。嘉庆四年(1799)卒，庙号高宗。
弘历效法玄烨，于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六次南巡，扬州为必经之地。究其本意，当在深化满汉融合，彰显政通人和之乾隆盛世。而其心目所注，一在经济，一在文化。
经济。厚农重商，尤重盐业营销。乾隆年间，两淮灶户逢灾之年，循例每予赈济，而营运有卤耗，则额定食盐每引(当时约350斤左右)折去损耗50斤。总商资金匮乏，间亦充发皇帑白银低息借贷。于是灶户无忧，盐商滋利，两淮盐业趋于极盛，盐商资本较明代增值10倍之多，总量7000余万两，与户部存银大略相当，为朝廷财经大厦之主要支柱。自乾隆十三年(1748)至六十年(1795)，两淮盐商因军需之捐，即输银1510万两;而康熙至嘉庆年间，总计输银近4000万两。“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其“损益盈虚，动关国计”。而扬州之繁华，亦得力于盐业之盛。以盐商资本之多项投入，扬州之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工艺、文化、教育、戏剧、曲艺、医药、印刷、饮食、休闲、园林诸业，亦由兴旺而鼎盛。当是时，扬州市井相连，舟车辐辏，生齿蕃滋，商贾云集，于世界十大城市中位居第六。有统计云，当日清廷国库之入，占世界总量之32%，扬州独占8%，为其他城市之莫可比并者。而扬州园林之美，更为盛极一时。城郊大小园林凡110余处，泰半为盐商所建。由北门至平山，两岸十余里，楼台相接，步移景换，有“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之说。弘历尝谓，自“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由是可知，以扬州为中心之两淮盐商，演绎着康乾盛世之百年辉煌，而当日之扬州，乃康乾盛世之辉煌缩影也。
文化。正反两手，交互为用。弘历首次南巡，曾道经江宁，往祭明太祖陵。驻跸扬州之日，每派员于史公祠致祭史可法，四十一年(1776)赐谥忠正。时户部侍郎彭元瑞以所得之史可法像及其家书合卷进呈，弘历亲题“褒慰忠魂”四字，制诗一首于卷端，令勒石史公祠壁，以垂久远。其诗有云：“凡此无非励臣节，鉴兹可不慎君纲。”祭明朝开国之君，祀明朝死节之臣，泯去满汉形迹，唯存君臣之体，为其君临天下正名也。乾隆四十五年(1780)，于天宁寺西侧建文汇阁，先后颁藏《古今图书集成》并《四库全书》各一部，谕令派员司其事，俾士子得抄录传观。四十六年(1781)，又于扬州设词曲局，修订古今曲剧1013种。每至寺观园林，或题匾赠联，或吟诗纪行。举其要者，匾如：天宁寺之“大观堂”、“静吟轩”;高旻寺之“邗江胜地”、“江表春晖”、“罨画窗”;法净寺之“蜀冈慧照”;康山之“康山草堂”。联如：“众水迴环蜀冈秀，大江遥应广陵涛”(高旻寺);“窗意延山趣，春工鬯物情”(天宁寺);“淮海奇观，别开清净地;江山静对，远契妙明心”(法净寺)。南巡期间，在扬州留诗180余首。诗多理学气，间亦掺入禅意，偏于说教，大多枯涩乏味，然短制如七绝，犹有可观者，如《小金山》二首：“俯仰烟霞尽可招，试求高处只三霄。客来正值新秋景，白日凉颸天泬寥。”(其一)“嵚岖嶻嶪许谁攀，想象罗天咫尺间。不必扬帆过扬子，小金山胜大金山。”(其二)并非工笔细描，而于“想象”中作心灵感悟，别具审美情趣，诚扬州风物之一助也。然弘历之于汉文化，固有推衍弘扬之功，亦有戕害摧残之行，犹其所佩之双刃剑也。乾隆四十三年(1778)，扬州东台县故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稿》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之句，为户部右侍郎刘墉所举发。时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皆已故去，弘历盛怒之下，下令开棺戮尸;其孙徐食田、徐食书及诗集之校对者均斩监候;已故礼部尚书沈德潜，曾于诗集前为徐述夔作传，命夺官、罢祀、削谥，仆其墓碑，此即耸动一时之“一柱楼诗案”。由康熙、雍正而乾隆，文字狱愈演愈烈，天下士子如惊弓之鸟，朝不保夕。龚自珍《咏史》有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然中国文化之发展，固有其自身之规律在，亦有其前驱先路之俊彦在。乾隆后期，稍晚于吴派与皖派，扬州学派又巍然崛起。斯派博大而通，汇而能融，融经学、史学、文学、天文、舆地、历算诸学科为一炉，以“致用”为锐器，光大学术，探讨国是，关注民生，执学界牛耳凡数十年。此扬州人引为自豪者，亦弘历宜所乐见者也。
弘历有诗集《御制诗》传世，总41800首，固有臣下代作，而己作宜有过半之数。
乾隆作品
《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十二卷。《四集》一百十二卷。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撰。弘历所著之诗甚富,号称一生写有十万余首诗。其古今体诗以编年为次。已刻者凡四集。《初编》四十四卷,目录四卷,所收自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十二年(1747)有诗四千余首;《二集》九十四卷、目录六卷,所收自乾隆十三年(1748)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作之诗,共八千余首。均为大学士蒋薄所校刊。《三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所收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所作之诗,共万余首。为大学士于敏中所校刊。《四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所收自乾隆三十七年 (1772) 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诗作共九千七百余首。乃协办大学士尚书梁国治、侍郎董诰所校刊。总计收诗三万余首。乾隆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又雅爱巡游,故国内各地多有其题咏、对联和手迹。然其诗多为君臣唱和与题赠大臣之作,艺术价值不高。其五言古诗与七言歌行成就较高,颇有汉魏风致。亦有一些关心民生疾苦,抒发政治感受之作,写得清近、沉婉可人。 查看详情>>
清中央政府整顿、改革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文献。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出兵击败廓尔喀入侵者后,鉴于西藏地方事务废弛、弊病种种,大将军福康安与驻藏大臣会同西藏地方高级官员酌议,拟定各方条款,汇总奏报中央政府核准后正式颁布执行,总计29条。对西藏地方官制、军制、行政人事、司法、边防、财税、户口、差役、涉外事宜和宗教等方面全面详细地做出了规定,大大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它的颁行标志着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客观上对于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密切各族联系,巩固西南边疆,安定西藏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及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查看详情>>
唐宋诗总集。四十七卷。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敕编。高宗性好诗文,常与沈德潜等谈论诗文,曾于乾隆三年(1738)编定《唐宋文醇》。后有感于“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诗无称焉者”、“有文醇不可无诗醇”,因选唐宋诗成就突出者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以见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风雅之正则”。此书认为,李杜一时瑜、亮,千古稀有;乐天平易,最近乎情;奇创而不诡乎理者,莫过昌黎;录此四集,足以观有唐一代之诗。而宋诗不足以匹唐,仅选两集,因山谷多生涩,而选苏诗以示北宋诗坛之功;录放翁诗以见南渡以后诗之大成。谓六家为唐宋诗中之醇醪实不为过。全书有太白八卷,少陵十卷,乐天八卷,昌黎五卷,东坡十卷,放翁六卷。未作笺注,然每诗后皆有评点语,有引前贤之评,亦有时人所评,均极精炼中意,于理解体味诗作皆有点化作用。此书流传很广,多用于家塾学习之课本,故版本颇多。有乾隆十六年武英殿刻本(《四库全书》据以著录),此为初刊,台湾大学有藏。乾隆二十五年内府又刻有四色套印本,圈点品评则更为显目,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藏。后世多次重刊,有乾隆二十五年书业堂重刻本,光绪七年(1881)浙江谭钟麟重刊本和江苏局本,等等。 查看详情>>
五十八卷。清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1736—1795)选编。卷首有弘历序，作于乾隆三年 (1738)九月。据序称，明代茅坤编《唐宋八家文钞》，清初储欣编《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均系为科举选文，所选不精，评论亦或未为公允。故取“储欣所选十家之文，录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合而编之，以便观览。”其中，有经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的评论者，以黄色恭书篇首，爱新觉罗·弘历的评论则用朱笔书于篇后。至于前人评跋及姓名、事迹，有资考证者，则各以紫色、绿色分别系于篇末。集中选入唐宋八大家。其中，韩愈十卷，收各类散文九十九篇;柳宗元八卷，收各类散文八十八篇;李翱二卷，收各类散文十三篇;孙樵一卷，收各类散文十篇;欧阳修十二卷，收各类散文八十一篇;苏洵四卷，收各类散文二十七篇;苏轼十三卷，收各类散文八十四篇;苏辙三卷，收入各类散文二十三篇;曾巩四卷，收各类散文二十二篇;王安石一卷，收入各类散文十八篇。因此书是在 《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基础上选编而成，又集中了数代文人的评跋，加之有皇帝御笔，必然在清代颇为流行，成为最有影响的唐宋散文选本。有乾隆三年(1738)御定本。另有若干清代坊刻本。 查看详情>>
史书。120卷。乾隆三十二年 (1767) 傅恒等奉敕编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是乾隆时期在《资治通鉴》基础上,兼采《通鉴纲目》体例编纂而成的一部重要官修史书。以明正德年间李东阳撰《通鉴纂要》一书为基础，重加编订。起自伏羲氏止于明代，依时间次序，通叙历代之事。因官撰、御批之故，清代科举考试皆以其为典范。现存满汉合璧乾隆年间抄本525册。清亡之后，吴兴王文濡重加纂辑，增入清代各朝之事20卷，题为《增修补注正续历代通鉴辑览》。1918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刊行。 查看详情>>
二十卷,清乾隆著。成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其书训释多参考古义,对汉以来各家之说的得失、异同,进行辨析。根据《毛传》、《郑笺》,不同意将《郑风》诸篇概作淫诗之说。书中分章多以郑玄为说,征事主要依据《诗序》。其书的编纂,实由儒臣完成。 查看详情>>
文别集。清高宗弘历(1711—1799)撰。四集,九十二卷。于敏中、梁国治、沈初、彭元瑞等奉敕编。弘历有《唐宋文醇》已著录。此集成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约四十七万字。初集三十卷。经筵御论二卷,论、说、记五卷,序、后序六卷,跋、书后、问、碑文、赋、颂、赞十七卷,凡五百七十篇。按年编次。二集四十四卷,经筵御论二卷,论、说、解、谕、记十三卷,序、题、跋五卷,考、辨、碑文、书事十七卷,赋、铭七卷,凡四百余篇。三集十六卷,经筵御论一卷,论、说、谕、诏、训、记七卷,序、题辞、跋、辨八卷,凡一百九十四篇。余集二卷,含诏、谕、记、序等文三十六篇,共计一千三百九十一篇。所论广涉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水利、农桑诸多方面,倡导德、宽、信、仁、敬、孝、义、礼等儒家思想,强调“圣人”要养贤以及万民,“君子”以自强不息,治国要“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主张文章“各以己意和之,不必拘体赓韵。”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查看详情>>
三十六卷。此集乾隆五十五年(1790)奉敕编成。清康熙皇帝以海甸承平,咸登仁寿,曾以康熙元年(1662)召开嘉宴,以千叟为名。康熙四年(1665)正月六日,为张扬天下承平,海内一心之盛世,亲临赐宴,式继前规。儒臣排次成编,得诗凡三十六卷,多为颂扬之作。有《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十二卷 此书为清高宗弘历御批《资治通鉴》，凡七百九十八条，由大学士刘统勋等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7年)编次而成。弘历所批，大抵撰者占十分之三，改佥者占十分之七。《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时以为：“论世知人，无不抉微而发隐，所谓斥前代矫诬之行，辟史家诞妄之词，辨覆舛伪，折衷同异，其义旨皆古人所未发”，颇多溢美之词。而此书考订辽、金、元人名、官名、地名之误，则有一定的价值。 查看详情>>
30卷,清高宗弘历撰,蒋溥等奉敕编。该书为作者早期所作诗文之合集，初刊于乾隆二年(1737)。其写作成书过程是，先有文钞本。雍正八年，即庚戌年(1730)作者原序说：“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顾质鲁识昧，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又从身心所得者措之于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课论一篇，间以诗歌杂文，虽不敢为奇辞诡论，以自外于经传儒先之要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载道者，内返窃深惭恧。每自思念受皇父深恩，时聆训诲至谆且详，又为之择贤师傅以受业解惑，切磋琢磨，从容于藏修息游之中，得以厌饫诗书之味。而穷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养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惧。用是择取庚戌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略次其先后，序、论、书、记、杂文、诗、赋，分为十有四卷，置于案头便于改正。且孔子不云乎：言顾行，行顾言。《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检所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于言行不相顾，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此编并未刊刻出版，可称为庚戌文钞本。可知这是作者青少年时作品选集，亦可见当年作者律己甚严，写作一丝不苟并精益求精之精神。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