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梁氏启超之论王荆公也，有云：“古之天民与大人者，必有其所养。观其所养，而其所树立可知也；观其所树立，而其所养可知也。”吾则以为所谓天民与大人者，其所树立固由于养之之有素；而其所以养之者，则每渊源于其父母戚党之爱重，与夫老师宿儒之期许。盖以父母戚党之爱重之也厚，则所以督教之也严，而其自视也亦愈高；老师宿儒之期许之也深，则所以激励之也切，而其自信也亦愈坚。自视高而自信坚，则其所以养之者，又安得而不加人一等乎？谓吾不信，则请一观夫少年时代之江陵。江陵之生也，相传有月精之瑞，故其初名曰白圭，其后郡守李公之初见之也，亦传有梦授符玺之兆，始为易名曰居正。此其为荒诞无稽之神话，固无足以深论置信之价值。然在民智未开之时代，此类神话性的传说，自足增强其父母戚党之爱重，爱重之也既厚，则督教之也亦严。况又加以江陵幼时之颖悟绝伦，至未离襁褓而即有神童之目，此在其父母戚党之心理，更足坚其生有自来之信念。宜乎长老先生之识者，皆期之以公辅，而其父母戚党所以督教之者，亦更有异于寻常也。彼其五岁而记句读，十岁而通六经，其早慧固有以致之，然亦未始非都教之功，夫岂偶然也哉？而其自视之高，则已于此肇其端矣。及其十二岁就试于有司，又为郡守李公及督学田公所激赏。《行实》记其事云：
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试有司。大司徒李公士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于庭下，太师（谓江陵）名在第一。李公摄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闻命天皇上帝矣，愿自爱”！会督学使者田公顼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试南郡奇童赋，援笔立就，无所点窜。田公目视李公曰：“太守试以为孺子何如贾生”？李公再拜贺曰：“贾生殆不如也”。田公谢曰：“虽顼亦以为不及也”。遂补太师博士弟子高等。适摹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岳碑》。田公读未竟，即以与太师，曰：“子之才，他日无论北海矣！”
呜呼！异征之说，虽属附会其辞，而田、李二公者，固当世之老师宿儒也，其于江陵期许之心何切，而其精诚抑何动人之深也！此在一髫龄童子得之，安得不因其激励所加，而遂自信弥坚乎？此其促进江陵当时之修养，与夫日后之树立者，又岂浅鲜也哉？虽然，天之所以启江陵者，犹不止此也。夫自视过高者，恒易流于傲；自信过坚者，恒易流于慢。使江陵竟由此扶摇直上，莫成蹉跎，则以其早熟之天才，或且自恃其聪明，视取金紫如拾芥；侈心既萌，势将流于傲慢而不自觉。如此则其所修养与树立之果何若，固犹在未可知之数也。顾天乃假手一顾璘，先姑微挫之，以抑其傲慢之气；继复激励之以奋其向上之心。于是其向之自视甚高者，因微挫而更自知有所短；向之自信甚坚者，因激励而益自展其所长。傲慢之气抑，而修养之道以明；向上之心奋，而树立之基以奠；无恃蓍龟而知其日后之必底于成矣。试观江陵十三岁应乡试时之情形：
时大司寇顾公璘开府楚中。顾公者，故海内所称矫然名世臣也。一见，知太师王佐才，语直指使者冯公曰：“张孺子天授，即令早在朝廷，宜亦无不可。然余以为莫若老其才，他日所就当亦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图之”！于是太师棘中所射荚业，为观察使陈君束所称，陈君以为请，而冯公竟用顾公言，置勿第。（《行实》）
此顾公欲老其才，而姑微挫之以抑其傲慢之气者也。再观其十六岁乡试获隽以后之情形：
至庚子乃第，会顾公以大司空有事于献皇帝陵园，太师过谒顾公。顾公曰：“张生幸过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诚不当以中人薄视吾子，迟吾子三年作相。然仆诚见解承旨（解缙）奇才，高皇帝遣归受学，德念甚厚，即令谨待十年未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为世悲叹。我所为语冯侍郎者，愿吾子志伊学颜，毋徒以秀才独喜自负也。”久之别去，顾公亲属文赠之，又解所系束带为贺，曰：“此非子所就，聊以明吕虔意耳。”（同上）
此又顾公欲大其器，面复激励之以奋其向上之心者也。夫顾公者，固所谓矫然名世臣者也，其所期许江陵者有如此，宜乎江陵于柄致以后，犹深致其感激之忱于顾公之知遇也。此于其与赵麟阳书可以见之。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其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冀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或忘。
江陵既经顾公之激励，于是向之潜心举业，视为干禄之阶者，至是乃转移其旨趣，而从事于举业以外古典之研求。观其日后自述谓：
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鹜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鞅文场，夺标艺院也（《示季子懋修》）。
绎其语意，犹若以“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为失策。此自干取禄位之观点言之，诚有似乎失策，即其于二十岁赴京会试，又经一度之落第，亦莫非其荒废举业之影响，宜其举之以诫其子。而实则江陵所以成为“将相才”，一如顾公之所期许，而不仅“掉鞅文场，夺标艺院”，如屈、宋、班、马之以文人终其身者，何莫非“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有以使之然哉？何以言之？则以所谓举业者，其范围不出于当时通行之《四书五经大全》，其形式亦不外乎为古人立言之八股，究其极亦第专制帝王所籍以笼络文人之工具而已，以之干取禄位固犹可，苟欲以之经世济民，则犹缘木而求鱼也。纵令江陵“昼作夜思，殚精毕力”，以终其身，亦止成为皓首穷经之腐儒已耳，于其日后之相业何有哉？至若所谓古典者，虽未确知其何所指，然既自谓为“驰骛”，则其涉猎之博，研讨之多，当有远出于制艺范围以外者。以江陵之颖悟绝伦，而乃逞其才气；博览群书，俾知举业而外，犹有大学问在，则其于自由探讨之余，思想有不纵横驰骋，学术有不突飞猛进者乎？于是江陵乃不仅视潜心举业为已足，而别明其修养之道；不仅视干取禄位为要图，而别奠其树立之基矣。然则其日后不仅以文人终其身，终竟成为“将相才”，巍然跻于中国之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者，非幸也，彼固有以养之也；而其所以养之者，则又渊源于父母戚党之爱重与督教，与夫老师宿儒之期许与激励也。呜呼？江陵远矣。今世之少年，其父母戚党所以爱重而督教之者，非必有逊于当时之江陵也；老师宿儒所以期许而激励之者，或且远过于当时之江陵也；观夫江陵之所树立，其亦察其树立之由来，而亟求有以养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