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告归也，以三十而立之年，正英俊有为之际，而乃悄然生不如归去之思，浩然有颐养林泉之志。观其一则曰：
岂是东方隐，沉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秉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足论？（《述怀》）
再则曰：
有欲苦不足，无欲亦无忧。羲和振六辔，驹隙无停留。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芙蕖濯清水，沧江飘白鸥。鲁连志存齐，绮皓亦安刘。伟哉古人达，千载想徽猷。（《适志吟》）
此两诗，一作于将归之前，一作于既归以后，而其字里行间，均富有佛老虚无之想。世之论者，因遂谓其归田之动机，当系由于不为世用，而遂趋于消极出世之观念。然江陵果竟因一时不为世用，而遽萌消极出世之感乎？则请一观其平日之人生观，及其归田后生活之动态，借以证明所论之不确。
江陵平日之人生观果何如？《明史》述其为人曰：
居正为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见本传）。
夫既曰“豪杰自许”，则其态度之积极可知；既曰“勇敢任事”，则其必不因挫折而灰心又可知。此试就其所自述者以观之，尤足以资佐证。公《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书》云：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又云：
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
呜呼！溲溺在所不避，毁誉在所不虑，是非在所不计，此其态度之积极为何如乎？以如此之人，而谓其偶因挫折而灰心，一时不为世用而遽趋于消极出世之观念，其孰能信其然乎？间尝论之，以为江陵者，具有积极之用世的人生观者也。试就其生平行事而言，其所以能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者，以其具有超人之抱负，独到之主张，而又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也。而所谓“恒心”，所谓“毅力”者，则又赖有积极之用世的人生观，以支配而撑拄之者也。譬犹行舟：其抱负，其主张，舟之本身也；其恒心，其毅力，舟之桨舵也；而其用世之人生观者，则划桨操舵之人也。使无划桨操舵之人，则虽有桨舵，舟亦莫由前进；然则苟无用世之人生观，则虽有恒心毅力，又安能使其抱负及主张终见诸实施哉？观其于未入仕以前，既潜心于举业，以求进身之道，复驰骛乎古典，以奠树立之基；及其既入仕以后，更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之探讨，与夫政情世务之研求；其汲汲焉皇皇焉惟学问修养之是务者，何莫非其用世之人生观有以支配而撑拄之乎？再观其柄政以还，不恤受揽权之恶谤，被负友之重嫌，冒震主之不韪，干夺情之非议，兢兢焉第求政策之推行，凛凛然惟谋时势之转变者，又何莫非其用世之人生观有以支配而撑拄之乎？夫今日之江陵，犹是昔日之江陵也，他日之江陵，亦即今日之江陵也。昔日之江陵，固已具有此用世的人生观，他日之江陵，亦复具有此用世的人生观；而谓今日之江陵，乃突以一时不为世用而遽萌消极出世之观念，与其平日之人生观而弃如敝屣。呜呼，为此论者，抑何浅视江陵之甚也！
此第就其平日之人生观以推论之也。试更进而观其归田后生活之动态复奚若。《行实》有如左之记述：
太师体故孱弱，又倦游，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请，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锸土编茅，筑一室仅四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惟令童子数人事洒扫，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下帷益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此处所谓“栖神胎息，内视返观”及“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数语，适与上述江陵两诗相关照，殆即一般推测其消极出世者之所本。但江陵此时果竟自谓与泉石为宜，翛然无当世意乎？顾其同时固自“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矣，则又何耶？世人安有既萌出世之想，复求用世之需者乎？此说之不可通者也。然则此其所论，未能道看江陵此时之心事，固甚明矣。无已，姑再就江陵所自述者，以一穷其究竟。公有《学农园记》一文，其中有云：
余少苦笃贫，家靡担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沉疴，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祲，以知岁时之丰凶。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霄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缺躬榼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复自惟用拙才劣，乏弘济之量，惟力田疾耕，时得甘膬，以养父母，庶获无咎。且斯事虽贱，非学亦无由知也。因榜其园曰“学农”，以申止足之义焉。或曰：“农，生民之本也，周家用稼穑兴王业，即治天下国家，固亦由力本节用，抑浮重谷，而后化可兴也。吾子意其斯乎”？夫君子志其远者大者，小人志其浅者近者。吾侪小人，饔飧之不给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为菟裘以娱吾生而已。《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此其初归时之作也。以江陵之英俊有为，徒以身居闲散，竟致莫补时艰，称疾引退，则其满腹牢骚，自不能不有所发泄。观其所谓“用拙才劣，乏弘济之量”；“吾侪小人，饔飧之不给是虞，而又敢有他志”；其一腔孤愤，固已情见乎辞。顾仍斤斤致意于力本节用，抑浮重谷，是其虽置身田野，而其心固犹未尝忘情于治国之方。此记及上述两诗之所云云，特其一时激愤之词，当非放弃其平日用世的人生观，而遽萌消极出世之观念。而其所以“恻然以悲”，“惕然以恐”，又或“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者，固自与禹稷饥溺之怀相出入，倘以与靖节先生东皋舒啸之心情相校，则又迥然异其趋矣。
虽然，其所自述之足证吾言者，犹别有在，姑再录一二以申吾意焉：
张子既登衡岳数日，神悄悄焉，意惘惘焉，类有击于中者，盖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变而屡迁耶？余前来道大江，溯汉口而西，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衄；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思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涬溟，一瞬皆空，则有网宇宙，齐物我，吞吐万象，并罗八极之心。及登衡岳，览洞壑之幽邃，与林泉之隈隩，虑淡物轻，心怡神旷，又若栖真委蛇，历遐蹈景之事，不难为也。……今吾所历诸境，不移于旧，而吾之感且愕且爱且取者，顾何足控搏？乃知向所云者，尽属幻妄，是心不能化万境，万境反化心也。夫过而留之，与逐而移焉，共谬等耳。殆必有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者，而吾何足以知之！（《游衡岳后记》）
此文当系于告归后病愈出游时之所作。盖此外尚有《游衡岳记》一篇，述其出游之动机，谓：“要欲及今齿壮力健，即不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江陵归当三十之年，正齿壮力健之候，且除此时外，更无暇以作汗漫之游，则斯文之作，当在此时。观其历游赤壁、洞庭、衡岳诸名胜，而生种种不同之感触，此种种不同之感触，争相交织于其心，最后乃顿生“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之悟境。窃以此正江陵对于人生获得更深一层之认识，而其平日之用世的人生观，乃更因此而取得更进一步之发展焉。何以言之？请毕吾说。夫江陵以英俊有为之才，未获一展抱负，俾偿其兼善天下之宿愿，顾乃暂时归隐，以求独善其身，此自其积极用世之观点言之，自不得不认为一严重之打击，其满腹牢骚，一腔孤愤，当系其心理上应有之反感；况此时其精神修养犹未克臻于“心化万境”之域，固无怪其胸中块垒，郁积难平矣。使非经此一度之出游，以开拓其悟境，扩展其胸襟，则其于精神懊丧之顷，纵未必终自沉沦于“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之消极的生活，以自放于无为放达之一途，但其一时孤愤，固已深足影响于其平日用世的人生观，而减退其积极有为之兴致，于此而欲其仍保持饥溺之怀，究心当世之务，殆亦必不可能之事。乃其于游览名山大川以后，心灵竟为之一开，而顿生“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之悟境，于是其向之不免于“万境化心”者，今乃一进而为“心化万境”。观其于《七贤咏》序中所云，即可知其自经此悟境后，其心已不复为形役，而能作超然物外之观矣。其言曰：
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目我，屡素之道，无取同涂；故有谤讟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沉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而游外之方者也。
此自其心理变化方而观之，固非消极出世之感想，而实超然物外之胸襟。必具有如此之胸襟，然后爵禄加之而不喜，斧钺临之而不惧，打破得失毁誉之关头，养成卓立不磨之人格，如武侯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其乃庶几乎近之。盖至是而其精神之修养，始克跻于登峰造极之地步，而其平日用世的人生观，既经受此精神修养之洗礼，亦遂因之而更趋于积极。是以一经其父之激动，终遂幡然再作出山之计，重发仕进之途。乃其后复膺穆宗之知遇，沐台鼎之殊荣，自更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本其超然物外之胸襟，造就匡时弼君之事业矣。
江陵归田后以至于复出，其人生观之不为环境所转移者盖如此。以视世之浮薄少年，稍经挫折而即灰心丧志，徒以消极出世思想坐废其身者，又岂可同日而语哉？彼其日后终能卓然树立，以跻于大政治家之列者，有以夫，有以夫！